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点说,是本睿智的书,因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生处境实质上的尴尬与窘迫,人对此的浑然不知、洋洋自得,或者虽有所知却也无奈,偶尔也被它深深刺痛,作家于此有深刻的洞察,调侃既触到痛处又有某种宽容理解,如果读进去的话——这太容易了,在哈哈大笑或含笑、哂笑之时,你会叹为观止,会惊异于作家何以竟能做到这一步。
小说中三闾大学的学生不好对付,方鸿渐省悟天下古往今来的这个瞧不起那个,“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眼光准确得可怕”,赞美未必尽然,但毁骂“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而作家就正是我们人类,尤其是所谓“智识阶层”的这样一个观察日久、有会于心、于笑谈之中入骨三分的“学生”。不过,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我们还能深深感受到的,更有钱先生的亲切入世,正像他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每每扎实不客气地揭出中外学者名家的可笑与浅陋,但又往往真心地加上一句“此亦人之常情”,“不必责也”,“无足怪也”一样。
被誉为“文化昆仑”的学者钱锺书,其学术水准与文化价值,有他的著作在,有学界的研究在;一个生活中的钱锺书,其人格品性,有其诗文通信中的流露,有那么多人在他生前身后写的记述文字;作为一个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钱锺书,意义与启示又是什么?我们读过不少小说,凡是好小说都会给我们种种不同的感动,但许多小说的作家都藏在他作品的深处,我们不易看到他的风采;一些挺身而出者,有时我们会觉得道学或矫情,有点受不了,而《围城》则显示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是怎样看人生,又怎样用所有作家都必得使用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观”和“感”的。小说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写的,小说家的高境界中原也有这样一种。可以说,《围城》的魅力是双重的:一是生活本身被作家展现出来的,一是作家展现出自身的。
《围城》的大框架,平心而论,并不显得格外精心结撰,不能持那种以情节发展来抓人的期待;所谓历史容量、时代风云,在小说中也只是点到为止,但是,一个个结实饱满,因作家自身内涵而生发开来的场景、细节,却构成了最精彩、最吸引人之处,也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看完之后,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如果没写这部小说的话,钱先生的这种智慧才情我们上哪儿去领略呀!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既睿智超拔又亲切入世的人性洞察,在于对此富有个性的智慧传达。小说中的嘲弄与幽默,写人的心态与外貌,语言简洁明快,绝不滥情,但在调侃的自然延伸上,那种智慧与学识却一任展开,要说过瘾为止。书读完后,你会留下一个印象,作家的许多见解,亦谐亦庄,或侧或正或反,嬉笑调弄,有不少是借人物之口、之感、之思出之的。与鲍小姐谈医生,与唐小姐谈政治,小说中方鸿渐的口才你不能不服,而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作家本人——有那么多的人都谈到听钱先生聊天时的莫大乐趣!一方面是作家化入到了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之中,但另一方面,这位写《围城》的钱锺书,其本人又是居高临下,远远高于所有这些人物的。
围在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大抵如此。借褚慎明和苏小姐在饭桌上的小小炫耀,杨绛先生为电视剧《围城》阐释的这个主旨,已经成为每个稍有点人生酸甜苦辣体验者的“深获我心”。不过,小说的魅力倒并不仅仅在于揭示了某种哲理,更在于对它的具体展现。回国船上,湘西道上,三闾大学,入而出、出而入的两番上海,名义岳家,父母家,自己小家……种种“是非窝”,“围城”中人在各种背景、纠葛、情势之下的可怜、痛苦、感伤、窘迫、可笑、自私、怯懦、卑劣、狂妄、尴尬,当然也还有快乐——尴尬余缝中的快乐,快乐时的尴尬,都成为作家观赏、讽刺、调侃的对象。还有小说中的作诗论学、政治外交、教育治校等等,钱先生本人的学问不必说了,所以,一切皮毛学问,伪装、浅薄、卖弄之学问,也都成为洞见人心的幽默对象。
说到幽默,自然是这部小说的显著特色和最迷人之处。它来自洞见、智慧、学识、才华,以及一种观赏的情趣,处处禁不住拿自己洞若观火的人性中的确存在的可笑之处开开玩笑:
