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医生

有一次，秋天，我从远离庄园的田野打猎回来，路上受了风寒，生起病来。幸而发热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一个县城，住在旅馆里了；我派人去请医生。半个钟头之后，县城的医生来了，这人身材不高，瘦瘦的，一头黑发。他替我开了一服普通的发汗剂，叫我贴上芥末膏，非常敏捷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翻袖口里，——但同时干咳一声，望望旁边，——已经准备回家了，忽然不知怎的同我谈起话来，就留下了。我正为发烧而苦恼，预料今夜会睡不着，喜欢有一个好心人和我聊聊天。茶拿来了。我的医生就谈起来。这人很不傻，谈风很健而且富有风趣。世间往往有奇怪的事：有的人你和他长住在一起，保持亲密的关系，然而从来不和他推心置腹地讲真心话；而有的人呢，刚刚相识，就一见如故，彼此像忏悔一样把所有的秘密都泄漏出来了。不知道我凭什么博得了我的新朋友的信任，他竟无缘无故地，即所谓“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一件相当精彩的事讲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的故事传达给我的善意的读者。我力求用医生的原话来表达。

“您可知道，”他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这是纯粹的别列佐夫卡鼻烟的作用）开始说，“您可知道这里的法官帕维尔·卢基奇·梅洛夫吗？……不知道，……嗯，没有关系。（他清清喉咙，擦擦眼睛。）我告诉您，这件事发生在——让我仔细想想，哦，——发生在大斋期，正是解冻的天气。我在他家里，我们的法官家里，玩朴烈费兰斯。我们的法官是一个好人，喜欢玩朴烈费兰斯。突然（我的医生常常用“突然”这两个字），他们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他们说：‘送来一个字条，——也许是病家送来的。’我说：‘把字条给我看。’果然是病家送来的……唔，很好，——这，您知道吗，就是我们的饭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是一个女地主——一个寡妇——写给我的；她写着：‘我的女儿病势垂危，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劳驾出诊，我现在打发马车来接您。’嗯，这都没有什么。……可是她住在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已经夜深了，而且路难走极了！况且她家里境况不好，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金是不必希望的，就连这也很难说呢，也许只能得到些粗麻布或是一些谷物罢了。可是，您知道，责任第一！人都快死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常任委员卡利奥平，回到家里。一看，一辆小马车停在阶前；马是农家的马，——大肚子，真是大肚子，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马车夫为了表示恭敬，脱了帽子坐着。我心里想：看样子，老兄，你的主人不见得是堆金积玉的……您在笑了，可是我告诉您：我们这班穷人，凡事都要考虑考虑……如果马车夫神气活现地坐着，不脱帽鞠躬，还从胡须底下露出冷笑，摇着马鞭——那么包管你可以拿到两张钞票！可是我看出今天不是这种生意。不过，我想，没有办法，责任第一。我拿了最必需的药品，就出发了。您信不信，我差点儿到不了啦。路坏透了：有小河，有雪，有泥泞，有水坑，突然堤坝决了口——真倒霉！可是我终于到了。房子很小，屋顶盖着麦秆。窗子里有灯光，大概在等我。迎接我的是一位戴着便帽的端庄的老太太：‘请您救救命，病很危险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来，请到这边来。’我一看，一间很干净的房间，屋角里点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年约二十岁的姑娘，已经不省人事了。她热度很高，呼吸很困难，——害的是热病。房间里还有两位姑娘，是她的姊妹，都吓坏了，哭得满脸泪痕。她们说：‘昨天还很好，胃口也不错；今天早晨嚷着头痛，到晚上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那句话：‘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的责任，——我就着手医治。我替她放了点血，叫她们替她贴上芥末膏，开了一服药水。这时候我老望着她，望着她，您可知道，——咳，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脸蛋儿……总而言之，是一个美人！我心里充满了怜惜。她的脸庞多可爱，一双眼睛……好，谢天谢地，她安静些了；出了汗，好像清醒过来了；她向周围望望，微笑一下，用手摸摸脸……她的姊妹弯下身子去，问她：‘你怎么样？’‘没什么。’她说着，把脸转过去……我一看，她已经睡着了。我说，好啦，现在要让病人安静一下。于是我们都踮着脚走出去；留一个侍女在这里随时伺候。客厅里桌子上已经摆好茶炊，还有牙买加甜酒，干我们这一行，这是非有不可的。她们端茶给我，要求我在这里过夜……我同意了：现在还能到哪里去呢！老太太老是叹气。我说：‘您怎么啦？她会好的，请您别着急，最好您自己去休息一下，已经一点多了。如果有什么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的，好的。’老太太就出去了，两位姑娘也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客厅里已经替我预备了一张床。我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这是多么奇怪的事！似乎已经很疲倦了。我总是忘不了我的病人。我终于忍不住，突然起来；我想：让我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起了床，悄悄地开了门，可是我的心怦怦地跳。我一看，侍女已经睡着，嘴巴张开，还打鼾呢，这家伙！病人脸朝我躺着，摊开两手，怪可怜的！我走近去……她突然睁开眼睛，盯住我看！……‘是谁？是谁？’我不好意思起来。‘别害怕，’我说，‘小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您现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我是医生，我是医生……是您母亲派人到城里接我来的；我们已经替您放过血了，小姐；现在请您安心休养吧，再过两三天，上帝保佑，我们就会把您治好啦。’‘啊，是的，是的，医生，不要让我死啊，……求求您，求求您。’‘您怎么了，上帝保佑您！’我心里想，她又在发烧了。我替她按脉，果然有热度。她对我望了一阵子，突然握住了我的手。‘我告诉您，为什么我不愿意死，我告诉您，我告诉您……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请您别告诉任何人……您听我说……’我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近我的耳朵边，她的头发碰着我的脸，——说实话，那时候我头昏目眩，——她开始低声说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啊，她是在那里说胡话……她说着，说着，说得很快，而且好像不是俄国话，说完之后，她哆嗦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竖起一根手指警告我。‘记住啊，医生，别告诉任何人……’我好容易使她安静了，给她喝了点水，叫醒了侍女，就出去了。”

