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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得到推广，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荒地开垦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多，这与井田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井田制规定土地是国有土地，耕种的土地是分封来的。而且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分封的土地尚且耕种不过来，更无暇顾及其他荒地。但随着铁器牛耕的普及，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干完分内的这块土地之外，看着其他富饶的荒地，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种白不种，种了不白种。这些荒地可不是天子分封的，不归国家所有，我自己种了就是我自己的地，还不用缴税。于是乎，大伙儿挥起锄头，多快好省地干起私活来。
这样一来，私田开垦越来越多，国家分封的土地就逐渐荒芜了，结果大家都这么干就影响到了国家的收入。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家一想既然大家都这么干，索性无论公田、私田，一概按照规定缴税。这等于变相地承认了土地的私有状态。
土地所有制就这样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进行了转变。同时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各国纷纷变法，如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然后到了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三家相继变法，新的制度确立。但是，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均告失败，尤其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失败得最惨。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一死，当时的守旧派贵族们就要干掉吴起。最后逼得吴起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以尸体做掩护，威胁贵族们，谁要是刺杀他的话，就必然会犯下冒犯王尸的大忌。但这帮贵族太恨吴起了，以至于视威胁为无物，不由分说就把吴起给射死了，楚悼王的尸体也被射成了刺猬。这对于楚国而言，失去了一次走向强大的机会。
三个改革家里唯一成功的是商鞅，正是他的改革措施，最终促使秦国走向了强盛。有个成语叫徙木立信，说的就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之一。当时商鞅为了让百姓信服并听从自己的新法，在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贴告示说谁把木头扛到北门就赏五十金。还真有人出来扛了，轻轻松松就拿到了五十金。商鞅并不是拿五十金来教导人们天上可以掉馅饼，而是为了建立自己在百姓心中的信誉。于是在秦孝公时，商鞅的变法顺利实施，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把老百姓给组织了起来。十家一什，五家一伍，一家犯罪，五家十家都受到牵连，这就叫做连坐。比如隔壁家的小三吸毒，你知情不报，被发现后一样办了你，可见当时对老百姓控制得有多严厉。
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中国古代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商居四民之末。当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关键原因还是生产力水平太低了。有道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农者，天下之大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像今天，中国多少夫不耕，多少女不织，也不会有人受饥受寒，当时可没有袁隆平这些人，如果老百姓弃农经商的话，国家就完了。所以一开始搞重农抑商，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政策上必须得重农。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与百姓的生活无关，要来也没用，搜罗一打翡翠玛瑙都不一定能换几串麻辣烫。直到中唐以后，民生用品才逐渐多了起来。但再往后，比如到了清朝，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仍采取重农抑商政策，那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奖励军功，按功受爵。高官授爵在此之前是世袭世禄制，生下来就有俸禄。从商鞅变法开始改变了这种情况，奖励军功，按功受爵。秦国把爵分了二十等，其中最高的彻侯是第二十级。从第一级到第八级是民爵，这一级别的晋升就靠战场上立功。砍敌人脑袋一个，爵位上升一级，所以敌人的脑袋叫首级。秦国的这种激励制度，使得秦军在战场上非常骁勇，割头不倦，被人称做虎狼之师就是这个原因。
第四，燔诗书而明法令。这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可见商鞅是典型的法家代表，强调法制，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
第五，统一度量衡。度是长度，量是容积，衡是重量。度量衡不一样的话，会给各地的交流带来很多麻烦。比如美国人开车去加拿大绝对会超速的，因为美国是用英制单位，汽车里程表上显示的是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公里。如果加拿大的交通指示牌上显示限速80公里/小时，美国人一踩油门，准超速！再比如，咱大陆1斤等于500克，台湾是600克。如果台湾游客来大陆买水果，就会觉得短斤少两。
第六，废分封，行县制。以前的分封制留下太多隐患，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造成天子与诸侯的脱节。商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全国设31县，由国君委任县令。后来县上又设郡，郡守和县令都由国家来任命，这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第七，为田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商鞅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改变了之前大家心照不宣、国家变相默认的土地私有状态。
商鞅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