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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大都多产，像我国曹雪芹、蒲松龄、吴敬梓等巨匠，凭一部小说而享万世之名，似不多见。爱米丽·勃朗特，仅以一部《呼啸山庄》这样普通篇幅的长篇小说，而占英国小说史上不可删除的一页，则更为醒目。
勃朗特这一姓氏，中国读者早不陌生。通常在此姓下，有夏洛蒂、爱米丽和安妮三位，人称“三姐妹星座”。她们高踞文学星空，壮丽璀璨。在我国，爱米丽的知名度，较其姐夏洛蒂，也就是小说《简·爱》的作者，迄今尚逊一筹，然而这位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含金量”，却似不应仅以一时草率权衡。
如果给爱米丽编制年谱，大约一页篇幅即已绰绰有余：她一八一八年生在约克郡的桑顿，比其姐夏洛蒂少长仅十八个月；和夏洛蒂一样，出身于英格兰苦寒山地一个多子女的教区牧师之家。她不到两岁时随全家迁至同郡的霍渥斯，三岁丧母，像她的姐妹一样，在鳏居的父亲和终生未嫁的姨母教养之下成长。六岁开始，零星受过一些教会慈善性女子寄宿学校教育，十九岁在哈利法克斯劳希尔女子学校任教六个月。二十四岁时，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女子寄宿学校求学八个月，专习法文、德文、音乐、绘画。她属于早熟天才的类型；十一二岁开始习作诗文，二十七八岁创作《呼啸山庄》，于完成后一年出版；此前一年还与夏洛蒂和安妮共同出版了一部诗歌合集。为避时人对“妇人而为文”的刁难，三姐妹均以男性化名为笔名，爱米丽所署，是埃利斯·贝尔。她的诗和小说，当时并未赢得理解和赏识。她终生未婚，因患肺结核病不治，三十岁即辞世，生平事迹鲜为人知。
爱米丽·勃朗特像她的姐妹一样，在其短暂一生，始终处于多重劣势之下从事文学实践。所谓多重劣势，主要包括家境清贫，常需为个人求学和生活出路忧心；生为女子，幼失慈母，常遭性别歧视和家务之累；此外就是穷困和疾病带来的早夭。在这些方面，如果说爱米丽和她的姐妹尚有不尽相同之处，那也只是程度更甚。另外两点，就是她比夏洛蒂短寿以及她比夏洛蒂和安妮都更赋有诗人气质和内在生活；而更为可叹的是，由于早夭，她那身后鹊起的文名，未曾给她那颗敏感孤寂的心带来些许安慰。
尽管据说爱米丽的祖父和收养他的叔父曾经有过希思克利夫那样的身世之谜，《呼啸山庄》却不像《简·爱》等勃朗特小说，它的主要情节不是以作家经历为蓝本，而是充溢浓郁浪漫激情的虚构。读书评论界对它的理解与阐释，也向来呈多元化。它通篇像是带血腥气的恩仇故事；也有人将它看作表现压迫与反抗的写实作品，或是交织激烈情感的爱情罗曼司。二十世纪以来，各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的批评，如心理分析、文本分析、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对这部小说做不同解释，使它成为恒温不降的研究热点，以至对文本中很多细节，如男女主人公究竟有无血缘关系、它的内容与作家本人感情生活的关系等，都曾大做文章。
任何一件文学艺术作品，本来就可有不同理解和阐释，越是珍品，由于其复杂性和特有魅力，就越易引发分歧。此处，以译者之谫陋，认为模糊文艺学的一些原理，确实可资运用。也就是说，鉴于作家本人艺术思维及其所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作品中的价值相应就会表现为多义性、争议性，加之接受一方各人立场观点和审美素养有异，因此不可能、也无须要求对作品得出完整划一的理解和感受；如此，将各种理论、方法的理解互为参照，得出更全面准确的认识，反而可以避免接受上的片面化和绝对化。据此，我们反躬自问，对于《呼啸山庄》尽管百家譊譊，这部小说引人注目之处究竟何在？窃以为，那就是一对两小无猜伴侣舍生忘死的恋情。凯瑟琳对林顿允婚后的两句话说得好：“我爱他(指希思克利夫）并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这种整个灵魂的合二为一，与我国民间常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分毫不爽。他们的恋情，爱与恨交织，欢乐与痛苦并存，但却屡遭摧残与阻挠而不熄灭，原因正在于此。爱米丽处理这一恋情，主要是以散文诗的笔触描述，以风景画的背景衬托，以奇幻的梦境渲染。这也就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
如果穿过爱情故事的岩层继续深入，立即会接触到更深的一层，那就是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凯瑟琳对保姆解说自己的梦境时说，天堂不是她的家，在那里，她一心只想回到荒原。她与希思克利夫之所以相像得难解难分，正因为他们同为荒原(也就是大自然）之子，他们同属于尚未被文明驯化、野性十足、保持了更多原始人性与情感的人。他们的恋情，与荒原上盛开紫花的石楠共生，浑然天成，粗犷奔放，顽强对抗虚伪的世俗文明，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合一。凯瑟琳背叛希思克利夫而误嫁林顿，虽使世俗文明稍逞一时之威，并未切断他们之间本质的联系。他们死后，肉体同归泥土，灵魂遨游荒原，代表了人向自然的归复，天人合一的永恒。这是爱米丽·勃朗特本人宇宙观、世界观的体现。
