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17年2月，我去德国出席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时，再次感受到人们对世界变化的洞察与忧思，焦点是围绕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发生的变化，也关注世界变局中的中国之道。
2017年慕安会的主题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感叹，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他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由表及里侵蚀着社会，加速西方的衰落。与会欧美人士明确感知到旧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需要确立新的秩序，却很难清晰判断世界将向何处去，会场内外可以感受到某种张皇和探求的情绪。
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希望知道中国的观点。我在慕安会期间的交流和与青年领袖代表的座谈中，听到人们热议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和日内瓦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的演讲，认为是在一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中给世界带来信心，宛若逆流中的砥柱，显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们建议中国细化主张，把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号召力转化成行动力，推动全球化走出逆境、走向完善。
我介绍了中国对全球治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务实主张。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三年多来，这个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文件，同11个沿线国签署自贸区协定，与56个沿线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截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承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38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达511亿美元，在18个沿线国建设了52个经贸合作区，累计完成投资156亿美元。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2016年1月启动以来已经有57个国家签署，累计发放17.3亿美元贷款，支持了7个国家的9个基建项目。2017年5月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各国共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各国优势互补，带动区域新增长。
不少人对“中国决心”“中国速度”表示钦佩，更感叹中国推动全球化之实是他们未曾料到的，也很难从国际媒体报道中得到全面反映。他们建议中国更多向世界传递信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理念、目标、诚意和能力。
国际秩序和中国新领导角色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对什么是“秩序”、什么是“领导”，概念并不像字面那样清晰。
中国一向认为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和贡献者，也是改革者。“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这个秩序最初是“二战”后由战胜国主导设计，基于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而创建的，对保障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后美苏两大集团隔绝的消融和多边主义的提升，使得这个国际框架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它提供的基本规则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资本、市场、技术、人才和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更加广泛的区域扩散，在交通便捷和技术进步的带动下，经济全球化得以形成洪流。
美国作为冷战后独存的霸权，以胜利者自居，被建立“世界秩序”的幻想冲昏了头脑，有学者提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是一种美国领导下的单极霸权体系，而且不愿受到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尤其在安全等问题上经常绕开联合国及其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自行其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内核是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和共同价值，在观念上是排他性的，视美国及其盟友信奉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为优于且必然要取代其他的“山巅之城”，把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中国并不认同，也不见容于此。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美国和西方集团最初是其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新一个阶段的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科技和文明的进步，新兴国家的增长扩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规模，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近年国际形势中的动荡因素上升。一方面，大国地缘战略矛盾回潮，中东等地区冲突后遗症严重，全球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挑战令现存国际秩序应对阙如。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进入结构性低迷，国与国之间增长不平衡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地位下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兴起，西方国家许多民众质疑全球化的路是不是走错了，美国在全球化面前进退失据。
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它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未有预设的治理，没能解决好对资本的管控和对蛋糕的合理分配问题。在热议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问题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失衡——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
政治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进的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球西方化”，在自由主义旗号下大力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结果不仅导致一些国家陷入长期动荡，由此产生的难民潮也终为西方所负累，使改造者和被改造者都付出沉重代价。安全上则固守集体防务“小圈子”，不惜通过侵害别国安全来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而围绕同盟与非同盟利益冲突产生的对立和对抗，也给同盟体系带来很大损耗。
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表明，全球治理体制已经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改革是大势所趋。推进变革须找准症结，在这方面，与其说现行国际秩序发生了失序，不如说这个秩序当中最强国的目标出现了错位；与其说经济全球化有了问题，不如说西方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出现了偏差。不能说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准则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未能得到认真履行。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是失败的，而只能说西方从主观角度出发为经济全球化设定政治目标是失败的。而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需要新的思维和方式去应对和治理。
习近平主席以一个负责任大国最高领导人的姿态和远见，多次阐发中国对国际秩序之变和全球化挑战的看法，主张改进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
中国提出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层出不穷的国际矛盾。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和2017年1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人类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
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发出了这个时代急需的冷静、客观、建设性声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而其实质是包容和开放，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正视其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开倒车，要适应和引导好它，让它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让各国人民共享好处。
习近平主席把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上升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主张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其中，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
他还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四个“发展”：公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创新的发展；五个“坚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等等。
