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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赛
自从关注童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不少大作家都写过童书。不过，他们与童书的缘分各有深浅，留下的故事也良莠不齐。
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作家，曾经为侄子的家庭日报写过一篇儿童小说《寡妇与鹦鹉》。我没读过，不过据说是一个无趣的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说教故事，连最初向她征稿的侄子都犹豫是否要退稿。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的《小托不想去上学》不久前刚出了中文版，倒是有人给我看过，讲一个小孩有一天突然不愿意去上学了，于是跟父母展开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一如杜拉斯以往的风格，云遮雾罩，莫测高深。
男性大作家写的童书，好像多少与女人有点关系，比如威廉·福克纳曾经为少年时代的心上人的女儿写过一本《许愿树》，讲一个小姑娘在生日前一天去寻找许愿树的故事，是个奇幻故事，据说介于《爱丽丝漫游奇境》、《堂吉诃德》和《杀死一只知更鸟》之间。后来，这位心上人真的改嫁给了他，不知道与这个故事有没有关系。
海明威生平唯一一本童书《好狮子》也是为一位威尼斯的红颜知己写的，确切地说，是那位红颜知己的外甥。所以，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是一只爱吃意大利面的狮子，背上还长着翅膀。正因为它如此与众不同，在非洲的坏狮子群里到处受排挤和欺负。最后，这只好狮子以一种海明威式的风格离开了野蛮的非洲——“打着盘旋，愈飞愈高，向威尼斯飞去”。
我想，这些大作家的童书之所以无法令我完全感到满意，一方面固然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另一方面恐怕还是因为为孩子写作这件事情，与文学的关系少一点，而与爱的关系大一点吧。它最需要的不是文学的技巧、风格、视野，而是真诚、勇气、澄澈，都是属于心灵的东西。
其实，关于成人作家给孩子写作，一直以来都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堕落，或者至少是一种纡尊降贵吧。比如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写了一本给孩子的书，那大概是我的脑子坏掉了。”当然，艾米斯先生的理由也让人挺难反驳的，“小说是自由的，任何加诸其上的限制都是不可容忍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儿童文学是语言表达艺术的最高形式。比如C·S·刘易斯曾经说，为儿童写作，“有如一位作曲家创作安魂曲，他的灵感不是来源于以前参加过的任何一场葬礼，而是源于一种音乐意识，一种缓慢低沉的忧伤本能地呈现在脑海中，进而被他敏感的触角捕捉到”。
我想，阿道司·赫胥黎大概会赞成第一种态度吧。作为20世纪讽刺小说的大行家，他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就是，“人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就是人类历史最大的教训。”多么一针见血！
他的《美丽新世界》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齐名，都是上个世纪反乌托邦小说的翘楚，但事实证明，比起《1984》，《美丽新世界》更准确地预言了我们今天的时代——隆胸术、麻醉剂、空间旅行、试管婴儿、基因操控以及各种娱乐至死。独裁政权控制人民的方式，不是通过恐惧和压制，而是通过快乐和放纵，通过给予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性、药、摇滚。人们不为自己失去的自由而感到悲哀，他们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自由。
一个人太过清醒、太过通透，往往很难保持天真和纯净，而且，很多迹象都显示他是一个情感颇为淡漠的人，所以他竟然会为一个孩子写故事，这个事情本身就挺奇诡的。
《梨花镇上的乌鸦》写于1944年的圣诞节，是送给他的侄女奥利维亚的圣诞礼物。当时她和家人刚刚搬到离赫胥黎一家住处不远的梨花镇。
一对乌鸦夫妇在梨花镇的一棵树上筑巢生蛋，但每次蛋一生下来，总是被住在树下的响尾蛇吃掉。在被吃掉了297个蛋之后，这对夫妇终于决定报仇。在聪明的猫头鹰先生的帮助下，蛇被两个烤泥蛋制服，最后被当成了晾衣杆，专门晒小乌鸦们的尿布。
梨花镇的树、奥利维亚的屋顶、她的弟弟思琪的颜料，以及她的邻居约斯特先生家的花园，都出现在故事里。
即使是一个给孩子的故事，仍然不失赫胥黎先生尖刻讥诮、一针见血的本色。
乌鸦太太每次不见了蛋，“她从来没找到过。喝过下午茶，她又下了一个新的蛋”。
“今天又有两个蛋！”啧啧，蛇咂巴着嘴说，他母亲一定忽视了他的教养，让他养成了这种坏习惯。
乌鸦太太看到被泥蛋降服的蛇后，鼓起勇气，给蛇先生上了一堂长长的课，告诉他吃别人的蛋有多么邪恶。
插画家贝阿特丽丝·阿尔玛尼亚在乌鸦太太的手提袋里画了一颗疑似复活节彩蛋的东西，将讽刺又加深了一层。
《梨花镇上的乌鸦》写完不久，奥利维亚曾经给赫胥黎寄回手稿，请他画上插画。但是，不久，赫胥黎家里的房子着火，手稿遗失。直到1963年，赫胥黎去世，当时的邻居约斯特夫妇才将复印件交给奥利维亚。当《梨花镇上的乌鸦》第一次出版时已经是1967年，这时候奥利维亚已经成了妈妈，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生活在希腊。
从1967年第一次出版以来，一共有三位插画作家为《梨花镇上的乌鸦》画过插画，其中以澳大利亚插画家苏菲·布莱科尔笔下的乌鸦太太最有人间烟火气息，肥大的身躯，大红波点短袖配细细的白色珍珠项链。乌鸦先生则五短身材，红色条纹领带配绿色方格短裤，还有一顶棕色呢绒帽。十足滑稽的英国中产范。
在最新的这一版中，贝阿特丽丝·阿尔玛尼亚似乎更多的是在向第一版的插画作家芭芭拉·库尼（《花婆婆》的作者）致敬，只是风格更偏向清冷尖锐，反倒是蛇被刻意处理成一种棉质玩偶的质地，也许这是她对赫胥黎式的反讽的一种理解？
说到底，这些写给孩子们的作品，到底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呢？不就是要让那些捣蛋鬼每天生活得天真烂漫、充满趣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