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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到我家里补考的，都站起来！”

一个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一只沉重的十字架的、虚胖的神父，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地望着这个穿法衣的人。

“你们坐下。”神父向那两个女孩子挥一挥手说。

两个女孩赶快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对小眼睛盯在四个男孩身上。

“小鬼们，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人都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面团里的烟末儿是谁撒的？全不抽烟吗？好，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听见了没有？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他们口袋里面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他就转过去对着第四个，那个黑眼睛的孩子，他穿着破旧的灰衬衫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木头一样地站着？”

那黑眼睛的小孩恨透了神父，他看着他，低声回答说：

“我一个口袋也没有。”他边说边用手摸着那缝死的袋口。

“哼，一个口袋也没有？你以为我就不知道谁会干出那么可恶的事情——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吗，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还能要你吗？哼，你这小鬼，这回可不能便宜你了。上次是亏了你母亲恳求才没有开除你，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地揪住那小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缩着脖子。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会这样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这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他对在税务官家里当娘姨、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挺认真的母亲，又该怎么说呢？

想到这里，他给眼泪哽住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是谢廖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生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倒逃脱了，我呢，看来准要给开除的。”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记了仇。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为了怕他独自在空教室里淘气，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是一个瘦子，穿着黑上衣，正在跟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保尔听着他讲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像，惊奇地张着大嘴。他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站起来说：“老师，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但是他怕挨罚，没敢问。 ^[1]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平时总是给他五分。祈祷文和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知道。关于这件事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父。在下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一得到允许，他就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突然给瓦西里神父那尖利的喊叫声打断了：

“混账东西，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答话，神父就已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了。一分钟后，给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他，已经给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他母亲又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回校。从那时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又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他更不会忘记神父冤枉打他这一顿，只是怀恨在心，不露出来。

他还受过瓦西里神父无数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极小的事情，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有时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道到神父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时候，他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这件事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父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成群地拥到院子里来，围住了保尔。保尔忧郁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又无法帮助他的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头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来了，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员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上了年纪的人，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可是不许偷东西。”

“呵，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担保保尔什么也不偷。”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又转身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齐娜，带这小孩到洗刷间去，叫佛罗霞安顿他，顶格里什加。”

女招待放下了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食堂，朝通到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他的母亲一面紧紧地跟着他们，一面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别让自己丢脸呵。”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的活儿很紧张：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家什。

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点的、长着一头火红色蓬乱头发的男孩子， ^[2] 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家什的大锅里的开水正冒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去的时候，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那儿，不晓得该干什么，也不晓得该到哪儿去才好。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旁边，拍着她的肩膀，说：

“佛罗霞，这是刚给你们雇来的小伙计，预备顶格里什加的。你告诉他干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做佛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了，她就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说，一面看着站在他前面的佛罗霞，等候她的吩咐。佛罗霞擦去了额上的汗，从上到下地把他仔细打量一番，好像在估量他能不能称职似的，然后把一只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卷起来，用一种非常动听的、深沉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挺简单：就是说，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里面的水要老开，自然，木柴要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活紧的时候，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小弟弟，你的活儿不少，够你忙的了。”她说话，用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把重音放在字母“a”上。她说话的口音和那长着翘鼻子的、泛着红晕的脸，使得保尔心里高兴些了。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就鼓起勇气问佛罗霞：

“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说到这里，洗刷间里的女工们的哈哈大笑，把他最后的话盖住了。

“哈哈哈！……佛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最厉害。

因为蒸气的关系，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佛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难为情，他又转身问一个男孩子：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只是嘻嘻地笑着回答：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是这里的临时工。”说完，他就转身跑进厨房里去了。

这时候保尔听见一个年纪不轻的洗家什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帮着我擦叉子吧。你们为什么笑得那样厉害？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给他一条毛巾，说：“给你，拿去，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儿在这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咱们这里对这件事挺认真。老爷们都仔细看叉子，要是找到一点点的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一下子就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那个男人不是老板吗？”

那女工笑起来了：

“孩子，你不知道，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件摆设，一个废物，这里的事情都由老板娘做主。她今天出门去了。你干几天就会知道。”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进来。

其中有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家伙说：

“要加紧干呵。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可是你们还是这样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

“这是谁？”

“新雇来的。”佛罗霞回答说。

“呵，新雇来的，”他说，“那么，你可得当心，”说着他就把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准备好，可是，你瞧，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有一点儿火光。今天饶了你，明天要再是这样，你就得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就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当工人那样卖力气。他知道：这里跟在家不一样，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用脱下的一只靴子套着炉筒，使劲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风，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就冒出火星来了。接着他又提走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又把湿抹布搭在水烧开了的茶炉上面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极了。那个年纪大的洗家什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走后关上了的门说：

“嘿，这孩子有点怪，你看他忙得像疯子似的。一定是迫不得已才到这里来干活的。”

“是呀，这孩子挺好的，”佛罗霞说，“这样的人干起活来用不着别人催。”

“做做就会偷懒的，”鲁莎反驳说，“一开头全都很卖力……”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保尔已经给通宵不停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的男孩子。

那个孩子看看一切都弄得妥帖，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来，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气，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绝对不许反抗的腔调说：

“喂，小鬼！记好，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保尔问，“换班是七点呀。”

“谁要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就来。要是再说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 ^[3] 你这小子，才到就摆架子。”

那些刚换了班的洗家什的女工们，满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谈话。那孩子的盛气凌人的声音和寻衅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他向自己的接班人逼近一步，本想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只是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才没有动手。他气得满脸发紫，说：

“火气别太大，别吓唬人，要不，你决不会有好下场！明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

对方向着大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对手。他完全没料到会碰这样大的钉子，于是有点手足无措了。

“那好啦，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当保尔迈着大步走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息的人了。他现在也在劳动，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人了。

早晨的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保尔家的小屋很快就可以看见了。瞧，马上就到了，就在列辛斯基的庄园后面。

“妈一定刚刚起床，可是我已经下班回来了，”他一面想着，一面加快脚步，嘴里吹着口哨，“离开学校倒也好。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你好好念书的。现在我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正想着，已经到了家，在推开小门的时候，又想起来：“我一定要揍那黄毛小子的狗脸， ^[4] 对，一定要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就慌忙地问他：

“怎么样？”

“很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他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看见了他哥哥阿尔焦姆的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心神不安地问。

“是的，昨天晚上刚到，往后他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调车场干活。”

保尔有点踌躇地推开了房门，走进屋里去。

那个身材高大、背朝着保尔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回过头来，从浓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股严厉的目光，瞧着保尔，这是哥哥的眼睛。

“呵，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好，好，你干的好事！”

保尔知道，跟这位突然回家的哥哥谈话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已经完全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阿尔焦姆对我可能是连打带骂。”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显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两肘拄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用一种又像嘲弄、又像轻蔑的目光盯着他。

“大概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各门科学统统学过了，所以现在干起洗家什的活儿来了，是不是？”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 ^[5] 专心地琢磨那个突出的钉头。可是阿尔焦姆却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去了。

“看样子，也许不至于挨打啦。”保尔松了一口气。

在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叫保尔把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保尔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现在你就这样不成器，往后怎么得了呵？”他母亲发愁地说，“唉，我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呀？天哪，为了这孩子，我受了多少罪！”她埋怨说。

阿尔焦姆推开喝干了的茶杯，对保尔说：

“听见了吧，弟弟。过去的事别提了，往后你可要小心，干活儿别耍鬼把戏，该干的，都得干。要是这个地方又把你赶出来，我就一点也不饶你。你要记住。别让妈再操心了。你这个鬼东西，走到哪里就闹到哪里，到处闯祸。现在该闹够了。等你干满一年——我一定设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个学徒，一辈子给人家洗家什是不会有出息的。应该学会一门手艺。眼下你还小，再过一年，我一定替你申请，说不定调车场会收下你的。我已经调到这儿来，往后就在这儿干活。不要再让妈伺候人家了。她在各式各样的混蛋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可是你，保尔，要注意，以后要好好地做人呵！”

他站起来，挺直了又高又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突然对母亲说：

“我有点事，出去一个钟头。”说着他就弯腰过了门楣，走出去。

他到了院子里，走过窗户跟前的时候，又说：

“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儿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都营业。

有六条铁路线在谢佩托夫卡中继站交轨。 ^[6] 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有两三个钟头稍微清静点儿。在这个车站上，成百的列车开进开出，由前线的这一方面调到前线的那一方面。无数的伤兵从前线运来，而一律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洪流似的，不断地往前线运去。

保尔在食堂里干了两年，这两年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紧张。那儿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十个堂倌穿梭似的从食堂到厨房来往走动。

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人也长得又高又壮。这期间，他受了许多折磨：在厨房里当厨子的下手，给煤烟熏了六个月，后来又给调到洗刷间去，因为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不驯顺的孩子，他生怕保尔为了老是挨他的耳光会戳他一刀。要不是保尔很能干活，他们老早就把他撵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乏。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就像疯子一样，一会端着盘子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从食堂跑到下面的厨房来，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去。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厅的吵闹停了下来，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幺”呀“九”呀地大赌起来。有许多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许多的钞票。看到这么多的钱，他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了一班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账。客人一次给他们半卢布或者一卢布是常事。他们接着就大喝大赌。保尔憎恨他们。

“这些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一个头等的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我呢，只赚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捞进那么多——怎样赚来的呢？来回地端着菜盘子。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或是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也跟那些老板一样，是另一种人，是他的死对头。“这些坏蛋，他们在这里侍候人，可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富人一样在城里大摇大摆。”

有时他们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吃得肥胖的老婆带来。“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所侍候的绅士还要多。”保尔这样想。他对于每夜在厨房的暗室里或是食堂的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也不觉得惊奇。他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洗家什的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愿意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她们的肉体卖给在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那么她们在食堂里就呆不长。

保尔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层。从那里，一阵阵腐烂的臭味，泥坑的潮气正朝他这个如饥似渴地追求一切新鲜事物的孩子扑过来。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荐到调车场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孩童。可是保尔一心一意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摆脱这地方，调车场那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已经把他吸引住了。

他时常跑去看阿尔焦姆，跟着他去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活。

在佛罗霞离开食堂之后，他格外感到烦闷了。

这个笑眯眯的、愉快的少女已经不在了，保尔这才更深刻地感觉到他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呢，早上到洗刷间来，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的争吵，他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和寂寞。

到了夜里休息的时候，保尔把大锅下面的火添上木柴，就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眯缝着眼睛瞧火——火炉烤得他很舒服。这时候洗刷间里只剩下他一个。

不知不觉地，他想起了不久以前的事情，想起了佛罗霞。那时候的情景又清楚地涌现在他眼前。

是星期六，在夜里休息的时间，保尔顺着梯子到下面的厨房里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看看仓库，因为赌博的人通常都聚在那里。

他们正赌得起劲，扎利瓦诺夫是庄家，面孔兴奋得发紫。

保尔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普罗霍尔走了下来。保尔连忙躲到楼梯下面，让普罗霍尔走到厨房去。楼梯下面是阴暗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当普罗霍尔转弯往下走的时候，保尔看见了他那大脑袋和宽肩膀。接着又有人轻轻地快步跑下楼梯，保尔听见一个熟识的声音说：

“普罗霍尔，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转过身，朝上面望去。

“什么事？”他不高兴地问。

上面的人走下楼梯来，保尔认出是佛罗霞。

她拉住那堂倌的袖子，用一种微弱的哽咽的声音说：

“普罗霍尔，那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挣开自己的胳膊，恶狠狠地说：

“什么？钱？难道我没有给你吗？”

“但是，他给了你三百个卢布。”保尔听见佛罗霞的声音里带着勉强抑制的哭声。

“什么？三百卢布？”普罗霍尔讥笑她说，“你想全都拿去吗？太太，难道一个洗盘子的女工能值这么多钱吗？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就够多了。你想想，你的运气多好！那些比你干净得多的、读过书的贵妇人，还拿不到这么多呢。你拿了这么多，理当谢天谢地，只在床上睡一夜，就挣了五十个卢布。没有那么多的傻瓜。得，我再给你十个，不，二十个，再多那可不行，你要是识相点，往后还会挣到的，我给你找主顾。”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普罗霍尔便转身走进厨房去。

“你这个流氓，坏蛋！”佛罗霞在他后面追着咒骂，接着她就靠着柴堆，呜呜地哭起来了。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到了这场谈话，又眼看着佛罗霞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还用头撞那柴堆，他这时的感情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但是他并没有跑出来，只是一声不响地、哆哆嗦嗦地抓着那扶梯的铁栏杆，脑海里清楚地出现了一个念头：

“连佛罗霞也给这些该死的东西出卖了。唉，佛罗霞呵，佛罗霞！……”

保尔对普罗霍尔的憎恨更强烈了，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憎恶和仇视起来，“呵，要是我有力气，我一定揍死这流氓！我为什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高大，那样有力气呢？”

炉膛里的火在闪动，小小的火苗灭了之后，又颤颤地升起来，合成一股长长的、蓝色的、旋卷的火焰；在保尔看来，好像一个人正在朝他吐舌头，讥笑他，嘲弄他。

屋子里很静，只有炉子里时时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的均匀的滴水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搁在架子上之后，揩了手。厨房里没有别的人了。值班的厨师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衣帽间里睡了。厨房夜里有三个小时没有活。克利姆卡这时候总是跑到上面跟保尔一道消磨时间。这个厨房里的小学徒跟黑眼睛的小火伕已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保尔已经看见了墙上那个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他头也不回地低声说：

“你坐下吧，克利姆卡。”

克利姆卡爬上劈柴堆躺下，看了看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的保尔，笑着说：

“你在干什么呀？在向火炉施展魔法吗？”

保尔的眼睛好容易才离开火苗。他那对闪亮的大眼睛瞪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看出他眼睛里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克利姆卡第一次看见同伴的眼里有这么忧愁的表情。呆了一会儿，他问他：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保尔站起来，坐在他的旁边。

“什么事情也没有，”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我在这儿很难过，克利姆卡。”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紧紧地攥成拳头。

克利姆卡用胳膊肘支起身来，又问：“你今天怎么不高兴？”

“你问我今天怎么不高兴吗？不，我从到这儿干活那天起，就一直不高兴。你看看这里的情况！咱们像骆驼一般地干活，结果不但没有人谢你，反倒挨揍！谁高兴，谁揍你一顿，还不准回手。老板雇我们替他做事，但是谁有力气谁就可以随便揍你。要知道，你就是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每个人都侍候周到，一个没侍候好，就得挨揍。不管你怎样卖气力干活，该做的统统做到，让别人挑不出毛病，总会有没侍候好的，你还是一样要挨揍……”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拦阻他说：

“别这样大声，要是有人进来，会听见的。”

保尔跳了起来。

“让他们听见吧，反正我不打算再干了。到马路上去扫雪也比在这好……这儿是什么……是坟墓，所有的人都是流氓无赖。你看他们每人有的是钱！他们把咱们都当畜生看待，对姑娘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有哪一个长得漂亮一点，又不愿意答应他们，他们马上就叫她滚蛋。她们能到哪儿去呀？他们找来的都是些住没住的、吃没吃的女人。她们想挣一口饭吃，在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听他们摆布。”

他说的时候是这样愤恨，克利姆卡真怕有人会听到，就连忙跳起来去把通到厨房的门关上。保尔还是不断地把心里要说的话倾泻出来。

“就说你吧，克利姆卡，人家打你，你不做声。你为什么不做声？”

保尔坐到桌子旁边的凳子上，疲倦地用手托着头。克利姆卡给炉子添了一些木柴，也在桌边坐下来。

“今天我们不读书了吗？”他问保尔。

“没有书读了，”保尔回答，“书亭没有了。”

克利姆卡觉得奇怪。

“怎么，今天书亭没有了吗？”

“宪兵把卖书的人抓去了。他们在他那儿搜到了一些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呢？”

“据说是因为政治。”

克利姆卡莫名其妙地瞧了保尔一眼。

“什么叫政治？”

保尔耸一耸肩膀。

“鬼才晓得！据说，要是谁反对沙皇，这就叫做政治。”

克利姆卡吓得哆嗦了一下。

“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

“不知道。”保尔回答。

门开了，没睡够的格拉莎走进了洗刷间。

“你们干什么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着火车还没有到，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睡去吧，保尔，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7]

保尔的工作完结得比他预料的还要快。这样的结束，也出乎他意料之外。

正月里很冷的一天早上，保尔已经该下班回家了，但是，接他班的那个人没有来。他跑到老板娘那里，说他要回家去，但是老板娘不答应。因此，他虽然疲倦，还得再做一天一夜。到了晚上，他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但是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得把几个大锅灌满水，把它们烧开，等着三点钟到的那班火车。

他把水龙头拧开，可是没有水。显然水塔没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睡着了。他疲倦得支持不住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骤然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顷刻间水便注满了水槽，接着就漫出来了，流到洗刷间的瓷砖地上，洗刷间夜里向来是没有人的。流出的水越来越多。水漫过了砖地，就从门底下流进了食堂。

一小股一小股的水流，从在那儿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提箱下流过，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直到水浸了一个在地板上躺着的旅客，他跳了起来，大声喊叫，旅客们才都慌忙去抢各自的行李。食堂里混乱了。

水还是流个不停。

在隔壁房间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们的喊声，连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边，使劲把门推开。这一来，给门阻住了的水便冲进了食堂。

喊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朝酣睡的保尔扑去。

雨点似的拳头立刻落在保尔头上，他疼糊涂了。

他刚给打醒，什么也不明白，他眼睛直冒火星，周身疼得难受。

他给打得浑身是伤，好容易才一步一步地挨到了家。

第二天早上，脸色阴沉的阿尔焦姆皱着眉头，叫保尔把经过告诉他。

保尔把经过的情形述说了一遍。

“打你的是谁呢？”

“普罗霍尔。”

“好，你躺下吧。”

阿尔焦姆披上他的皮短褂，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出去。

“我能见见堂倌普罗霍尔吗？”一个陌生的工人这样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格拉莎回答。

那高大的陌生人靠在门框上。

“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踢开门走进洗刷间来。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上前一步，一只有力的手沉重地落到那堂倌的肩膀上，眼睛瞪着他，说：

“你为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把肩头挣开，可是阿尔焦姆狠狠地一拳已经把他打倒了；他想爬起来，但是第二拳比第一拳更有力，把他钉在地上，叫他怎么也爬不起来。

洗家什的女人们都吓呆了，躲到一边。

阿尔焦姆转身走出去了。

被打得满脸流血的普罗霍尔在地上滚着。

那天晚上，阿尔焦姆下班后没有回家。

他母亲打听明白：他被关在宪兵队里了。

六天之后，他才回家，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坐在床上，阿尔焦姆跑过去，坐在他旁边，亲切地问他：

“怎么样，弟弟，好一点了吗？这还算运气好。”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不要紧，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说好了。你可以在那里学一点本事。”

保尔双手捉住阿尔焦姆一只巨大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

2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似的扫进了小城：“沙皇给打倒了！”

镇上的人都不敢相信。

有一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长官。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了。于是成千的居民穿过满地是雪的大街，涌向广场。

人们贪婪地听着那些新鲜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骚动的、充满着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在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 所盘踞的市参议会上，那面飘扬的红旗在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变动。其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冬季快结束的时候，一个近卫骑兵团开到小城来驻扎。每天早上，他们成队骑着马到车站去抓由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那些近卫骑兵的脸都很胖，身躯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绲边是银色的，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样，仿佛没有经过革命似的。

在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看来，什么也没有改变。主人仍是原来的那些人。可是一到雨雪连绵的十一月，怪事情就发生了。许多陌生人开始在车站上忙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雄壮而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近卫骑兵要抓那些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容易。车站上给子弹打破的窗子越来越多了。从前线回来的士兵现在都是成群结队的。谁要是想阻挡他们，他们就拼刺刀。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一列车又一列车地涌来了。

近卫骑兵封锁了车站，想截住逃兵，但是他们反倒挨了机枪的扫射。那些不怕死的人都从车厢里冲出来。

这些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服的人把骑兵赶回城里之后，又回到车站，于是载着逃兵的火车就一列跟着一列地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有一天，这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里玩了一会儿“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顺路走进柯察金家的园子里，躺在草地上休息。他们都觉得很无聊。平时的玩意儿都已经玩腻了。于是大家就开始琢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消磨这一天。这时候，他们听到后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在路上出现了。那马一跃便跳过了道路和栅栏中间的壕沟。骑马的人用马鞭指着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说：

“喂，两位小朋友，请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起来，向栅栏跑去。那骑马的人浑身尘土。他那顶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那保护色的一身制服，都沾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在那条很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两颗德国式的手榴弹。

“劳你们驾，小朋友们，给弄一点水喝喝！”他请求说。保尔跑去弄水的时候，他转过来对正在看着他的谢廖沙说：“告诉我，小弟弟，这镇上现在是归谁管辖的？”

谢廖沙慌忙把镇上有关的消息告诉他：

“这里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本地的自卫团。老百姓每天晚上轮流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说：“呵，要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你就要变成小老头了。”

保尔捧着一大杯子水从家里跑出来。

那人一口气喝完了，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他就抖起马缰绳，朝松林那边跑去。

“他是什么人呵？”保尔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可是谢廖沙肯定而坚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他说：“大概又要换新政府了。所以列辛斯基他们昨天都逃走啦。只要有钱的人一逃走，那就是，游击队要来了。”

他的推论是这样的合理，因此保尔和克利姆卡立刻同意了。

孩子们还没有讨论完，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三个人都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刚刚看得见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房子后面，有许多人和车子出现了，而在靠近的公路上，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手里都端着枪。领头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的军衣，佩着军官的武装带，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行的，就是他们刚才看见的那个人。那中年人胸前别着一个红花结。

“瞧，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花结。他们是游击队。我敢发誓，他们都是游击队……”他高兴得叫起来，像小鸟一样地跳过栅栏，朝公路跑去。两个朋友也跟着跑去。现在三个人一起站在路边，瞧着这些开到镇上来的人。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离得很近了。刚才他们见过的那个人向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道：

“这是什么人的房子？”

保尔竭力跟上那骑兵的马，边走边说：

“这是律师列辛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就溜了。看来，他是怕你们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那中年人微笑着说。

保尔指着那红花结，说：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了……”

居民们从各自的房子里跑出来，好奇地看着这一支新开到镇上来的队伍。那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边，注视着那些浑身尘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和那些架着机枪的马车轱辘轱辘地轧过石子路。他们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镇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的时候，他们才各自回家。

当天晚上，在改为指挥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四个人围着一张四条腿刻着花纹的大餐桌坐着：一个是指挥员，头发已经斑白了的布尔加科夫同志，其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子上打开一张本省的地图，用指甲在上面画着线路，向那个坐在他对面的、颧骨高高的、有着一口结实牙齿的人说：

“叶尔马钦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地方打它一仗，我倒认为：应该在明天早上撤退。要能在今天晚上撤退就更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趁德国人还到不了卡扎亭，我们先开到那里。拿我们现有这点力量：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要和德国人打仗，那简直是开玩笑……德国人现在正像一股铁流一般地冲过来。我们只有在和其他撤退的红军部队取得联络之后，才能够作战。同志，我们还应当注意，除了德军之外，沿路还有其他许多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退，在我们开拔以前，先把车站后面那座小桥炸毁。德国人重新修好它，也要花两三天的时间。这么一来，也就可以暂时阻止他们沿铁路前进。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让我们来决定吧。”他转向坐在桌子两边的两个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过儿的斯特鲁日科夫，咬着嘴唇在研究地图，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把哽在喉咙里的话吐了出来：

“我……我……赞……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年轻的、穿着工人服的人也同意说：

“布尔加科夫说得对。”

只有叶尔马钦科，那个白天跟小孩们说过话的人，摇头表示不赞成。他说：

“那我们组织这支队伍干什么？是为着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依我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和他们干一下。我已经跑够了。……要是能让我决定的话，我一定在这儿和他们干一仗……”他使劲把椅子推开，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

布尔加科夫不赞成地看他一眼。

“瞎打是没有道理的，叶尔马钦科。明知要吃败仗，偏叫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这种事我们不干。这简直是笑话。在我们后面敌人有整整一个师团，而且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钦科同志，我们不能那样儿戏……”接着他就转过去对他们全体说：“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早上撤退……”

“下一个问题是联络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我们是最后撤退的，我们就负有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铁路中继站，镇子虽小，可是有两个车站。我们应该委派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这个车站上工作。我们马上就来决定留谁，大家提名吧。”

叶尔马钦科走近桌子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儿。第一，他是本地人；其次，他是一个钳工和电工，容易在车站上找到工作；第三，他并不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没有见过他，他今天晚上才能赶到这儿。这个人机灵能干，这里的事情他一定能胜任。依我的意见，他是顶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说：

