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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问世不久，老舍就在给一位美国友人的信里说过：“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从诞生到现在，已有七十余年，时间、历史在证明着它的思想文化价值，并且不断增加着它的分量。在时代的变迁中，结合各自的人生体验，人们一再地从各种角度发现、感悟出它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涵，尤其是品味出它的忧愤情怀和深远思虑。
《四世同堂》在老舍的创作史中有它的独特价值。它是作为独立作家的老舍最后一部，也是分量最重的长篇。它浓缩着老舍最本真的思想、理念和追求，写出了对社会特别是民族精神的思索，并且用足了多年的生活积累，展现了他创作高峰期的艺术功力，它应该是“最老舍”的一部。
创作这部长篇是老舍多年的心愿，以至简直成了他的心结。1941年初在缙云寺他作过一次有意思的演讲。缙云寺是重庆近郊山中的一座千年古刹，古木参天，苍翠环抱，这里有一所中国最早的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在那里修行的都是很有根柢的和尚。面对这些和他一样以拯救世人灵魂为己任的同道，老舍不由得敞开心扉。他向他们介绍了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伟大作品《神曲》。感愤于眼前世道人心的沉沦，他说出了在心里酝积已久的豪语：“中国现在需要一个像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
责无旁贷，老舍把这样一个神圣的任务首先派给了自己。以老舍的谦虚和对《神曲》的崇仰，他不会直说自己要写一部中国的《神曲》，但他肯定是在心里酝酿、构思，他在寻找一个载体，一个突破口，一个巨大的灵感。
简直是来自天赐！两年多之后的1943年11月，夫人胡絜青带着孩子从沦陷的北平逃出，来到重庆。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胡絜青向老舍和朋友们述说了这几年在北平的所见所闻。老舍默默地听着，日本统治下的北平，和那里的人与事，一下子在他脑子里活了起来。老北京人，老舍熟悉透了，只要提个头儿，他就能想象出下边会说的话，要做的事。有如柳暗花明，天地洞开，一部空前的长篇在胸中逐渐成型。终于，有一天他对夫人说：“谢谢你，你这回九死一生从北平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
于是，从1944年1月开始，他照着《神曲》的规模构建自己的这个大部头。《神曲》分三部：《地狱》《炼狱》《天堂》。每部三十三歌，加上序曲，计一百歌。《四世同堂》比照《神曲》的大框架，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每部三十三或三十四段，共一百段。老舍说“我要写出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他大体做到了。《四世同堂》结构相当严整，规模空前巨大。不同的是，《神曲》用的是诗歌体，老舍选择的是他擅长的小说体。
小说以小羊圈胡同四世同堂的祁家作核心，呈扇形结构向四外辐射，展示了不同类型有名有姓个性鲜明的六十多个艺术形象，构成了一个北平的全景。老舍把这些人放在八年沦陷的炼狱中，拷问他们的灵魂，检验他们的良心。“苦写”了约五年，老舍的“神曲”才大功告成。
下面，我们选择几个视角，聊一聊《四世同堂》。
小羊圈胡同，这个中心舞台，就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附近。这条不起眼的小胡同，在新街口大街有个出口，老舍管它叫“葫芦嘴儿”，才五六尺宽。拿现在的话说它算是条规划外的胡同，所以连个官名都没有。民国以后，这种地名都经过了“雅化”，现在它叫“小杨家胡同”，其实并没有一户姓杨的住在这儿。
把小羊圈胡同写进书里，还特意让祁家住进当年的舒家小院儿，自然是缘自老舍对生身之地的眷恋，也因为对这里的熟悉。远在重庆的老舍闭上眼睛，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都清清楚楚。这里是他的生命之源，也是灵感之源，在这块生活基地上，老舍可以生发出所需要的一切。
不错，在这原本是穷人聚居区的小羊圈里，让大赤包、冠晓荷这样的阔人，牛教授这样有地位的大学教师，在英国“府”吃洋饭的丁约翰，和这些拉洋车的、剃头的、脚行、棚匠等等底层市民住在一起，似乎有点儿勉强。可是这么一来对写书大有好处。把北平城各色人等都浓缩在这里，无论是对情节的发展，还是人物关系的设置，都极为有利，写起来方便多了，集中多了。这么办在艺术上不但是允许的，而且真是个好主意。
