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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国际上高度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年初到年中，西方国际研究学界中出现了一种观点，担心亚洲出现紧张甚至冲突，认为中国有点像“一战”之前的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民族情绪高涨，军备快速增长，对中国是否会走上地区扩张道路有许多议论。在5月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这种观点十分盛行。
但是2014年发生的事情与西方学者们的设想完全不同。10月份我和一些中国学者一起访问美国，走访了7家智库。当时美国学者关注的是四大热点和难点问题，排第一位的是埃博拉疫情，美国社会几乎出现恐慌，担心国家对输入性传染病没有足够的手段应对。排第二位的是“伊斯兰国”组织（ISIS）——一个组织优良、目标明确、手段狠辣，而且有西方教育出来的年轻精英参与其中的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无心无力再度向海外大规模投送兵力之际，这种挑衅显得十分棘手。排第三位的是乌克兰危机，美欧与俄罗斯的较量难解难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情绪，有学者甚至预言将出现新冷战。排第四位的是全球经济恢复缓慢，美国对自身经济能不能强劲复苏不托底。
在2014年进入尾声之际，美国和其他国际关系界学者反观年初对中国和亚洲的判断，觉得至少不似上述问题那么紧迫和现实。尤其年底油价持续下滑，突破了所有人预期，更显得当代世界大事的游走方式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对中国作用和与中国合作期待进一步上升，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并无减少。
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2014年具有转折性意义。无论是在2014年发生的事情，还是大家对2014年的看法，都显示出现存世界事务的治理方式正走向终结。美国学者在探讨2014年面临的国际难题时，表现出一种无奈，认为许多问题都“无解”。确实，现存世界秩序在应对新问题和新现象上明显吃力，现有工具箱里的手段已经解决不了出现的新型问题，今日世界对国际体系和秩序改革的需求和推动力都在增强。这可能预示着，后冷战时期将走向终结，需要开启新的构建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0年间，世界经历了许多。“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没能建立起支撑公允和持久和平的国际体系。“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雅尔塔体系本质上也是基于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苏美争霸使世界陷入长达40余年的冷战，尽管竞争和对抗激烈，但是两大集团力量的相对均衡维系了世界大体和平。“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治理机制日臻成熟，并且在后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场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全球力量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同时，在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推动下，跨越国界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十分广泛和活跃，也使人类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具有多重性特征，传统的认识和处理方式需要调整。很多发生的事件和问题，表面上看各有各的原因和逻辑，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但归结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际控制力和治理能力不适应新的环境，世界主要国家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失误、处理失策、应对失序，往往导致问题的扩大化和复杂化。例如恐怖主义的上升和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就明显有初始处置不当的问题。
为什么世界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世界秩序的角度讲可以关注以下因素。
一是美国的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居于对世界事务的掌控地位，现阶段出现的国际失序在很大程度上有美国的责任。首先是美国的道义地位发生了动摇，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再者美国外交决策出现了问题，两党政治争夺导致决策成本高，判断力下降，敏感度不够。最重要的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一直滞留在冷战轨道上，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维系霸权。美国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目的是掌控世界，服务于自身利益。如果说2014年对世界秩序是一个转折点的话，最根本的就是美国推行的这套东西行不通了，需要调整。
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因素。中国经济总量已攀升到世界第二位，新兴经济体按市场汇率法计算的GDP占全球比重达到50%。然而，美国等传统力量虽然治理能力下降，并没有让出空间的意思，整个新兴力量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挑大梁的程度。新兴力量多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国际理念上对西方传统做法不认同，因而从主观上还没有表现出填补治理空间的意愿。在如何改造和调整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是其他中间力量的因素。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居于传统力量和新兴力量之间。这些国家工业化基础好，有介入国际事务的意识和经验。但是在这个动荡时期，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自顾不暇，难以发挥大的影响。其他中等力量也把重点放在具体利益上，对国际事务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三股力量还没有形成。
这可能是一段比较混沌的时期，也是风险极高的阶段，一些小事处理不好会演变成大事。而这个时期恰恰又是我国特别需要和平稳定的阶段，2020年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因此，今后五年国际形势的走势和我国与世界的总体关系对我们自身的发展是极其关键的。
