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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延请国内一流学者论证选题,优选专长译者担纲翻译,先后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名著名译插图本”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文集、选集等,这些作品得到了几代读者的认可。丰子恺、朱生豪、傅雷、杨绛、汝龙、梅益、叶君健等翻译家,以优美传神的译文,再现了原著风格,为这些不朽之作增添了色彩。

2015年,精装本“名著名译丛书”出版,继续得到读者肯定。为了惠及更多读者,我们推出平装版“插图本名著名译丛书”,配以古斯塔夫·多雷、约翰·吉尔伯特、乔治·克鲁克香克、托尼·若阿诺、弗朗茨·施塔森等各国插画家的精彩插图,同时录制了有声书。衷心希望新一代读者朋友能喜爱这套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64gUQZMmpHMDPw/j+ctaYYIzlLiW83oUSSNbTz9xadNmk0efbLejNvDnGflzVig5



前 言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这部书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是家喻户晓的大众读物,直到现在仍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足见其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三部曲不啻是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自述,而且也是一部卓越的艺术珍品。它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生活道路,对俄罗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所描绘的一幅多彩的时代历史画卷。作品的主人公阿廖沙就是作家本人。这一形象不仅是高尔基早年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俄国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磨练后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概括性意义的艺术典型。作品以高尔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生活为素材,涵盖了作者从记事时候起,即四岁至二十岁的生活经历,也就是一八七一至一八八八约十八年的生活断面。

阿廖沙·彼什科夫四岁丧父,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外祖父卡什林是一个小染坊主,已濒临破产。严峻的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乖戾、吝啬的小老头变得愈加残暴、贪婪、怪僻,他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经常打骂亲人和幼小的阿廖沙。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愚昧、狭隘、自私、残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甚至为一些小事而常常争吵、斗殴。暴戾的外祖父凶狠地毒打外祖母和孩子,竟把幼小的阿廖沙打得失去知觉。两个舅舅,由于嫉妒,把阿廖沙的父亲骗到外面,并狠心地把他毒打一顿后推进冰窟里。大舅米哈伊尔为了取乐,竟把烧红了的顶针放在瞎眼的老长工格里戈里的手里。二舅雅科夫甚至残忍地把自己的老婆无端地折磨死了。干活时他们不把人当人看,抬十字架时竟把强壮的“小茨冈”活活给压死了。作品的开头高尔基就写道:“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于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阿廖沙十一岁被迫走上“人间”,先是当鞋铺的学徒,后在制图师家里打杂,在船上当洗碗工,在圣像作坊做杂工,在建筑工地上当监工等。在“人间”,阿廖沙一直处在各色各样的愚蠢的小市民的包围之中,看到了“更多的残忍、污秽、丑恶的事情”。制图师家的婆媳们愚昧而又奸刁,整天吵吵嚷嚷,以拨弄是非、取笑他人为乐;轮船上的那个肥胖的秃头雅科夫老是讲女人,而且讲得不堪入耳;狡猾的谢尔格和叶尔莫欣自己偷茶具、偷钱,却要嫁祸于阿廖沙;市场上那些做买卖的和掌柜的都无聊地干各种恶意的游戏:外来的乡下人要到城里什么地方去,向他们问路,他们总是故意指错路径;毛皮店的老板用十卢布打赌,让自己的伙计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磅火腿。特别令阿廖沙愤恨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他亲眼看见他的后父用长腿踢她母亲的胸脯;亲眼看见一家妓院的门房抓住一个女人的双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这一切都引起幼小的阿廖沙的激愤和狂怒。身边这些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阿廖沙并没有被这种黑暗的丑事和腐蚀人的恶势力所压倒、所毁灭,反而使他锻炼成了一个坚强、勇敢、正直的人。这是因为:一,现实中,除了黑暗势力外,还有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是他们给了他力量,使他看到光明;二,世界优秀的文学遗产像雨露一样,滋润着阿廖沙的心田,使它不致枯竭。

“小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式各样普通的粗人,全像蜜蜂似的把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第一个,也是最多地把蜜送到阿廖沙的蜂窝里去的人就是外祖母。在作品中,外祖母的形象可以说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中最光辉、最有人性,同时也是最富艺术魅力的形象之一。高尔基非常深情地写道:“在她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除外祖母外,那个善良、乐观的“小茨冈”,那个忠厚老实的老长工格里戈里,那个献身科学的“好事情”,那个文化水平不高却很喜欢书的厨师斯穆雷等,都是阿廖沙的良师益友。正是这些善良、平凡的“普通粗人”哺育培养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反抗精神。