“很对，叶尔马钦科，我赞成你的意见。”接着，他又问其他两位：

“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吗？没有？那么，就这样决定了。我们给他留下一笔钱和需要的证件……”

“现在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同志们，”布尔加科夫继续说，“这就是关于处置本镇存放的枪械的问题。镇上存有沙皇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两万支步枪。这些枪藏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人们全把这件事给忘了。那棚子的主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很想把这些枪弄走……当然，这些枪支不能留给德国人。我的意思是把这个棚子烧掉。而且应该立刻动手，一切都在明天早上撤退之前办妥。不过这是一桩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这棚子是在市镇的尽头，周围住的都是穷人，恐怕火会烧掉农民的房子。”

斯特鲁日科夫是一个强壮的人，满脸长着胡须，很久没有剃过。他动了一下身子说：

“为……为什么要烧掉？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把这些武器分给居……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刻转过去，问他：“你是说，把这些枪分发出去吗？”

“对。有道理！”叶尔马钦科热烈地喊道，“把这些枪分发给工人们和其他的居民，谁要就给谁。当德国人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们至少可以用这些枪给他们一些麻烦。要知道，往后对百姓的迫害一定是很厉害的。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人们就会拿起武器来。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很对：应当把那些武器分发出去。要是能把它们弄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更好地把它们藏起来，等到德国人敲骨吸髓地征发老百姓的财物的时候，这些可爱的枪支该会有多么大的用场呵！”

布尔加科夫笑了：

“不过，要是德国人发出命令叫交枪，他们就会都交出去的。”

叶尔马钦科反对说：

“不，不会全都交出去的。有的交，有的不交。”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环顾在座的人们。

那年轻的工人也赞同叶尔马钦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我们就分发出去吧，把枪分发出去。”

“好，那么就分发吧，”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所有问题都讨论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可以一直休息到明天早上了。等朱赫来到了，就请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和他谈谈。请你查查岗哨去吧，叶尔马钦科同志。”

大家都散了，只留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他走进客厅旁边的卧室里，把军大衣铺在褥子上，就躺下了。

天亮的时候，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厂里当火伕的下手已经一整年了。

今天小镇上和往常不一样，十分忙乱，这是他一下子就看出来的。

保尔沿路看见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有的人还拿着两支或三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赶紧跑回家。在列辛斯基的住宅外面，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跨上马。

保尔跑回家，慌忙洗了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他就立刻跑到镇子的那一头去找谢廖沙。

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的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和一块不大的田地。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白胖的妇人，不高兴地看了保尔一眼说：

“鬼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天还没有亮，他就像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我想，他一定是在那里。你们这些鼻涕将军，一个个都该用鞭子抽。实在是太胡闹了。真拿你们没办法。不过才比尿壶高上两寸，也要去领枪。你告诉我那个小流氓，要是他带一粒子弹回家来，我就把他的脑袋揪下来。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拿回家，往后还得受连累。你干什么，也想到那边去吗？”

可是保尔已经不愿再听谢廖沙母亲的唠叨了，他急忙跑到街上去。

在路上，他遇见一个双肩各背着一支枪的人，他飞快地跑向前去，问：

“叔叔，告诉我，你从哪里拿到的？”

“是在维尔霍维纳大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保尔拼命朝那个人指的方向跑去。他跑过了两条街，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

“你从哪里弄来的？”

“是游击队在学校前面发的，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统统都发光了，一支也不剩了，只有些空箱子堆在那里了。我连这拿到了两支。”那小孩得意地结束了他的话。

这个消息使保尔非常伤心。

“哎，真糟糕，早知道这样，我就直接跑到那里去，不回家了！”他失望地想着，“我怎么把这样的好机会错过了呢？”

保尔突然心生一计：他急速转过身来，三蹿两跳就追上了那个走过去的孩子，把他手里那支步枪抢过来。他用一种不许反抗的声调说：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一支该给我。”

这样在大白天里抢东西，把那孩子激怒了，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但是保尔后退一步，端着那支带刺刀的枪，瞪着他喊道：

“走开，当心刺刀戳着你！”

那小孩气得哭起来，转身跑开，一边走，一边骂，可是没有办法。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了。他跳过栅栏，跑进板棚，把那支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檩子上，然后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乌克兰夏天的夜晚是可爱的。像谢佩托夫卡这样的乌克兰小镇，它的中心是市区，四郊是乡村，一到夏天宁静的傍晚，年轻的人们都跑到外面来。那些姑娘们、小伙子们，成群结伙的，对对双双的，有的坐在自己家的台阶旁边，有的坐在花园和庭院里，有的就在大街上，坐在盖房子用的木料堆上。笑声和歌声一直不停。

颤抖的空气充溢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就像萤火虫，在天空的深处微微地闪耀；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挺爱他的手风琴。他把他那只音色优美的，维也纳制造的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指头刚轻轻触着键盘，便由上到下地迅速移动起来。低音键刚长叹一声，接着就迸发出一连串欢快的旋律。

当风箱伸缩蠕动，手风琴奏出了热烈的、迷人的和声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想跳舞呢？你的脚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而手风琴声越来越激越——人世间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呵！

今天晚上特别畅快。一群爱说爱笑的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外面的木料堆上坐着，他们都很开心，而笑得最响的是保尔的邻居嘉莉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跳舞，唱歌。她唱的是女中音，声音又嘹亮，又圆润。

保尔一向就有点怕她。她的口齿非常伶俐。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地搂着他，大声地说笑着：

“呵，你这个手风琴手，真棒！可惜，你还没长大，要不，你是我多好的小丈夫呵！我就爱会拉手风琴的人，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在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躲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是她紧紧地抱住他不放。

“呵，我的心肝，你到哪儿去？你想逃吗？哎哟，多好的小爱人呀！”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觉得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正紧贴着他的肩膀，这使他局促不安，而周围的笑声惊动了那平时静寂的街道。

保尔用手推着她的肩膀说：

“你闹得我不能拉手风琴了，离开一点吧。”

这又引起一阵笑声、嘲弄和玩笑。

玛鲁霞插嘴了：

“保尔，给我们拉一支忧郁一点的、真正动情的曲子吧。”

于是手风琴的风箱拉长了，他的手指头在键盘上轻轻地移动着。这是一支大家都熟悉的乌克兰民歌，是他们本地的曲调。嘉莉娜随着琴声带头唱。玛鲁霞和其他的人马上附和她：

所有的船夫

一齐回到了故乡，

这里又亲切又美好，

让我们唱出心头的忧伤……

青年们的嘹亮的歌声传到遥远的森林那里去。

“保尔！”

那是阿尔焦姆的声音。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

“在叫我呢，我要走了。”

“不，再停一会儿，跟我们再玩一会儿，还早着哪。”玛鲁霞央求他。

“不，”保尔着忙地说，“明天我们再玩吧，现在我要回去了。阿尔焦姆在叫我呢。”于是，他跑过马路，走进小屋里。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正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是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向保尔点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的弟弟。”

那个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长茧子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他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里有一个电工病倒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来替他。要是他们要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

那个陌生人插嘴说：

“呵，不，我跟他一道去，我自己和发电厂老板谈吧。”

“他们当然是要雇人的。因为斯坦科维奇生了病，今天机器就停了。老板今天跑来两次，要找人替他，但是没找到。他不敢光靠火伕一个人来发电。我们的电工害的是伤寒病。”

“既然这样，那就妥了。”那个陌生人说。

“明天我到这里来找你，我们一道去。”他对保尔说。

“好吧。”保尔说。

保尔看到陌生人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留神观察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感到困窘。这陌生人穿着一件灰短褂，从上到下扣着纽扣，紧紧地绷住他那宽大而结实的身子。这短褂显然是太窄了。他的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大的老橡树那样结实。

他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

“好吧，再见了，朱赫来，明天你和我弟弟一道去把事情办妥吧。”

游击队撤退以后三天，德军开到镇上来了。在荒凉了三天的车站上，火车头的汽笛响起来了，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立刻传遍了全镇：

“德国人来了。”

镇上像搅乱的蚁穴一般骚动起来。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迟早是要来的，但总是不大相信。可是，现在那些可怕的德国人不仅是要来，而是已经来了，已经到了镇上。

所有的居民都靠着栅栏或便门站着，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沿着马路两边成单行走，留着中间的石子路。他们穿着暗绿色的制服，平端着枪，枪上插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背上是大粮袋。他们像一条长带子似的，由车站开进镇上，行动非常小心，准备随时应付抵抗，虽然没有一个人想抵抗他们。

在队伍前头是两个拿着盒子枪的军官；在马路正中间走着的是一个担任翻译的盖特曼 军官，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外套，戴着高高的皮帽。

德国军队在镇中央的广场上列成了方阵。鼓手敲起鼓来，集合了一小群大胆的市民。穿着蓝色大衣的盖特曼军官，走上一家药店的台阶，大声宣读着本镇司令科尔夫少校发出的命令。

命令上说：

第一条 本镇所有居民，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缴出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违者枪毙。

第二条 本镇宣布戒严，每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本镇城防司令 科尔夫少校

那座从前曾作过镇公署，革命后又作过工人代表苏维埃办公处的建筑物，现在成了德军的司令部。台阶上站着一个哨兵，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巨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军帽了。就在那个院子里划出了一个地方，堆放收缴出的武器。

整天不断地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交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交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另一些不愿当面缴枪的人，就在夜里偷偷把枪扔到街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就把这些枪捡起来，装在军用四轮大车上送到司令部去。

中午十二点钟以后，规定的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已经到了，德国士兵数一数他们的战利品，统共是一万四千支步枪，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没有交出来。他们就挨家挨户搜查，但搜到的非常少。

第二天，天刚亮，在镇外靠近古老的犹太墓地的地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那命令，就慌忙回家。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立刻抓住他的肩膀，小声地、但是非常认真地问他：

“你从仓库那里拿回来什么东西没有？”

保尔开头本想把步枪的事情瞒住，可是他不愿意对哥哥撒谎，所以都老实说了。

他们一道跑到板棚里去。阿尔焦姆把藏在檩子上的枪拿下来，卸下刺刀，抽出枪栓，抓住枪筒，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朝栅栏柱子砸下去，把枪柄砸了个粉碎。其余的部分便扔到花园外远远的荒地上。回头阿尔焦姆又把刺刀和枪栓扔在粪坑里。

阿尔焦姆做完了，对保尔说：

“保尔，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知道，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认真地告诉你——以后什么也不许带回家来。你知道，现在为了这个是要送命的。记住，往后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类东西带回家，给他们查出来，头一个抓去枪毙的就是我。你是小孩子，他们倒不会碰你。现在正是变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往后再不带这类东西回家。

他们穿过院子回到屋里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正停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律师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妮莉和维克多——正下车。阿尔焦姆狠狠地说：

“瞧，这些宝贝现在又回来了。好戏又要开场了，他妈的！”他说完就走进屋里去。

保尔为他的步枪伤心了一整天。就在这时候，他的好朋友谢廖沙正在一个没有主儿的破板棚里，用锄头使劲地刨着墙根。他终于挖好了一个大坑，把他得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包好埋了下去。他不愿意把这三支枪交给德国人。因为他舍不得这些东西，他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整夜。

他用泥土填满了坑，用力把它捣平，然后又弄了一堆垃圾和破旧的东西盖住新土。他严格地把这工作检查了一番，自己觉得十分满意，这才摘下帽子揩去头上的汗珠。

“好，现在就让他们来搜查吧，”他自己这样想，“就是他们真的查了出来，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板棚。”

朱赫来在发电厂干活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已经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电工把发电机的构造教给了这个当学徒的火伕，叫他慢慢懂得这一行。

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伶俐的小孩。他得空的时候，时常去找阿尔焦姆。这个头脑冷静、态度严肃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保尔家的人讲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故事，尤其是当保尔的母亲埋怨保尔怎样淘气的时候，他更是耐心地听下去。每逢保尔的母亲烦恼的时候，他总有法子安慰她，叫她渐渐忘掉她的不幸，变得快活一些。

有一天，保尔走过发电厂那堆满了木材的院子，朱赫来微笑着拦住他说：

“你母亲告诉我，说你喜欢打架。她说你就像一只小公鸡那样好斗。”他笑起来，好像是满赞成似的。接着他又说：

“打架倒不是坏事情，可是得知道该打谁和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在开他的玩笑还是说正经的，他回答说：

“我可不平白无故打架，我总是在有理的时候才打架。”

朱赫来完全出其不意地问他说：

“你愿意我把正统的打法教给你吗？”

保尔惊异地注视着他：

“什么叫正统的打法？”

“好，你瞧。”

他把英国拳法简略地说了说，给保尔上了头一课。

保尔不是很容易地就学会这种本领的，但是他倒也学得不错。朱赫来的拳头使他摔了一个又一个倒栽葱，但是这个学生还是耐心地学下去。

有一次，天气很热，他从克利姆卡家里回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转了一阵子，想不出要做的事情，所以决定到他自己最喜爱的地方——后园角落里的小棚顶上去。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到了板棚跟前，便登着墙壁突出的地方爬上棚顶。他用力拨开遮住板棚的樱桃树的枝丫，一直爬到棚顶正中，躺在可爱的阳光下面。

这小屋的一面正对着列辛斯基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缘，就可以望见整个花园和他们的房子的一面。保尔把头伸过屋脊，看见了院子的一角，和一辆停在那儿的四轮马车。还看见了那个住在列辛斯基家里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刷他长官的衣服。保尔时常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见这个德国中尉。

这个中尉矮个子，红脸，留着一小撮剪得短短的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和漆皮帽遮的军帽。保尔知道这个中尉是住在厢房里的，厢房的窗子朝着花园，从屋顶上看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中尉正坐在桌子旁边写字。过了一会儿，他就拿着他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交给他的勤务兵，就沿着花园的小径，向临街的栅栏门走去。走到凉亭，他停下来——显然是在跟谁说话。列辛斯基的女儿妮莉从凉亭里走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人就一同走出栅门到街上去了。

这些保尔全看见了。当他正打算睡一会儿的时候，他看见那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挂上了主人脱下的军服，推开了朝花园的窗子，收拾好了屋子，就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不大一会儿，保尔就看见他在拴着马的马厩里了。

保尔向那敞开的窗户望去，整个房间都看得清清楚楚。桌子上放着皮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

他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悄悄地攀住樱桃树，溜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就到了那敞开的窗户跟前。他往屋子里看了一眼。桌子上放着的正是一条有刀鞘和枪套的皮带，枪套里装着一支很漂亮的十二响的“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沉不住气了。他心里发生了几秒钟剧烈斗争，但是他的不顾死活的胆量终于叫他弯着身子，跳进房里，握住枪套，抽出那支崭新的黑色手枪，连忙跳进了花园。他匆忙向周围瞭望，小心地把手枪插进口袋，然后就跳过花园，像猴子一般地攀着樱桃树，爬上屋顶。他又回头看了一下，那勤务兵正在安安静静地跟马夫谈话。花园里静悄悄……他马上溜下板棚跑回家。

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尔把箱子后面的一块破布塞进口袋里，一声不响地溜出房门，穿过园子，越过栅栏，走上通向森林的大路。他一面握住那时时碰他大腿的沉重的手枪，一面飞一般地向那个倒塌了的砖窑跑去。

他的两只脚简直像腾空似的，风在耳边呜呜响着。

老砖窑那里很静。木头的窑顶有几处已经塌下来，堆积的碎砖和毁了的炉灶现出凄惨的景象。这儿遍地长满荒草。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有时候一齐到这里来玩。保尔知道有许多既安全又秘密的地方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他从一个破洞钻进灶里去，又小心地回头望了一望，路上没有一个人。松林飒飒地响着，微风扬起了路旁的灰尘。他嗅到了浓烈的松脂的气味。

保尔把那支用破布包好的手枪放到灶底的一个角落上，再用一堆碎砖盖住它。他钻出来之后，又用砖块把灶门堵住，做了个记号，然后才慢慢地顺着大路走回家。

他的腿一路上不断地打战。

“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怎样呢？”他暗想，预感使得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为着早点儿离开家，不到上班的时候他就上厂里去了。他从看门人那里拿了钥匙，打开门，走进了机器间。当他揩着风箱、往锅里放水和生火的时候，他不断想着：

“列辛斯基家里现在不知怎么样？”

已经很晚了，快到夜间十一点的时候，朱赫来跑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小声地问他：

“今天为什么有人到你们家里去搜查？”

保尔吓了一跳：

“搜查什么？”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

保尔倒知道他们搜查什么，但是他不敢把偷手枪的事情告诉朱赫来。他吓得浑身发抖，问道：

“把阿尔焦姆抓走了吗？”

“谁也没有抓走，可是已经把你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了！”

听了这句话，他稍微宽心一些，但是仍然非常忧虑。这几分钟里，他们俩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另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因此提心吊胆起来。

“真见鬼，难道我的事情，他们已经听到什么风声？阿尔焦姆是一点也不知道我的事情的，但是，为什么要到他家去搜查呢？往后应该格外警惕。”朱赫来这样想。

他们默默地分开，各自干活去了。

可是在列辛斯基家里却闹得天翻地覆。

那个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就把勤务兵喊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等到知道手枪确实是丢了，这个平常看来很有修养的德国中尉便使劲打了勤务兵一记耳光；勤务兵身子晃了晃，然后又挺直地站在那儿，认罪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发落。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列辛斯基，狼狈地在中尉面前直道歉，说在他家里不应该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情。

这时候维克多也在场，他向他父亲说，手枪可能是邻居偷去的，尤其是小流氓保尔嫌疑最大。他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意见告诉了中尉，于是中尉就立刻下令搜查。

搜查毫无结果。这次丢手枪的事件使保尔更相信了：甚至像这样冒险的事情，有时也可以平安度过。

3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忧郁地望着她那熟识的、心爱的花园和花园周围那些在轻风下微微颤动着的高大笔直的杨树。她真不相信她离开亲爱的故居已经整整一年了。看起来，她就像昨天才离开这个从小时候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着早班车回来了似的。

这儿什么也没改变：还是那一排排剪得整整齐齐的覆盆子灌木丛，还是那像几何画一样的、两旁种着她母亲喜爱的三色堇的小径。花园里一切都是整洁的，到处都可以看出一个有学问的林业家的呆板的派头。这些整齐的、图案似的花径只能引起冬妮亚的腻烦。

冬妮亚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推开走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花园的油漆栅门，向火车站水塔旁边的水池走去。

她过了小桥，走上大路。这条路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沿着池塘种着柳树和桤木；左面是一片树林。

她正想朝池边的旧采石场去，但是看见下面有一支小钓竿在水面上浮动，她就站住了。

她弯着腰，从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用手分开柳枝，看见一个黝黑的、赤足的男孩子，他的裤管卷到膝盖上。他身旁放着一只装着蚯蚓的生锈的白铁罐子。那少年正聚精会神做他的事情，没有留意到冬妮亚的注视。

“这里还能钓到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看。

他看见一个不认得的女孩子正扶着柳枝，身子低低地俯在水面上。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儿的白色水手衫和浅灰色的短裙子。一双绣花短袜紧紧地套在晒黑了的匀称的脚上，下面穿的是棕色的皮鞋。栗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着钓竿的手轻轻动了一下，鹅毛浮子在平静的水面上动了动，荡起了一层层的波纹。

他身后的轻柔的声音又在激动地说：

“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心慌意乱了，他迅速地拉起钓竿，把钩着蚯蚓的钓钩提上来，带起了一行水花。

“真倒霉，现在还能钓个鬼！从哪里跑出这么一个妖精。”保尔生气地想。为了掩盖自己的笨拙，他用力把钓钩向更远的水中抛去，正好落在两支牛蒡中间，这恰恰是他不应当抛到的地方，因为这样鱼钩就会挂在牛蒡的根上。

保尔想了一下，头也不回地向后面的姑娘小声说：

“您别嚷嚷好不好？这样把鱼都吓跑了。”

立刻，他听到上面传来了讽刺的、嘲笑的声音：

“呵，它们一看见您早就跑了。再说，谁在中午钓鱼呢？瞧您这个多有本事的渔夫！”

保尔虽然竭力保持礼貌，但是已经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把帽子扯到前额——这是他一向发脾气的表示——然后挑选最文雅的字眼说：

“我说，小姐，请您走开一点好不好？”

冬妮亚的眼睛眯成一条线，接着又含笑地张开了，说：

“我真的碍您的事吗？”

这回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意味，而是带着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因此，真要向这位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小姐”动火的保尔，终于被解除了武装。

“呵，如果您欢喜看的话，那就请看吧。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着他就重新坐下，看看他的浮子。可是浮子紧贴在牛蒡上，显然钓钩是挂在它的根上了。保尔不敢使劲往外拉。

“既是挂住了，就扯不下来。那女孩子一定要笑我的。她要是走开该多好呵！”他心里想。

但是冬妮亚却在微微摇动着的柳树干上坐得更舒服了。她把书放在膝上，注视着那个黑眼睛的、晒得黝黑的、粗野的孩子，他曾那么不礼貌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睬她。

保尔在那光滑如镜的水里清楚地看见了坐着的女孩子的倒影。她正在看书，因此他就开始轻轻地拉那挂住了的钓丝。浮子直往下沉，钓丝给绷得紧紧的。“真给挂住了，妈的！”他心里这样想，同时，他一斜眼，便看见了水面上一个顽皮的笑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走过来。他们都是七年制中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个是调车场场长兼工程师苏哈里科的儿子。他是一个地道的蠢材和淘气包，今年十七岁，淡黄眉发，满脸雀斑，在学校里大家都喊他“麻子舒拉”。他手里拿着一副精美的钓竿，嘴里神气十足地叼着一支香烟。他身旁是维克多，一个又瘦又高的娇气的青年。

苏哈里科弯着身子，向维克多眨着眼说：

“你瞧，这是一个顶出色的小姑娘，本地没有一个姑娘比得上她。告诉你说，她是个十足的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回家来避暑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我妹妹丽莎认得她。我写过一封信给她，你知道，其中当然净是些动人的词句。我说我不顾一切地狂爱她，我战颤地期待她的回信。我甚至还把纳德森 的诗句也抄了些进去。”

“后来怎么样呢？”维克多满有兴趣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了。他说：“你知道，还不是那一套，故意摆架子，装蒜。她说：‘不必糟蹋信纸了吧！’但是这种事情，一开头总是这样的。干这一行，我倒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老是这样献殷勤。夜里到工棚附近去，只要三个卢布，你就可以弄到一个你一想就流口水的美人儿，比这要好得多，一点也用不着玩这些浪漫的恋爱把戏。我就和瓦里亚•古洪诺夫——你认识那个铁路上的工头吗？——一道去过。”

维克多轻蔑地皱着眉头说：

“苏哈里科，你还干这种下流勾当？”

苏哈里科咬着烟卷，啐了一口，讥笑地说：“哈，好一个‘干净’人儿。你干的事，我们全知道。”

维克多打断他的话，说：“得啦，你可以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咱们快点去，趁着她还没走。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

他们俩走到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扔掉嘴里的纸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您好，杜曼诺娃小姐。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接着，苏哈里科拉着维克多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多•列辛斯基。”

维克多晕头转向地把手伸给冬妮亚。

苏哈里科想引起话题来，就问：

“今天您为什么不钓鱼呢？”

“我忘了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好了。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

他已经履行了自己对维克多的诺言，把冬妮亚介绍给他了，于是他自己极力设法走开，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但是冬妮亚回答说：

“不，那样我们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

“打搅谁？”苏哈里科问，“呵，那小子吗？”现在他才看到坐在树丛旁边的保尔，“我马上叫那小子滚蛋。”

冬妮亚来不及阻拦他。他下去，走到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喂，马上把钓竿收起来，赶快滚开！”他说完，看见保尔还是坐在那儿继续钓鱼，一动也不动，接着就喊：“快点，快点！”

保尔抬起头来，狠狠地瞪了苏哈里科一眼。

“你轻点叫好不好？你那厚嘴唇叽里咕噜说些什么？”

“什——么！”苏哈里科动火了，“你这个可恶的坏蛋，还敢顶嘴！我叫你给我——马上滚蛋！”说着他狠狠地一脚把那个装着蚯蚓的铁罐子踢开。铁罐子飞起来，在空中翻了几翻，就掉到水里，激起的水星溅了冬妮亚一脸。

“苏哈里科，你怎么不害臊呵！”她喊了一声。

保尔跳起来了。他知道苏哈里科就是调车场场长的儿子，阿尔焦姆在那里做工。要是他现在打了这个丑麻子，苏哈里科一定会到他父亲那里告状，那么，事情准会牵连到阿尔焦姆身上。就是为了这个，他才没有马上跟他算账。

可是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打他，就扑了过去，用双手去推站在池边的保尔。保尔双手一扬，身子晃了一下，但没有稳住，跌到水里。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又是个出名的打架好手和招惹是非的家伙。