医生说到这里，又猛烈地嗅了一会儿鼻烟，呆了一阵子。

“可是，”他继续说，“到了第二天，和我的期望相反，病人并没有好转。我再三考虑，突然决定留在这里，虽然有别的病人在等我……您也知道，对病家是不可以怠慢的，我的业务会因此而受到损失。但是，第一，病人确实是危急了；第二，我得说实话，我对她很有好感了。况且，她们一家人我都喜欢。她们虽然是没有家产的人，但是所受的教养可说是罕有的……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个作家；当然是在贫困中死去的，可是他已经使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又留下很多书。不知道是为了我热心照顾病人的缘故呢，还是另有缘故，总之，我敢说，她们都像亲人一样喜欢我……这时候，道路泥泞得厉害，一切交通，可说是完全断绝了，到城里去买药也非常困难。病人没有起色……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但是……这时候……（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他又嗅鼻烟，喉头咯咯作响，喝了一口茶。）对您直说了吧，我的病人……怎么说好呢，可说是，爱上了我……或者，不，不是爱上了我……不过，……实在，这怎么，这个……”医生低下了头，脸红了。

“不，”他兴奋地继续说，“怎么可以说是爱上了我呢！一个人到底应该有自知之明。她是一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女子，而我呢，连我的拉丁文也可说是完全忘记了。至于外貌呢，（医生微笑着看看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傲。可是上帝并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傻瓜：我不会把白叫做黑；我多少懂得点事。譬如说，我心里很明白，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叫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对我不是发生了爱情，而是有了一种所谓友谊的好感和尊敬。虽然她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许是弄错了，可是她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请您判断吧……不过，”医生显然有点语无伦次，一口气说出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之后，又补充说，“我的话似乎说得有点乱……这样说您一定一点也听不懂……那么让我把一切按照次序说给您听吧。”