书籍对于阿廖沙的性格的形成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读了大量的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各特、龚古尔兄弟、贝朗瑞、大仲马、海涅等,这些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几乎都阅读过。“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像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困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什么叫作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因为这些书使我在心中生长了一种坚定的信心:在这大地上我并不是孤独的,所以我绝不会走投无路。”

许多人都指出,三部曲的基本主题,就是阿廖沙的成长。这当然是不错的。高尔基以其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感情和娴熟的艺术手段,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地再现了阿廖沙作为革命者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他的性格正是在铅一样的生活的重压下同无尽的苦难和恶势力的顽强斗争中,在接受和认识现实中所有美好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绝不是作者有意美化自己。阿廖沙的形象是俄国千百万劳动者走向革命、走向新生活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典型。我们完全可以说,三部曲是一部展现俄罗斯一代新人成长的作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作者在构思这部作品时还有一个更直接更迫切的潜在主题——全面而真实地考察俄罗斯国民性中的力量和弱点,特别是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俄国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特征。这是高尔基在当时就已意识到了的历史赋予他的任务。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俄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这时高尔基和许多人一样,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了许多问题:革命失败的原因,俄国社会和俄国革命的性质,俄国革命与俄国民族性、俄国民族文化心态的关系,未来的革命历史前景等等。一九〇七年至十月革命时期,高尔基创作了近十部中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乃是高尔基的创作走向新阶段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他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如所周知,高尔基每一阶段的创作都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脉动密切相连的。第一阶段的作品,不论是传达底层人民的呐喊和闪现其理想光辉的早期短篇小说,还是那些社会政治剧本以及包括《母亲》在内的几部中长篇小说,其基调都是高亢、激奋、感情澎湃和色彩浓艳。如今,急风暴雨式的一幕已暂时过去了,冷静的沉思代替了激越的感情。在思考、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时,高尔基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特征,对其作深层的挖掘。他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反思并剖析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愚昧落后、自私野蛮、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明哲保身……这是根深蒂固的俄国小市民的习气,是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的大敌。“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高尔基深切地认识到,必须把民众从沉睡的浑浑噩噩的境况中唤醒起来。他把唤起民众的觉醒看作是自己的权利,也是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用这些故事使你们感到不快,是我的不能否认的权利;这是为了使你们想起,你们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以及生活在如何的情况之中。”批判揭露生活中的一切丑恶就是高尔基创作奥库罗夫三部曲和自传体三部曲的直接动因。在这里,高尔基已从一位炽热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位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自传体三部曲无疑属于高尔基的优秀作品之列,它的特点是,笔法凝练而朴素,感情冷峻而执着;他清醒地同时也是深情地回眸昨日的历史时,把广阔的血淋淋的生活画面同深邃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伴随着细腻的对人的心理剖析,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展现出未来的宏伟的远景。这正是三部曲的力量所在,也是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作家高出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地方。作者在展示和批判落后、野蛮和残酷的“铅样沉重的生活”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新一代人如何在旧地基上破土而出,并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生命力。自传体三部曲中的阿廖沙的形象就是这新一代人的代表。无疑,“在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善良——富有人性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对光明的人性的生活必然苏醒这一不可摧毁的希望。”

《我的大学》则是高尔基在写了《在人间》六年之后,即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二二年完成的。因此这个作品不论在构思和文体方面又与前两部作品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在基本主题上还是连贯的,即除了继续揭露、鞭笞小市民的肮脏生活和灵魂外,也进一步探索了阿廖沙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我的大学》主要记述了作者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在喀山的一段艰苦生活历程。阿廖沙本来是抱着“上大学”求学的目的去喀山的,但是梦想很快就破灭了。迫于生活,他不得不经常跑到伏尔加河码头和面包房等地去干活。在这里,他的生活接触面扩大了,除了与工人、流浪汉、城市下层平民打交道外,还结识了一大批学生和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参加了民粹派小组的活动,然后又跟罗马斯到农村去做启蒙宣传工作。与《童年》和《在人间》相比较,在《我的大学》中,阿廖沙已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中的恶,而是开始身体力行,试图提出并着手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了;他从过去对事对人的自发的反抗进而到了自觉反抗的阶段,从孤立的个人反抗的方式转为寻找有组织的集体斗争的方式。这当然是莫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尚缺乏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还没有看到先进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的工作仍不会有好的结果。高尔基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在喀山的一段生活锻炼,对于阿廖沙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后来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辉凡
二〇〇二年八月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高尔基就有撰写传记体作品的念头。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间,列宁到高尔基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寓所做客,高尔基不止一次地向他讲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有一次,列宁对高尔基说:“您应当把一切都写出来,老朋友,一定要写出来!这一切都是富有极好的教育意义的,极好的!”高尔基说:“将来有一天,我写出来……”不久,他实现了这个诺言。