保尔胸脯上挨了一推，忍不住了。

“怎么，真打？那么，瞧我的！”说着，他稍稍一扬手，朝苏哈里科的脸狠狠地打了一拳。接着，不让苏哈里科有还手的工夫，又紧紧地扯住他的制服，使劲一拉，把他拖到水里去。

苏哈里科站在淹到膝盖的水中，发亮的皮靴和裤子都湿透了，他竭力想挣脱保尔那铁钩一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很快就跳到岸上。

气得发狂的苏哈里科向保尔扑过来，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

保尔一站到岸上，急忙转过身来对着向他扑过来的苏哈里科，他马上想起了拳法说的：“左脚支住全身，右腿稍弯，使它容易伸屈。不仅用手和胳膊，还要运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方的下巴。”

他就照样使劲地打下去！……

随着就是一阵牙碰牙的声音。苏哈里科因为下巴疼得厉害，舌头硌破了，一面哀叫着，一面举起双手，在空中乱抓，然后就噗通一声倒在水里了。

岸上的冬妮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好呵，好呵！”她拍着手喊，“打得太漂亮了！”

保尔抓住钓竿，拉断了挂在牛蒡上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见维克多对冬妮亚说：

“他是最出名的流氓，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不安宁了。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就要大罢工了。邻近某大车站的调车场的工人们已经干起来了。德国人抓了两个司机，因为他们有传送宣言的嫌疑。同时，德军的征发和地主们的返回农村，也引起了那些与农村有直接关系的工人的极大的愤怒。

盖特曼乡警的马鞭不断鞭打着农民们的脊梁。本省的游击运动大大地发展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游击队已经有十个左右。 ^[8]

这些日子，朱赫来简直就不知道什么叫作休息。自从他到镇上之后，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参加了许多青年人的晚会，并且在调车场的钳工和本地锯木工人中间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试探过阿尔焦姆。当他问阿尔焦姆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事业有什么意见时，这个健壮的铁路工人回答说：

“哦，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于党的认识是很浅薄的。但是如果需要我，我随时都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回答使朱赫来很满意，他知道阿尔焦姆是可以信任的，他说到哪里，就一定会做到哪里。“至于入党，他显然还不够成熟。没有关系，在现在这种时候，人很快就会觉悟的。”朱赫来这样想。

这时候，朱赫来已经从发电厂转到调车场去了。这样对工作更有利：在发电厂的时候，他跟铁路方面完全失去了联系。

这时候铁路上的运输格外忙。德国人正急忙把他们从乌克兰抢来的东西：黑麦、小麦和牲口等等用成千辆的车皮运到德国去。

有一天，盖特曼警备队突然逮捕了车站上的报务员波诺马连科。他们把他押到司令部里，狠狠地拷打了他。显然，他供出了罗曼在作煽动工作，罗曼是阿尔焦姆在铁路工厂里的同事。

两个德国兵和一个盖特曼军官——车站司令部的副官，在罗曼上工的时间来抓他了。他们走到他做活的工作台前，一句话也没有说，那副官就举起马鞭抽他的脸。

“畜生，跟我们走！有话要跟你说。”他随后又龇牙咧嘴地冷笑一下，使劲扭住罗曼的袖子，“走，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邻近的钳台上工作，看见这光景，就扔下锉刀，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那副官，竭力抑制涌上心头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

“你怎敢打他，你这坏蛋？”

那副官倒退了一步，一面伸手解他的手枪套。同时一个矮矮的、短腿的德国人也从肩膀上摘下了那支插着宽刺刀的步枪，扣着扳机。

“不要动！”他大叫一声，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这个又高又大的铁路工人绝望地站在这怪模样的小兵面前，毫无办法。

两个人都给抓走了。过了一个钟头，阿尔焦姆给放回来，罗曼关在放行李的地下室里。

十分钟后，调车场的全体工人罢工了。大家聚集在车站的公园里。扳道夫和材料库的工人们也都参加了。所有的人都很气愤。当场就写好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请愿书。 ^[9]

当盖特曼军官带着一小队卫兵赶到公园的时候，群众更加激愤了。那军官挥动着手枪，高声叫道：

“马上散开，要不，我就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抓起来！有的还得枪毙！”

但是愤怒的工人们的叫喊迫得他退回车站去了。这时候满装着德国兵的大卡车已经沿着公路向车站开来了，他们是车站司令调来的。

工人们这才分头回家。他们全体罢工了，甚至连车站上值班的也走开了。朱赫来的工作已发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第一次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月台上架起了一挺重机枪。它立在那儿，就像一只套着皮带的狗。一个德军班长蹲在它旁边，手指正扣着机枪的扳机。

车站上人都跑光了。

到夜里，逮捕开始了。阿尔焦姆也被抓了去。朱赫来那天晚上没有回家，他们没抓到他。

被捕的人全拘留在大货仓里，德军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复工，还是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了工。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到。同时，在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已经切断了铁路线并炸毁了几座铁桥。

当天晚上有一列德国军车开到车站，但司机、副司机和司炉，一到站就都跑了。除了这一列军车之外，还有两列车也停在车站里等候开动。

货仓笨重的铁门开了，驻站司令德军中尉和他的副手以及一队德国兵一齐走了进来。

那副手喊道：

“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们三个马上去开车。如果违抗——就地枪决！你们去不去？”

三个工人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在监视之下被带上机车，接着副官就又念着另外三个人——司机、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把他们派到另一列车上去。

机车愤怒地喷出发亮的火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夜的黑暗，沿着路轨飞快地开去。阿尔焦姆添好了煤，用脚把炉门关上，从箱子上面那短嘴茶壶呷了一口水，然后转身对那个上了岁数的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说：

“大叔，我们真的就这样送他们吗？”

老司机愤怒地眨了眨长眉毛下面的那对眼睛。

“是呵，有什么办法呢？刺刀就在背后呀！”

“我们把机车扔下就跑怎么样？”勃鲁扎克提议，他偷偷地看看那个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在背后监视着不大好办。”

“是——呵。”勃鲁扎克拿不定主意地拖长了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车窗往外看看。

老波利托夫斯基走近阿尔焦姆，在他耳边低声说：

“咱们绝对不能送他们，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已经把铁路炸坏了。可是咱们反倒运送这批狗杂种，他们一转眼就会把我们的人打垮的。你知道，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我在罢工的时候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运敌人去打自家人，是一辈子的耻辱。这辆机车的乘务员都逃走了。那些年轻人虽然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逃走了。我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去。你说呢？”

“你说得对，老伯伯，但是我们怎样对付那个家伙呢？”他看了看后面的那个兵。

老司机皱着眉头，用一把棉纱头揩去额上的汗，又用他那双充血的眼睛，看了看气压表，好像他希望能从那里得到这难题的解答似的。接着他又带着怒容，恶狠狠地咒骂起来。

阿尔焦姆又从茶壶呷了一口水。两个人都想着同样的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说出来。突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问话：

“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什么意见？”

他也想起了他当时的回答：

“……我随时都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好出色的帮忙——把讨伐队给运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好容易才把这句话说出来：

“咱们要弄死他。明白吗？”

阿尔焦姆大吃一惊，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又继续说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先揍死他，然后把调节器和杠杆投到炉里，让机车减速，咱们就趁机跳下车去。”

阿尔焦姆感到好像把肩上的重担卸下去了似的，他说：

“好。”

阿尔焦姆弯着身子，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勃鲁扎克。

勃鲁扎克并没有马上答复他。他们都在冒着可怕的危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尤其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有九口人靠他养活。然而每个人也都明白，他们绝不能把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勃鲁扎克终于说：

“对，就这么办，我同意，不过由谁去……”他没有说完，阿尔焦姆已经懂得他的意思了。

阿尔焦姆转身过去，对着调节器旁边的老头子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这时候他又发生一个没解决的难题。他弯腰靠近波利托夫斯基，对他说：

“但是，咱们怎样动手呢？”

老头子看了看阿尔焦姆，说：

“由你动手，你比我们都有力气。用铁棍狠狠地敲他一下——就完了。”这老头子说话的时候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紧皱着眉头。

“这我可不行。我不忍心下手。毕竟，你也会想到，那个兵并没有罪，也是刺刀逼着他到这儿来的呵！”

“什么，你说他没有罪？”波利托夫斯基眼睛瞪着他说，“那么咱们也没有罪，咱们也是被迫才来开这一列车。可是咱们是在运送讨伐队。就是这些没有罪的家伙将要去枪杀游击队员们。难道游击队有罪？……哎，你这个可怜虫！像熊一样壮，可是道理就不懂……”

“好的。”阿尔焦姆嗄声地说，一面去取铁棍。可是波利托夫斯基小声说：

“算了，让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些。你拿着铁铲到煤车上去扒煤。需要的话，你再用铁铲干他一下。我装作用铁棍去敲碎煤块。”

“你说得对，大叔。”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一面站到调节器旁边。

那个德国兵，戴着一顶无遮的镶红边的呢帽，两腿夹着步枪，坐在煤车的边儿上，正抽着烟卷儿。他只是偶尔抬起头来，望一望机车里的工人们。

阿尔焦姆到煤车上面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兵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后来波利托夫斯基又假装要把煤车边儿上一些较大的煤块扒下来，做着手势，请他让开一点，那德国兵也顺从地溜下来，走到了机车的门边去。

骤然，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听到了铁棍打碎德国兵头盖骨的短促而沉重的声音，这使他们像被火烧着了似的哆嗦了一下。那德国兵的身子像一条口袋似的倒在煤车和机车中间的过道上了。

灰色的无遮呢帽立刻渗透了血。他的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到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低声说，把铁棍扔在一旁，他的脸痉挛地抽搐了一下，继续说：“现在，我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了，但是他立刻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喊着说：

“快，赶快把调节器拧掉！”

十分钟后，一切都做完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缓缓地开动着。

沿路树木的黯黑的轮廓，在机车头灯的亮光下阴森森地现出来，又马上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车灯的亮光想透过夜的黑暗，但是夜幕是那么厚，只能照亮前面十公尺的地方。现在火车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似的，它的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见了背后的波利托夫斯基的声音，他松开了紧握着扶手的手。粗壮的身子随着惯力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往后移动的地面。阿尔焦姆跑了两步，就栽倒了，翻了一个筋斗，就在这时候，另外两个人也各自从机车的两边的踏板上跳下来。

勃鲁扎克家里的人都在发愁。这四天来，安东妮娜•瓦西里耶夫娜——谢廖沙的母亲——的心完全乱了。丈夫没有一点儿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三个人一道抓去开一列火车。昨天晚上，三个盖特曼警备队员到她家里，粗暴地、嘴里不干不净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她从那些问话里隐约地猜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所以，警备队员们走后，这个担惊受怕的妇人就扎起头巾，决定到柯察金的母亲那里，希望能打听到她丈夫的消息。

她的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看见母亲要出门去，就问：

“妈，你要到远处去吗？”

安东妮娜眼泪汪汪地看着女儿说：

“我到柯察金家里去一下，也许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家来，你告诉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里去一趟。”

瓦莉亚亲切地抱着母亲的肩膀，送她到门口，竭力安慰她说：

“妈妈，您用不着太担心。”

保尔的母亲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妮娜。这两个妇人都希望能从对方听到一些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希望都消失了。

柯察金家里昨天夜里也给搜查过。他们是找阿尔焦姆的。临走还告诉保尔的母亲说，她的儿子一回家来，马上就到司令部去报告。

警备队夜里的搜查，使保尔的母亲很害怕，因为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保尔夜间一向在发电厂里干活。

保尔在天亮的时候回家来了。听到母亲说警备队昨天夜里到家里来搜查，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们俩的性格不同，阿尔焦姆的外表看来很严厉，但兄弟俩是十分友爱的。这是一种严肃的爱，并不表现在外表上。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他哥哥需要他，他什么都可以牺牲，毫不踌躇。

他顾不上休息，马上就到调车场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找到，从他认得的那些工人那里，也打听不到那几个走了的人的任何消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的人也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碰见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包里斯。从他嘴里，保尔听说警备队昨天晚上也到他们家里搜查过，想抓他的父亲。

保尔并没有给他母亲带来什么消息，他疲乏地往床上一倒，马上沉到不宁静的梦里去了。

瓦莉亚听到敲门的声音就回过身来。

“谁呀？”她一边问一边把门闩拉开。

门外站着红头发乱蓬蓬的克利姆卡。显然他是跑着来的，满脸通红，还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你妈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家，她出去了。”

“到哪儿去了？”

“我想，大概是到柯察金家去了。” ^[10] 瓦莉亚一把抓住了正想跑开的克利姆卡的袖子。

他犹豫不决地望了望她，说：

“你不知道，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她。”

“什么事情？”瓦莉亚拉住他不放，“喂，快说，你这红毛小熊，赶快说，不要把我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克利姆卡忘记了朱赫来的所有警告，忘记了他曾严格地命令他只许把这张纸条交给安东妮娜本人。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又脏又皱的纸条，把它递给了瓦莉亚。他没法拒绝谢廖沙这个淡黄头发的姐姐的要求，每当他和这个可爱的女孩子接触时，他的态度总是局促不安。自然，这老实的小厨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他爱她。他把这个纸条递给瓦莉亚，瓦莉亚就急忙读起来：

亲爱的安东妮娜！别着急。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安地活着。你很快就可以知道更多的消息。请你转告其余两家，说他们也都好，用不着挂念。把这条子烧掉。

扎哈尔

瓦莉亚一念完这张条子，就扑到克利姆卡跟前：

“红毛小熊，亲爱的，你这条子是从哪儿拿来的？告诉我，你究竟从哪儿拿来的？你这小笨熊！”她拼命地央求着手足无措的克利姆卡，他就糊里糊涂地又做错了第二桩事情。

“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刚一说完，他才想起了不应该说出这句话来，因此又添一句，“不过他告诉我，千万不要交给别的人。”

“呵，好啦，好啦！”瓦莉亚笑着说，“我决不会告诉别人的。唔，亲爱的小红毛，现在你赶快到保尔家去吧，我妈妈也在那儿。”说着她就在小厨子的背上轻轻地推了两下。

克利姆卡那红黄色的头，立刻在门外消失了。

波利托夫斯基他们三个人一个也没有回家。当天晚上朱赫来到柯察金家里去，把机车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保尔的母亲。他尽力安慰那吓坏了的老妇人，说他们三个都很平安，在很远的乡下，住在勃鲁扎克一个叔叔家里，他们在那儿没有危险，只是现在还不能回家。不过，德国人已支持不住了，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所有这些，使这三家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们三家都很高兴地读着偶尔给家里送来的字条，但是他们的家庭却更寂寞，更冷清了。

有一天，朱赫来装作顺便路过的样子，去看看波利托夫斯基的妻子，交给她一点钱，说：

“大娘，这是大叔给你们捎来的钱，不过你要当心，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呵，谢谢你，我们正穷得要命，孩子们都没吃的了。”

这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中提出来的。

“好啦，将来的事情，我们等着瞧吧。虽然大罢工是失败了，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复工了。但是，大火既然燃烧起来，他们就永远不能把它扑灭。像那三个人，都是硬汉，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朱赫来离开那老妇人向调车场走的时候，心里兴奋地想着。

在沃罗比约夫•巴尔加村村外大路旁边一家破旧的、四壁熏得乌黑的铁匠铺里，波利托夫斯基站在火炉旁边，对着烧得很旺的煤火，微微眯着眼睛，用一只长把钳子翻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

阿尔焦姆用力地拉着由横梁上吊下来的杠杆，鼓动着皮风箱，给炉子鼓风。

火车司机的长胡子盖住嘴巴，他和蔼地笑着，对阿尔焦姆说：

“在这村子里，眼下有手艺的人日子错不了，活计有的是。只要干上一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捎点腌肉和面粉回家去了。孩子，农民对铁匠向来就很尊敬。这么着，咱们可以像资产阶级一样在这儿吃点好东西啦，哈哈。扎哈尔的情形和我们不一样，他还保留着更多的农民习气，所以同他的叔父一道去种地。当然啰，这也难怪。咱们两个，阿尔焦姆，没有房子没有地，全靠脊梁和双手挣饭吃，可以说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可是扎哈尔一只脚在火车头上，另一只脚在庄稼地上。”他把那块铁转动了一下，随后十分认真地、深思地接着说下去：“不过，孩子，我们的情况很糟。要是不能很快地把德国人赶出去，那我们就得逃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或是罗斯托夫去，不然的话，他们一定会穿透咱们的腮巴，像晒鱼干一样，把咱们吊在半空中。”

阿尔焦姆回答说：“你说得对。”

“家里的人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帮土匪军队不会常常去找他们的麻烦吧？”

“是呵，大叔，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只好不去想那个家了。”

老司机从炉子里箝出那块烧成蓝灰色的铁，迅速地把它放到铁砧上。

“来，孩子，使劲捶吧！”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旁边那只沉重的锤子，把它举过头顶，使劲捶了一下。发光的铁渣发出嘶嘶的响声，向铁匠铺的四面飞溅，一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黑暗的角落。

锤子捶一下，波利托夫斯基就把铁块转一下，铁块也就像蜡一样的服帖，渐渐给打平了。

一阵阵温暖的夜风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

下面是一个又大又黑的湖，湖周围的松树摇着它们那高大的头。

“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低洼的草地上。上面，在洼地的后边，是松林；下面，就在这悬崖的脚下，是大湖。俯临着大湖的悬崖的阴影，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

这是冬妮亚最喜爱的地方。在这离车站一俄里 的地方，在旧采石场的荒芜的洼地里，有几个泉源往外喷水，现在汇成了三个活水湖。冬妮亚听到下面湖边那里有拍水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手拨开树枝，探身往下看：一个晒得发黑的弯着身子的人正在用力从岸边往湖心游去。冬妮亚只能看见这个游泳者的浅黑色的脊梁和乌黑的头发。他像只海象一样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游泳：自由式、侧泳、潜水，后来他终于疲倦了，开始仰泳，由于强烈的阳光，他眯着眼睛，伸开两臂平放着，身子微微弯曲，静静地躺在水面上。

冬妮亚放开树枝，自己觉得好笑，她想着：“这样太不雅观了。”于是她又开始读她的书。

她正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多借给她的一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正在爬上那隔开松林和洼地的岩石。当一块小石头无意地从那个人的脚下掉下来，正好落在她的书本上的时候，她才惊讶地抬起头来，看见站在她面前的保尔。这偶然的相遇，使他感到惊讶和难为情。他打算走开。

“原来刚才是他在这儿洗澡呵。”冬妮亚看了看他那潮湿的头发，心里这么猜想。

“呵，我惊动了您吗？我不知道您在这儿。我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用手攀住岩石，他也认出她是冬妮亚。

“您并没打搅我。要是您高兴的话，咱们还可以谈一会儿。”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

“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

冬妮亚微微一笑。

“我说，您为什么老站着呢？您可以坐到这儿来，”她用手指着一块石头，“请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瞧，现在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

保尔很不自然地揉着他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冬妮亚打破了沉默，“为什么要叫保夫卡呢？这多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这样叫您。您时常到这里来……”她本来想说“洗澡吗？”，但是因为不愿意让保尔知道她看见了他洗澡，就改口说，“散步吗？”

“不，不常来，有空的时候才来。”

“那么，您是在什么地方做工吗？”冬妮亚追问说。

“我在发电厂里当火伕。”

“请您告诉我，您那么会打架，是在什么地方学来的？”冬妮亚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您为什么要管我打架的事呢？”保尔不满意地说。

“请您不要生气，柯察金，”冬妮亚说，她已经觉出保尔对她所提出的问题不高兴，“我对于这种事非常有兴趣。您那一下子打得真棒！就是有点太不留情了。”说着她哈哈大笑起来。

“那么，您可怜他吗？”保尔问。

“呵，哪里，一点也不可怜他，正相反，苏哈里科就是该打。上次您那一手，真叫我开心极了。听说，您常常和人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觉地问。

“维克多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行家。”

保尔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

“呵，原来是维克多说的，这个混蛋，寄生虫。他应当谢天谢地，当时我没有连他也揍一顿。我听到了他说了我一些什么话，只是怕脏我的手，才没有跑过去揍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保尔，这样不好。”冬妮亚打断他的话。

保尔的眉毛竖了起来，他心里想：

“我为什么要同这个妖精闲扯呢？瞧她那副神气：一会儿是‘保夫卡’这个名字她不喜欢，一会儿又是‘不要骂人’。”

“您为什么那样恨维克多呢？”冬妮亚问。

“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少爷崽子，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见了他，手就发痒。他仗着有钱，就觉得什么事都可以干，可是我不把他这个有钱的放在眼里。只要他敢稍微碰一碰我，我就好好收拾他一顿。对于这种人，只有用拳头去教训他。”保尔非常气愤地说。

冬妮亚很后悔提到维克多的名字。她已经看出来，这个少年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维克多显然有旧仇，于是她就转了话题：开始询问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

保尔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地回答那女孩子的问话，把要走的念头给忘了。

“告诉我，您为什么不多念几年书呢？”她又问。

“学校把我开除了。”

“为什么呢？”

保尔的脸红了。

“我在神父的面团上撒了烟末儿——他就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父凶极了，我们全都吃过他的苦头。”于是保尔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她。

她好奇地倾听着。保尔也不觉得局促不安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好像他们是老朋友似的。他甚至把他的哥哥阿尔焦姆没有回家来的事情也告诉了她。他们两个亲切地、快活地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已经坐了好几个钟头了。终于，保尔骤然想起了他还有事，立刻跳起来说：

“哎呀，已经到了我上班的时候了。瞧，我只顾在这儿闲聊，我得马上回去生火啦。说不定达尼洛正在生气哩。”他慌忙对她说，“哦，再见吧，小姐，我不得不马上跑步回镇上去了。”

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穿起外衣。

“我也应当走了，咱们一道走吧。”

“哦，不，我是要快跑的，您赶不上我。”

“为什么赶不上？我们可以一道跑，比赛一下：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

“赛跑？您怎么能跟我赛跑！”

“那咱们就试试吧，现在先走出这儿再说。”

保尔跳过那堵岩石，又拉住冬妮亚的手，帮她跳过去。他们走到松林里那条通到车站去的又宽又平坦的大路上。

冬妮亚站在大路中央，喊道：

“现在起跑：一，二，三。您追吧！”于是她就像一阵旋风似的跑在前面。她那双小靴子的后跟，像电光一样闪着，蓝色的外套在风中飘舞。

保尔在她的后边紧追。

“我马上就可以追上她。”保尔想，拼命追她那飘动着的外衣，但是一直到了大路的尽头，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才追上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地抱住她的肩膀。

“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快活地喊着说，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放手，怪疼的。”她挣扎着说。

两个人都站住了，呼哧呼哧地喘气，心全都剧烈地跳动着。冬妮亚由于疯狂奔跑，累得厉害，就仿佛是无意地稍稍靠在保尔身上，这么一来，使得他们更亲近了。虽然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情，但是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里了。

接着冬妮亚掰开保尔的双手，对他说：“从来没有人追上我。”

他们马上就分手了。临别，保尔向她摇摇帽子，就朝镇上跑去。

保尔刚打开锅炉房的门，已经在锅炉旁边忙着的老火伕达尼洛转过身来，气愤地说：

“你再晚一点来才好呢。怎么，你想叫我替你生火，是不是？”

但是保尔却愉快地拍拍达尼洛的肩膀，和气地说：

“别着急，老头子，火马上就生起来。”说着，他立刻朝柴堆走去。

到了午夜，当达尼洛躺在床上打呼噜的时候，保尔已经把发动机各处都注好了油，用棉纱团把手揩干净，从抽屉里把第六十二卷《朱泽培•加里波第》 拿出来。那不勒斯“红衫军”的传奇式的领袖加里波第的冒险故事马上使他入迷了。

“她用她那秀美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

“是的，她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回忆着，“她是特殊的，她跟别的富家女孩子不一样，”保尔想，“而且她还跑得像魔鬼一样快！”

保尔沉醉地回忆着白天会面的情景，没有注意到发电机因为气压太大而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响声；那个大飞轮正在狂速地旋转，连水泥的座子也激烈地颤动起来。

他往气压计上看了一眼——指针已经越过危险信号的红线好几度了！

“哎哟，糟了！”保尔从箱子上跳下来，扳开排汽阀，把它转了两圈，于是锅炉房后面由放汽管排到河里的水汽，就嘶嘶地响起来了，接着他把排汽阀关住，把皮带套在抽动水泵的轮子上面。

保尔回头看了看达尼洛；他正咧开大嘴酣睡着，鼻子里不断发出可怕的鼾声。

半分钟后，气压表的指针又回到原处了。

冬妮亚和保尔分手之后就往家里走。她想着刚才和这个黑眼睛少年的相遇，并且不自觉地为了这次会面感到很快活。

“他是多么热情和倔强呵！他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粗野无礼的人。无论如何，他一点也不像那些懦弱无能的中学生……”