未来美国会怎么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保持经济恢复的强劲势头，经过一个短暂时间的耐心经营，恢复国家实力，再度拉紧与欧洲和日本等盟友的配合关系，并且重建国际威信和信誉。如果在这段时间其他国家不能及时做出调整甚至犯错误，美国则有可能重新赢得对世界事务的掌控能力。美国依托的是两洋霸权，其冷战时期的重点一直是大西洋关系，而在后冷战时期它把投入的重点放在中东。目前，考虑到亚洲地位的重要性，美国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太平洋。美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首先取决于综合实力能否彻底恢复过来，在这点上它需要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二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能否持续增长，抑或停滞甚至出现新的危机。
美国的第二种可能性是继续相对弱化，沦为多强之一，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美国目前的经济恢复还不够扎实，油价下跌则是双刃剑。全球经济能否总体上走向复苏对美国也很关键。还有一点很重要，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搞双重标准和以己划线的做法对其形象是很大的损伤，也不适应世界和平发展总趋势的要求。在这些问题上如果美国不能做出调整，也难以再度赢得国际上的广泛接受。
考虑到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的特殊位置，两国对自身的把握和对彼此关系的把握对于世界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再搞均势那一套恐怕不符合21世纪复杂国际环境特征，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探讨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是一个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大思路。这需要两国通过一次次的对话和一个个的重大合作来逐步落实。
其他力量也值得关注。欧洲结构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好转，一时也难以回到从前的地位。俄罗斯则更加困难，即使缓过气来也落下内伤。日本的增长继续陷入停滞。但这些国家有可能构成第三股力量，它们往哪个方向靠，哪种道义力量能把它们吸引过来，将是影响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也将在自己走出困境的过程中构建新的依托和合作关系。
2014年中国的国际作为不同凡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自身的表现都具有转折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014年中国的国际作为可以用“积极主动”来形容，中国依托自身优势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倡议和外交理念，最具代表性的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中国在应对埃博拉疫情上出手有力，投入的人力和财力都居全球之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担当国际责任的勇气和能力。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必然相应增长。
但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历史性的。中国没有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运作的历史经验，民众对介入世界事务也缺乏国际体验，尚处在一个学习和适应的阶段。同时，中国已经提前开始面对复杂和困难的国际局面。中国是现存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是改革者。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秩序改革和建设上，我国与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共识并且取得一些成果。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仍存在深层矛盾和分歧。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确立什么样的构建蓝图？如何通过主动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并在秩序构建上提出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可行的中国方案？这将是我们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方向。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和动荡的转折时期，中国需要调动智库力量积极建言献策。例如，对国际上普遍关心的“未来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力量”的问题，中国智库应该拿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我们应该很冷静地、用全新的心态来看我国未来的国际角色和外交路径。
再如，作为新生的世界大国，我们能否保持谦逊、自省的心态和压力意识。事实上，我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依赖不亚于世界以及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依赖。把握自我认识对大国的成长也很重要。
又如，我们能否扩大国际视野和培育国际主义精神。作为大国，我们需要逐步地把自身利益放到国际视野下去看，有世界和平才有中国的和平，世界整体的增长有利于中国的增长。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凡事若放到共同利益的盘子里去考虑，通过谋求共同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阻力会更小些。当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时可能舍小利益来维护大利益，比争小利益毁掉大利益要好。
还有，大国需要考虑言论和行为的后作用力和反弹力，包括国内的反响和国际上的影响。当一个大国，包括新兴大国，在国际上操作时，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引发后果。因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仅需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国际受众的感受。我们在世界上提出新的主张和倡议时，需要有更多的国际意识，强调合作和共同利益，增强能够赢取人心的软实力建设。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智库发展面临大好时机。智库的任务一是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二是对国民和国际社会进行政策传播。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需要加快扶持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智库发展，决策机构与智库之间应该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需要在这方面设计和构建适当的平台。中国智库和学者需要努力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水平，增强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努力承担更大责任，帮助国际上更好地了解我国的制度和政策，为未来中国更多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