他喝干了那杯茶，用较为平静的声调说起来。

“唔，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一天重似一天。先生，您不是医生，您不能了解我们医生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开始预料到病魔将要战胜他时的心情。自信力不知到哪儿去了！你突然胆小起来，简直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你似乎觉得：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忘记了，病人不信任你了，别人已经看出你的慌张，勉强地把病情告诉你听，用怀疑的眼光看你，交头接耳地议论……唉，真糟糕！你心里想，一定有对症的药，只要找到它。对啦，是这药吧？试一试看——不对，不是这药！等不到药力发生作用的时间……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用那种药。你常常拿出药典来……心里想，药在这里了，在这里了！其实有时是随便翻翻书，想碰碰运气看……可是在这期间病人已经快死了；别的医生也许会医好这病人的。你就说：一定要会诊；我一个人负不起责任。这时候你竟变成了傻瓜！但是后来渐渐习惯，也就没有什么了。人死了，——不是你的罪过，因为你是照规矩行事的。可是还有更难受的：你眼看见别人盲目地信任你，而你自己明知道是无能为力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全家对我的信任正是这样，因而忘记了她们家的女儿正在危险中。而我呢，也宽慰她们，说是不要紧的，其实自己心里吓得要命。尤其不幸的是碰到道路那样泥泞，马车夫去买药，常常要好几天。我待在病人房里，寸步也不能离开她，您知道，我讲各种好笑的故事给她听，陪她玩纸牌。夜里也在那里坐守。老太太流着眼泪感谢我；可是我心里想：‘我是不值得您感谢的。’我坦白告诉您，——现在不必隐瞒了，——我爱上了我的病人。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依恋我，常常除我之外不要别人走进房来。她开始跟我谈话，问我在哪儿念过书，生活过得怎么样，有哪些亲人，和哪些人来往？我觉得她不应该说话，想禁止她，可是您知道，要坚决地禁止她，我是办不到的。我常常抓住自己的脑袋想：‘你在干什么，你这强盗……’可是她拉住我的手不放，老是对我望着，望了很久很久，然后转过头去，叹一口气，说：‘您这人真好啊！’她的手发烫，眼睛很大，可是没有精神。她说：‘嗯，您真好，您是好人，您跟我们这里的邻居不同……不，您不是那样的人，您不是那样的人……怎么我以前不认识您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安静些吧，’我说，‘……实在，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您这般看重……可是请您安静些，看上帝面上，请您安静些……就会好的；您会恢复健康的。’说到这里，我还得告诉您，”医生把身体俯向前些，扬起眉毛，继续说，“她们和邻居们不大来往，因为地位低的人跟她们不相称，而富人呢，自尊心又阻止她们去交往。我告诉您：这家庭是极有教养的，——所以，您知道，我觉得很荣幸。她只肯在我手里服药……可怜的人，靠我搀扶抬起身子，服了药，就盯住我看……我的心怦怦地乱跳。这期间她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我想，她要死了，一定要死了。您相信吗，我恨不得自己躺进棺材里去，因为她的母亲和姊妹老是望着我，盯着我看，……对我渐渐失去了信任。‘什么？怎么样了？’‘不要紧，不要紧！’怎么叫不要紧，我自己也糊里糊涂。有一天夜里，我又是一个人坐在病人旁边。侍女也坐在那里，大声地打鼾……这可怜的侍女也难怪：她也累坏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整个晚上都觉得很不好过；发烧折磨着她。她翻来覆去一直到半夜里；最后好像睡着了，至少躺着不动了。一盏神灯点在屋角里的圣像前面。我坐着，低下头，也打瞌睡了。突然似乎有人从旁边推了我一下，我转过身来……啊呀，我的天哪！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睁大眼睛盯住我……嘴巴张开，面颊热得通红。‘您怎么了？’‘医生，我会死吗？’‘哪有这事？’‘不，医生，不，求求您，求求您，请您不要说我是会活下去……不要这样说……要是您知道……您听我说，看在上帝面上，请您不要隐瞒我的病情！’她的呼吸异常急促。‘如果我确实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一切！’‘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那么想吧！’‘您听我说，我一点也不曾睡着，我一直在看您……看在上帝面上……我相信您，您是个好人，您是个正直的人，为了世界上神圣的一切，我恳求您对我说真话吧！您要知道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医生，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告诉我，我的病很危险了吧？’‘叫我对您说什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那么想吧！’‘看在上帝面上，我恳求您！’‘我不能瞒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的病确实危险，但是上帝是仁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好像很欢喜，脸上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我害怕起来。‘您别害怕，别害怕，死一点也吓唬不了我。’她突然略微抬起身子，用一条胳膊肘支撑着。