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身的环境对冬妮亚是完全陌生的。

“他是可以开导的，”冬妮亚想着，“而且这将是一种挺有意思的友谊。”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亚看见莉莎•苏哈里科、妮莉和维克多在花园里坐着。维克多在读书。看样子，他们是在等她。

她向他们问了好，就坐在长凳上。就在这泛泛无聊的谈话的当儿，维克多凑近冬妮亚坐下，悄声地问她：

“那本小说您读了吗？”

“呵呀，那本小说！”冬妮亚忽然想起来了，“我把它……”她几乎说出了口，她把它忘在湖边了。

“您喜欢那小说吗？”维克多注意地看看她。

冬妮亚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她一面用她的短靴的靴尖在小径旁边的沙地上慢慢地画着一个奥妙的图案，一面抬起头来看了看维克多，对他说：

“不喜欢，我现在喜欢上了另外一本，它比您那本可有意思多了。”

“是吗？”维克多觉得非常无趣地拖长着声音说，“那么，作者是谁呢？”他问。

冬妮亚用闪闪发光的、带着嘲弄的眼光看了看维克多，然后说：

“没有作者……”

“冬妮亚，把客人请到屋子里来吧，茶已经预备好了！”她母亲站在阳台上喊。

冬妮亚挽着两个姑娘的手走进屋子。维克多跟在后面，苦思着刚才冬妮亚所说的话，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种初度的和仍然是不自觉的感情，已经偷偷进入了这个青年火伕的生活。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令人难以理解地激动人心。这生性好斗的、有反抗精神的孩子被它弄得心神不安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在保尔看来，林务官跟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物。

保尔是在贫穷和饥饿中长大的，他对每一个他认为是有钱的人，都十分仇视。因此，他对眼下这种感情怀着戒备和疑惧。他知道冬妮亚跟石匠的女儿嘉莉娜完全不同，不能把她当作自己人，当作一个普通的、他能够理解的人看待。所以他对冬妮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只要这个漂亮的和受过教育的姑娘对他这个火伕有一点儿嘲弄和侮蔑的举动，他就准备给以断然的反击。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看见冬妮亚了，今天他决心再到湖边去一趟。他故意从她家旁边经过，希望能够碰见她。他沿着花园的栅栏慢慢走着，已经望见花园尽头那熟悉的水手服了。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子，朝着她那白色的衣服投过去。

冬妮亚连忙转过身来。一看见是保尔，她马上高兴地笑着跑到栅栏跟前，把一只手伸给他：

“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这些时候您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我想您是会来的。进来吧，到我们花园里来。”

保尔摇摇头说：

“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惊讶地扬起眉毛。

“没有别的，我想您的爸爸会为这件事发脾气。您也会为我挨骂的。他会问您，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脏孩子带进花园里来？”

“保尔，您别瞎说了，”冬妮亚生气了，“马上进来吧。我爸爸决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自己就知道了。进来吧。”

她跑去开了园门，保尔踌躇地跟在她后面。

当他们两个坐在花园里的圆桌旁边的时候，她问保尔：“您喜欢看书吗？”

“非常喜欢。”保尔兴奋起来。

“在您读过的书里，您最喜欢的是什么书？”

保尔想了一下，回答说：

“《朱泽倍•加里波第》。”

“是《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亚纠正了他的错误，“您很喜欢这部书吗？”

“是的，我已经看过这部书的第六十八卷。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它五卷。呵，加里波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称赞地说，“他才是一个英雄！我真佩服他！他同他的敌人战斗了不知多少次，而他总是占上风。他乘船游历了世界各国！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曾经把那些手艺人组织起来，并且总是为穷人奋斗。”

“您愿意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冬妮亚问他，一边拉住他的手。

“哦，不，我不到屋子里去。”保尔坚决地拒绝说。

“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呢？是害怕吗？”

保尔看见他那光着的两只脚实在是太脏了，就搔着后脑勺，对她说：

“您的妈妈或是爸爸不会把我赶出来吗？”

“您别再瞎说了吧，我真的要生气了。”冬妮亚发起脾气来了。

“一点也不是瞎说，列辛斯基就不许我们这样的人走进他屋里去，有话只许在厨房里说。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到他家里去，他的女儿妮莉，死也不让我走进他屋里。她大概是怕我弄脏他们的地毯，这鬼东西。”保尔笑了一下。

“走吧，走吧！”她双手抓住他的肩膀，很友爱地推着他走上阳台去。

她领着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摆着一只很大的橡木书橱的房间。冬妮亚拉开了橱门。保尔看见，那里面有几百本书整齐地排列着。初次看见这么多的藏书，他吃了一惊。

“现在我们给您找一本有趣的书，您还要答应我，您往后经常到这里来拿书，好不好？”

保尔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说：

“我就是爱看书。”

他们在一起过了好几个钟头，彼此都十分快乐，十分满足。她还介绍他同她的母亲见了面。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保尔喜欢冬妮亚的母亲。

冬妮亚又把保尔领到她本人的房间里去，让他看看她的书和学校的课本。

小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不大的镜子，冬妮亚把他拉到镜子跟前，笑着对他说：

“为什么您要把头发弄得像个野人一样呢？您从来就没有剪过和梳过吗？”

“长得太长了，我就剪短它，还能叫我怎样办呢？”保尔难为情地分辩说。

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一把木梳，很快地就把他那蓬乱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您瞧，现在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她瞧瞧保尔，满意地说，“头发应当剪得整整齐齐的，不能像您那样，就像个野人似的。”

接着冬妮亚又用挑剔的眼神看了看他那褪了色的、发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保尔已注意到她的眼神，他为自己的服装而感到惭愧。

临别，冬妮亚反复叮咛他要常来，并且和他约定了过两天一起去钓鱼。

保尔不愿意再穿过屋里，怕再碰到冬妮亚的母亲，所以就从窗口一下子跳到花园里去了。

因为阿尔焦姆不在家，柯察金家渐渐难以支持了。保尔的工资是不够家用的。

保尔的母亲决定同她的儿子商量，看她是不是该找点活做，因为她恰巧听到列辛斯基家里正要雇一个老妈子。但是保尔不答应，他说：

“不，妈妈，还是让我找个额外的活干吧。木材厂里正要雇人搬木板。我可以到那里干半天，这样我们俩就可以过下去了。你千万不要再到外面去干活，要不，阿尔焦姆准要生我的气，骂我不想法子，反倒叫妈去受累。”

保尔的母亲竭力说明她为什么应当去做工，但是保尔坚持他的意见，因此她只好作罢。

第二天，保尔已经在木材厂里干活了，他把刚锯开的木板搬到晒木场去。在那里，他碰到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瓦尼亚•库列绍夫。他和米什卡两个人都讲定论件计工，收入倒也不坏。保尔白天在木材厂里做工，晚上去发电厂。

到了第十天晚上，他把在木材厂挣到的工钱带回家去，交给他母亲。他交钱时，红着脸踌躇了一下，终于请求说：

“妈妈，给我买一件蓝布衬衫吧，就像我去年穿的那件一样。这用一半的工钱就够了，往后我还可以挣，你别担心，你看我这一件太旧了。”他辩解说，像在为自己的请求而道歉似的。

“呵，保尔，亲爱的，对的，对的，我今天就去给你买布，明天就缝。”她亲切地看着她的儿子说，“你说得对，你连一件新衬衫也没有。”

保尔在理发馆前面站住了，他摸摸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匠是一个活泼的青年，一看见有顾客进来，便习惯地点着头把他让到椅子上。

“请坐吧！”

保尔坐到一只宽大舒适的安乐椅上，从镜子里看见了他自己那副狼狈的、惊慌不安的面孔。

“去短吗？”理发匠问。

“是的。不，是这样。我是说：要剪一剪。你们管这个叫什么？”他不得已地用手指头做出一个姿势，帮着说明。

“我明白了。”理发匠笑着说。

一刻钟后，保尔满身大汗，狼狈地走出了理发馆，但是头发总算梳剪得整整齐齐了。他那蓬乱的头发实在叫理发匠花了不少工夫，但是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头发梳得很服帖了。

走到街上，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还把帽子更往下拉了一点。

“母亲看见了，会说什么呢？”

保尔没有按照约定去钓鱼，冬妮亚心里不高兴了。

“这个小火伕，真有点儿粗心大意。”她生气地这么想。但是保尔一连几天都没有去找她，她就感到烦闷了。

有一天，她正想出门去玩，她母亲把她的房门推开一道缝，说：

“冬妮亚，有个客人来找你，让他进来吗？”

在门跟前站着的就是保尔，冬妮亚开头几乎认不出他。

他今天穿了新的蓝衬衫、黑色的裤子。皮靴也揩得发亮。他的头发——冬妮亚一开头就注意到了——也剪过了，不像早先那样蓬乱。这黝黑的小火伕完全变了样儿了。

冬妮亚几乎表示出她的惊讶，但是她及时控制住自己，因为她不愿意让这个本来就发窘的年轻人再感到难堪，她对这惊人的变动，故意装出不注意的样子，只是责备他说：

“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为什么您不去钓鱼？您是这样守信用的吗？”

“这些天我到木材厂里做工去了，所以没能去。”

他不能向她说明，为了要给自己买这件衬衫和裤子，他这几天已经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冬妮亚也猜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对保尔的气恼立刻抛到九霄云外。

“我们到池边玩去吧。”她提议说，他们两人就一道走进花园里，又从花园走到外面的路上去。

就在这时候，保尔已经把她当作一个知心朋友，把他那极大的秘密——他怎样偷了那中尉的手枪的经过，统统告诉了她，并且约好她再过几天一齐到树林的深处放枪去。

“你要当心，别把我的秘密泄露了。”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当他说的时候，已经把“您”字改作“你”字了。

冬妮亚很认真地答应他说：

“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4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乌克兰。 ^[11] 拿起枪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而每次战斗都产生了新的战士。

市民们过惯的和平和安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的事情了。

像旋风一样的炮声震撼着那些古老的房屋，市民们全都紧贴着地窖的墙根，或是躲在自家挖的壕沟里面。

彼得留拉将军属下各色各样的大群匪帮布满了全省：他们有大大小小的头目，有种种的派别，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其他无数的名目。

那些退伍军官、左翼的或右翼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所有不要命的冒险家，都召集起一批亡命徒，自称是哥萨克将军，时常打着彼得留拉的黄蓝色旗子，用尽所有的力量和手段去争夺政权。

“大头目彼得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各色各样的匪帮，再凑上富农和小头目柯诺瓦里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成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地跟这些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的乌合之众战斗，于是乌克兰大地就在无数马蹄、辎重车和炮车之下震颤起来。

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那些吓得痴呆的市民们，早上揉着蒙眬的睡眼，打开自家的小窗户，提心吊胆地问着比他早起的邻居：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本镇是在哪一派手里呀？”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着裤带，一边神色不安、左顾右盼地说：

“我也不知道呵，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昨天夜里，有一些兵开进镇来。我们瞧着吧：要是他们抢劫犹太人，那准是彼得留拉的队伍，要是‘同志们’，那么马上就可以从他们的谈话里听出来。我正在留心观察着哪，看今天应该挂起谁的肖像，挂错了可就糟糕啦。你听说我的邻居格拉西姆•列昂节维奇的事情没有？有一次他没加小心，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肖像挂起来，恰巧有三个人跑了进来，原来是彼得留拉的人。他们一看见那肖像，格拉西姆可就倒了霉啦！他们抽了他二十鞭子，对他说：‘你这狗养的，我们立刻把你这共产主义者的皮剥下来。’不管他怎样地哭喊、分辩，都没有用。”

市民们看见一队武装的人在马路上走，他们就关上窗户，躲起来。这日子真不太平呵……

至于工人们，一看见彼得留拉匪帮那黄蓝色旗子就痛恨，可又没有力量反抗沙文主义的“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逆流。只有当在附近活动的红军部队跟那些由四面八方围攻他们的彼得留拉匪帮进行猛烈战斗，像木楔似地插到镇上来的时候，他们才活跃起来。那面亲爱的红旗在镇公署上飘扬了一两天，游击队一退走，黑暗又回来了。

目前本镇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团的“荣誉和骄傲”戈卢勃上校。

昨天傍晚，他那由两千多个亡命徒组成的队伍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上校老爷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尽管四月里的太阳很暖和，他还穿着高加索式的毡斗篷，戴镶红边的扎波罗什哥萨克式羊皮帽，穿契尔克斯式军长袍，佩带全副的武装——一把短剑，一把柄上镶银的马刀。

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一位美男子：眉毛漆黑，脸雪白，但是由于经常狂饮，白中稍微透黄。他嘴里叼着一只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是一家糖厂种植园里的农艺师，但是他觉得这种生活有点无聊，不能跟哥萨克头目们的地位相比，因此这位农艺师先生就在泛滥全国的洪流中摇身一变，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在镇上唯一的戏院里，为了欢迎新来的队伍，正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彼得留拉派头面人物的“精华”全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父的两个女儿——大的是个美人，叫阿妮亚，小的叫季娜，一些不重要的贵妇人，波托茨基伯爵从前的管家人，和自称为“自由哥萨克”的一小群中等阶级，最后就是那些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余孽。

戏院里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女教员、神父的两个女儿以及一群庸俗的中等阶级女人，全都照乌克兰的民族习惯打扮起来，穿着色彩鲜丽、绣满花朵的衣服，戴着珍珠缀成的项圈和五色缤纷的飘带，而围着她们跳舞的是一大群军官，他们的马刺叮当地响着，他们的装束完全模仿古画里描绘的扎波罗什哥萨克。

军乐队奏起乐来。舞台上正忙乱地准备上演乌克兰剧《纳查尔•斯托多里亚》。

但是没有电。司令部里的人马上把这件事报告了上校老爷。上校今天晚上还想亲自出席，使这个晚会锦上添花，现在一听到他的副官——骑兵少尉帕利亚内查(其实是前陆军少尉波利扬采夫）的报告，就漫不经心而又非常严厉地命令说：

“电灯无论怎样也得亮！你就是死，也要去把电工找到，让发电厂发电！”

“是，上校大人。”

帕利亚内查少尉并没有死，他把电工找到了。

一小时后，他的两个士兵押着保尔到发电厂去。同样，他们也找到了另一个电工和机务员。

帕利亚内查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

“要是到晚上七点钟灯还不亮，我就把你们三个统统吊死。”他用手指着一根铁梁说。

这简短的命令生了效，到了指定的时间，电灯果然亮了。

那天晚上，当上校老爷带着他的情人到场的时候，晚会正开得热火。他的情人是他所住的酒馆老板的女儿，一个有着丰满的胸脯和浅褐色头发的年轻姑娘。

那酒馆老板很有钱，送她到省城的中学校里念过书。

他们坐在台前的荣誉席上。上校老爷表示，戏可以开场了，于是帷幕立刻揭开，观众们看见了那慌忙躲到后台去的舞台监督的背影。

在演戏的时候，那些参加晚会的军官都和他们的女伴在食堂里尽情地享受着眼疾手快的帕利亚内查搜罗来的头等好酒和用各种方法征收来的精美食物。等到戏快终场的时候，他们全都喝得酩酊大醉了。

这时候，帕利亚内查跳上舞台，摆着演戏的姿势，挥着双手，用乌克兰话喊道：

“诸位先生，跳舞马上开始。”

在座的人们一齐鼓掌，接着就起身走到院子里去，好叫那些守卫会场的士兵搬开椅子，腾出剧场来。

半小时以后，戏院里就闹开了。

醉得一塌糊涂的彼得留拉军官们疯狂地跟那些热得满脸通红的当地美人大跳果帕克舞。他们那笨重的脚步，震得老戏院的墙壁都颤动了。

就在这时候，一队武装骑兵正从磨坊那边向镇里开来。

镇外有一个配有机枪的彼得留拉岗哨。 ^[12] 兵士们看见了前进的骑兵，就慌忙跑到机枪旁边，嘁哩喀喳地扣着扳机，刺耳的喊声冲破了深夜的静寂：

“站住！口令！”

两个模糊的人影从黑暗中走上前来，其中一个走近哨位，用醉醺醺的哑嗓子喊着说：

“我是头目帕夫柳克，带着我的队伍。你们是戈卢勃的队伍吗？”

“是的。”跑到前面去的军官回答。

“把我的队伍安置在哪儿？”帕夫柳克问。

“我立刻用电话问司令部。”岗哨值班的军官回答，然后就走进了路旁的小屋。

一分钟后，他跑出来喊道：

“弟兄们，把路上的机枪撤开，让头目帕夫柳克通过。”

帕夫柳克勒住缰绳，在灯光辉煌、非常热闹的戏院门口停住了。

“呵哈，”帕夫柳克说，“这儿很快活呀，”他转身对身旁的副官说，“下马吧，老弟。让我们也进去喝一杯，再找一两个女人玩玩。这里有的是女人，我们可以随便挑拣。喂，斯塔列日科，你照料兄弟们到各家住下！我们不走了。卫兵跟我来。”于是他从摇晃了一下的马上沉重地跳下来。

在戏院的入口，彼得留拉的两个武装卫兵拦住他说：

“票？”

他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用肩膀把一个卫兵撞开。他后面的十二个人也这样跟着挤进了戏院，他们把马都拴在外面的栅栏上。

这些新到的人马上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尤其是帕夫柳克更惹人注意——他身材高大，穿着用头等呢子做的军官制服、蓝色的近卫军制裤，戴一顶毛茸茸的高皮帽，肩上斜挂着一支毛瑟枪，衣袋里凸出一颗手榴弹。

“这人是谁？”那些站在跳舞者周围的人们小声地问。

这时候，戈卢勃的副官正在跳着疯狂的“风雪”舞。他的舞伴是神父的大女儿，因为她旋转得飞快，裙子就像扇子一样展开，她的丝衬裤全都露了出来，这使周围的军官们非常开心。

帕夫柳克用肩膀挤过人丛，走到圆圈中央。

他一面用昏昏沉沉的眼睛盯着神父女儿的大腿，一面用舌尖舔着干燥的嘴唇。过了一会儿，他一直走到乐队跟前，靠着栏杆，挥动他那根皮条编成的马鞭，粗声喊道：

“奏果帕克舞曲，再热火一些！”

乐队指挥没有理他。

于是帕夫柳克一挥手，在指挥的后背上抽了一鞭。指挥像被毒虫螫了一下似的，吃惊地跳了起来。

音乐立刻停止了，转眼间全场变得一片死寂。

“多么野蛮哪！”酒馆老板的女儿激愤地说，一面神经质地抓住坐在她旁边的戈卢勃的胳膊肘，“你不应该饶他！”

戈卢勃气愤地站起来，踢开他前面的椅子，三大步走到帕夫柳克紧跟前，站住了。他马上就认出来，这就是和他争夺本地政权的敌手帕夫柳克。戈卢勃正好还有一笔旧账要找他清算呢。

就在一个星期以前，戈卢勃曾被帕夫柳克用最卑鄙的手段暗算过。

事情是这样的：当戈卢勃的部队正和一再使他们受到打击的红军的部队酣战的时候，帕夫柳克不从背后去袭击布尔什维克，反而把他的部队开进当地市镇，解除了红军的几个岗哨的武装，把周围严密地警戒起来，进行了闻所未闻的劫掠。自然，这也像每一个彼得留拉部下常干的那样，受罪的是犹太人。

就在这时候，红军把戈卢勃的右翼杀了个落花流水，随后就撤退了。

现在，这无耻而傲慢的骑兵上尉，竟敢闯到这里来，当着他上校老爷的面，动手鞭打他的乐队指挥。这是戈卢勃绝对不能容忍的。戈卢勃心里非常明白，如果他不立刻压住这个小头目，往后他在部队里就威信扫地了。

他们两个面对面站了几秒钟，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眼睛互相盯着对方。

接着，戈卢勃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指挥刀的刀柄，另一只手摸着口袋里的手枪，大声喊道：

“你这混蛋，怎敢动手打我的部下？”

帕夫柳克的手慢慢地移到毛瑟枪的枪套上：

“站稳些，戈卢勃上校阁下，站稳些，要不，你会摔倒的。不要专剥别人的疮疤，小心我发火。”

这样，事情就忍无可忍了。

“把他们抓起来，拉出去，每个人揍他二十五军棍。”戈卢勃高声地喊着。

他的部下立刻就像一群猎犬似的，从四面八方向帕夫柳克那一群人扑去。

有人啪的放了一枪，仿佛像电灯泡摔破了似的，于是厮打的人们开始像一群狗咬架一样，在地面上翻滚起来。他们用军刀胡乱对砍，这个揪着那个的头发，那个卡着这个的喉咙，而那些吓得要死的妇女们，像猪一样怪叫着，朝各方面跑开了。

几分钟后，他们解除了帕夫柳克和他的卫兵的武装。他们一边打，一边拖，从戏院拖到院子里，再从那里扔到街上。

在格斗的时候，帕夫柳克丢掉了高皮帽，被打得鼻青脸肿，武装也被解除了。他简直气疯了。他和他的部下一到外面，就跳上马，顺着大街飞快地跑了。

晚会停止了。在这样的事件之后，谁也没有作乐的兴头了。妇女们都坚决拒绝跳舞，要求送她们回家。但戈卢勃非常固执，他下命令说：

“不准任何人离开戏院。加强门口警卫！”

帕利亚内查连忙执行了他的命令。

戈卢勃呢，他对许多人的抗议只给了一个顽固的回答：

“诸位，我们一直跳到天亮，现在由我领头先跳一个华尔兹舞。”

音乐又开始演奏了，然而舞还是没跳成。

上校和神父女儿合跳的华尔兹舞还没有跳完一圈，几个哨兵就跑了进来，高声喊道：

“帕夫柳克的人把戏院包围了！”

戏台旁边一个临街的窗子的玻璃啪的一声碎了。一架机枪的枪筒从这打破了的窗子里伸了进来。它笨拙地向左右转动，像在搜索东奔西跑的人群，所有的人都像躲避魔鬼似的避开它，一齐拥到剧场中央去了。

帕利亚内查朝厅顶上那支一千烛光的大电灯泡开了一枪，它像炸弹一样地炸开了，碎玻璃像细雨般落在人们的头上。

戏院里一片漆黑。街上有人喊道：

“全到院子里去！”接着是一阵下流的、恶毒的咒骂。

女人们发狂地怪叫，戈卢勃在戏院中来回奔跑，吆喝，想召集散乱的部属。这些声音跟场外的喊声和枪声汇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谁也没有注意到帕利亚内查就像一条泥鳅似的，从戏院的后门蹿到了静悄悄的后街上，直向戈卢勃的司令部奔去。

半点钟后，城内发生了正式的战斗。连珠般的枪声和机枪的哒哒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吓糊涂了的市民们全跳出温暖的被窝， ^[13] 把身子紧紧地贴在窗子底下。

枪声渐渐地停息了，只有一架机枪在镇郊还像狗似的断断续续地叫着。

战斗沉寂了。东方已经发白……

将要虐杀犹太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这风声也传到了河畔陡坡上的肮脏的犹太居民区。这里是一些窗户歪斜的小屋子。贫穷的犹太人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挤住在这些被称为住屋的箱子里面。

谢廖沙已经在印刷厂里做工一年多，厂里的印刷工人都是犹太人。谢廖沙跟他们很亲热，就像一家人似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反抗那个自私自利的大肚子厂主勃留姆斯坦。这个印刷厂的工人们和厂主不断发生斗争。勃留姆斯坦唯一的目的是尽量榨取劳力，少付工资，因此工人多次罢了工，印刷厂一停工就是两三个星期。厂里一共有十四个人，谢廖沙年纪最轻，但他摇起印刷机来，也是一气干十二个小时。

今天，谢廖沙已经看出了工人们的不安。在最近这几个动乱的月份里，印刷厂已经没有经常的订货，只是临时印些哥萨克“大头目”的告示。

害肺病的排字工人缅德尔把他拉到旁边，用忧郁的眼光注视着他，说：

“你知道吗，镇上又要虐杀犹太人啦？”

谢廖沙吃惊地看了看他：

“我不知道。”

缅德尔把他那干瘦的黄手按在谢廖沙的肩上，像父亲一样信赖地对他说：

“没有错，虐杀犹太人的事情一定要发生的。他们要虐杀我们犹太人。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在这不幸的时候帮帮自己伙伴们的忙？”

“当然愿意，只要我能办到。要我干什么，缅德尔，你说吧。”

排字工人们都在倾听他们俩的谈话。

“谢廖沙，你是个好小伙子，我们都信任你。你爸爸也是一个工人呐。现在你马上回家去和你爸爸商量一下：看他能不能让几个老头儿和女人到你们家里避一避，至于谁到你们家里去，咱们大家再商量。此外，你再和家里的人商量，还有谁家可以让我们躲一躲。这些强盗暂时还不骚扰俄罗斯人。快去吧，谢廖沙，不能再延迟了。”