这些阐述都在促进国际关系理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意味着中国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而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原则、方向、路径都已明确，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好。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必然是个复杂、曲折且漫长的过程，中国首先要走好自己的路，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以自身改革和开放的成功影响外部世界变革的方向。要秉承多边主义，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机构运作，顺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在自己有优势和条件且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领域，主动设计、提供新型公共产品，促进南北交流互鉴和合作。当前是立足于周边，脚踏实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引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亚太自贸区的谈判或可行性研究，着力打造周边、亚洲命运共同体，以亚太区域合作潮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以亚太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带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善加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上升，积极开展大国协调，推动大国关系架构朝均衡稳定的方向调整，而不是再次滑入零和对抗的泥潭。秉持对话沟通、开放包容的精神，向世界解释好自己的主张，主动影响国际舆论，消减猜疑。
同时，中国需要继续以全面、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学习。认识和顺应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在发展中大胆体验和学习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打开国门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困难和争论，也不是没有迟疑和退缩，但中国最终承受住了经济全球化倒逼改革的巨大压力，经过一轮又一轮不可谓不痛苦的调整，坚守住改革开放的航向，成功驾驭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不仅自己取得成就，也为人类进步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对全球化有取有舍，尤其对西方强行输出价值观、主张所谓“全球西方化”保持警惕，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保证了内政稳定和政策延续。这些历史经验，要在引导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坚守。
现在一个颇有市场的观点是，美国要从“领导席”上“退出”了，中国将填补“权力真空”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我与各国政学界人士探讨国际秩序时，他们也常使用“领导作用”这个词描绘中国，认为中国取代美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是迟早的事。
“世界领导者”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美国国际权力的定义，现代意义上的“美国领导”源自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即国际体系需要一支主导性力量，能够管理、规范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互动行为。美国在“二战”中赢得世界强国的地位，冷战中扮演了西方领导者的角色，冷战后一直努力成为“世界领导者”。1997年白宫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扉页上写着“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明天，今天必须领导世界”，这是美国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权威总结。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奥巴马政府极度强调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将其作为贯穿始终的执政理念。即便是试图颠覆奥巴马外交政策的特朗普总统也不否认美国的“世界领导者”作用，而是主张先以“美国优先”，恢复实力，再重担“领导世界”的责任。
必须看到，美国中意的所谓“世界领导者”地位以“上帝视角”俯瞰世界，背后隐含着的是霸权国争取安全最大化的现实主义信条。美国赖以维系“世界领导者”地位的支柱是：干预全球局势的超强军力和盟友体系；支撑世界经济运转的雄厚实力和广阔市场乃至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体系”。如前所述，美国在斗垮苏联这个主要敌手之后，心态膨胀，试图领导西方改造世界，走错了路，给世界带来混乱，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如果说奥巴马执政期间已有反思，强调伙伴协商、慎用武力以恢复“软权力”，那么特朗普当政后这种反思更加深入，上升到美国要不要替别国承担那么多责任、要不要四处为敌的高度。世界应该欢迎美国对其国际目标的反思和调整，但美国全球战略的惯性实在太强了，地缘竞争、领导世界的诱惑也实在太大了，很难说就一定会改弦易张。美国不是第一次陷入困境，未来如何调整尚待观察。
既然是追求国际权力的最大化，就会不由自主地压制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显然，这种范式不符合中国的外交哲学和外交实践，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国际目标。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国际社会成员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中国不是美国，不可能追求美式霸权。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自身面临的瓶颈问题还有很多，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而且，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的长久大计。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只有把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成功，才能对世界各国的改革发展产生持续的、强有力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中国的世界作用呢？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全球领导者”这样的光环保持头脑清醒和心态冷静。中国再怎么强大也不可能统揽天下事，这个世界上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各国商量着办。毋庸置疑，中国对国际秩序有自己的追求，肯定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事实上已经在这样做了。比如，中国作为东道国主动设置议题，推动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就建立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达成共识，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迈出新步伐。再比如，2016年9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巴黎协定》，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亲自将批准文书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领世界风气之先。
安全威胁的复杂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挑战。像中国这样一个身处复杂地缘环境中的大国，不会推卸自己肩头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责任。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自17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以来，人类从未实现普遍持久和平，一个又一个世纪见证的是权力争斗和血腥冲突，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样的剧本不应再重复了。中国是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将要开创全球性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先河，因而有责任、有必要构建这样的能力，去推动整个世界沿着和平发展的路径走下去。正像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要“积极提供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建设性方案”。
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全球治理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中国与美国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乃至观念上的协调是需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两国在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理念上有比较大的差异，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双方在很多领域也有共同利益和基本共识，是需要也是可以合作的。中国应该能在自己认同和具有能力的领域逐步增加投入，体现大国担当，让变革水到渠成。
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外延，参与国际治理需要以良好的国内治理作为基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内强调发展、进步、公平、法治，对外促进和平、合作、公正、共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同时反哺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国际秩序的合理变革，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不会也没有必要回到大国地缘战略争夺、列强争霸的老路上去。长远看，中国应该有兴趣、有能力、有魄力推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好比搭建一个能为大家遮风挡雨的共同屋顶，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