‘现在……唔，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我全心全意地感谢您，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对她看，好像发痴了；您知道，我心里害怕……‘您听见吗，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有哪一点值得您爱呢！’‘不，不，您不了解我……亲爱的，你不了解我……’突然她伸出两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您相信吗，我几乎叫了起来……我突然跪下，把头埋在枕窝里了。她默不作声；她的手指在我头发上发抖；我听见她哭了。我开始安慰她，宽她的心……我实在不知道对她说了些什么话。我说：‘您要把侍女吵醒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感谢您……请您相信……您安静些吧。’‘好，别说了，别说了，’她反复地说，‘什么都不要紧，嘿，醒了也好，嘿，有人进来也好，都没有关系：反正我要死了……可是你顾虑什么呢，怕什么呢？抬起头来……也许您不爱我吧，也许是我弄错了……如果这样，请您原谅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说哪儿话？……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直盯着我看，张开了两只手臂。‘那么你拥抱我呀……’我坦白告诉您：我不知道这一夜我怎么没有发疯。我觉得我的病人在毁掉自己；我看得出：她的神志不很清醒；我又明白，如果她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她就不会想到我；您想哪：活了二十五岁没有爱过一个人而死去，毕竟是含恨的事。正是这一点使她痛苦，因此她在绝望之余，就拉住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您明白了吗？她的手抱住我不放。‘请体恤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请体恤您自己。’我这样说。‘为什么？’她说，‘有什么可惜？反正我是要死了……’她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如果我知道我会活着，仍旧做体面的姑娘，那我才要害羞，真要害羞……可是现在有什么关系呢？’‘谁对您说您要死了？’‘嗳，得了，别说了，你别骗我了，你不会说谎的，你瞧瞧你自己。’‘您的病会好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会医好您；我们要请得您母亲的允许，……我们结为夫妇，过幸福的生活。’‘不，不，我已经听到您的话，我一定要死了……你答应我了……你对我说过了……’我很痛苦，有种种原因使我痛苦。您想，有时候发生点小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痛苦。她忽然问起我的名字来，不是姓，而是名字。不幸我的名字叫做得利丰。嗯，嗯，叫得利丰，叫得利丰·伊万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叫我医生。我没有办法，只得说：‘我叫得利丰，小姐。’她眯着眼睛，摇摇头，用法语轻轻地说了些话——唉，大概是不好的话，——后来她笑了，笑得也不妙。我就是这样跟她在一起过了差不多一整夜。早晨我走出来，就像发疯了似的；我再走进她房间里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喝过茶之后了。我的天，我的天！她已经叫人认不得了：比放进棺材里去的人还难看。我对您发誓，我现在不懂得——完全不懂得——当时怎样忍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我的病人又拖延了三天三夜……多么痛苦的夜晚啊！她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呀！……最后的一夜，请您想象，——我坐在她旁边，只向上帝请求一件事：请早些把她带走，同时也把我带走……突然老母亲闯进房里来……我昨天已经对她——对母亲——说过，我说，很少有希望了，不行了，可以去请牧师了。病人看见母亲，就说：‘嗳，你来了，很好，……你看我们，我们互相恋爱，互相起了誓。’‘她这是怎么了，医生，她怎么了？’我面无人色。我说：‘她是说胡话，因为发烧……’可是她说：‘得啦，得啦，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不同，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你为什么要装模作样？我母亲是好人，她会原谅的，她会理解的，我快要死了——我何必说谎；把手给我……’我跳起来，跑出去了。老太太当然猜测到了。”

“可是，我不想再多打搅您了，而且回想起这一切来，我自己实在也很痛苦。我的病人在第二天就去世了。祝她升入天堂！（医生用急速的语调附说这一句，又叹了一口气。）她临终前，要求她家里的人都走出去，单留我一个人陪她。‘请您原谅我，’她说，‘我也许对不起您……病啊……可是请您相信，我没有比爱您更深地爱过别人，请您别忘记我……保存好我的戒指……’”

医生把脸扭向一旁，我握住了他的手。

“唉！”他说，“让我们谈些别的，或者玩一下小输赢的朴烈费兰斯吧？您知道，像我们这种人，不配醉心于这么高尚的感情。我们只希望孩子们不要啼啼哭哭，老婆不要吵吵闹闹。因为打那以后我也曾举行所谓正式的结婚……可不是吗！……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带来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名叫阿库林娜；倒跟得利丰很相配呢。我告诉您，这女人很凶，幸而一天到晚睡大觉……怎么，玩不玩朴烈费兰斯？”

我们就坐下来玩一戈比输赢的朴烈费兰斯。得利丰·伊凡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到很迟的时候才离去，十分满足于自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