赵辛楣说一些办报与教育的大帽子话,真诚地认为是发自内心;方翁记日记写自传,煞费苦心、煞有介事,自己做得津津有味;高松年随口胡扯大学没有名教授的好处,朋友一夸,他也就对自己倾倒不已,“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哄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
只有作旧诗的敢说从不看新诗,新诗人从不敢说不看旧诗;董斜川写完诗后,大家讨来看,他知道会恭维,但觉得这些人都不懂诗,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于是,傲然而又漠然地等待着大家的称赞;
方与孙结婚后在香港遇见了苏文纨,苏用来遮阳的是一顶阔边大草帽,“衬得柔嘉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临走时,苏小姐站起来,“提了大草帽的缨,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提了盾牌”;
……
大学者的小说读起来除了那种意料中的智慧外,同样也有着一切好小说所具有的传神生动、活灵活现。方鸿渐到张买办家吃饭,意外地赢了想赢的钱,而那位张小姐,“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想到这里,鸿渐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洋车夫疑心他醉了,回头叫他别动,车不好拉”。这是不是如在目前?
在船上,苏小姐一定要让方鸿渐用自己的手帕,“方鸿渐涨红脸,接苏小姐的手帕,在嘴上浮着抹了抹”,一个“浮”字,何等讲究;“赵辛楣看苏小姐留住方鸿渐,奋然而出”,这个“奋然”(孙小姐被学生作弄,“全班笑得前仰后合,孙小姐奋然出课堂”),传不传神?
小说的结尾,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五个钟头之前的六点钟,然而对于我们的主人公方鸿渐来说,已经过去的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但同时也是新的开始?而新的开始又会不可避免地重归老套?),“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可能导出一个问题:整部小说,除了嘲讽调侃的基调外,我们的作家是不是也有着某种感伤?
小说前半部分的那些吃饭斗嘴、争风吃醋,调侃意味是最浓了;而当我们看到三闾大学,辛辣的讽刺味则突出些;小说后半,方鸿渐回到上海,往日的朋友或冤家都已星散,他的才气也就减了,更多的是谋生艰难。小说是否可以看成这么三段?基调不变的前提下侧重略有不同?许多读者注意到,唐小姐是小说中唯一未染上被嘲讽调侃意味的人物,但如果因此导出作家的“梦中情人”之说,那无疑是把作家看得庸常浅薄了,生活中总得有新鲜一些、纯真一些的东西。方、唐爱情从产生到因误会而破裂的这部分内容,闪现着真挚,但这也没有变成一种滥情,仍然保持着“人生边上”般的超越、机智,以及调侃。
凡是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都具有一种抗理论分析力,任何自认为深透、精彩的理论都会在它们面前显得干瘪而又捉襟见肘。文学说到底,不是让人“知道”是什么,而是让人“感觉”是什么,有时甚至这个“是”字都很难说。尽管《围城》本身并不朦胧,但我们读后的感觉仍是感觉大于思想,大于语言。
读了钱著,包括那些学术著作,尤其是读了这本《围城》,你会觉得自己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包括自己原来颇为热衷的一些东西,都增加了不小的喜剧色彩。
需要补充一点,本书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一些字词用法与今天略有不同,比如“的”“地”的用法。为了保持版本的统一,我们沿用了作者写时的用法,希望年轻的读者注意,自己行文,一定要依照今天的要求。学习前人的文字,要注重精髓,具体运用时,要谨防生搬硬套。
王毅
(王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本,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幸。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抵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
这部书初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Mao)先生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蒙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 Sylvie 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处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四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五年六月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