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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和专著已经那么多了，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写什么。画家的画作就是他的纪念碑。的确，我比大多数人更熟悉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早在他成为画家之前，我就认识他了，而且当他在巴黎度过困苦年月时，我没少访问他；但如果不是战争的动乱把我带到塔希提岛
的话，我想我永远不会写下这些回忆。众所周知，斯特里克兰在塔希提岛度过了平生的最后岁月；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些熟悉他的人。我发现自己有条件讲清楚他的悲惨生涯中最鲜为人知的一阶段的情况。如果那些相信斯特里克兰伟大的人是正确的，那么真正接触过他的人的讲述便不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一个人跟埃尔·格列柯关系密切，就像我跟斯特里克兰那样，那么为了得到这个人的回忆录，我们有什么代价不能付出呢？
但我并不是用这样的借口来规避风险。不记得是谁建议过，为了灵魂的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说此话的是个聪明人，他提的准则我一直一丝不苟地奉行：因为我每天都起床，每天都上床睡觉。可是我的本性里有一种苦行主义的成分，我每星期都让自己的肉体经受更严格的磨练。我一直坚持阅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期都没错过。想一想作者们撰写的大量的书籍，想一想他们看到这些书出版时心怀的美好愿望，想一想等待着这些书的命运，这真是一种有益的修炼方法。一本书有什么机会从浩瀚的书海中脱颖而出呢？而且那些成功的书只不过畅销一个季度罢了。老天爷知道作者付出了多大的辛苦，经历了多大的痛苦，忍受了多严重的心痛，为了给偶然看到书的人提供几个小时的消遣，或帮他在枯燥的旅途中打发时间。如果允许我根据书评来判断的话，这些书当中有许多是构思精细的优秀之作；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确实很费思索；有些书甚至是作者毕生思虑和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从其中悟出的教益是：作家应该从写书的乐趣和卸下思想重负的轻松感中求得报偿，而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对于赞扬或谴责、失败或成功都不要在意。
现在大战来了，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处事态度。青年人已经向我们老一代人所不知道的神祇求助，我们的后人要走的方向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充满激情，他们来到门口不再敲门；他们已经闯进屋里，坐到我们的座位上了。空气中充满他们的叫喊和喧闹。有些年长的人模仿年轻人的滑稽举止，努力让自己相信，自己的鼎盛时期尚未结束；他们跟最活跃的人一起叫喊，但他们发出的战争叫嚣听起来却那么空洞；他们很像那些可怜的荡妇，企图用眉笔、油彩、香粉以及兴奋的尖叫来重现青春的幻象。明智的长者则仍然以体面优雅的姿态走自己的路。在他们有几分克制的笑容里有一种宽容的讥讽。他们记得，他们曾同样鄙夷地叫喊着把养尊处优的一代人踩在脚下；他们预见到，这些高举火炬的勇士很快也得让出自己的位置。永远没有最终的定论。当尼尼微城
自恃伟大、不可一世的时候，新的福音书
已经老旧了。这些在传道者看来那么新鲜的豪语，已经被前人说过上百遍了，连腔调都没改。摆锤向后摆动，又向前摆动。走环形路，每一圈都是新的开始。
有的时候一个人能活得很长，从他占有一定位置的时代进入他感到陌生的时代，后来，好奇的人就看到了人生喜剧中最独特的场景。举个例子，现在谁还会想起乔治·克拉布
呢？当年他是个著名的诗人，世人一致承认他有天才，这种意见一致的现象在现代更复杂的生活中实为罕见。克拉布在亚历山大·蒲柏
学派的影响下学习写作，并用押韵双行体写了很多道德说教的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了，诗人们唱起了新的歌。克拉布先生继续用押韵双行体写他的道德故事。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在世界上引起那么大震动的年轻人写的诗歌，我想象他认为那种文体很糟糕。当然啦，许多作品确实糟糕。可是济慈
和华兹华斯
写的颂歌、柯尔律治
的一两首诗，还有雪莱
的几首诗，却揭示了前人从未探索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拉布先生虽是过气的作家，但仍坚持用押韵双行体写道德故事。我随意浏览了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在他们中间，很可能有一个更热情的济慈或一个更优雅的雪莱已出版了让世人愿意记住的诗篇。我不能肯定。我赞赏他们的“文雅”——他们年纪轻轻就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我要是还称赞他们“有希望”，似乎太荒唐了；我赞叹他们文风的精彩，但尽管他们用词丰富（他们的措辞表明，他们还躺在摇篮里就开始翻阅罗热编的《同义词词典》
了），却没告诉我什么信息：在我看来，他们知道得太多，感觉过于肤浅；他们拍着我的后背表示友好，投入我的怀抱表示热情，我真受不了；在我看来，他们的激情有点苍白，他们的梦想有点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过时无用了。我还要继续写押韵双行体的道德故事。可是，如果除了自娱自乐以外，要是我这样做还有别的目的，那我就是三倍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