夏洛蒂和传记作者告诉我们，爱米丽生性独立、豁达、纯真、刚毅、热情而又内向。她颇有男儿气概，酷爱自己生长其间的荒原，平素在离群索居中，除去手足情谊，最喜与大自然为友，从她的诗和一生行为，都可见她天人合一宇宙观与人生观的表现，有人因此而将她视为神秘主义者。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是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命题，爱米丽不过是步历代哲人、隐者、科学家、艺术家后尘，通过生活和创作，身体力行地探寻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于爱米丽一生经历简短，她既未受完整系统教育，又没有爱情婚姻实际体验，人们对于她能写出《呼啸山庄》这样深刻独特的爱情绝唱也曾疑惑不解。对这一问题，早有人以“天才说”做出解释，而经过百余年的研究考据，传记作者和评论家又提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凭据。爱米丽以及她的姐妹，虽然生长在苦寒单调的约克郡，她们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却来自北爱尔兰，母亲玛丽亚·勃兰威尔是康沃尔人。这一对父母所属民族的祖先，同属具有冲动浪漫气质的凯尔特人，而且二人都不乏写诗为文的天分：帕特里克一向怀有文学抱负，曾自费出版诗集；玛丽亚出嫁前写给帕特里克的情书，也是文采斐然。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又受到荒原精神的陶冶哺育，爱米丽的艺术天才无疑并非无源之水；而且她家那座荒原边缘上的牧师住宅，外观虽然冷落寒酸，内里却因几个才智过人的子女相亲相携而温馨宜人。他们自幼相互鼓励、切磋，以读书写作为乐。这一方面大大冲淡了物质匮乏之苦；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他们的写作功力。爱米丽的写作，从诗开始，她在着手创作《呼啸山庄》之前十六七年间，陆续写出习作诗文《贡代尔传奇》和短诗，如今所见，仅近二百首诗。姑且不论它们本身的艺术价值，这些文字起码也是创作《呼啸山庄》这部不朽之作的有益准备。换言之，她写《呼啸山庄》，是她写诗的继续。她的诗，真挚、雄劲、粗犷、深沉、高朗，这也是《呼啸山庄》的格调。
译者十余年前在一篇文章
中曾提及，《呼啸山庄》是一部纯诗人写的小说，而不是哈代那样诗人兼小说家、更不是狄更斯那样纯小说家写的小说。就传统写实小说的基本要素人物和情节来说，《呼啸山庄》中的人物只有男女主人公最为突出，而且实际上是他们二人的感情特征最为突出——而人的感情又本应是诗的首要元素。小说中其他人物，则缺乏像他们一样深刻强烈的感情内涵，因此大多淡而无味甚至不尽合乎常理。如伊莎贝拉之爱希思克利夫和小凯茜之爱小林顿，都是作家自己牵强作伐。唯有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真实、天然，充满魅力，兀立于其他人物之上，紧紧抓住读者，令人无暇挑剔、苛责。在结构方面，作为小说主体的爱情故事，发展到二人诀别，凯瑟琳长逝，似乎高潮已过，随后希思克利夫继续经受感情煎熬并向林顿、恩肖两家报复，应是从高潮至结尾的下坡路，到他五天四夜绝食梦游，则是一个回头浪，故事也就近于尾声，而其间却穿插设计了大量第二代人的爱情纠葛，最后还布置了遥遥在望的大团圆，使本可精彩的结尾泛起了泡沫。爱米丽在这里似乎脱离了作诗而落入编写小说的迷阵。这恰从反面证明，爱米丽本为诗人，写诗，不论是以韵文还是散文，才是她的强项，《呼啸山庄》正是她以散文写的诗，它的巨大成功、突出魅力以及其中一些败笔，都源出于此。
通过写诗走上小说创作，不少作家都是这条路上的过来人；而再通过小说而充分展露一向未得尽展的诗才，爱米丽却得说是一个鲜见的实例。昔人曾将波兰音乐家肖邦称为钢琴诗人，我们以此对应，也可将爱米丽·勃朗特称为小说诗人。她超然物外，不计功利，在简短三十年的一生，仿佛只为写作而活，而且终于在写作中无意间实现了自我，也永葆了自我。她的时代，与我们已相去遥远，她的毕生因年轻而血气方刚，她的作品因诗化而夸张极端，这使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也常感惶惑、犹豫；但是，在物质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另一侧面，有识之士出于对物欲横流、人性歪曲和自然破败的忧患，则在一次次呼唤人间真情和回归自然，《呼啸山庄》的曲调，也总能与这常作呼唤的一代代新声和谐共振——这大约就是这部小说永远的“现实”意义。
张 玲
一九九八年三月七日北京双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