“好吧，缅德尔，别怕，我马上到保尔和克利姆卡家里去——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答应收留几个人的。”

缅德尔不放心，慌忙拦住就要走的谢廖沙：

“等一下。你说的这两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们靠得住吗？”

“那还用说，当然靠得住，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谢廖沙自信地点头说，“保尔他哥哥阿尔焦姆是一个钳工。”

“呵，阿尔焦姆，”缅德尔这才宽心地说，“我认得阿尔焦姆。我们在一起住过。这个人是靠得住的。你去吧，赶快给我们个回信。”

谢廖沙风也似的朝大街跑去。

在帕夫柳克和戈卢勃双方部队交战后的第三天，虐杀犹太人的事情就开始了。

帕夫柳克的部队打了败仗和被赶出市镇后，就占据了邻近一个较小的市镇，他们在那次夜战中损失了二十几个人。戈卢勃方面的损失也差不多。

死者都被匆忙地抬到墓地，当天就埋了，没有任何葬礼——因为这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两个哥萨克“头目”一见面就像野狗一样对咬起来，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帕利亚内查本想大肆铺张地举行一次葬礼，并且宣布帕夫柳克也是赤匪，但是以瓦西里神父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却反对这样办。

那天夜间的冲突在戈卢勃的部队里引起了不满，特别是他的警卫连，因为它的损失比别的单位都大。为了消除这种不满情绪和鼓舞士气，帕利亚内查向戈卢勃建议给士兵们一点“消遣”——他就是这样无耻地把抢劫和屠杀叫做消遣。他极力向戈卢勃说明士兵们心里都不满意，所以这种“消遣”是十分必要的。上校本来不愿意在他刚要和酒馆老板的女儿举行婚礼之前扰乱本镇的治安，但在帕利亚内查的威胁之下，他就同意了。

说实话，戈卢勃上校老爷刚加入社会革命党，要在这时候干起虐杀犹太人的勾当，不免有所顾虑。他的敌手又会说他的坏话了，比如，会说戈卢勃上校是虐杀犹太人的专家，并且一定会告到“大头目”那里去。幸好目前戈卢勃很少仰赖“大头目”，他这部队的给养完全是他自己负责筹措的。“大头目”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的部下是一群什么家伙——他本人就不止一次地要求他们把所谓征发来的财物供奉给他的“政府”，至于说到虐杀犹太人的专家这个称号，戈卢勃早就当之无愧了，现在再干一次，名声也不见得会坏到哪里去。

一场浩劫从一大早就开始了。

镇上还蒙着一层拂晓的灰色的薄雾。破落的犹太人住区的街道，一片荒凉，像一条条湿透的帆布，死沉沉的没有半个人影。所有的窗户都挂着窗帘，百叶窗也紧闭着，不见一点亮光。

表面上看来，这些人家好像都在做着甜蜜的朝梦，但在那些简陋的小屋里，人们却通宵没睡。家家的人们都穿好衣服，挤在一间房子里面，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灾难，只有不懂事的小孩们，在他们的母亲怀里，静静地酣睡。

这天早上，戈卢勃的卫队长萨洛梅加，一个样子很像吉卜赛人的、腮上有一块紫色的军刀伤疤的黑脸家伙，花了很大的工夫才把帕利亚内查喊醒。

帕利亚内查睡得死死的，他一时怎样也不能从噩梦中醒过来，因为一个龇着牙的驼背妖怪整夜都在用爪搔他的喉咙，直到现在，他还是没有方法把它打退。他的头疼得像要裂开了似的，等他终于抬起头来时，他才明白，是萨洛梅加把他喊醒的。

“醒醒呵，你这个瘟神！”萨洛梅加一面喊一面摇他的肩膀，“时候不早了，该动手了！你不该喝那么多！”

现在帕利亚内查完全清醒了，他坐了起来，胃疼得他咧着嘴，吐了一口苦痰。

“什么该动手了？”他用无神的眼睛瞪着萨洛梅加。

“你怎么还要问干‘什么’？干犹太人去呀！你忘了？”

这回帕利亚内查想起来了：是的，他的确完全忘了。昨天晚上上校老爷带着他的未婚妻和一批酒鬼一同到郊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喝得大醉。

当然，在进行抢劫和屠杀的时候戈卢勃离开小镇比较妥当。这样，往后他就有借口，说这是他不在时发生的一场误会，而帕利亚内查就可以放手大干它一下。呵，这位帕利亚内查倒真是“消遣”的专家呵！

他把一桶冷水倒在自己头上，思想的能力又恢复了。接着，他跑到了司令部，发了一连串的命令。

警卫连都已经上了马。为了避免各种可能的纠纷，办事周到的帕利亚内查下命令，在工人住宅区、车站和镇上的犹太居民区之间设置岗哨。

在列辛斯基的花园里，也架起一挺机枪，把大路控制住。

如果工人们出来干涉，就用铅丸迎接他们。

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帕利亚内查就和萨洛梅加一齐跨上马。

刚要出发的时候，帕利亚内查又想起了一件事：

“等一会，我还忘了一件事。要准备两辆马车：我们应当给戈卢勃弄一些结婚礼物才对。哈——哈——哈……第一批抢来的东西照例归司令官，而第一个美人，哈——哈——哈……是属于我副官的。你明白吗？傻瓜！”

这最末的称呼是指着萨洛梅加说的。

萨洛梅加翻了翻他那淡黄色的眼睛，说：

“女人有的是，够大家受用的。”

他们沿着公路出发了。队伍前头是副官和萨洛梅加，后面就是乱糟糟的、像一群豺狼似的警卫连。

晨雾消散了。他们走到一家两层楼的、外面招牌上写着“福克斯服饰用品商店”的铺子门口，帕利亚内查拉住了马缰绳。

他那匹细腿的灰色骒马不住地踩着路面的石头。

“上帝的意旨，我们就打这里开始吧！”帕利亚内查说着就跳下马来。

“喂，弟兄们，下马吧！好戏就要开场了，”他对他后面的警卫连解释说，“不过，弟兄们，可别敲碎脑袋，要干这种事的机会多着呢；对于娘儿们，假使瘾头儿不太大，就忍到今天晚上再说吧。”

士兵中有一个露着大牙抗议说：

“哦，长官，要是双方同意呢？”

周围的人都笑了。帕利亚内查对说话的人投过一个衷心赞成的眼色：

“自然，要是双方情愿，尽管干好了，谁也没有权利禁止。”

他走到那紧锁着的店门跟前，使劲地踢了一脚。门是用橡木做成的，一动也不动。

他想真不该打这里开始。于是副官转过拐角，向福克斯住宅的门那边走去，用手握着军刀。萨洛梅加在他后面跟着。

屋子里的人先听到了马路上的马蹄声，马蹄声在店外消失之后，又听到了墙外的人声，他们的心就像被掏了出来，人都像吓死了一样。这时屋里一共有三个人。

大财主福克斯本人昨天晚上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离开了本镇，只留女仆丽娃在家里看守财产。丽娃是一个安静、忠厚、胆小的十九岁的女孩子。福克斯恐怕她一个人不敢住在这座大房子里，就叫她把父母接来，在这儿住到他们回来。

这狡猾的商人用种种话欺骗这懦弱的女仆。他叫她放心，说什么虐杀犹太人的事也许不会发生，又说什么他们从你们穷人身上能抢到什么呢？同时还答应在他回来的时候赏她钱买衣服。

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心惊胆战，倾听着店外的动静：也许那些人会走过去；也许他们自己听错了，方才这些人并不是停在他们的店前；也许这只是心里猜疑罢了。

但是，外面传来的一阵敲打店门的声音把这些希望一下子完全打碎了。

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佩萨赫像受惊的小孩一样瞪着他的蓝眼睛，站在通往店铺的门旁，喃喃地在祷告。他以一个最虔诚的信徒的热情祈祷万能的耶和华让不幸离开这所房子。因为他在祈祷，站在他旁边的老太婆竟没能立刻听出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丽娃早已跑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藏在一只橡木橱子后面。

猛烈的撞门声使两个老人身上起了一阵痉挛。

“开门！”撞门的声音比头一次更厉害了，外面激怒的人们正在厉声地咒骂。

两个老人连抬起手来抽开门闩的气力也没有了。

外面的枪托像雨点一样地打在门上，门闩抵住的门板开始暴跳起来，最后门终于哗啦一声裂开了。

屋子里立刻挤满了武装的人们，他们纷纷朝每一个角落跑去。由住宅通到铺子的那扇小门给枪托一砸就碎了。他们一窝蜂冲进了店里，把大门的门闩拉开。

抢劫开始了。

两辆马车已经装满了布匹、靴子以及别的各种物品，萨洛梅加马上把这些东西送到戈卢勃的公馆里去。在他又回到福克斯房子的时候，他听到了尖锐的喊叫声。

原来是帕利亚内查让他的部下去抢劫铺子，他自己却走进了内室。他用野猫似的绿眼睛凶恶地看了看他们三个人，然后对两个老人说：

“你们两个滚出去！”

但是两个老人一个也不动。

帕利亚内查逼进一步，慢慢地把鞘里的军刀抽出来。

“妈呀！”女儿凄厉地叫了一声。

这就是萨洛梅加所听到的喊叫声。

帕利亚内查转过身，对那些听到喊声跑进来的士兵挥着手说：

“把他们拖出去！”他指着那两个老人。这两个老人被拖出去以后，帕利亚内查就向刚刚进来的萨洛梅加说，“你在门外等一会儿，我要跟这女孩子说几句话。”

老头子佩萨赫听到新的喊声，就向房门冲过去。重重的一拳打中了他的胸口，把他撞到墙上。他马上疼昏了，但是这时候向来安静温和的老妇人托依芭却像一只母狼似的紧紧地抓住了萨洛梅加。

“呵，放了她吧，你们想干什么呀？”

托依芭一面叫着，一面拼命用她那痉挛的、铁钩子一般的手抓住萨洛梅加的上衣。萨洛梅加挣脱不开。

老头子佩萨赫醒过来以后，马上奔过去帮助她。

“放了她吧，放了她吧！……哎哟，我的女儿呵！”

他们两个把萨洛梅加从门口推开。萨洛梅加凶恶地从腰里拔出了手枪，用铁枪柄在老佩萨赫的头上使劲敲了一下，老头子一声不响地倒下去了。

同时，房里的丽娃正在哀叫。

他们把疯狂了的托依芭拖到街上去。哀叫和求救的声音在街心震荡着。

房里的喊叫声停止了。

帕利亚内查由房里走出来。他看也不看萨洛梅加一眼。这时萨洛梅加的一只手正按住门的把手，预备推门进去。他拦住他说：

“别进去了，她已经完了：我用枕头把她闷得太厉害了。”说着他就跨过老头子佩萨赫的尸首，踏进一摊浓稠的黑血里。

“一开头就不顺利。”他咬牙切齿地说，朝街上走去。

其余的人们默默地跟着他。他们的脚在地板和楼梯上留下了血印。

这时全镇到处乱杀乱抢。匪帮与匪帮之间为分赃不均不断发生野兽般的厮杀，到处有徒手的格斗，到处有军刀在挥舞。

他们从酒厂里滚出一桶桶的啤酒。

随后又挨家去抢劫。

任何人也没有反抗。他们找遍那些矮小的房子的每个阴暗的角落，然后满载而去，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破旧的衣裳、撕裂了的枕头和靠垫的绒毛。第一天只有两个牺牲者——丽娃和她的父亲，但是那天的黑夜却带来了难以逃避的死亡。

在天黑之前，这一群野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兽性发作的彼得留拉匪徒们就在等着天黑了。

黑夜里他们的手可以不受拘束。在黑暗里他们更便于杀人。就是豺狼也喜欢黑夜，豺狼也专门伤害不能逃脱的人。

许多人永远不能忘记这可怕的三天两夜。无数的生命被杀戮和毁灭了，无数青年的头发在这血腥的日子里变白了，无数的眼泪流掉了，而那些幸存的人们，在忍受了无可洗刷的羞耻与侮辱，忍受了难以形容的心痛和失去了亲人的悲哀之后，又有谁能说他们是比死者幸福些呢？一些受尽折磨的少女的蜷缩的尸体，痉挛地向后伸着双手，毫无知觉地躺在许多小胡同里。

只有在小河旁边，当这些豺狼闯进了铁匠纳乌姆的小屋里，企图对他的年轻的妻子萨拉施行强暴的时候，才遭遇了猛烈的抵抗。这身体强健的二十四岁的铁匠，充溢着壮年的精力，用他那双钢铁般的胳膊，誓死卫护着他的妻子。

在他那小屋子里的一场凶猛而短促的格斗中，有两个匪徒的脑袋像烂西瓜一样地碎了。怒火燃烧的纳乌姆是可怕的，他狂怒地保卫着他和他妻子两个人的生命。于是，那些感到危险的戈卢勃匪徒们，都逃避到河岸的附近，在那里射击了很长时间。纳乌姆的子弹将要用完的时候，他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的妻子萨拉，然后端着刺刀，预备冲出去和敌人拼命。但是刚刚走下屋外的第一级石阶，他那沉重的身体就被雨点儿一样的枪弹射倒在地上了。

在镇上出现了一些由附近乡下来的、身体结实的农民，他们一个个都骑着高头大马，拉着一车车他们心爱的东西，由他们在戈卢勃部队里的儿子或亲属们护送着，三番两次地把赃物运回他们的老家去。

谢廖沙和他的父亲已经把一半的印刷工人藏在他们的暗楼上和地窖里。他经过菜园回家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沿着公路奔跑。

这是一个老犹太人，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长衫，没戴帽子，吓得面无人色，一边跑，一边喘息着，绝望地挥着手。他后面一个骑着灰马的彼得留拉兵士，很快就追上他，正弯着身子要砍那个老犹太人。那老人听到马蹄声已经迫近，就举起双手，仿佛这样就可以保卫自己似的。谢廖沙马上冲到路上，跳到马前，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那个老人，大声吆喝说：

“狗杂种，强盗，你敢动他！”

骑在马上的彼得留拉匪徒并不打算收住他的军刀，他俯着身子顺势在这少年人的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上削了一刀。

5

红军猛烈地压迫着哥萨克大头目彼得留拉的部队，因此戈卢勃的联队也被调上了火线。镇上只留下司令部和少数的后方警备队。

人们开始活动了。犹太居民利用这暂时的安静，掩埋了死者的尸体，而犹太人住区的那些矮小的屋子里，又现出了生机。

每天一到夜静的时候，远处就传来一阵阵隐约的轰隆声——战斗就在不远的地方进行。

铁路工人成群离开车站，到各乡去找寻工作。

中学校已经关门。

镇上宣布了戒严。

这是一个漆黑的、阴沉的夜。 ^[14]

在这样的夜里，不管你眼睛睁得多么大，依然是什么也看不见。人们都是盲目地摸索着走路，随时都有跌入壕沟、把头摔破的危险。

小市民都知道：在这样的夜晚，最好是坐在家里，千万别点灯。屋子里最好是黑洞洞的，越黑越安全，因为灯光会招来讨厌的人。当然，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从来不肯老老实实呆着。那就让他们冒险到处走吧，这与小市民不相干。小市民自己是决计不会冒险外出的，无论如何，决不会出去的。

就在这样的一个黑夜里，有一个人正独自向前走着。

他走到柯察金家，小心地敲着窗框，没有人答应，他就又敲了敲，比头一次更响、更坚决。

这时候保尔正在做梦：他梦见一个完全不像人的怪物用一挺机枪对着他；他很想逃跑，又无路可逃，机枪已经发出了一种可怕的响声。

坚决的敲击把窗玻璃震得直响。

保尔跳下床来，走到窗边，竭力想辨认出敲窗子的人是谁，但是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黑暗的轮廓。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母亲到他姐姐的家里去了——他的姐夫是糖厂的机务员。阿尔焦姆在邻近一个乡村里当铁匠，靠着抡铁锤过活。

敲窗子的一定是阿尔焦姆。

保尔决定打开窗子。

“谁呀？”他向着黑暗问道。

窗外那个人影晃动一下，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是我，朱赫来。”

接着，朱赫来双手往窗台上一撑，他的头就升得和保尔的脸一般高了。他悄悄地说：

“我到你这里借住一宿，小弟弟，你让我进来吗？”

“当然，这还用得着问吗？”保尔十分亲切地回答，“你就从窗口爬进来吧。”

朱赫来的笨重的身子从窗口挤了进去。

他顺手把窗户关上，但他不是马上就离开窗子。

他在窗户旁边站着，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这时候月亮恰好从云层里钻出来，把路上照亮了。他小心地观察了路上的情形，然后转过身来，对保尔说：

“我们会不会吵醒你母亲？她睡了吧？”

保尔告诉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朱赫来就更放心了，他说话的声音也稍稍提高了一些。

“小弟弟，那些吃人的野兽现在正在追我。他们查究车站最近发生的事件。本来，要是大家能团结得更紧些，我们准可以在虐杀犹太人的时候好好和那些‘灰老鼠’干一下。但是你知道，人们还没有战斗的决心，所以干不起来。现在他们正紧盯着我，他们已经搜捕我两次。今天我几乎遭了毒手。我正回家，自然，是打后门走的。我站在板棚旁边一瞧：园子里站着一个人，身子紧贴树干，可是刺刀叫他露了马脚。不用说，我马上转身就跑。现在我就带着这双泥脚到你这儿来了。我想在你这里抛锚，住上几天。你不反对吧？呵，那好极了。”

朱赫来坐下去，一边喘气，一边脱下那双沾满污泥的长统靴子。

朱赫来的到来使保尔十分高兴。最近发电厂已经停工，保尔一个人在这冷清清的屋子里觉得很无聊。

两个人都上床了。保尔马上就睡着了，可是朱赫来却抽了好久的烟。接着他又从床上起来，光着脚轻轻地走到窗边，朝街上看了很久才上床。他十分疲乏，马上睡熟了。他的一只手搁在枕头下面，按住那支沉重的手枪，把枪柄焐得暖暖的。

朱赫来意外的夜访以及两个人八天来的共同生活，给了保尔极大的影响。他初次从水兵朱赫来口中听到了那样多新鲜的、重要的和令人激动的话。这几天对这个年轻的火伕的一生有着决定的意义。

这个水兵两次遇险，现在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暂时呆在这儿。他利用这迫不得已的休息时间，把他对压迫着乌克兰的“黄蓝旗军队”的火一般的愤怒和憎恨，完全传给了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每一句话的保尔。

朱赫来用简明的话语说得非常生动易懂。一切他都清清楚楚。他对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十分明确的，于是保尔也开始从他那里懂得了一大堆名字很好听的党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所有这些全都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是不屈不挠的、跟所有财主作顽强斗争的革命政党。

以前保尔总是给这些名字弄得糊里糊涂。

这波罗的海舰队的健壮水兵，这壮实、坚定、久经海洋风暴的、自一九一五年就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的老布尔什维克费奥多尔•朱赫来，对这青年火伕讲述着残酷的生活的真理。这青年火伕也用迷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呵，小弟弟，我小时候也跟你一样。”朱赫来说，“我生来就有一种反抗的劲头儿，只是不知道把浑身的力气往哪儿施展。我家里很穷。有时候，我一看到老爷们那些养得又白又胖的孩子，我就恨他们。我时常不留情地把他们揍一顿，可是除了换来父亲一顿狠打以外没有别的好处。单枪匹马去斗争，是不能改变现状的。保尔，你满可以成为一个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战士，一切条件你都有，只是年纪还轻，而且对阶级斗争的意义还不大明了。现在，小弟弟，我愿意引你走上正路，因为我知道你是有出息的。那些苟且偷生的家伙我实在看不惯。现在整个世界都着了火。奴隶们造反了，他们要把旧社会推翻。但是，为了这个，需要的是一伙勇敢的弟兄，而不是娇生惯养的宝贝蛋儿；需要的是能够坚决斗争的顽强战士，而不是那种遇到打仗就像蟑螂见到阳光马上就钻缝儿的胆小鬼。”

他握紧拳头使劲地捶了一下桌子。

朱赫来站起来，双手插进口袋里，皱着眉头在屋里来回地踱着。

他闲得太难受了。他很后悔留在这个小镇里。他认为再呆下去没有好处，所以毅然决定穿过战线去找红军部队。

他决定把九个党员组成的一个小组留在镇上，继续进行工作。

“这里没有我，工作也可以继续进行的，我再也不能无所事事，在这儿闲呆了。我已经这样浪费了十个月的时间，这就够了。”他生气地想着。

“费奥多尔，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一次，保尔突然问他。

朱赫来站起来，双手插进口袋里。他一时不明白这问话的意思。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想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或者是一个共产党员。”保尔小声回答说。

朱赫来哈哈大笑起来，逗笑似地拍了一下他那宽宽的紧箍着白底蓝条水手内衣的胸脯，对他说：

“小弟弟，这是明摆着的。这个事实，就像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是一回事一样地明显。”接着，他突然非常认真地说，“你既然懂得了这么多，那就要记住——除非你想叫他们杀死我，要不，这件事就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知道吗？”

“我知道。”保尔坚决地回答。

他们骤然听到外面一阵人声，还没有听见敲门，门已经开了。朱赫来慌忙把手伸到袋里，但是又立刻抽了出来。进来的是谢廖沙，他瘦了一点，脸色苍白，头上缠着绷带。跟着进来的是瓦莉亚和克利姆卡。

“小鬼，你好吗？”谢廖沙握住保尔的手，微笑着说，“我们三个一道来看你。瓦莉亚不让我独自来，她不放心；克利姆卡又不让瓦莉亚独自来，因为他也不放心。他虽然是个‘红头发的人’ ,至少还懂得什么人独自到哪儿去是危险的。”

瓦莉亚笑着，用手掩住他的嘴说：

“你真爱胡说。他今天一直捉弄克利姆卡。”

克利姆卡也和蔼地笑着，露出一排白牙。

“我们应当原谅病人。他脑袋上挨了一刀，还是这么爱瞎说。”

大家都笑了。

谢廖沙因为伤口没有完全复原，就躺在保尔的床上。接着朋友们就热烈地谈起来。谢廖沙以前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很愉快的，今天却显得沉静、忧郁。他把彼得留拉匪兵砍他的经过告诉了朱赫来。

朱赫来认得所有这三个来找保尔的人。他时常到谢廖沙家里去。他很喜欢这些少年，虽然他们还没有在斗争的漩涡中找到他们的道路，但已经表现出自己的阶级意志。他有兴趣地倾听着这几个年轻人讲述他们每个人怎样帮助犹太人，把他们藏在自己家里，救了他们的性命。那天傍晚，他给他们讲了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话，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当前发生的事情。

保尔把这些小客人送走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朱赫来每天总是黄昏出去，深夜才回来。在出发之前，他忙着给那些留在本镇的党员布置他们应做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他一去就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保尔醒来，看到的是一张空床。

他有一种模糊的预感，慌忙穿衣出门。他把房门锁上，把钥匙放在约定的地方，立刻去找克利姆卡，希望从他那里打听到一点关于朱赫来的消息。克利姆卡的母亲是一个矮胖、宽脸盘的妇人，满脸麻子，正在洗衣服。当保尔问她知道不知道朱赫来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她不满意地回答说：

“怎么，好像我别的事情都不用做，只管看着你们的朱赫来似的？为了他这家伙，佐祖利哈的家里已经给人翻了个一塌糊涂。我问你：你找他干什么？你们在一起干些什么？真是一队好伙伴：克利姆卡，你……”她说着，狠狠地搓洗她的衣服。

克利姆卡的母亲一向就是这样喜欢唠叨。

保尔又到谢廖沙家里，把他担心的事情告诉他。瓦莉亚插嘴说：

“你何必担心呢？也许他是住在朋友们那儿了。”可是她的语气并不怎么自信。

保尔非常不放心，再也不能待在谢廖沙家里， ^[15] 不管他们怎样留他吃中饭，他还是走了。

快到家的时候，他满希望能够看到朱赫来，但是门还是锁着。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心情十分沉重。他不想走进那个空屋子。

他在院子里踌躇了好几分钟，接着在一种模模糊糊的冲动驱使之下，他向板棚走去。他爬到屋顶下面藏手枪的地方，拨开蜘蛛网，把那支沉重的、用破布包着的手枪取了出来。

他离开板棚，感到袋里的手枪沉甸甸的，就朝车站走去。

他还是得不到关于朱赫来的消息。在回来的路上，走过那熟识的林务官的花园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他怀着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希望，瞧着那屋子的各个窗户。可是屋子里和花园里都没有人。走过去之后，他还回头望一望那花园里的小径，它们仍然深深地淹没在去年的枯叶下面，现出荒凉失修的景象。显然，那位关心花草的主人的手已经好久没有动过它们了。这高大的老屋的冷落无人，更使他感到分外惆怅。

