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唯建

难忘的是那初春的天气，一张忧郁的脸和流利清脆的国语。

大约是星期五下午吧，我去找一位老先生，在他的书桌上偶然见到一本月刊，这杂志又小又薄又不美观。他告诉我一位新诗人和一位小说家在负责编辑。提起这位新诗人，我早就有点交情的，那位小说家，我也愿意结识，便趁机求这位老先生介绍，但他似乎有点为难，说道：“我和庐隐女士虽是同乡，也有过几次交谈，但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如今给你介绍，未免有些突兀。好在我有一个朋友同她很熟，常在一起，我托他替你介绍，好不好？”

又感谢又高兴的我答应了，约好星期日上午十时在那位朋友家里和这名满全国的女小说家见面。

那时我住在北平西直门外，离预定介绍的地方约二十余里，并且我又沉溺在幻想中，一切事情都懒散，不振作，所以虽然约定上午十时，但我到城内已十一点半，到聚会的地方，已近正午了。

一按电铃，里面马上有人应声，大门开了，一位约三十岁很活泼的绅士迎上前和我握手，一面走，一面说：“庐隐已经来了很久了！”

这位朋友让我在客厅里等一会儿，不久听见石阶上橐橐的足音，随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材不高，满面愁容，穿黑色缎袍的中年女士。经过这位朋友笑嘻嘻通了姓名后，她略略点头，露出一些不悦之色来。我已经明白了这脸上的表情都由于我的疏忽不守时所致。

她坐在窗的那边，我靠近窗的这边，介绍人坐在离我较近的椅内。不等我先开口，这朋友便和我畅谈起来。我一面谈一面不时去觑我们的小说家，她正拿着一根铁钎玩弄着没有升火的炉，似乎不愿意和我交谈，大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气概。后来我先问她最近有何创作，并谈已经拜读了《华严月刊》创刊号。她的回答比不开口还冷淡。我有些惊愕，心想难道女小说家就这么不能使人接近吗？

不久这朋友因事走出去了，我和庐隐才正式谈起话来。记得我问她的第一句话是“女士为什么这般深沉的悲哀？”她不曾给我什么答复，只说这是各人的主观，不能勉强的。她又说这里面的奥妙与她以往的生活息息相关，此刻不便多谈。

温和的阳光从嫩绿的柳条照在她的脸上，显出一种异常抑郁的神情，我的脸也阴沉下来，似乎对她表示同情。我想无论她多么悲观，我都要从痛苦的深渊中把她救起，而且当时颇有自信心，所以便胆大地对她说：“女士，我从前也很悲观，后来渐渐感觉到这只是枉然，自己才发誓要征服命运，与世界宣战，建设一个地上的乐园。我的理想是约二三知己寻找一个幽静的所在，写自己的东西，读自己爱读的书……”

雍和宫 1876年

圆明园废墟 1890年

还没有等我说完，她连忙抢着说：“我在求学时代也曾有过这种幻想，后来人生的经验和命运的坎坷告诉我这是一场梦罢了，你可以看看我的处女作《海滨故人》，就知我少女时代的希望如何高超远大！”

我又辩护说：“做人本来就无多大意味，不过既然当了一世人，就得寻找一个真正的人生——即是将全世界全人类包容在我心中，去实现美满的理想，比如释迦牟尼最初出家时因目击生老病死的惨象而感到生的空虚，但后来他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于是他觉得这人生这世界又是个多么可爱的东西。”

她一味倔强，对我的见解不以为然，便不耐烦地说：“这问题很复杂，世上的形形色色在每个人眼里映出的现象不同，况且我又是戴上一副有色的眼镜去看的呢。”

她仍不停地玩弄着火炉钎，伸进炉里，似乎想使死灰复燃，正如她何尝不想重温她那美满的旧梦。于是我看见一抹微红色掠过她的腮上，但一霎时又消了。

这时我离开窗边走到一张写字台前，顺手翻阅一些零乱的书籍，她也起身来到书桌那边。我才告诉她我新写完一首长诗《祈祷》，其中有我的人生观，希望她能赐览。她写了一个住址给我。我接过这纸条，笔迹如此健劲、如此锋利，使我不禁佩服她的个性和勇气。

我们谈话虽不多，但不知觉中已经过了一个多钟头。客厅门外不时闪过一个人影，我才蓦然想起大概他们在等她吃饭，说不定还有别的客人在座呢，便马上告辞。她送我到二门点点头，苦笑了一下，转过身子，脚步又重又快地溜走了。

坐上了洋车，在颠簸中，那副忧郁的脸、初春的天气和清脆流利的国语又涌上了我的眼里耳里。

廿四年双十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