高尔基在这本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的特征,特别是绘出了一幅俄国小市民阶层风俗人情的真实生动的图画。它不但揭示了那些“铅样沉重的丑事”,还描绘了作者周围的许多优秀的普通人物,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更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是这些普通人给了幼小的高尔基良好的影响,使他养成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性格,锻炼成坚强而善良的人。

《童年》写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间。最初于一九一三年八月至次年一月陆续发表在《俄罗斯言论报》上。一九一四年首次在柏林出版单行本。中译本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三卷,一九五六年初次出版。本书根据我社《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印制。

给我的儿子 c1XXn1wjDg3VOLu92eMPJfo61crOVohf9BJ8PDUts6dloJTHlXyi3AI+kb1vnGMv



在幽暗的小屋里,我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他的光脚板的脚指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也是弯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像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难看地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跪在那里,上身没穿衣裳,下半身围着红裙子。她用那把我爱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母亲老是自言自语,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她也哭,哭得挺别致,仿佛挺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撑着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怪别扭的。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就死了……”

我得过一场大病。才刚下地。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却换了一个奇怪的人——外祖母来看护我。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

“从上边,从尼日尼 来的,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在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真可笑,使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 老头子,是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筋斗往下滚,——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都糊涂得令人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多嘴。”她也笑着说。

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快乐,又流利。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都在我心里引起新奇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一向态度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平平帖帖的,她的个子高高大大,像一匹马: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都膨胀起来,弄得乱七八糟,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耷拉到脸上,编辫子的那半头发,来回摆动着,触动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不断地号啕大哭,眼泪扑簌簌地直流。

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

“快点收拾!”

窗户是用黑披肩遮着的;披肩给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划帆船,忽然霹雳一声雷响,父亲笑起来,膝头紧紧夹着我,大声说:

“没关系,不要怕,‘大葱头’ !”

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着两眼,刷白的面孔变青了。她像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躲到箱子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快乐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住点儿!圣母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碰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

“荣耀归于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说罢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以后的事全记不得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坟场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溜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坑底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

在坟旁边,有我,有外祖母,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往一旁走开,说道。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打得水啪哧啪哧地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

“走吧,廖尼亚 。”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了,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主啊。”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她低着头,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墓穴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不动。

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搀着我的手,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

“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应当哭一场!”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不要哭好了。”她悄悄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气,不是因为疼。父亲常常笑我流泪,母亲也总是吵我: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在宽宽的很龌龊的街道上走,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吧?”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不要紧,有上帝保佑它们呢!”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亲热、这么频繁地念叨着上帝。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那又圆又鼓、像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在潮湿的窗外,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时常飞溅起来,舐着窗户玻璃。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

“不要怕。”外祖母说,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又把我放到包袱上。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远方是黑色的土地,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里了。周围的一切在颤动,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她的面孔阴暗,铁青,瞎子一般,她两眼紧闭,老是一声不响,人完全变样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人,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

“瓦里娅 ,我说,你最好吃点东西,少吃一点,好不好?”

她沉默着,一动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轻声细语,和母亲说话时,声音高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心,胆怯,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看出这一点,这使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那个水手呢?”

连她说的话也很奇怪,令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着一身蓝衣裳,拿来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小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装好后,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门口走去,但是她太胖,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可笑地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还留在舱里,仔细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样,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身来对我说。

“你是谁啊?”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啊?”

“是城市。你往窗外看,那不是!”

土地在窗外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到地底下吗?”

“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儿?”

我讲给水手听,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搂紧我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不要管它们!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所以不害怕。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拔腿就往外跑,一面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跟着跑。我走到门外。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我往上一看,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包袱。很显然,大家都要下轮船了,那我也应当下轮船。

可是,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大家都对我嚷起来: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有老长时候,人们挤我,扯我,摸我。最后,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抱起我,解释说:

“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到舱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就走了,一面指着我吓唬说:

“再动我就打你了!”

我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静了,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噗噗地响,也不打颤了。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潮湿的墙;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好像胀大了,挤得我难过,一切都变得不好了。也许,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吧?

我走到门跟前。门开不开,铜门把拧不动。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大劲儿朝铜把打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流进了靴筒里。

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便躺到包袱上,悄悄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噙着泪水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像一个太阳。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样子很凶,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

“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上帝说: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的时候,我夸耀过这一把马鬃,到老来,我可诅咒它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睡了一夜刚起来……”

“我不想睡!”

“不想睡就不睡好了。”她马上表示同意,一面编辫子,一面往沙发那边瞧,母亲就在沙发上躺着,脸朝上,身子直得像一根弦。“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你小点声说!”