对老北京爱得深，爱得切，而又能那么美好地写出来，恐怕没有谁能超过老舍了。
写《四世同堂》给了老舍一个绝好的机会。它是专写北京的，而且容量特大，可以充分发挥，撒开了写。老北京的城市景色，四时风光，节令风俗，各季蔬果，胡同风情，民间礼仪，口语俚语和老百姓的多种性情、多样人生等等，应有尽有，简直够得上百科全书，单就民俗学而言它也是一宗宝典。
今天的北京，经过地覆天翻的多次变革，那种醉人的北京味儿已经所剩无多，给人留下了无可奈何的遗憾。可是，在《四世同堂》里，老舍用他的笔给我们保存了消逝的老北京，真真切切的老北京，风味醇厚的老北京，而且是活的、有灵气的老北京。它的文化记忆价值是多少画作和摄影无法相比的。
老舍的京味儿，还在于他那经过提炼而艺术化了的北京话。他是现代北京语言大师的第一人。写《四世同堂》的时期，他的语言艺术功力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语言既有老北京的泥土味儿，又不失雅致。纵然大环境严酷沉重，却又不时闪露出那带有京味儿加老舍味儿的幽默感。那些操着京腔的各色人物，句句都有自己的个性，显示出他们各异的身份及性格。老舍尤其注重语言的音乐美，让句句悦耳，这也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的。
全面抗战爆发，老舍提上小皮箱，登上最后一趟火车，走向抗战的大后方。他强忍着别离之苦，把老母，把妻儿留在沦陷区。他最纠结的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在当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纠结。
这种矛盾的心情，化作了《四世同堂》里的两个主要人物：瑞宣和瑞全。瑞宣体现的是孝，瑞全则是忠，加在一起，就是老舍。
瑞宣极其爱国，所以内心极其痛苦。他要去抗战，他对自己说，“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可是他是长孙，是祁家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顶梁柱，他不能不留下来忍辱负重，尽孝，挣钱，照顾全家。但他有一条底线，绝对不要日本人的钱，绝对不给日本人干任何事，宁可失业。不仅如此，他全力支持瑞全离家去抗战，他援救抗日军人王排长，他事事关心，他是小羊圈百姓们的主心骨，他在危难中始终保持民族的尊严。逐渐地，他成为地下斗争一个积极的骨干。忠和孝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
瑞宣的人品、修养、风骨酷似老舍。作者可能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瑞全则逃出北平，走上抗日的广阔战场。他激情四射，信念坚定，刚健有力，敢想敢为，他更直接体现着老舍忠的理念。
有了这两个人物，老舍该不那么纠结了，忠和孝两全了，全得十分完美。
老舍把自己诗人的刚烈之气给了钱诗人，默吟。
钱诗人敦厚谦和与世无争，平日吟诗作画养花饮酒，然而气节在他高于一切。他说：“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
钱诗人的儿子是个开卡车的司机，他拼出自己的命，摔死一车日本兵。这个壮举早在钱诗人的预料之中。此前他就曾骄傲地表示：“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这是何等的豪情！
因儿子的壮举钱诗人被日军逮捕。日军软硬兼施，诗人受尽酷刑，凛然不屈。出狱后以他炼就的铮铮铁骨复仇雪耻，成为一名神出鬼没的斗士，他到处点燃着不屈之火、复仇之火。
在《四世同堂》动笔的两年多前，老舍在诗人节写过一篇散文《诗人》。他说：“诗人是中了魔的人”，“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因无关宏旨而忽略”，“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老舍借钱默吟写出了自己身上诗人性格的那个侧面。
老舍是旗人，可是他多年不敢公开自己的旗人身份。这不怪老舍，要怪得怪那个时代。
三百多年前，满族入关，满人当了皇帝，满族八旗也就成了统治阶级。辛亥革命“驱除鞑虏”，它把革清廷的命和反满绑在了一起。革命后，留下的民族歧视多年来深入人心，旗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所有的旗人脸上似乎都贴上了耻辱的标签。因此，旗人们常常讳言自己的民族出身。老舍直到1949年以后才公开自己的旗人身份。