他和冬妮亚最后一次闹别扭比以往哪一次都厉害。这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偶然发生的。

保尔的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一面慢慢地往镇上走，一面回想着他们争吵的经过。

有一天，他们两个偶然在街上见到了，冬妮亚就请他到她家去玩。她对他说：

“爸和妈都上鲍利尚斯基家参加命名礼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家。保尔，亲爱的，到我家里来吧。咱们可以一起读列奥尼德•安德列耶夫那本非常有趣的小说《萨士卡•日古廖夫》。我已经读了一遍，但是很想同你再读一遍。咱们可以有一个很愉快的傍晚。你愿意来吗？”

她那密密的栗色头发上戴着一顶小白帽，帽子下面那对大眼睛现出期待的神情看着保尔。他回答说：

“我一定来。”

他们分手了。

他慌忙回到机器房，一想到他可以跟冬妮亚一块儿过整整一个傍晚，炉火就显得格外旺，木头也发出了更愉快的爆裂声。

那天黄昏，他敲着那宽大的正门，出来开门的是冬妮亚。她稍稍现出了狼狈的样子，对他说：

“我还来了几个客人，我没有料到他们今天晚上会来，保尔，亲爱的，但你用不着走。”

他回身就想走，但是她拉住他的袖子，说：

“来吧，保尔，让他们也认识认识你，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说着她就用一只胳膊挽住他，穿过饭厅走到她的房里去。

一进屋，她就笑着对那几个青年人说：

“你们见过面吗？这位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

有三个人正坐在房子中央的小桌子旁边：一个是莉莎•苏哈尔科，她是个肤色浅黑的好看的少女，长着一张调皮的小嘴，虽然她是女学生，头发却梳成很风骚的式样；一个是保尔没见过的又瘦又高的小伙子，一双灰色的眼睛，一副倦怠的表情，穿着整齐的黑上衣，头发梳得十分考究，服服帖帖地闪着生发油的亮光；坐在这两个人中间的是穿着非常时髦的中学制服的维克多•列辛斯基。冬妮亚把门推开的时候，保尔一眼就看见了他。

列辛斯基也马上认出了保尔，他惊讶地耸起他那两道像箭似的细眉毛。

保尔一声也不响地在门口站了几秒钟，用仇视的眼光瞪着列辛斯基。冬妮亚连忙打破这难堪的静默，一面请保尔进来，一面转身对莉莎说：

“给你介绍介绍吧。”

莉莎正在好奇地打量着保尔，立刻就站起身来。

保尔一个急转身，大步穿过半暗的饭厅，向门口走去。他走到台阶的时候，冬妮亚才赶上他，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激动地说：

“你为什么要走？我是有意叫他们同你认识认识呀。”

但他把她的手从肩膀上推开，很不客气地回答说：

“用不着拿我在这些讨厌的家伙面前展览，我和他们是合不来的。也许你喜欢他们，可是我恨他们。我不知道你跟他们是朋友，早知这样，我决不到你这儿来。”

冬妮亚压住气，打断他的话头：

“你凭什么跟我这样子说话？我从来就不问你和谁交朋友，或者谁到你家里去。”

保尔走下花园的石阶，一边走一边斩钉截铁地说：

“那就叫他们上这儿来吧，我可不再来了。”说着他就向栅栏门跑去。

从那时候起，他们俩就一直没有再见面。在屠杀犹太人期间，他和在一道工作的电工忙着把避难的犹太人家属藏在发电厂里，把这次的口角完全忘掉了。但是今天他又很想和她见面。

朱赫来失踪了，他今后在家准要感到孤独，一想到这儿，他就怅惘起来。在春雨之后，公路上到处是泥泞，车辙里还积满褐色的泥浆。公路像一条狭长的灰色的带子朝右边拐了过去。

紧靠路边有一座颓毁的房子，墙面已经剥落，像长着疥癣一般，大路就在这所房子后面分岔。

在岔路口那座门窗破坏、一块“出售矿泉水”招牌倒挂着的小商亭旁边，维克多•列辛斯基正和莉莎告别。

他紧握住她的手，满怀情意地盯着她的眼睛说：

“您一定要来呵，您不会骗我吧？”

莉莎卖弄风情地回答说：

“我一定来，一定。请您等我好了。”

临走的时候，她又用那对懒洋洋的脉脉含情的褐色眼睛对他微微一笑。

她走了十几步，看见从路的拐角走出两个人来。前面走的是一个强壮的胸脯宽阔的工人，上衣敞开，里面穿着一件白底蓝条的紧身衬衫，黑色的帽子低低地盖在额上，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这工人穿着一双短筒黄皮靴，迈着沉重的脚步，腿稍微有点弯曲。

在他后面三步远的光景，是一个彼得留拉匪兵，穿着灰军服，两盒子弹挂在腰边，手里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刀尖儿几乎碰到了那工人的后背。

在他那羊皮帽下面，一对眯缝着的眼睛警惕地盯着那被捕者的后脑勺。他那给香烟熏黄了的小胡子翘向两边。

莉莎稍微放慢了脚步，走到公路的另一边去。在她后面的保尔这时已经走到大路上来了。

当他向右转弯朝家走的时候，他也看到了那两个人。

他的两只脚马上像钉在地上一样不动了：他立刻认出了前面那个人正是朱赫来。

“原来他就因为这个才没有回家呵！”

朱赫来越走越近了。保尔的心狂跳起来。各种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地涌上心头，一时茫无头绪。时间太仓促，拿不定主意。可是有一点是明显的：朱赫来这下子完了。

保尔注视着走过来的朱赫来和那个士兵，心里非常乱，想不出主意。

“怎么办呢？”

在最后一分钟，他骤然想起了他衣袋里的手枪。等他们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就对准那兵士的后背打一枪，这样朱赫来就可以得救了！这刹那间的决定立刻止住了他混乱的思潮。他紧紧地咬着牙，咬得发疼。不是就在昨天朱赫来还对他说过的吗：“为了这个，需要的是一伙勇敢的弟兄……”

保尔很快地回头看一看。往镇上去的路上空无一人。前面有一个穿着春季短外套的女人独自走着，她大概不会碍事。在十字路侧面的那一条路，他看不见，只有远处通到火车站的那条路上，才有几个行人。

保尔走到公路的一旁。当他们相离只有几步远的时候，朱赫来才看到他。

他用那只没受伤的眼睛看看保尔。他那浓密的眉毛颤动了一下。他一认出保尔，就愣得停住了脚步，因此他的脊背触到了刺刀尖儿。

那个押送兵用刺耳的假嗓子吆喝说：

“走呀，走呀，别叫我用枪托子揍你！”

朱赫来又迈开脚步。他本来想跟保尔说几句话，但是他没有说，只用一只手做了个打招呼的姿势。

保尔生怕引起那个黄胡子押送兵的注意，就转身走向一旁，让朱赫来走过去，好像他对这两个人一点也不注意似的。

但是，他脑袋里又闪出一个叫人不安的念头：“要是我的枪瞄得不准，子弹也许要打中朱赫来……”

但是那个彼得留拉匪兵已经走到他身旁了，这当儿，难道他还能够再想吗？

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留着棕黄色小胡子的押送兵走到保尔跟前的时候，保尔出其不意地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枪，使劲地往地下一按。

刺刀刮着石头哧哧地响着。

彼得留拉匪兵没有防备这个突然的攻击，马上吓呆了，可是立刻就拼命往回夺枪。保尔用整个身子压住枪，死也不放手。枪啪的一声响了。子弹打中石头，跳到沟里去了。

朱赫来听见枪声，往旁边一躲，回过头来，看见押送兵正在狂怒地从保尔手里夺回自己的枪。他扳着枪转了个半圈，扭绞着那少年的双手。但是保尔还是紧握住不放。这时候，那个彼得留拉匪兵气昏了，猛一推，把保尔摔在地上。可是他还是不能够把枪夺回来。保尔倒在马路上，顺势也把押送兵拖着跟自己一块倒下去。这时候，无论多么大的力量也不能叫保尔放开手里的枪。

朱赫来两步就跳到他们旁边，挥起他那只铁拳朝那押送兵的脸上打下去。一秒钟后，脸上挨了两下铅块一般沉重的拳击的押送兵，已经放开了躺在地上的保尔，像一条笨重的袋子似的，滚到壕沟里去了。

也就是这双强有力的手臂把保尔从地上扶起来。

维克多•列辛斯基离开岔路口已经一百多步。他用口哨低声吹着流行歌曲 ^[16] ——《美人的心，朝三暮四》。他一直沉醉在他这次跟莉莎的会晤和她答应明天到荒废的工场里跟他相会的诺言中。

莉莎在中学里那些专门追逐女性的男学生中间，一向被认为是个在恋爱问题上颇不在乎的女孩子。

有一次，一个叫做谢苗•扎里瓦诺夫的厚脸皮和骄傲自信的小子对维克多说，她已经被他占有了。维克多虽然不十分相信谢苗的话，但是莉莎总是个动人的、有诱惑力的“货色”，因此他打算明天去证实扎里瓦诺夫的话究竟是真是假。

“只要她来了，那我就采取坚决的行动。要知道，她是允许人家吻她的呀。而且要是谢苗真不撒谎……”他的思想被打断了。他闪到路旁，让两个彼得留拉匪兵走过去。其中一个骑着一匹短尾巴的小马，摇着一只帆布的水斗——显然是去饮马。另一个穿着腰上带褶的外套和非常宽大的蓝裤子，一只手放在那骑马人的膝上，正在述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

维克多让他们走过去，自己正要往前走，但是公路上的枪声使他停下了。他回头一看，那个骑马的人正拉起马缰绳，朝枪响的地方跑去。另一个也握着军刀跟着跑。

维克多也跟着他们跑过去，快跑到公路的时候，他又听到了一声枪响。接着，那个骑马的人从拐角上掉过头来就向他这边跑，一面用脚踢，一面用帆布水斗打着马，一冲进兵营的第一道门，就高声对院子里的人喊道：

“兄弟们，快拿枪去，他们杀死了我们一个弟兄！”

一分钟后，几个人一边咔嚓咔嚓推着枪栓，一边从院子里跑了出去。

维克多被逮捕了。

这时候公路上已经聚集了一群人。维克多和莉莎站在他们的中间，莉莎是给他们抓去作见证的。

当朱赫来和保尔从莉莎身旁跑过的时候，她大吃一惊，呆呆地站在那儿了。她看出那个袭击彼得留拉匪兵的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冬妮亚打算介绍给她的那个人。

他们先后跳过了一家花园的围墙。就在这时候，那个骑马的人已经跑到公路上，恰好看见拿着步枪逃走的朱赫来和那个正用力从地上爬起来的押送兵，于是他就策马向围墙那边追去。

朱赫来转过身来朝他放了一枪。那个骑马的人听见枪声，连忙掉头就跑。

押送兵艰难地动着打破了的嘴唇，把他的遭遇说了一遍。

“你这木头，你怎么让犯人当着你的面逃走？这回你的屁股可要吃二十五军棍了！”

押送兵恶狠狠地嘟哝说：

“得了吧，只有你聪明。我让犯人当着我的面逃走！谁知道有一个小混蛋像疯子一样向我扑过来？”

莉莎也被审讯过了。她说的跟那个押送兵一样，可是故意不说出她认得那个袭击押送兵的少年。他们还是被押送到城防司令部，直到晚间城防司令才下令把他们放出来。

那司令提议亲自陪送莉莎回家，但是她拒绝了。他满嘴都是烧酒味，他的提议显然是不怀好意的。

后来维克多陪她回了家。

从司令部到车站去是很远的。当他和莉莎手挽手一路走的时候，维克多心里对这次偶然发生的事情非常满意。

“您知道那个犯人是谁放走的吗？”莉莎在快到家的时候，这样问他。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您记得有一天晚上冬妮亚要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少年吗？”

维克多站住了。

“保尔•柯察金？”他吃惊地问。

“是的，他的姓仿佛是柯察金。您记得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是那么古怪？是的，就是他。”

维克多给这话吓住了。

“您没看错吗？”他追问莉莎。

“没有，他的脸相我记得很清楚。”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司令呢？”

莉莎愤愤地说：

“您以为我会做出这种卑鄙的勾当吗？”

“您说‘卑鄙’是什么意思？您以为把袭击押送兵的人告诉司令是卑鄙的吗？”

“哦，那么在您看来，这是高尚的了？您把他们干的那些事都忘记了？难道您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犹太人的孤儿？您还要我把保尔•柯察金的事告诉他们？谢谢您，我真没有想到您是这种人。”

维克多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回答。然而他不想跟莉莎吵嘴，所以竭力把话题岔开。

“别生气，莉莎，”他说，“我只是在跟您开玩笑。我不知道您是这样一个富于高尚情操的人。”

“嗯，您这个玩笑开得很不高明。”她冷淡地回答。

他们走到她家的门口，正要分别的时候，维克多问道：

“莉莎，您一定来吗？”

他听到的是个不肯定的回答：

“说不定。”

在回小镇的路上，维克多心里考虑着：“哼，要是您小姐认为这是不高尚的，我可不那么想。当然，谁放走谁，对我都无所谓……”

在他这个出身波兰名门的贵族看来，两方面都是讨厌的。反正波兰军队不久就要开来，那时候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真正的波兰贵族的政府。但是他现在可以趁这个机会来结果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他们——彼得留拉的部队——会把他的脑袋揪下来的。

维克多是一个人留在镇上的。他住在姑母家里。他的姑父是一家糖厂的副经理。他的父亲西吉兹蒙德•列辛斯基早就带着母亲和妮莉到华沙去了，他的父亲在那边担任着显要的职位。

他到了城防司令部，走进了敞开的大门。

过一会儿，他便带着四个彼得留拉匪兵到保尔家去了。

“就是这里。”他指着那个有亮光的窗子轻轻地说，随后便问那个站在他旁边的骑兵少尉，“我可以走了吗？”

“请便。”那少尉回答，“别的事情我们自己能办。谢谢您的帮忙。”

维克多迅速地迈开大步顺着人行道走了。

保尔在背上挨了最后一拳，伸着两只胳膊，撞在那黑暗的牢房的墙上。他摸到一张像木板床一样的东西就坐下去。他受尽了折磨，被打得浑身是伤，心情十分沮丧。

他完全没想到他会被捕，“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呢？这是什么道理，压根儿就没有人看到我呀！现在又怎么办呢？朱赫来在哪儿？”

他是在克利姆卡家里和朱赫来分手的。朱赫来要在那里等到天黑才离开小镇。保尔随后就朝谢廖沙家走去。

“哦，好在我早就把手枪放到老鸹窝里去了，”他心里这样想，“要是他们找出它来，那我就什么都完了。可是他们究竟怎么会知道是我呢？”这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和困惑。

彼得留拉匪兵从他家里没有找到什么东西。阿尔焦姆早把他的衣服和手风琴带到乡下去了，他母亲也把她的小箱子带走了，因此不管他们在屋里怎样搜索，结果还是捞不到什么东西。

可是保尔怎么也忘不了他从家里到司令部去时一路上的遭遇。夜是那么黑，什么也看不见，天空裹着云层，左右和后面的拳头、脚尖，不住踢打他，他茫然地、昏昏沉沉地走着。

门外有人声传进来。守卫的兵士就在隔壁的房间里。门的下面透出一条亮光。保尔站起来，顺着墙壁摸索，在房里走了一圈。他在木板床的对面摸到一面安着牢固的齿形铁栏杆的窗子。他用手推了一下——那东西很结实，显然这房子从前是个仓库。

他摸到门边，站在那儿倾听了一会儿。接着他轻轻地按了一下门的把手。讨厌的门吱吱地响起来。

“妈的，没有上过油。”他骂了一句。

他从打开的窄门缝里看见了床沿上搁着两只脚，脚趾分开，长着硬茧。他又握住把手轻轻一推，门一点也不客气地响起来。于是一个头发蓬乱、睡眼惺忪的人从板床上坐起来，一面拼命用五个指头搔着长了虱子的头，一面破口大骂。那懒洋洋的、单调的骂声停止之后，他就伸手去拿放在床头旁边的步枪，慢腾腾地吆喝说：

“把门关上，下次再往外瞧，就打死你……”

保尔把门关上了。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哈哈的笑声。

他在那天夜里，翻来覆去地想了许多事情。他柯察金第一次参加斗争，结果很糟糕。刚一开头，就像老鼠一样给人家捉住，关在铁笼里。

当他坐着，陷入半睡眠状态的时候，他母亲的脸——那瘦瘦的、满是皱纹的脸和两只那么熟识的、慈爱的眼睛——便浮现出来。他心里想：“幸亏她不在家，不然的话，她会多么伤心呵！”

从窗口透进来的光线照在地上，映出一个灰色的方块。

黑暗渐渐退却。曙光已经近了。

6

在那所古老的大房子里，只有一个挂着窗帘的窗子有灯光。锁在院子里的狗特列左尔突然汪汪叫起来。

冬妮亚从半睡中听到了母亲低低的说话声：

“不，她还没有睡。请进来吧，莉莎。”

女友的轻盈的脚步声和那友爱而热烈的拥抱，把她那蒙眬的睡意完全赶走了。

冬妮亚现出疲倦的笑容，对她说：

“莉莎，你来得正好：我们家里的人都很高兴——爸爸昨天已过了危险期，今天一整天都是安安静静睡着。妈妈和我好几夜都没有睡觉，今天也歇了一会儿。呵，莉莎，你讲讲吧，近来外面有些什么新闻？”冬妮亚说着就把她的朋友拉到身边，坐在长沙发上。

“呵，新闻倒有许多！不过有些新闻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莉莎笑着，狡猾地看一看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

冬妮亚的母亲是一个样子很体面的妇人，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了，她的举动还像少女一样活泼。她有一对聪明的灰眼睛和一个虽不算美丽，却叫人喜欢的、精神饱满的面庞。

“好的，再过几分钟我就走开。现在先请你讲一些我们大家都可以听的消息吧。”她开玩笑说，并把自己的椅子移近长沙发。

“第一桩事情就是我们不再上学了。校务会议已经决定发给七年级学生毕业证书。我非常高兴。”莉莎眉飞色舞地说，“那些代数和几何把我烦死了！我们要念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些男孩子，也许还能继续求学，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念书。现在到处都在打仗。真是可怕！……我们将来都是要出嫁的，哪个男人也不要他的妻子懂得代数呵！”莉莎说到这里，大声地笑起来。

冬妮亚的母亲跟她们坐了一会儿，就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

莉莎靠近冬妮亚，双手抱着她，把她在岔路口上遇到的事情小声地从头到尾向冬妮亚叙述了一遍。

“呵，亲爱的冬妮亚，请想想，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你猜猜，那人是谁？”

听得出神的冬妮亚，只是耸了耸肩膀。

“就是保尔•柯察金！”莉莎突然说。

冬妮亚吃了一惊，痛苦地把身体缩作一团。

“是保尔•柯察金？”

莉莎对她的话产生的效果感到很满意，于是她就把她跟维克多吵嘴的情形也叙述了一遍。

她只顾说话，没有注意到冬妮亚的脸色已经变得多么苍白，她那拉扯着蓝色罩衫的手指头抖得多么厉害。莉莎完全不知道冬妮亚是那样揪心，也不知道她那可爱的睫毛为什么那样不住地抖动。

冬妮亚已经完全听不进莉莎讲的那个喝醉的彼得留拉军官的故事了，她只想着：“维克多•列辛斯基已经知道是谁袭击的了。 ^[17] 为什么莉莎要告诉他呢？”于是她不知不觉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我告诉什么？”莉莎不明白她的意思，这样问她。

“你为什么要把保夫鲁沙 ,我是说，把柯察金的事情告诉列辛斯基呢？你要知道他一定会出卖他……”

莉莎不服气，反驳说：

“呵，不，我想他不会的！他为什么要出卖他呢？”

冬妮亚突然挺直身子，双手使劲地抓住膝盖，直到她觉得疼。

“莉莎，你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和柯察金本来就是死对头，何况再加上另一种原因……你把保夫鲁沙的事情告诉了维克多，已经铸成大错了。”

莉莎现在才注意到冬妮亚是那样着急，又因为听到冬妮亚无意间说出“保夫鲁沙”这个称呼，她才弄明白了她一向模模糊糊地猜疑着的事情。

她不由得也认识到自己把事情办错了，就难为情地不做声了。

“呵，原来真有这么回事呵，”她心里想，“多么奇怪，冬妮亚竟会爱上一个——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工人……”她本来很想和她谈谈这件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她终于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她极力设法补救自己的过错，便握住冬妮亚的两只手说：

“冬妮亚，亲爱的，你非常着急吗？”

冬妮亚心神恍惚地回答说：

“不，也许维克多还不至于像我所想的那么坏。”

不多工夫，她们的同班同学，粗笨而老实的杰米亚诺夫进来了。

直到他进来的时候，她们两个总是谈得不投机。

冬妮亚把两个同学送走了，她独自靠着栅栏门，站了很久，遥望着那阴暗的、通到镇上去的道路。风，那永不停息的风，带着春天湿土的霉味和潮湿的冷气，朝她吹来。在远处，小镇郊外许多人家的窗户正闪着惨红的灯光。她所憎恨的那个市镇，就在那儿。在那镇上，在某一座屋顶之下，她那个不安生的朋友，还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也许他早已忘记了她。自从他们最末一次见面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天了呵！那时候，是他不对，但是她早已把那件事忘记了。明天她再看到他，那旧日的友谊，那如此可爱又如此叫人激动的友谊，就会恢复过来的。一定会恢复过来的，这是冬妮亚所深信的。但愿这一夜平安无事。然而，这不祥的黑夜，好像蕴藏着灾难，准备随时对他……好冷呵。

冬妮亚最后又向大路看了一眼，就走进屋子。在床上，她裹着被子，临睡还在想着——但愿这一夜能平安无事！……

第二天清早，家里的人还在睡觉，冬妮亚就已经醒了。她急忙起身穿好衣服，不惊动别人，悄悄走到院子里，放开那条个子大、毛又多的狗——特列左尔，带着它一起向镇上走去。到了柯察金家的前面，她犹豫不决地站了一分钟。接着她就推开栅栏门，走进院子。特列左尔摇着尾巴，走在她的前头……

这天早晨阿尔焦姆也从乡下回来了。他是跟一个铁匠师傅坐大车一道来的。他用肩膀扛着他挣来的一袋面粉走进院子，那个铁匠拿着其他的东西，跟在他后边。他走到开着的门口，把那袋面粉从肩上卸下来，喊道：

“保尔！”

但是没有人答应。

“拿到屋里去吧，你在这儿做什么！”那个铁匠走过来说。

阿尔焦姆把东西放在厨房，然后走进屋里——这一下他可吓呆了，房子里一塌糊涂，破旧的衣服凌乱地抛在地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呀！”他回头向铁匠惊讶地喊道。

“嗯，实在太乱了。”那铁匠附和着说。

“这个小家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阿尔焦姆开始生气了。

但是家里空空洞洞，没有一个人好问。

铁匠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阿尔焦姆跑到院子里，朝四周看了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门敞开，保尔又不在。”

他听到了后面有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狗，竖着耳朵站在他面前，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姑娘正从栅栏门朝屋子走来。

那姑娘上下地打量着阿尔焦姆，轻轻地对他说：

“我要见见保尔•柯察金。”

“我也要找他。鬼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是刚到，进来一看，房门敞开，他不在。您也是来看他的吗？”他问那个姑娘。

姑娘没有回答，反问他：

“您是他哥哥阿尔焦姆吗？”

“是的，有什么事吗？”

但是姑娘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惊惧地望着敞开的房门。她心里想：“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来呢？难道，难道真会那样吗？……”她心头的负担更沉重了。她问那个一直在惊奇地注视着她的阿尔焦姆：

“您来的时候房门就敞开着，保尔就不在吗？”

“请问您究竟有什么事情要找保尔？”

冬妮亚更靠近他一些，向周围看了一下，然后急促地说：

“我知道的也不十分确切，不过要是保尔不在家的话，那他一定是被捕了。”

“为什么呢？”阿尔焦姆吃了一惊。

“到屋里去谈吧。”冬妮亚说。

阿尔焦姆一句话不说地听着她。她把她所知道的统统都告诉了他之后，他感到万分的失望。

“唉，真糟糕！”他伤心地叨念说，“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倒霉的事情……现在我明白屋里为什么会这样乱糟糟的了。这孩子是给鬼迷住了，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情来。现在，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不过，小姐，您到底是谁？”

“我是林务官杜曼诺夫的女儿。我认识保尔。”

“呵——呵——”阿尔焦姆拉长声音说，含义非常模糊，“您瞧，我还带了一袋面粉来给他吃呢，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冬妮亚和阿尔焦姆默默地互相对视着。

“我走了，说不定您会找到他。”临别，冬妮亚低声说，“晚间我再到这里来，听您的消息。”