外祖母说话好似在用心地唱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那样温柔,鲜艳和丰润,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我的记忆里。她微笑的时候,那黑得像黑樱桃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在笑容里,快活地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虽然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明朗。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她的衣服全是黑的,但通过她的眼睛,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的、温暖的光芒。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背,肥肥胖胖,可是举动却像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并且柔软得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

在她没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的。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美。

天气变好了,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明净的天空,伏尔加两岸被秋天镀上一层金,又缝上了绸缎。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徐徐地、懒懒地拍打着瓦蓝色的水,发出隆隆的声音,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样子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浮动着;周围的景致时时刻刻变换着,时时刻刻都是新的。翠绿的山好似大地的富丽衣服的华美褶儿。沿岸有城市和乡村,远远看去宛如一块块的甜点心。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瞧,多么好啊!”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常对着河岸出神,把我也给忘了;她站在船边,两手交叉在胸前,微微笑着,一声不响,眼里含着泪水。我拉拉她的挑花的黑裙子。

“啊?”她抖擞了一下,“我仿佛在打瞌睡,做了一个梦似的。”

“你哭什么?”

“亲爱的,我哭是因为快乐,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吧,我的岁月过了六十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珍奇的故事:讲慈善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怪兽和妖魔。

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很神秘,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睁大了眼珠儿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似的,越说越流畅。听她说话使人有说不出的愉快。我每次听完以后,总是要求:

“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儿,他摇来晃去的,哼哼吱吱地叫:‘哎哟,小老鼠,疼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

外祖母抬起一只脚,两手握着它,悬空摆来摆去,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仿佛她自己感觉疼痛似的。

水手们(一群长胡子的和蔼的男人)站成一圈儿,他们一面听,一面笑,夸奖外祖母,也要求说:

“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然后他们都说:

“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偷偷地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的。他穿得很像警察,制服上钉有铜扣子,整天价醉醺醺的,人们都躲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躲开我们。她始终沉默着。她身躯高大,挺直,面孔发黑,铁似的冷静,粗大的浅色辫发像王冠似的盘在头上;她全身结实而有力。我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一层雾或者透亮的云包围着她,她那对跟外祖母一样大的灰色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人家笑您呢,妈妈!”

“管他们呢!”外祖母满不在乎地回答,“让他们笑去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记得,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她拉着我的手,推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

“你瞧,你瞧,多么好看!那就是尼日尼,我的天啊!瞧它,简直像神仙住的地方!你再瞧那教堂,活像在空中飞翔似的!”

她几乎哭了出来,央求我母亲说:

“瓦留莎,你倒是看一看啊,嗯?大约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高兴高兴吧!”

母亲阴沉地笑了笑。

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河心当中,河上挤满了船只,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走上甲板。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走着,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胡子是赤金色的,有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声,就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急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摩着她的两腮,声音尖厉地喊道:

“怎么啦?傻孩子。噢哟!原来是这么着……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乱转,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急忙地说着:

“快点快点!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这都是我们一家子,你看有多少!”

外祖父问她:

“你身体好吗?老妈妈。”

他们对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拉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道:

“颧骨跟父亲的一样……下船吧!”

下了船,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坡上铺着大鹅卵石,两旁高高的陡坡长满了枯黄的践踏了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他的个儿只到她的肩膀,他走起路来步子细而快,她却宛如在空中飘浮着,从上往下望着他。两个舅舅默默地在后面跟着:米哈伊尔 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像外祖父一样干瘦;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曲卷着;还有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是安安静静的。我和外祖母、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她面色苍白,蓝眼睛,挺大的肚子,常常停下来,气喘喘地低声说:

“噢唷,我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祖母气愤愤地说,“一家子蠢货!”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陌生人,甚至连外祖母也有点失去原先的光彩,显得疏远了似的。

特别使我不喜欢的是外祖父;我在他身上立刻闻到敌意,他引起我对他的特别注意和一种畏惧的好奇心。

我们上了坡。坡顶上靠右边斜坡开始有大街的地方,坐落一所低矮的平房,涂着脏污的粉红油漆,房盖低低地压下来,窗户是往外鼓的。从外面看,我觉得很大,可是里面,分成一间间的半明半暗的小房间,很拥挤;像在靠码头的轮船里似的,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忙来忙去,小孩子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乱窜乱跳,到处闻到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

我到了院子里。院子也令人不愉快:满院子挂的都是整幅的湿布,到处摆着桶,桶里盛着稠糊糊的五颜六色的水,里面泡着的也是布。在墙角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旁屋里,炉子里木柴烧得正旺,有什么东西煮沸了,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说着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 c1XXn1wjDg3VOLu92eMPJfo61crOVohf9BJ8PDUts6dloJTHlXyi3AI+kb1vnG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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