但是老舍自小就有很浓重的旗人情结。他的很多作品里都透着旗人味儿，包含着自己对旗人命运和传统的关心与思考。《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没有姓，正缘于满人“对外示名不示姓”的习惯。祥子性情里的爱干净、重礼貌、讲义气，也能从旗人的传统中找到来历。《月牙儿》和《微神》主人公的遭际反映的也是广大满族底层妇女的命运。《四世同堂》祁家的姓跟“旗人”的“旗”同音，是不是亦暗含着某种关联？
《四世同堂》一个精彩的亮点就是写到旗人，而且是贵族。小文，地道的准侯爷。夫妇俩那种败落贵族的“范儿”，那种身居底层又保持自尊的气度，堕入困顿却超然物外的从容，对京剧艺术的沉迷，这些都拿捏得精细微妙，那是换了谁也写不出来的。
冠晓荷迷上了小文太太，动了不少歪心思，都撞在不卑不亢的墙上。而这夫妇俩跟围着他们学戏的普通百姓可是相处得水乳交融。
一向不问国事的小文，在日本军官开枪打死他太太的时候，从舞台上飞身下来，抡起椅子把那军官的脑浆打了出来。他是烈士。
此时的老舍，不看出身，只看人品，所以才有了小文夫妇这一对儿极其成功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形象。
《四世同堂》的主角是老北京的底层市民。这些传统的老北京人没有多高的觉悟，人人背负着旧文化传统的重担，有着各自的种种毛病，可是细看起来又大都有可爱可敬的地方。从这儿也可以看出老舍对国民性的理解和态度的与众不同。
同是进步作家，很多人对世代被压迫被奴役的百姓是充满同情的，然而他们往往是站在高处去俯视。他们更多地注意了那些小人物落后、愚昧、自私、麻木的一面，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老舍的一个可贵特点是，他既不留情面地解剖和批判民众可悲可鄙的恶德，又深情地发现和展示深藏在民众内心的美德。
这与他本人是在穷人堆里长大的极有关系。他对穷人们是平视的，近距离的，直达内心深处的。所以，胡适、鲁迅、徐志摩、郁达夫虽都写过人力车夫，却都止步于采用第一人称，难以进入他们的内心。只有老舍才能写出祥子，而且敢于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老舍深深懂得，他的亲朋、邻居、伙伴们的人性中，丑和美是以各种不同的关系和形态共存的。
老舍更希望，经过大灾大难的洗礼，民众们能“打开良心之门”，使心得到净化，灵魂获得重生。
你们看——
那位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只想用破缸顶住自家大门的祁老太爷，面对特务的手枪，挺起了瘦而硬的胸膛。
那个恪守孝道只想做贤妻良母的韵梅，原本以为日本打进来只为抢卢沟桥上的几只石狮子，而今她在敌人和民族败类面前昂起了头，觉出自己的硬正。她深懂了瑞全，并为之自豪。
热心助人的李四爷，甩掉了谨小慎微的处世哲学，向敌人举起拳头，壮烈牺牲。
靠拉人力车糊口，把打老婆当家常便饭的小崔，把冠晓荷赶下车来。
剃头匠孙七，在被日寇活埋的关头，不再把死放在心上，先亲手活埋了卖国求荣的冠晓荷。
……
他们一个个都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老舍借钱诗人的口说出了自己的期望：“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这些垃圾，老舍称之为“民族的遗传病”。这种遗传病，清除起来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老舍是不是太天真了？然而一个赤诚的作家，不该有这种天真吗？
用什么标准评价人，是个大问题，敏感的问题。《四世同堂》里有老舍自己明确的回答。
这里的人，好与坏，完全不决定于他属于哪个阶层，而决定于他的道德良心。
祁家是正派人家，老二瑞丰就可以是败类。
作恶多端的冠家，大小姐高第与妹妹招弟走了不同的路。她从一般的善良进而成为抗日的战士。
白巡长。当警察的常被看作反动阶级的爪牙，日军的狗腿子，他可是处处保护乡亲们，最后走进抗日地下工作者的行列。
靠“吃瓦片儿”（买卖和出租房产）发了小财的金三爷，内心也有善良正义的一面。他架着受刑出狱的钱诗人去教训冠晓荷的那一段，正气凛然，身手凌厉，震慑群丑，真是精彩。
祁天佑，一个掌柜的，应该算小资本家吧，可是他不堪侮辱，为了人的尊严，投身湖水。
就连日本人的形象，老舍也没有一刀切。那个邻居日本老太婆，她就不同于她的军国主义同胞。她有正义感，她在亲人一个个被征入伍丧生后更痛恨战争，她在感情上站在中国人一边，尽力地保护中国邻居。老舍有意让她来向邻居报告日本投降的消息。老舍想让读者知道，善与恶也不决定于国籍，人性中必有两面，总有一种人如《神曲》中所说“独立直行，不屑走罪恶的道路”。
显然，对日寇、汉奸这类人老舍缺少直接接触，所以写起来难免有点漫画化。老舍对他们极度地仇恨和憎恶，凭着他出色的想象力，那些人个个活灵活现，各有其丑，各有其坏，淋漓尽致。
老舍虽然入过基督教，而且崇敬《神曲》，但“要爱你的仇敌”（《圣经》），“要爱那些使你们受逼迫的人”（《神曲》），老舍接受不了。他坚持恶有恶报，当世就报，并不等到“末日的审判”。