阿尔焦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只由冬眠里醒过来的瘦苍蝇在窗角嗡嗡地飞着。在城防司令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农村少女坐在破旧的沙发边儿上，双肘支着膝盖，望着那肮脏的地板出神。

城防司令官嘴角叼着一支纸烟，用一笔花体草字结束了他的书写之后，随后在“谢佩托夫卡城防司令”的印章下面，非常得意地加上一个花体的签名，在字尾任意地挥了一个钩儿。

门口传来了马刺的响声，他抬起头来。

一只手扎着绷带的萨洛梅加站在他的面前。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司令官欢迎他。

“是好风吹来的，连胳膊都给鲍贡团 吹断啦。”

萨洛梅加一点也不管旁边还坐着一个女子，就恶狠狠地臭骂起来。

“哦，那么你是到这儿来治伤的，是不是？”

“下辈子才有工夫治伤哩。前线非常吃紧，我们被压得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啦。”

司令官朝那女人点一点头，让他不要再说下去。

“我们等会儿再谈吧。”

萨洛梅加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摘下带帽徽的军帽，那帽徽是三支交叉的枪——乌克兰民族共和国的国徽。

“戈卢勃派我来的。”他开始低声地说，“谢乔夫狙击师团就要开到这里来了。你这里可要大大地麻烦啦，所以我先到这里来整顿一下。‘大头目’自己也可能要来，并且还有什么外国的大佬们一同来，因此这里的人谁也不许提起那次的‘消遣’。你在写什么？”

司令官把嘴角叼着的纸烟移到嘴角的另一边，说道：

“我这儿押着一个小坏蛋。你知道我们在车站上捉到了那个朱赫来，你记得吗，就是那个煽动铁路工人反抗我们的家伙。”

“哦，哦，怎么样呢？”萨洛梅加兴奋地移近前去。

“咳，车站司令奥麦利钦科那个混蛋只派了一个哥萨克兵押解他到这儿来。就是在我这儿押着的这个小家伙，公然在大白天里拦截了他。他和朱赫来两个人解除了哥萨克兵的武装，打落了他的门牙，然后一道逃跑了。现在朱赫来逃掉了，这个小家伙却落了网。材料都在这里，你看吧。”他把写好的一摞文件推到萨洛梅加面前。

萨洛梅加用完好的左手翻着纸张，很快地看完了，随后就看着司令官的脸，说道：

“你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口供吗？”

司令官气愤地扯了一下帽檐。

“我已经审问他五天了。他始终不肯招供，只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放走他。’真是一个地道的小土匪。你知道，那个哥萨克兵认出了他，差一点把那小坏蛋掐死。我好容易才把他拉开。因为奥麦利钦科给了那哥萨克兵二十五军棍，因此他恨死这个小混蛋。现在没有理由再把他关下去，我正呈请司令部批准我枪毙他。”

萨洛梅加轻蔑地啐了一口，说：

“要是他在我手里，包管他什么都招供。老实说，你这个神父的儿子懂得怎样审问他？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还能当城防司令？你用通条打过他吗？”

司令官发火了。

“别太放肆，把嘲笑留给你自己吧。我是本地的司令官，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萨洛梅加看了看发火的司令官，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小神父，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不然肚皮会气炸的。我才不管你那些事呢！闲话少说，还是告诉我到哪儿弄两瓶酒喝喝吧！”

“这倒好办。”司令官笑着说。

“至于那小家伙呢，”萨洛梅加指着公事上保尔的名字，“要是你真的想结果他，应该把十六岁改成十八岁。你瞧，需要把‘6’字的钩儿往下面描一下，要不，他们说不定不批准哩。”

在作为囚牢的库房里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是留着长胡子、穿着破外套和肥大的麻布裤子的老头子，他蜷着细腿，侧着身子躺在木板床上。他被捕是因为住在他家的一个彼得留拉兵士拴在他的板棚里的一匹马不见了。另一个坐在地板上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长着一对细小狡猾的贼眼和一个尖下巴。她是一个造私酒的妇人，因为偷了表和别的贵重东西而被捕的。在窗子底下的角落里，枕着帽子昏昏迷迷地躺着的，是保尔•柯察金。

一个乡下打扮扎着花头巾、睁着一对吃惊的大眼睛的少女被带进库房里来。

她站了一会儿，就在那个造私酒的妇人旁边坐下了。

造私酒的妇人把她仔细打量了一番，很快就问她：

“姑娘，你怎么也坐牢？”

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她又追问下去：

“你为什么给抓进来？也许是为了造私酒的事吧？”

那农村姑娘站起来，看了看这固执的老太婆，低声回答说：

“不，我是因为我哥哥被捕的。”

“你哥哥又怎么啦？”老太婆又追问。

睡在床上的老头子插嘴了：

“你为什么要问她呢？也许她心里正很难过，你还一个劲儿问个没完。”

那老太婆立刻转过来，朝木板床那边说：

“谁指派你来教训我？我是跟你说话吗？”

老头子当着她面啐了一口。

“我告诉你别纠缠她！”

库房里安静了。姑娘把大头巾铺在地板上，枕着胳膊躺了下去。

造私酒的妇人开始吃起东西来。老头子把脚垂到地板上，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吸起来。一团团浓臭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库房。

那老太婆塞了满嘴东西，一面嚼着，一面嘟哝：

“别喷那些臭烟，让我安稳地吃顿饭好不好？一天到晚，就是抽烟。”

老头子挖苦地哈哈笑着说：

“怕饿瘦了吗？再过些时候，怕连那扇门都挤不过去了。该让那个孩子吃一点，别只往自己的肚子里塞。”

老太婆恼怒地把手一摆说：

“我要他吃，是他自己不愿意吃。我的事不用你管。我又不是吃你的份儿。”

姑娘转过脸来对着造私酒的老太婆，又向保尔•柯察金那边点了点头，问道：

“您知道他为什么坐牢吗？”

老太婆一听到有人跟她说话，心里乐起来，高高兴兴地回答说：

“他是本地老妈子柯察金娜的小儿子。”接着她弯下身子， ^[18] 贴着耳朵说：“他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那个人是一个水兵，住在我的邻居佐祖利哈家里。”

姑娘想起司令官说的话来——“我正呈请司令部批准我枪毙他。”

兵车一列接着一列开进车站。谢乔夫狙击师的各个部队乱哄哄地从车上跳下来。由四辆包着钢板的车厢组成的装甲列车“扎波罗什哥萨克”号沿着铁轨缓缓地爬着。大炮从敞车上卸下来。马匹从货车上拉下来。骑兵们就地整鞍上马，挤开杂乱的步兵群，朝车站的广场驰去，在那儿集合整队。

军官们来往奔跑，喊着各自部队的番号。

车站上像一窝蜂似地嗡嗡叫。喧嚷和混乱的人群渐渐组成了许多长方形的队伍，于是，一股武装的人的洪流就朝镇上涌去。直到黄昏，还有谢乔夫狙击师的那些辎重马车和随军人员沿着公路朝镇上开去。

最后是司令部的警卫连，那一百二十个喉咙，一边走一边乱七八糟地大声唱着：

为什么喧嚷？

为什么呐喊？

因为彼得留拉

来到了乌克兰……

保尔站起来，走到小窗户跟前。透过黄昏的薄暗，他听到了沿街的车轮的辘辘声、无数沉重的前进的脚步声以及许多人的歌唱声。

他听见身后有人轻轻地说：

“哦，看来军队已经进城了。”

保尔转过身来。

说话的就是昨天被关进来的那个姑娘。

他已经听过她的叙述了，那个造私酒的老太婆终于达到了目的。原来这个女孩子的哥哥格里茨科是一个红色游击队员，村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他作过贫农委员会的主席。

红军撤退的时候，格里茨科也束起机枪子弹带跟着一道撤走了。因此现在全家一刻也不能安宁。她家里仅有的一匹马被牵走了。她的爸爸已经被抓到城里去，在牢里受尽了折磨。村长因为吃过格里茨科的苦头，现在他就故意把各式各样的坏人分配到她家去住，结果把她家弄得一贫如洗。昨天，谢佩托夫卡的司令官到村里去抓人，村长又把他带到她家里去。司令官看中了她，第二天早上就把她带到城里来“审问”。

保尔睡不着，他的心一点也不安宁。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无法摆脱的念头：“往后还会怎样呢？”

他的身体被打得到处疼痛。那哥萨克押送兵像野兽一样狠狠打了他。

为了忘掉这些恼人的思想，他开始倾听牢房里两个妇女的小声谈话。

那少女非常小声地述说着司令官怎样要污辱她，怎样威逼她和企图说服她，后来，因为她还是不答应，他气得发疯了。“我把你关进地牢里，”他说，“你一辈子也别想出来。”

黑暗渐渐笼罩了牢房的每个角落。令人窒息的和不宁静的夜又向他们袭来了。思绪又转向了不可预测的明天。这是他入狱的第七夜，可是仿佛过了好几个月似的。他躺在硬地上，疼痛始终不停。现在牢里只有三个人。那老头子正在木板床上睡着，打着呼噜，就像睡在家里的热炕上一样。老头子能够随遇而安，所以他每夜都睡得香甜。造私酒的老太婆被司令官放出去替他们找酒去了。赫里斯季娜和保尔都睡在地板上，简直是肩挨肩地躺着。昨天保尔从窗子里看见谢廖沙在街上站了很久，悲伤地眺望着牢房的窗户。

“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

一连三天都有人送来带酸味的黑面包。是什么人送来的呢，他们没说。两天以来，司令官不断地提审他。

这是怎么回事呢？

拷问的时候他什么也没供出来，一切都否认。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肯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做得勇敢，做得倔强，像他在书里看到的那些人一样。可是在把他解到牢房去的那天晚上，夜很深，经过面粉厂的大房子旁边，他听到一个押送兵说：“司令官为什么要把他拖到这里来？从后面给他一颗子弹——不就完了！”听了这话他真有点怕起来。是呵，十六岁就死，真是太可怕了！一死就永远也不能再活了呵！

赫里斯季娜也在想事情。她比她旁边的那个少年知道得更多。大概，他还不知道……但是她已经听到了。

他每夜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赫里斯季娜很可怜他，呵，她多么可怜他，但是她又有她自己的苦难——她脑海里老想着司令官那些可怕的话：“明天我再和你算账。要是你再不依我，我就把你交给卫兵们，那些哥萨克兵决不会说不要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呵，想到这些，多么令人难过，从哪里也得不到怜悯！格里茨科跟红军走了，她有什么过错呢？“呵，这年头活在世上是多么艰难呵！”

痛苦哽住了喉咙，无可奈何的绝望和恐怖折磨着她，赫里斯季娜失声哭了起来。

她全身都因为悲愤和绝望而颤抖。

一个身影在墙角里动了一下。

“你这是为什么？”

赫里斯季娜激动地低声讲起来——她把她的悲痛都倾诉给这个沉默的难友了。他一声不响地听着，并把一只手放在赫里斯季娜的手上。

“那些该死的畜生，他们想糟蹋我！”她咽着眼泪，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低声说，“我算完了：刀把子在他们手里呵！”

保尔能对这个少女说些什么呢？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没有什么可说的。生活正把他们两个紧箍在一个铁环里。

明天早晨不让他们带走她吗？斗一场吗？那么，他们一定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甚至用军刀砍他的头——那也就完结了。为了多少给这个可怜的痛苦的少女一些安慰，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胳膊。她不哭了。门口的哨兵不时向过路的人们喊叫：“口令！”随后又沉静了。老头子睡得正香。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当她的双臂突然紧紧地搂住他，把他拉向她的时候，他开头对这举动还是不理解的。

“你听着，亲爱的，”她那热烈的嘴唇小声地诉说着，“我无论如何是要失身了：要不是那军官，那些大兵也要来污辱我的。我把我这姑娘家的身子给你吧，亲爱的，我给你吧，我不让那个畜生来破坏我的处女身。”

“赫里斯季娜，你说什么？”

但是她的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抱住他。她的嘴唇温暖而且丰满，实在难于逃避。那少女的话是简单而温柔的，——他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了。

眼前所有的苦痛全消逝了。他忘记了门上的锁、红头发的哥萨克兵、残酷的司令官、兽性的鞭挞和七个令人窒息的失眠的夜，在这一瞬间只剩下了温暖的嘴唇和眼泪浸湿的脸庞。

突然他想起了冬妮亚。

“怎么竟把她给忘记了呢？……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

他找到了挣脱的力量。他像喝醉了一样站起来，紧紧地抓住铁窗子。赫里斯季娜双手摸到了他。

“你怎么不来呢？”

这问话含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呵！他弯下腰，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赫里斯季娜，我不能这样。你是多么好呵……”他还说了些别的连他自己都不懂的话。

他站直了身子。为了打破那难堪的寂静，他走到木板床旁边，坐在床沿上，推着那老头子说：

“老大爷，请给我口烟抽吧！”

姑娘裹着头巾，坐在角落里痛哭起来。

第二天上午，司令官带着几个哥萨克兵把赫里斯季娜带出去。她用眼睛向保尔告别，眼里含着责备的神情。牢房的门在她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的心感到格外沉重和阴暗。

老头子直到天黑也没有从他嘴里引出一句话来。卫兵和司令部的值勤人员都换了班。傍晚时候又带来一个新的犯人。保尔认出他是糖厂的木匠多林尼克。他是一个结实矮胖的人，穿着褪了色的黄衬衫和褴褛的上衣。进来的时候，他用尖锐的目光把牢房察看一遍。

保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里见过他，那时候革命第一次冲击这个市镇。在那许多次喧嚷的示威中，他只听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演说。那个人就是多林尼克。他爬上马路旁边的墙头，向士兵们发表演说。保尔还没有忘记他当时的结束语：

“弟兄们，请始终信赖布尔什维克，他们决不会出卖你们！”

从那以后保尔一直没有见过他。

老头子见到了生人十分高兴。显然，他觉得整天坐着一声不响是很难过的。多林尼克坐在他那木板床的边儿上，跟他一道抽烟，询问他各种事情。

接着他又坐到保尔旁边。

“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吗？”他问，“你是为什么关进来的？”

多林尼克得到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他感觉到保尔不信任他，不愿意多说话。但是当他知道了保尔的罪名之后，他就用他那对机灵的眼睛惊讶地瞪着保尔，然后坐在他身旁。

“这么说，是你把朱赫来放走的，是不是？原来是这样。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把你抓住了呢。”

保尔十分惊讶，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来，说：

“你说哪一个朱赫来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罪名都可以硬往我身上安呀。”

多林尼克笑了，更靠近他一些。

“得了吧，小朋友，”他说，“你用不着瞒我。我知道的比你多。”

他的声音很低，为的是不叫老头子听见。他接着说：

“是我亲自把朱赫来送走的。现在，他或许已经到了目的地了。他把全部经过都告诉我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接着说：

“你这样做是对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既然被捕了，他们又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事就棘手。老实说，这事真是糟透了。”

他脱下上衣，铺在地板上，靠着墙根坐下，开始卷另一支纸烟。

他末了所说的那些话，已经等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保尔。显然：多林尼克是自己人。既然他送走了朱赫来，这就是说……

黄昏时候，他知道了多林尼克是在彼得留拉士兵中间进行煽动的时候当场被捕的，当时他正在散发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士兵投诚加入红军的传单。

多林尼克很机警，他告诉保尔的不多。

“谁能说得准？”他心里想，“他们会用通条抽他的。他还年轻。”

晚间，当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用简短的话表达出他的不安来。他说：

“柯察金，你我的处境可以说是糟透了。结果怎样，我们等着瞧吧。”

第二天，牢房里又添了一个新犯人，是全镇闻名的理发匠什廖马•泽利采尔，一个大耳朵细脖子的家伙。他激动地指手画脚地对多林尼克说：

“瞧，是这么回事，福克斯、勃卢夫斯坦、特拉赫坦贝格那些家伙都准备用盐和面包欢迎他呢。我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愿意欢迎，那就欢迎好了。但是想叫谁跟他们一起签名，代表全体犹太居民呢？对不起，一个也没有。他们有他们的打算。福克斯有他的商店，特拉赫坦贝格有他的面粉厂，但是我有什么呢？别的犹太穷光蛋又有什么呢？我们这些穷光蛋什么也没有。不过，我倒有一条长舌头。今天，我正给一个军官刮脸，这家伙刚到不久。‘请您告诉我，’我问他，‘大头目彼得留拉知道不知道上次虐杀犹太人的事件？他会接待犹太代表团吗？’唉，我这长舌头给我惹来了多少麻烦！你猜猜看，当我替那军官刮完了脸，扑完了粉，什么都弄妥帖之后，他怎样对待我？他站起来，不但不给我钱，反而说我煽动反对政府，当场把我逮捕了！”泽利采尔用拳头捶着胸脯，又说：“什么煽动？究竟我说了什么？我只不过向那个人问了一下……他们就把我关了进来……”

泽利采尔十分激动，他说话的时候，不是扭着多林尼克衬衫上的纽扣，就是揪着他这只或那只胳膊。

多林尼克听着气呼呼的泽利采尔的谈话，不由得笑了。等泽利采尔说完，多林尼克很郑重地说：

“唉，什廖马，你是个聪明人，却做出这种糊涂事来。为什么你偏偏在这时候乱扯呢？我觉得你被抓到这儿来，恐怕有点不妙。”

泽利采尔会意地看了他一眼，失望地挥挥手。这时候牢门开了，保尔认得的那个造私酒的老太婆又给推了进来。她狠狠地诅咒那个押她的哥萨克兵：

“喝了我的酒不给钱，还把我关起来，叫你和你们的司令官都不得好死。”

哥萨克兵随手把门砰的一声带上，接着就是下锁的响声。

她坐在木板床上，老头儿开玩笑地说：

“怎么，又回来了吗，长舌头的老太婆？请坐请坐，欢迎欢迎。”

她狠狠地瞅了他一眼，提着包袱走开，坐在多林尼克旁边的地板上。

原来那些兵从她那里弄到几瓶私酿酒之后，又把她押了回来。

突然，他们听见从门外卫兵室里传来了一阵呼喊声和脚步声，一个人高声地发着命令。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过头来听着。

在广场上，在那顶上有一座古老钟楼的简陋难看的教堂旁边，正发生着本镇少见的新奇事情。全副武装的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正列成长方队形从三面把广场围了起来。

前面由教堂的台阶起，后面直到学校的围墙，有三个步兵团列成棋盘式的四方阵形。

彼得留拉“政府”的这个战斗力最强的师团的士兵站在那里，他们穿着肮脏的灰军服，头上戴着可笑的、像是切成两半的西瓜似的俄罗斯钢盔，步枪挨着大腿，身上挂满子弹带。

这个师团穿的是前沙皇陆军剩下的很好的制服和靴子，其中一大半人是顽固地反对苏维埃的富农分子，这次调到谢佩托夫卡来，是为了保护这非常重要的、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枢纽。

闪亮的铁轨由这个镇向五个方向伸去。如果彼得留拉失去这个地方，就等于失去了一切。现在他那“政府”所统治的地盘已经很小了。他只好把温尼察那样的小城当作首都。

“大头目”决定亲自检阅各部队。为了迎接他，镇上一切都准备就绪。

新编的一个团被安排在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广场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些光着脚，穿着各种颜色服装的青年人。他们不是夜里给巡查队从炕上拉来的，就是从街上抓来的。这些青年农民没有一个愿意打仗，全都说：

“谁也不是傻瓜。”

彼得留拉军官们的最大成就，就是用武装把拉来的壮丁押到镇上，再把他们分成中队和大队，并把枪械发给他们。

但是，就在第二天，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人数也是一天比一天少。

要是发靴子给他们，那未免太蠢了，而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靴子。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都穿好鞋袜参军。这个命令的效果是惊人的。谁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收集了那么些破烂鞋子，这些鞋全靠铁丝或麻绳缚在脚上。

这样，只好带他们光着脚来参加阅兵式。

步兵后面横列着戈卢勃的骑兵团。骑兵挡住那密密的好奇的人群。所有的人都想看看阅兵式。

“大头目”本人要来！这样的事情在镇上是少有的，谁也不愿意放过这个免费参观表演的机会。

教堂的台阶上站着一群校官和尉官、神父的两个女儿、一伙乌克兰教师、一伙“自由”哥萨克，和稍微有点驼背的市长——总之，都是代表“上流社会”的人物，而在他们中间，穿着契尔克斯袍子的，是步兵总监。他是阅兵式的指挥官。

在教堂里，瓦西里神父也穿起了复活节穿的法衣。

欢迎彼得留拉的盛大仪式准备好了。蓝黄色的旗帜也升起来了，因为新兵要向它举行效忠宣誓。

师长乘着一辆破旧的、痨病鬼似的福特牌汽车到车站去迎接彼得留拉。

步兵总监把身材很好、留着两撇拈得很考究的小胡子的切尔尼亚克上校叫到身边，对他说：

“带一个人去检查检查城防司令部和后方机关，看看一切是否都清洁整齐。假如有囚犯的话，就查问一下，把不重要的废料统统赶走。”

切尔尼亚克叩着靴后跟敬了个礼，拉着身边一个哥萨克骑兵上尉，一道骑马走了。

步兵总监非常温存地对神父的大女儿说：

“宴席怎么样了？是不是都预备好了？”

“是呀，城防司令官正在那儿照料呢。”她回答，同时向漂亮的步兵总监瞟了一眼。

突然，人们骚动起来了：一个骑马的人伏在马背上，沿着公路飞一般地跑来。他挥着手喊道：

“他们来了！”

“各——就——各——位！”总监大声喊着。

所有的军官都慌忙跑回各自的队伍去。

当那辆福特牌汽车在教堂的正门口喘息的时候，军乐队开始奏起《乌克兰仍活在人间》来。

大头目彼得留拉本人在师长后面，呆头呆脑地走下车来。他中等身材，一个有棱角的大脑袋牢实地栽在紫红的脖子上，穿着头等蓝呢料子做的近卫军的上衣，束着黄色的皮带，佩着一支精巧的、藏在软皮套里的勃朗宁手枪，头上戴的军帽嵌着一只三叉枪的帽徽。

西蒙•彼得留拉完全不像个军人，他连一点儿威武的气概也没有。

他听着步兵总监简短的报告，不知为什么现出了不满的神情。接着是市长对他致欢迎词。

彼得留拉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从市长的头上望过去，眺望着排列好的队伍。

“我们开始检阅吧。”他对总监点着头说。

他走上那旁边竖着军旗的小检阅台，向士兵作了十分钟的演说。

这演说没有一点儿说服力，他一直提不起精神来，显然他在路上累乏了。演说结束的时候，士兵们就按照事先安排好那样齐声喊着：“万岁！万岁！”接着他走下检阅台，用手巾揩去前额的汗珠，在总监和师长陪伴之下，开始检阅各个部队。

走过新兵队伍的时候，他气愤地咬着嘴唇，轻蔑地皱着眉头。

检阅快要结束的时候，新兵参差不齐地一排跟着一排向旗子走去。旗子旁边站着瓦西里神父，手里拿着一本圣经。新兵们先吻了圣经，接着又吻了旗子的一角。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一桩意外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一个请愿团挤到广场上来，走到彼得留拉面前。富有的木材商人勃卢夫斯坦走在代表团的前头，按照惯例，双手捧着一盘面包和食盐(这是款待的象征），跟在他后面的，是杂货商人福克斯和别的三个富商。

勃卢夫斯坦像奴仆一样地弯着腰，把面包和食盐献给彼得留拉。站在彼得留拉旁边的一个军官代他收起了这些献物。于是勃卢夫斯坦说：

“敝镇的犹太居民，对阁下，国家的元首，表示深切的感激和敬意。请阁下接受这份犹太人签名的祝贺书。”

“好的。”彼得留拉草草地看着祝贺书，哼了一声。

这时候福克斯说话了。

“我们极其恭顺地请求阁下，准我们开店营业，并保护我们犹太人不受迫害。”福克斯吃力地挤出这难以说出口的话来。

彼得留拉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回答说：

“我的部下不会迫害犹太人。这一点你要好好记住。”

福克斯双手一摆，做了个绝望的姿势。

彼得留拉生气地耸了耸肩膀。请愿团恰恰在这个时候出场，叫他非常生气。他转过身来，戈卢勃正站在他的后面咬着他的小黑胡子。

“上校，这些人正在控诉你的哥萨克兵。请你调查一下，给以适当的处置，”彼得留拉说。接着他又转向总监，命令说：“阅兵式开始。”

倒霉的请愿团全没有料到会碰上戈卢勃，他们赶快溜走了。

现在观众的全副精神都贯注到检阅的部署上面了。尖锐刺耳的口令声到处响着。

戈卢勃赶上勃卢夫斯坦，脸色非常镇静，但是恶狠狠地、清清楚楚地低声对他说：

“赶快给我滚开，你们这些该死的异教徒，要不，我就把你们剁成肉酱。”

