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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文学史上，先后出现过几本以文言笔记体来写家庭生活，尤其是夫妻琐事的作品，如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等。这些著作都作为个人生活的回忆录来开展叙述，大多叙事委婉，文字清丽，所描写的家庭生活，也多富有精致的诗意趣味。在这些著作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同时也被公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沈复的《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的影响有多大？以下评价可见一斑：林语堂称此书的女主角芸娘“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闺中记乐》是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最细腻的记载”。同时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中数次引用《浮生六记》中的描写记叙，作为林语堂心目中东方式“艺术化”生活的典范。俞平伯在《浮生六记》重印出版的校点序言里盛赞此书“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连一向以对古代文学作品颇为挑剔而著称的鲁迅，也罕见地称赞道：“像《浮生六记》中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
这些盛誉，是《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生前万万未曾想到的。
应该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甚至是文字的风格，写于嘉庆年间的《浮生六记》都受到清初冒襄《影梅庵忆语》的巨大影响。但两位男性作者及两位书中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冒襄是著名的“明末四公子”之一，文采华艳，声名藉甚，一时交游多为海内名彦，其爱妾董小宛更有着“秦淮八艳”之一的艳名。冒、董二人的情事成为清初包括吴伟业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士吟咏的“流行”题材，而《影梅庵忆语》的写作更催发了这一题材的流行。
而沈复，却是乾嘉时期生活在苏州的一位无名文人，籍籍无名到连他具体去世的年岁都不可考知，无其他诗文传世，关于他生平的记载，也仅有这本自述体的《浮生六记》。从中读者可知，他出生于苏州一个小康经济水准的幕僚家庭，自己虽然受过不错的教育，能书善画，却远远谈不上饱读经史，或在任何一门学问的领域有所专长。从《浮生六记》的自述来看，他一生未曾应科考，自然也就未曾中举，谋生手段除了寥寥几次的游幕与并不成功的经商外，就仅有在家设书画摊糊口，所谓“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坎坷记愁》），困顿不堪。如果说，《影梅庵忆语》中展现的是晚明以来江南士大夫以精致为尚的生活品味，那么，我们在《浮生六记》中读到的，就是清代一家普通小市民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以饮食为例，《影梅庵忆语》中为了赞美董小宛的兰心蕙质，写她手工精制秋海棠露和桃膏、腌梅等富有诗意的美食，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钟鸣鼎食之家的饮食之精，女主人公的巧手慧思。而《浮生六记》中提到的饮食则是豆腐乳、虾卤瓜、挑担馄饨这样的平民食品，但作者一一写来，充满回忆的深情，却格外让读者为之感动。
或许，这种平民趣味和文人风习的结合，以及不矫饰，自然天真的文风，正是《浮生六记》的传播与影响远胜于其他几部同题材作品的原因。俞平伯序言中赞美此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也正是针对《浮生六记》的此种风格而言。
本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中，目的为“合两姓之好”的婚姻关系，没有给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留下多少发生空间。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写到夫妻关系时，大多强调彼此的责任、相守、付出与陪伴（比如诸多感谢妻子一生辛劳奉献的悼亡诗），而缠绵悱恻销魂入骨的爱情，则大多发生于夫妻之外的男女关系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浮生六记》中陈芸与沈复的爱情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存在。从十三岁时小儿女之间的朦胧好感，到新婚后的缠绵甜蜜，到中年夫妻的相依不尽，一直到依依死别的锥心之痛。他们的婚姻不仅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且在婚后，不但没有被琐屑的日常生活所磨损，反而因为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与志趣而逐日加深了彼此的情感。从某种程度来说，沈、陈二人的爱情，更接近现代男女的爱情观。而“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闺房记乐》），这样到了中年依然情爱深笃的婚姻，却是令许多当代的读者都艳羡不已的。
