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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点说，是本睿智的书，因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生处境实质上的尴尬与窘迫，人对此的浑然不知、洋洋自得，或者虽有所知却也无奈，偶尔也被它深深刺痛，作家于此有深刻的洞察，调侃既触到痛处又有某种宽容理解，如果读进去的话——这太容易了，在哈哈大笑或含笑、哂笑之时，你会叹为观止，会惊异于作家何以竟能做到这一步。
小说中三闾大学的学生不好对付，方鸿渐省悟天下古往今来的这个瞧不起那个，“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眼光准确得可怕”，赞美未必尽然，但毁骂“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而作家就正是我们人类，尤其是所谓“智识阶层”的这样一个观察日久、有会于心、于笑谈之中入骨三分的“学生”。不过，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我们还能深深感受到的，更有钱先生的亲切入世，正像他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每每扎实不客气地揭出中外学者名家的可笑与浅陋，但又往往真心地加上一句“此亦人之常情”，“不必责也”，“无足怪也”一样。
被誉为“文化昆仑”的学者钱锺书，其学术水准与文化价值，有他的著作在，有学界的研究在；一个生活中的钱锺书，其人格品性，有其诗文通信中的流露，有那么多人在他生前身后写的记述文字；作为一个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钱锺书，意义与启示又是什么？我们读过不少小说，凡是好小说都会给我们种种不同的感动，但许多小说的作家都藏在他作品的深处，我们不易看到他的风采；一些挺身而出者，有时我们会觉得道学或矫情，有点受不了，而《围城》则显示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是怎样看人生，又怎样用所有作家都必得使用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观”和“感”的。小说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写的，小说家的高境界中原也有这样一种。可以说，《围城》的魅力是双重的：一是生活本身被作家展现出来的，一是作家展现出自身的。
《围城》的大框架，平心而论，并不显得格外精心结撰，不能持那种以情节发展来抓人的期待；所谓历史容量、时代风云，在小说中也只是点到为止，但是，一个个结实饱满，因作家自身内涵而生发开来的场景、细节，却构成了最精彩、最吸引人之处，也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看完之后，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如果没写这部小说的话，钱先生的这种智慧才情我们上哪儿去领略呀！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既睿智超拔又亲切入世的人性洞察，在于对此富有个性的智慧传达。小说中的嘲弄与幽默，写人的心态与外貌，语言简洁明快，绝不滥情，但在调侃的自然延伸上，那种智慧与学识却一任展开，要说过瘾为止。书读完后，你会留下一个印象，作家的许多见解，亦谐亦庄，或侧或正或反，嬉笑调弄，有不少是借人物之口、之感、之思出之的。与鲍小姐谈医生，与唐小姐谈政治，小说中方鸿渐的口才你不能不服，而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作家本人——有那么多的人都谈到听钱先生聊天时的莫大乐趣！一方面是作家化入到了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之中，但另一方面，这位写《围城》的钱锺书，其本人又是居高临下，远远高于所有这些人物的。
围在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大抵如此。借褚慎明和苏小姐在饭桌上的小小炫耀，杨绛先生为电视剧《围城》阐释的这个主旨，已经成为每个稍有点人生酸甜苦辣体验者的“深获我心”。不过，小说的魅力倒并不仅仅在于揭示了某种哲理，更在于对它的具体展现。回国船上，湘西道上，三闾大学，入而出、出而入的两番上海，名义岳家，父母家，自己小家……种种“是非窝”，“围城”中人在各种背景、纠葛、情势之下的可怜、痛苦、感伤、窘迫、可笑、自私、怯懦、卑劣、狂妄、尴尬，当然也还有快乐——尴尬余缝中的快乐，快乐时的尴尬，都成为作家观赏、讽刺、调侃的对象。还有小说中的作诗论学、政治外交、教育治校等等，钱先生本人的学问不必说了，所以，一切皮毛学问，伪装、浅薄、卖弄之学问，也都成为洞见人心的幽默对象。
说到幽默，自然是这部小说的显著特色和最迷人之处。它来自洞见、智慧、学识、才华，以及一种观赏的情趣，处处禁不住拿自己洞若观火的人性中的确存在的可笑之处开开玩笑：
赵辛楣说一些办报与教育的大帽子话，真诚地认为是发自内心；方翁记日记写自传，煞费苦心、煞有介事，自己做得津津有味；高松年随口胡扯大学没有名教授的好处，朋友一夸，他也就对自己倾倒不已，“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哄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
只有作旧诗的敢说从不看新诗，新诗人从不敢说不看旧诗；董斜川写完诗后，大家讨来看，他知道会恭维，但觉得这些人都不懂诗，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于是，傲然而又漠然地等待着大家的称赞；
方与孙结婚后在香港遇见了苏文纨，苏用来遮阳的是一顶阔边大草帽，“衬得柔嘉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临走时，苏小姐站起来，“提了大草帽的缨，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提了盾牌”；
……
大学者的小说读起来除了那种意料中的智慧外，同样也有着一切好小说所具有的传神生动、活灵活现。方鸿渐到张买办家吃饭，意外地赢了想赢的钱，而那位张小姐，“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想到这里，鸿渐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洋车夫疑心他醉了，回头叫他别动，车不好拉”。这是不是如在目前？
在船上，苏小姐一定要让方鸿渐用自己的手帕，“方鸿渐涨红脸，接苏小姐的手帕，在嘴上浮着抹了抹”，一个“浮”字，何等讲究；“赵辛楣看苏小姐留住方鸿渐，奋然而出”，这个“奋然”（孙小姐被学生作弄，“全班笑得前仰后合，孙小姐奋然出课堂”），传不传神？
小说的结尾，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五个钟头之前的六点钟，然而对于我们的主人公方鸿渐来说，已经过去的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但同时也是新的开始？而新的开始又会不可避免地重归老套？），“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可能导出一个问题：整部小说，除了嘲讽调侃的基调外，我们的作家是不是也有着某种感伤？
小说前半部分的那些吃饭斗嘴、争风吃醋，调侃意味是最浓了；而当我们看到三闾大学，辛辣的讽刺味则突出些；小说后半，方鸿渐回到上海，往日的朋友或冤家都已星散，他的才气也就减了，更多的是谋生艰难。小说是否可以看成这么三段？基调不变的前提下侧重略有不同？许多读者注意到，唐小姐是小说中唯一未染上被嘲讽调侃意味的人物，但如果因此导出作家的“梦中情人”之说，那无疑是把作家看得庸常浅薄了，生活中总得有新鲜一些、纯真一些的东西。方、唐爱情从产生到因误会而破裂的这部分内容，闪现着真挚，但这也没有变成一种滥情，仍然保持着“人生边上”般的超越、机智，以及调侃。
凡是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都具有一种抗理论分析力，任何自认为深透、精彩的理论都会在它们面前显得干瘪而又捉襟见肘。文学说到底，不是让人“知道”是什么，而是让人“感觉”是什么，有时甚至这个“是”字都很难说。尽管《围城》本身并不朦胧，但我们读后的感觉仍是感觉大于思想，大于语言。
读了钱著，包括那些学术著作，尤其是读了这本《围城》，你会觉得自己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包括自己原来颇为热衷的一些东西，都增加了不小的喜剧色彩。
需要补充一点，本书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一些字词用法与今天略有不同，比如“的”“地”的用法。为了保持版本的统一，我们沿用了作者写时的用法，希望年轻的读者注意，自己行文，一定要依照今天的要求。学习前人的文字，要注重精髓，具体运用时，要谨防生搬硬套。
王毅
（王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辽宁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