于是，对那些人一个也不放过，他们的下场也各不相同，死也死得有“个性”，显示了老舍在人物塑造上的高明。
老舍要的不仅是解气，更是正义。
那个牛教授当上了北平汉奸政府的教育局长。他的原型很可能是北平沦陷后的周作人。他们都有学问，都有不小的名望，都曾经作出过清高的姿态，在挨过枪子儿（不管是从哪儿打来的）之后，都服服帖帖地成了日本鬼子的走卒。为了让读者明白牛教授是艺术形象，不能等同于周作人，所以老舍让牛教授做的是科学家，他的伪职与周作人的教育总署督办也不一样。
还有那个野求，在学术界也曾经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敬佩姐丈钱诗人也是真心的，可是几经犹豫还是在伪政府里当了差。他并非不知道这么干很无耻，没骨头，但，八个孩子，一个病包儿似的老婆，怎么办？道义节操的底线一旦失守，就会收不住脚，野求后来成了大烟鬼。
艰难、胁迫、哄骗、利诱，都是让骨头发软的理由，然而在大义和气节面前，人，该怎么权衡？那些“理由”还是理由吗？
这些形象，对人们，尤其是知识人，永远是警示。
此时，作为独立的自由作家的老舍，现代民主思想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可是《四世同堂》里的人物都没有表现出明确的“现代”意识，因为在当年国难当头的时期，国家至上，爱国是头等大事。沦陷的八年，首先要用“爱国”这个标尺检验每个中国人。
爱国是属于政治层面的，道德则是它的基础。《四世同堂》自始至终贯穿着的是礼义廉耻。给祁家看坟地的老农常二爷进西直门时让日本兵抓住在城门洞罚跪，他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痛不欲生。老舍说：“他是个中国人，北方的中国人，北平郊外的中国人。他不认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老舍在这里点出的就是全书的核心观念。
道德观念的历史颇为复杂，礼义廉耻这些观念从初起时就杂糅着优劣并存的元素。千百年来历代的统治者不停地往这里塞进很多陈腐的东西，可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优秀代表又像灌溉着祖国大地的长江大河一样，用无数感天动地的事迹给它们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从而造就了它们真正的价值，成为中国人灵魂的土壤。
中国人的道德，要更新，要复壮，绝不能从这个基地上把根拔出来。拔出来，移到其他的土壤中，事实证明都活不成。其实，世界文化中的那些好东西都是相通的，都有它们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在，改造中国文化，实现道德重建时，可以借鉴其他文明体系的优秀成果，但更要重视中国优秀的文化及道德传统。
小羊圈的四世同堂，是一个最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一个保守封闭的世界，持有着一个最老旧的观念，小说以此处为起点，让一个个在礼义廉耻传统中养大的老北京人，经过八年的炼狱，登上一个新的层面。淘汰了那些败类之后，每个人的灵魂都经过了一次大洗涤，光鲜亮丽了许多。
在这个过程中，忠，已经不是效忠于某个统治者，而是忠于祖国，忠于中华大地。义，不再是陈旧的纲常，而是民族的节操和大义。孝，也不再是“父为子纲”和“无违”。老舍并没有北平沦陷八年的生活体验，他的这些人物都是在往日积累的基础上虚构的，唯其虚构才越发体现出他内心本真的追求和企愿，自然这也就难免有理想主义的因素。
不过他的理想化也比较有限。由于小说所反映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题材和主题，他的这些人物，包括最进步的几个人物，离彻底的现代意识，尚有一定的距离。然而因此也使小说显得更加真实和接地气。
《四世同堂》百姓们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经过改造、锤炼，而终焕发新的生机与光彩。他们对于礼义廉耻的尊崇，他们对于根于内心的善和良知的保存与发扬，都令人感佩，引人深思。在道德滑坡的今天读之，更觉其弥足珍贵。
因此，这一部抗战经典，其内涵和启示意义远远超越了抗战题材的范畴，让人们感悟到许许多多东西，成为宏大而深邃的中华文化中的一个灵的瑰宝，这正是老舍先生期望的。
一个无形的老舍，像《神曲》里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导引着我们巡视和观察在血与火考验中的国人，也导引着我们思索今天的中国和自己。
范亦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