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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读小说的读者朋友都知道，在1726年的英国，出版了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即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这部作品是英国贡献给世界的经典，在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被列为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书目。作品中描写的“小人国”与“大人国”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但是，我们是否知道，在此书出版约九十年之后，中国也出现了一部经典小说作品，其中也写到了大人国和小人国，与《格列佛游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除了大人国和小人国之外，这部作品还写了更为奇特的君子国、无肠国、玄股国、犬封国、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两面国、巫咸国、歧舌国、女儿国等四十多个奇异国度，有着无数富有奇思妙想的情节。这部作品，就是清代著名小说家李汝珍的《镜花缘》。
李汝珍一如其他著名的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作家一样，生平比较模糊。现在，根据胡适先生《〈镜花缘〉的引论》一文推断，“他的生年大约在乾隆中叶（约1763）；他死时约当道光十年（约1830）”。这一推论虽为约数，但检验与作者相关的材料，大体合于实际。
李汝珍是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字松石。大约二十岁左右，他的兄长李汝璜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做官，他随兄来到此地，拜著名音韵学家凌廷堪为师，学习音韵之学。嘉庆十年（1805），李汝珍到豫东任县丞治理黄河泛滥的问题。此后他的生活便没有细致的载录了。
李汝珍的一生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如他最擅长古音韵学，著有《李氏音鉴》；此外，他也比较擅长棋艺，亦著有《受子谱》一书。而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花费时间最多的书，便是《镜花缘》。在《镜花缘》最后一回中，他自己说，“恰喜欣逢圣世，喜戴尧天。官无催科之扰，家无徭役之劳。玉烛长调，金瓯永奠；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又说“小说家言，何关轻重！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则可以知道，此书的创作历程颇长，或有三十年之久。而此书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苏州原刻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则可知，此书的写作从李汝珍二十多岁便开始了。
《镜花缘》的主要情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类似于楔子。这一部分写蓬莱山百花仙子赴西王母寿诞蟠桃宴，献“百花酿”为王母祝寿，嫦娥欲百花仙子下令百花齐放，以为王母助兴，百花仙子抗命不从，并立誓若百花在不应齐放时违令齐放，情愿坠入红尘。其后心月狐下凡，嫦娥怂恿其令百花齐放，以显威名。心月狐转世为武则天，篡唐为周，并镇压了徐敬业之起事。一日天降大雪，她因醉下诏命百花同时盛开，而此时百花仙子正在麻姑洞府弈棋未归，众花神无以请示，又不敢违抗武则天的命令，便一日之内竞相开放，由此触犯天条，被贬到人间。
第二个部分是全书游历的汇总。这一部分写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赴京赶考，得中探花。然遭人陷害，被革去功名，降为秀才。唐敖对仕途灰心丧气，便随妻兄林之洋及舵公多九公一起出海游历。他们路经多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并结识了由十二名花仙转世的女子。唐敖不仅搭救了流落海外的“十二名花”，更因机缘服食跃空草、朱草等异物，有负重、跃高之能力，也坚定其出世离尘之念，最后入小蓬莱成仙。
第三个部分则以贬谪尘世之仙子应试女科登黄榜而归结。唐小山得知父亲隐居小蓬莱，思父心切，随林之洋出海寻父，游历各处仙境，来到小蓬莱，从樵夫那里得到父亲的信，让她改名“闺臣”，去赴才女考试，考中后父女再相聚。唐小山回国应试，武则天开女科，录取百人，一如泣红亭石碑所录。众才女相聚“红文宴”，弹琴赋诗、论学说艺，各显其能。唐小山再入小蓬莱，寻父不返。此时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后代又起兵反周，攻破长安城外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关，拥立中宗复位。武则天被尊为太后，她又下诏，来岁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
中国小说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极大，比如说受史官文化影响而重历史表达，同时因史官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尽量减少脱离历史与现实的想象，这当然给中国小说带来厚重的风貌，但同时也不可讳言，使得中国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少了想象方面的开拓。但《镜花缘》却是一个例外，比如书中依据各种文化资源（如《山海经》等）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国度。如君子国，其好让不争，唯善为宝，甚至买卖双方争论之焦点竟在买家要贵买，而卖家则要贱卖。大人国之国人比普通人高，脚下都有云雾显示其人之品质，官员都用彩绫遮盖，因为脚下都是恶云。无肠国最有趣，其国人没有肠子，所吃食物，在腹中均不停留，所以富贵之家，都把排泄物收好，给仆人或丫鬟再吃，甚至于再三再四地这样循环。无继国无男女之分，故不生育，无子嗣，但其人死后身体不朽，一百二十年后又活转回来，故其国称人死为睡觉，而将活着的状态称之为做梦。小人国的人不到一尺，寡情而无信。两面国的人都长着两张脸，分在前后，一张善良随和，一张凶狠阴险，他们一般只露出笑脸，而脑后往往用浩然巾遮住，因是恶脸。穿胸国，其人行为不正，渐渐心离本位，故胸前一大洞。豕喙国，人皆长一猪嘴，撒谎成性。伯虑国之人一生最怕睡觉，生怕一睡而不醒，于是终年昏沉，勉强支持，无快乐可言，年纪轻轻就须发皆白。