陈芸是中国文学中罕见的真率而自然的女性形象，正如在描写她的相貌时，作者并不回避她“两齿微露”的缺陷，作者在其他方面也未曾对她作过多的美饰（这样的坦诚是其他几本同类型回忆录所不具备的）。她文化程度不甚高深，仅能吟咏一二断句，女红针指也无惊世之才。但她却明白领悟欣赏并追求这世界上一切的美：风景之美、人物之美、生活环境之美、居室之美……陈芸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几乎出自于本能，而她又那样的勇敢，为了追求美而甘愿去大胆地挑战人世道德与习俗的种种规范。并能从贫寒的生活中去发掘，创造生活的美与乐趣。“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这句自白，在三百年后找到了共鸣。
陈芸这样的妻子，是中国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她的美好，溢出了之前对女性的所有传统衡量标准，无论是保守的德言容功还是才子眼光式的才色，都无法衡量陈芸的美好。而拥有、发现陈芸的美好前提是沈复这样的丈夫。受明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女性教育的推行，在明清的江南文人中普遍存在着对“才女”的迷恋。然而沈复对陈芸，不仅有对女方才华的深深赞美，更多一种基于两性平等的尊重和建立在此种尊重之上的婚姻自由观念。无论是新婚后带妻子游沧浪亭，还是怂恿芸娘女扮男装与他逛庙会，假托归宁而夫妻同游太湖，带自己的朋友与陈芸同游，甚至允许陈芸参加朋友们的文会……这些都打破了旧式宗法家庭中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传统夫妻关系。这也是在五四革命后，《浮生六记》一书迅速走红、再三重版的原因。在追求婚姻解放、爱情自主的思潮下，读者们忽然发现了乾嘉时期这对普通知识分子夫妻之间的平等且动人的爱情。
然而这样具有现代性的超前的婚姻和爱情势必是不容于那个宗法制时代的，第三卷《坎坷记愁》即写这种美好的被毁灭。陈芸并不是一个旧式家庭与道德的反叛者，相反，她一心想做一名恪守礼范，得公婆垂爱的“好媳妇”。她一生安贫若素，视钱财如粪土，热情地招待丈夫的朋友，为了小叔的婚姻慷慨捐出自己嫁妆中的珠花，在两性关系中绝不嫉妒，甚至积极张罗着给丈夫和公公娶妾……如此种种，都符合一个旧式“贤妻”的标准。然而纵然如此，她的天真而率直，她那些一次次的踏过“闺范”界限的浪漫行为，终究让她一再得罪于公婆，最后夫妻双双被旧式宗法家庭摈斥。再加上恶劣的经济条件，最终导致她永别于儿女、中岁病逝的凄苦命运。陈芸临终总结自己的悲剧源于“君太多情，妾生薄命”（《坎坷记愁》），本来，封建宗法制的时代，等待着爱情的只能是毁灭的命运，虽然陈、沈二人的爱情有着合法婚姻的外壳，但在强大的宗法权、父权面前，这个外壳又是多么的脆弱，不堪遮蔽他们头顶的天空。
从书名可见，《浮生六记》本有六记。但作者沈复生前位卑名掩，又困顿以终，故而《浮生六记》在沈复生前一直未能出版刊行，只靠抄本在少数亲友间流传。1847年左右，一个叫杨引传的人路过苏州，在苏州的冷摊上偶然买到了沈复的《浮生六记》残稿，此时《浮生六记》已经仅有前四卷。这部四卷残稿，在杨家的亲友中被小范围地传抄阅读。三十年后的1877年，在沈复去世的几十年后，杨引传决定把四卷本的《浮生六记》交给上海《申报》尊闻阁以活字印刷出版，这个版本前有杨引传的妹夫、著名报人王韬写的跋语。至此，这部书才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到了民国时期，受婚姻爱情自主潮的影响，此书应时代风气而迅速走红，被一再重版。
因为《浮生六记》缺了最末的《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两卷，出于对缺憾美的补足，20世纪30年代，有出版商伪造了后两卷的内容，并将《养生记道》改名为《养生记逍》，以所谓“足本”的面貌重版。但伪造的后两卷究属拼凑之作，艺术价值和文章内容都无法达到原著的水准，早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辨伪的考证。一直到2008年，有学者发现清代学者钱泳的《记事珠》手稿中《册封琉球国记略》一篇，很可能就是抄录自已经失传的《海国记》，也即《中山记历》的初稿本。《册封琉球国记略》记载的是嘉庆十三年（1808）清政府册封琉球国王时，沈复作为随从一员前往琉球的所见所闻，这部分内容留下了对当时琉球风土民俗的精彩描绘。
而依然失落的《养生记道》，是否有朝一日也能够重现于天壤之间？这是热爱《浮生六记》的读者共同期望的。
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取优质底本整理标点，并加以简明的注释，以适应读者朋友的阅读需求。
侯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