这些国度的创造，当然汲取了某些传统文化的因子，但总体上来说却充满着丰富奇幻的想象，面对《格列佛游记》这样的作品，正相颉颃。而且，这种想象又不完全是纯粹的艺术幻想，而是蕴含着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如前所举，君子国正为对“小人喻于利”之社会情态的讽刺，大人国之嘲讽官员、无肠国之揭露富人、两面国之刺穿表里不一者、豕喙国之揶揄撒谎者、伯虑国之嘲笑蝇营狗苟者，均非故意夸张而炫人耳目，而是将现实生活中人的各种表现用变形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从而有着极强的艺术张力与喜剧效果。
《镜花缘》还有一个特点不得不提，就是作者将自己满腹的学问也编织进了这部作品之中。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居学者之列，博识多通而仍敢于为小说”，但“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又害之”，又评其“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但也承认“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从另一面来看，作品中确实有一些地方成为枯燥的知识展览甚至炫耀，但细细阅读，应该承认两点：一是作者在小说中所写的学识，绝大部分都有机地融入了小说情节，并无生硬之感；二是这些融入情节的学识，其实成了情节的严密、坚固的支撑。当然小说界曾有“小说家学者化”的呼声，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正是很多小说家空疏无学，只以编造故事为务，而不知故事骨架与展开其实要有学识来充当材料，否则便只能陷于臆想，从而使故事苍白虚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镜花缘》所体现出的才学化倾向，既是清代小说受社会思潮影响而重才学的表现，其实也合于小说尤其是中国小说文体的内在规定，也就是说，它并非单纯的人生切片，而是带有复杂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的综合体。
最后，更重要的，还是《镜花缘》对待女性的态度。中华传统文化中性别的观念其实非常复杂与辩证，绝非男尊女卑甚至将二者视为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这样简单。但笼统来讲，数千年来，女性在自我表达、自我实现层面确实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社会在变化，文化也在松动。清代前中期几部划时代的小说巨著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不约而同地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虽然这种反思还不在同一层面上，如《聊斋志异》的反思更多寄托于花妖狐魅，重在情感寄托；《儒林外史》由杜少卿之口说出“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的话，也特意写了沈琼枝的自主之路，重在男性的认可；《红楼梦》以宝玉面对女子这“水做的骨肉”而自惭形秽，重在心灵之比照。而《镜花缘》则已不仅仅局限在这些角度中了，胡适曾在“五四运动”后开启民智的特定文化语境中大力揄扬此书，称其为“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镜花缘〉的引论》）。这一评价当然是不全面的，但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观来看，却也是合理的。因为小说的主线便是要寻访“名花”（即才女），武则天要开女科，并称“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因此小说中的女子个个有才，男子均要退避三舍。不仅如此，在对女性的称扬中，作品还展现了作者更进一步的思考。在黑齿国中，作者写其中女子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其实，这才是男女平等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平等不是其他琐碎意义上的平等，而一定是解放自己可能性的平等，而解放自己的可能性就在教育之中；在女儿国中，作者又提出女子的参政权——这已经是全世界近代化以来的制度平等所含的内容了。为了表明这一点，作者甚至设置了更为奇特的情节，即将女儿国中男女易位而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这还只是一种乌托邦式陈述，读者并无切肤感受，紧接着，作者就让林之洋经历了一番在女儿国当王妃的体验，并极有会心地提取了缠足这个最有标志性并且最反人性的细节。所以胡适称其“为吾国倡女权说者之作，寄意甚远。其写林之洋受缠足之苦一节，命意尤显”（《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并称“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镜花缘〉的引论》）。
总之，《镜花缘》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上，虽然不像“四大名著”那样声名显赫，或许也不能像《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那样喧于众口，但仍然是一部充满奇思却又关注现实、多缀诙谐但又意旨遥深的不朽之作。
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