军乐响了，第一批部队开始通过广场。士兵们一走到彼得留拉站着的地方，就一齐机械地高呼“万岁！”然后沿着公路转到侧面的街道上去。在各中队的前头，是穿着崭新的茶色军服、像在散步时一样手里摆弄着手杖随便走着的军官们。这种军官们摆弄着手杖和士兵们持着步枪通条行进的派头，都是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首先兴下的。

最后是那些才抓来的新兵，他们乱挤乱碰地走着。

他们的光足发出柔软的沙沙的脚步声，军官们尽力使他们保持秩序，但是办不到。当第二中队走近的时候，右翼排头的一个穿麻布衬衫的小伙子，只顾出神地张着嘴巴看“大头目”，不提防，一脚踩进泥坑里，扑通一声摔倒在公路上。

步枪摔在石头上，哗啦啦地滚出好远。他拼命想爬起来，但是后面的人立刻又把他撞倒了。

观众哈哈大笑起来。队伍混乱了。士兵们乱七八糟地通过了广场。那倒霉的小伙子急忙捡起步枪，赶上自己的队伍。

彼得留拉转过身去，不愿意看这不愉快的表演。他没有等到队伍过完，就向汽车走去。总监跟在他后头，小心地问道：

“长官阁下，不留在这儿吃午饭吗？”

“不！”彼得留拉愤愤地说。

谢廖沙、瓦莉亚和克利姆卡也杂在人群里，站在高高的教堂围墙后面瞧热闹。

谢廖沙两手紧紧地抓住铁栏杆，用充满憎恨的眼睛眺望着下边的士兵们。

过了一会儿他离开栏杆，故意用一种挑衅的语调，同时提高嗓门叫别人都能听到的对瓦莉亚喊道：

“我们走吧，瓦莉亚，这杂货店快关门了！”

别的人都惊奇地转过脸去看他，但是他毫不理睬，只管朝栅栏走去，瓦莉亚和克利姆卡也跟着他走了。

切尔尼亚克上校和那个哥萨克上尉副官飞马到了城防司令部门前，跳下马，把马交给一个勤务兵，大步走进了卫兵室。

切尔尼亚克厉声问一个卫兵：

“司令官在哪儿？”

“不知道，他出去了。”卫兵结结巴巴地回答。

切尔尼亚克看了看那肮脏的、从来没打扫过的卫兵室。所有的床上都是一塌糊涂，那些守卫的哥萨克兵随便躺在上面，甚至连长官进去也不想站起来。

“你们这叫做什么呀？这儿简直是猪圈！”切尔尼亚克咆哮着说，“你们为什么像一群猪崽似地躺着？”他说着就朝那些躺着的人走去。

有一个卫兵坐起来，打了一个饱嗝，然后不客气地对他吼道：

“你到这儿来吼叫什么？我们这儿也有自己的长官呵！”

“你说什么？”切尔尼亚克向前抢进一步，“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畜生？我是切尔尼亚克上校，听见过没有？你这狗养的。马上给我爬起来，要不，我就打你们一顿棍子，”大发雷霆的切尔尼亚克在卫兵室来回走着，“马上把脏东西都给我打扫干净，床铺也要整理好，还要把你们的那些鬼脸也收拾得像个人样子。你们说，你们像什么样子？你们哪里还是哥萨克兵，简直是一群土匪。”

他的脾气是发不完的。他发疯似的一脚把摆在过道上的一只脏水桶踢翻。

那副官也不比他落后，不住嘴地臭骂那些卫兵，同时又不停地挥动着他那条三根皮带的马鞭，把那些懒虫一齐赶下床。

“‘大头目’正在检阅，他也许要上这儿来。赶快起来，把一切都收拾好！”

那些哥萨克兵看出事态很严重，说不定真的要挨鞭子——他们全都知道切尔尼亚克这名字，大伙就像发疯一样东冲西撞，拼命打扫。

他们起劲地干起来了。

“我们还应当去看一看那些囚犯，”副官提议说，“谁知道他们这里关了些什么人。要是‘大头目’看见，可就糟糕了。”

切尔尼亚克问卫兵说：“钥匙在谁那里？马上把门打开。”

班长急忙走上去，把门打开。

“司令官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我能老在这儿等他吗？马上去找他，叫他到这儿来，”切尔尼亚克命令说，“叫卫兵在院子里站队……步枪为什么不上刺刀？”

“我们是昨天才换班的。”班长解释说。随后他就冲到门外找司令官去了。

副官踢开牢房的门。里面有几个人站起来，其余的仍然躺着。

“把门全打开，”切尔尼亚克命令说，“这儿太黑了。”

他仔细看着囚犯们的脸。

“你是为什么给抓来的？”他厉声问那个坐在木板床上的老头子。

老头儿扯着裤子站起来，他给这严厉的喊声吓得昏头昏脑，讷讷地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把我关在这里，我就呆着吧。有一匹马在我的院子里丢了，可是那并不是我的过错呀。”

“谁的马呢？”副官插嘴问。

“是公家的马呀。住在我家里的那些人把它换了钱买酒喝了，却把罪名加在我头上。”

切尔尼亚克迅速地从头到脚地把那老头子打量了一番，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

“收拾你的东西，赶快给我滚出去！”他喊道，同时转向那个造私酒的老太婆。

那老头子一下子还不相信真的放他出去，就眯着那对半瞎的眼睛，问那副官：

“那么，我真的可以走了吗？”

副官点了点头：“是的，赶快滚出去，越快越好。”

老头子慌忙由木板床上拿起他的袋子，侧着身子跑出门去。

“你是为什么被捕的呢？”切尔尼亚克问那个老太婆。

老太婆连忙把嘴里的肉饼子吞下去，啰哩啰嗦地说：

“老爷，我被关起来可真冤枉。听我说，老爷，我是一个寡妇，他们喝了我自己造的酒，随后还把我押到这儿来。”

“哦，你是卖私酒的吗？”切尔尼亚克问。

“老爷，你把这叫做买卖吗？”那老太婆气愤了，“他，司令官，拿了我四瓶酒，连半个铜板也没有给我。他们全都这样，喝我的酒不给钱。你说这是什么买卖呀？”

切尔尼亚克拦住她说：“够了，够了，滚出去吧。”

老太婆没有等第二次再发命令，就抓起篮子，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一面向门口退，一面说：

“好老爷，祝你长寿百岁！”

多林尼克瞪着眼睛看着这出喜剧。囚犯们谁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明白的——新来的这些人都是大官儿，他们有释放囚犯的权力。

切尔尼亚克接着便问多林尼克：

“你犯的是什么罪？”

“上校老爷对你说话，你应该站起来。”副官斥责他。

多林尼克慢条斯理地从地板上爬起来。

“我问你，你犯什么罪？”上校又重复说了一遍。

多林尼克有好几秒钟呆呆地看着上校刮得光光的脸和拈得很考究的小胡子，随后又看看他那顶克伦斯基式的新帽子的遮檐和三叉枪的帽徽，突然，一个模糊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说不定能混过去呢？”

“我是因为夜里八点钟以后在镇上走路被捕的。”他把脑子里首先想到的话说了出来。

他在苦痛的紧张心情中期待着。

“你为什么要在深夜里上街呢？”

“不是深夜呀，那时候也就十一点。”

他说这话的时候简直不相信会有那样大的好运气。

“出去吧！”他听到这简短的命令，两条腿甚至哆嗦了一下。

他连上衣都忘了去拿，就大步走了出去。这时候副官已经在审问另一个犯人了。

保尔是在最后。他仍然坐在地板上，眼前发生的事情他完全糊涂了。他甚至不明白多林尼克为什么也被放出去了。他们都被释放了。但是多林尼克，多林尼克……他说是在戒严以后上街被捕的。……终于，保尔也明白了。

上校开始用老一套话审问枯瘦的泽利采尔：

“你为什么被捕？”

脸色苍白、心神不安的理发匠急躁地回答说：

“他们说我进行煽动，但是我不明白，我煽动了什么。”

切尔尼亚克立刻警惕起来：

“什么？煽动？煽动什么？”

泽利采尔把两手一摊，说：

“我也不知道。我只说有人正在召集犹太人，在给‘大头目’的请愿书上签名。”

切尔尼亚克和副官全都走到泽利采尔跟前。

“你说的是什么请愿书？”

“是恳求停止迫害犹太人的请愿书。你们知道，我们这儿对犹太人有过惊人的抢劫和屠杀。居民全很害怕。”

“我明白了，”切尔尼亚克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会替你们这些犹太鬼起草请愿书的。”他转向那哥萨克副官说：“这家伙最好关到最安全的地方。把他带到总部去。我要亲自问他，看看究竟是什么人打算呈递请愿书。”

泽利采尔还想分辩，但是副官已经愤怒地扬起手，用马鞭在他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住口，你这畜生！”

泽利采尔疼得扭着身子，倒在后面的角落里；他的嘴唇不住地打战，好容易才抑止住哭声。

就在这时候，保尔站了起来。现在牢房里只剩下他和泽利采尔了。

切尔尼亚克站在保尔前面，他那对黑眼睛上下打量他。

“喂，你是为什么关进来的？”

上校的问题得到了迅速的回答：

“我把旧马鞍子的一边割下来做鞋底。”

“谁的马鞍子呢？”切尔尼亚克不明白。

“有两个哥萨克兵住在我们家里，我把他们的一只旧马鞍子割一块下来做鞋底，哥萨克兵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因为满怀着可能得到释放的狂热希望，他又补充说，“要是我知道这是不许可的……”

上校不在意地看了看保尔。

“我真不明白这个城防司令官干的是什么事情，关了这么多这样的犯人！”于是他转向门口，喊道：

“你回家去吧。告诉你父亲，以后要好好地管教你。唔，赶快走吧！”

保尔简直不相信他的运气，心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他抓起了多林尼克放在地板上的上衣，朝门口冲去。他穿过卫兵室，从刚走出来的切尔尼亚克后面溜进院子里，再从这里跑出边门，走上大街。

现在只剩下不幸的泽利采尔一个人留在牢房里了。他怀着极度的苦痛看看四周，本能地朝门口走了几步，就在这时候，一个哨兵走进卫兵室，关上门，上了锁，坐在门边的板凳上。

在台阶上，切尔尼亚克很得意地转过脸来对副官说：

“幸亏我们到这里看了一下。你瞧，这里关了多少废料……我们倒应该把这个司令官也关他两个星期。好了，咱们走吧？”

班长已经在院子里把他的队伍排好了。一看见上校出来，就慌忙跑到他跟前报告说：

“上校大人，全班在此听候命令。”

切尔尼亚克一只脚踩上马镫，轻轻地跳上马鞍。可是副官在跨上他那匹调皮的马的时候倒很费劲。切尔尼亚克紧紧地拉住马缰绳，对班长说：

“告诉司令官，说我已经把他关在这里的一群废物都放走了。并且对他说，凭他在这儿做的这些事情，我得把他关两个星期。那里还扣留着的那个家伙，马上给我送到总部来，注意警卫。”

“是，上校老爷。”班长向他敬礼。

上校和副官用马刺驱着马，跑向广场，那儿的阅兵式已经快要结束了。

保尔翻过第七道栅栏就停下来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跑了。

在那个憋死人的牢房里饿了这些天，他一点劲儿也没有了。他不能回家，要是到谢廖沙家，万一被谁知道，那么谢廖沙全家定要遭殃。他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只好继续跑，跑过许多菜园和庄园的后院，直到胸脯撞到一道栅栏上，他才清醒过来。他看了一眼就愣住了：在这高高的木板栅栏后面就是林务官的花园。瞧，他那两条疲乏的腿竟把他拖到什么地方来了！难道是他打算跑到这儿来的吗？不是的。

但他为什么不到别处，偏偏到了这儿呢？

这个问题他自己也不能答复。

他最需要的是到什么地方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知道花园里有一个凉亭，在那里谁也不会发现他。

他纵身一跳，一只手抓住栅栏的上端攀上去，跳进了花园。他看了看那隐现在树林后的房子，随后就朝凉亭走去。凉亭的四面差不多都是敞着的。夏天还有野葡萄掩住它，现在却没有什么遮拦。

他正要转回栅栏那里去，但是已经晚了：他听到后面有狗叫声。一只大狗从屋子里跑出来，沿着树叶掩蔽的小道迎面向他扑过来。

保尔准备防御了。

第一次的进攻被他一脚踢回去。但那只狗又准备作第二次的猛扑。谁知道这场战斗会怎样结束呢？可是这时候有一个保尔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在喊：

“回来，特列左尔，回来！”

冬妮亚沿着小道跑过来了。她上前拉住特列左尔脖子上的皮带，对着靠栅栏站着的保尔说：

“您怎么到这里来呢？这条狗会咬伤您的。幸亏我……”

她突然愣住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不知道怎样闯到这儿来的少年，多么像保尔•柯察金呀！

那个靠着栅栏的少年动了一下，低声说：

“你……您认得出我吗？”

冬妮亚叫了一声，疾速地朝保尔走去。

“保尔，亲爱的，是你？”

特列左尔把她的叫声当作袭击的信号，用力一跃扑上前去。

“回去！”

特列左尔被冬妮亚踢了几脚，不高兴地夹着尾巴向屋子走去。

冬妮亚紧握住保尔的双手，问道：

“你自由了吗？”

“难道你已经知道了吗？”

冬妮亚压不住自己的激动，急促地回答说：

“我全都知道。莉莎告诉我的。但是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呢？是他们放你出来的吗？”

保尔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他们错放了我，我才跑了出来。他们现在一定又在搜查我了。我是无意间跑到这儿来的。本来打算在凉亭里歇一下。”接着，像是抱歉似地补充说：

“我实在累极了。”

她凝视了他好一会儿，心里交织着惊和喜的感情，一股怜悯和温柔的浪潮席卷了她。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保夫鲁沙，我亲爱的保尔，我亲爱的，我心上的人……我爱你。……你听见了吗？……你这倔强的孩子，那天你为什么要走开呢？现在你就和我们，和我住在一起吧。我怎么也不放你走了。这儿很清静，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但是保尔摇了摇头。

“要是他们在这儿找到了我，那怎么办呢？我不能够到你家去！”

她的手更紧地握着他的手指头，她的睫毛在颤抖，眼睛在闪光。

“要是你不到我家去，你以后永远别再见我。你要知道，阿尔焦姆已经不在这儿，他已经被押去开车了。所有的铁路工人都被征调去了。你说你到哪儿去呢？”

保尔了解她的烦恼，但是他又怕连累这个心爱的姑娘。连日的折磨已经使他无法支持，他很想休息一下，又饿得难受，他终于答应了。

当他坐在冬妮亚房间里的沙发上的时候，厨房里的母女俩正在谈话：

“听我说，妈妈。我的那个学生，保尔•柯察金现在正坐在我的房间里。你还记得他吗？我一点也不想瞒你。他因为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被捕了。现在他逃了出来，没有躲藏的地方。”她的声音颤抖了，“妈妈，我请求你，让他暂时住在我们家里。” ^[19]

她的眼睛在恳求着。

母亲想探出冬妮亚的心思，就说：

“好的，我不反对。不过你打算把他安顿到什么地方呢？”

冬妮亚满脸绯红，非常难为情而又激动地回答说：

“我打算把他安顿在我房里的长沙发上。不过，我们可以暂时不告诉爸爸。”

母亲盯着冬妮亚的眼睛，问她：

“哦，这就是你哭的原因吗？”

“是呵。”

“但是他还完全是一个孩子呵。”

冬妮亚激动地扯着自己的罩衫的衣袖：

“是的，可是，要是他不逃出来，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大人枪毙的。” ^[20]

保尔在她们家里，这使冬妮亚的母亲很担心。保尔的被捕和冬妮亚对他的肯定无疑的爱情，都使她不安；况且，她对保尔一点也不了解。

冬妮亚热心地张罗起来了，她对母亲说：

“妈妈，他要洗个澡才好。我马上就去预备。他实在脏得跟一个真正的火伕一样。他好久连脸都没有洗……”

她跑出去忙着收拾浴室、准备衣服和烧水去了。接着，她跑进她的房间，一句话也不说就抓住保尔的手，把他拉到洗澡间去。

“你把身上的衣服都换下来。这是一套替换的衣服。你的衣服都得洗一洗。你穿这一套吧。”她指着椅子上那叠得整整齐齐的、领子带白条的蓝色水手衫和肥腿裤子。

保尔惊讶地望望四周。冬妮亚笑嘻嘻地说：

“这是我在舞会扮男装用的衣服。你穿起来一定很合适。好，你就洗吧，我走了。趁着你洗澡，我给你准备吃的东西去。”

她随手带上了门。保尔只好赶快脱去衣服，跳进澡盆。

一小时后，三个人——母亲、女儿和保尔——开始在厨房里吃午饭了。

保尔因为饥饿，不知不觉已经吃完了第三盘。开头，他在冬妮亚的母亲面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看到她对他的态度很热情，也就不再拘束了。

吃过了午饭，他们一齐到冬妮亚的房间里。保尔答应冬妮亚母亲的要求，把他所遭受的苦难原原本本地述说了一遍。

“那么，您打算以后怎么办呢？”冬妮亚的母亲问。

保尔思索了一下，回答说：

“我想见见我哥哥阿尔焦姆，然后离开这儿。”

“到哪儿去呢？”

“我想到乌曼或是基辅去。连我自己也定不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离开这儿。”

保尔简直不相信他的环境变化得这样快——早上他还在牢房里，而现在，他却与冬妮亚并肩坐着，穿着洁净的衣裳，特别是，他现在已经自由了。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莫测——一会儿是满天云雾，转眼间又现出了灿烂的太阳。要是他没有再度被捕的危险，这时候他真可以说是幸福的人了。

然而，正是现在，在这宽大而安宁的屋子里，他还有被抓走的可能。

他必须离开这儿，什么地方都行，就是不能留在这儿。

可是他又觉得，他一点也不想离开这儿，真不像话！以前读英雄加里波第传记，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呵！他是那样地羡慕他，加里波第的生活是艰苦的，敌人在全世界各处追逐他。而他，保尔，仅仅才经过了一星期的可怕的苦难，就好像是过了一年似的。

显然，他是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

“你在想什么呀？”冬妮亚俯下身子问他。他觉得她的碧蓝的眼睛像无底的深渊一样。

“冬妮亚，要我把赫里斯季娜的事情告诉你吗？”

“你说吧……”冬妮亚兴奋地说。

“……她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了。”他很吃力地说出了最后这句话。

屋子里的时钟有节奏地滴答滴答地响着。冬妮亚低着头，紧紧地咬着嘴唇，几乎哭了出来。

保尔看了看她，然后坚决地说：

“我今天就得离开此地。”

“不，不，今天你无论如何不能走，什么地方都不许去！”

她那温柔的纤细的手指头轻轻地伸到他那蓬乱的头发里，亲切地抚摸它……

“冬妮亚，你应该帮助我。请你到调车场去替我找找阿尔焦姆，并且送一个条子给谢廖沙。我有一支手枪藏在老鸹窝里。我不能去拿，叫谢廖沙拿下来吧。这些你能替我办吗？”

冬妮亚立刻站起来说：

“我马上就去找莉莎，跟她一道到调车场去。你这就写给谢廖沙的条子吧，我送去。他住在哪儿？要是他想见见你，我可以告诉他你现在在哪儿吗？”

保尔想了一下，回答说：

“让他今天晚上把手枪送到花园里来吧。”

冬妮亚回来时，天已很晚了。保尔睡得正香。她的手一碰到他，他立刻就醒了。她快乐地微笑着说：

“阿尔焦姆马上就到这儿来。他刚刚出车回来。由莉莎的父亲担保，他请假出来一个钟头。机车正停在车厂里。我不能告诉他说你是在这儿。我只说，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转告他。你瞧，那不是他来了！”

冬妮亚跑向门口。阿尔焦姆正惊讶地站在那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进来以后，冬妮亚随手把门关上，这样，她的患伤寒病刚好、正躺在书房里休养的父亲，才不会听到他们的谈话。

阿尔焦姆的双臂紧抱着弟弟保尔，抱得保尔的骨节咯咯地响起来。

“亲爱的弟弟！保尔！”

最后，他们决定了：保尔明天就动身。阿尔焦姆设法让他坐在谢廖沙的爸爸开的机车上到卡扎亭去。

素来刚强的阿尔焦姆，这些天来担心弟弟的命运，为他着急，十分痛苦，现在他已情不自禁，感到实在说不出是多么舒畅。

“就这样，明天早上五点钟你到材料库那里去，当机车在装木材的时候，你就坐上去。我本来还想跟你谈一会儿，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去了。明天早上我送你走。我们已经被编成一个铁路员工大队。就跟在德军占领的时候一样，在武装卫兵监视下干活。”

他告别后就走了。

天已经黑了，这正是谢廖沙该到花园来的时候。保尔一面等他，一面在黑暗的房间里来回地踱着。冬妮亚和她母亲一块儿陪着她爸爸。

在黑暗里，他同谢廖沙见面了。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瓦莉亚也同他一起来。他们低声谈着。

“我没有把手枪带来。你们院子里尽是彼得留拉的兵，他们把马车停在那儿，还生起了火。要爬到树上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真倒霉。”谢廖沙这样解释着。

“不管它吧，”保尔安慰他说，“说不定这样反而好些。在路上，他们可能查出来，那会掉脑袋的。不过，以后你一定要把它拿走。”

瓦莉亚凑近他问：

“你什么时候动身？”

“明儿，瓦莉亚，天一亮就动身。”

“你是怎样逃出来的？你讲一讲吧。”

保尔低声地、迅速地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们。

他们互相亲切地告别。谢廖沙不开玩笑了，他心里很难过。瓦莉亚痛苦地说： ^[21]

“保尔，祝你一路平安，不要忘了我们呵！”

他们走了，黑暗立刻吞没了他们。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时钟在迈着准确的、不倦的步伐继续走着。两个年轻人谁也没有心思睡觉，因为再过六个钟头他们就要分离了，而且说不定将永远不能再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们两个人心里的千言万语难道能够说得完吗？

呵，青春，无限美好的青春呵，当情欲还没有萌发，只是从急速的心跳而隐约地被感到的时候；当无意间触及爱人胸脯的手像受惊一样地颤抖和赶快移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情阻住最后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爱人搂着脖颈的手臂，比像触电一样的热烈的亲吻更甜蜜的呢！

在他们建立友情以来，这是第二次的接吻。除了自己的母亲，谁也没有抚爱过保尔，相反，他经常挨打。冬妮亚的爱抚使他感到分外激动。

他没有想到在残酷的、受迫害的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欢愉。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这个姑娘，真是极大的幸福！ ^[22]

在黑暗里，他闻到了她的发香，又似乎看到了她的眼睛。他说：

“冬妮亚，我是这样地爱你！我说不出多么爱你——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说。”

他的脑子很乱……她那柔软的肉体是多么惹人呵……但是青春的友情比别的一切都更高贵。他对她说：

“冬妮亚，等太平的时候，我一定要作一个电工。如果你不拒绝我，如果你对我的爱是真诚的，不是儿戏的话，那时我愿意作你的好丈夫。我永远不欺负你，要是我得罪你，就让我死。”

他们不敢拥抱着睡觉，恐怕她的母亲看见了不高兴，因此他们分开了。

他们睡着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透亮了，临睡时他们约定了谁也不许忘记谁。

早晨，冬妮亚的母亲很早就把保尔叫醒了。

他急忙起身。

当他在浴室里换上他自己的衣服、鞋子和多林尼克的上衣的时候，冬妮亚的母亲又唤醒了冬妮亚。

他们匆忙地冒着潮湿的朝雾走到车站，又绕过车站走到木堆旁边。这时，阿尔焦姆正在一辆装满了木柴的机车附近等得十分焦急。

巨大的机车在嗤嗤响着的蒸气中慢慢地朝他们开过来。

老勃鲁扎克在机车的窗子里张望着。

他们慌忙互相告别。保尔紧握住机车的扶梯，爬了上去。他一回头，看见了站在岔道上那两个熟识的人影：高大的阿尔焦姆和苗条的娇小的冬妮亚。

晨风猛卷着冬妮亚的罩衫的领襟，摇着她那栗色的鬈发。她在向他挥手。

阿尔焦姆瞟了好容易才抑住啜泣的冬妮亚一眼，心里想：

“要不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要不就是这两个年轻人有点反常。保尔，保尔，你这个不安分的毛孩子呵！”

列车转弯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对冬妮亚说：

“唔，我想我们两个可以做朋友了吧？”于是冬妮亚的小手就握在他那巨大的手掌里了。

这时候，从远方传来了正在加快速度的火车的轰隆声。

7

整整一个星期，这个给战壕和蜘蛛网一样的带刺铁丝网围绕着的小镇，总是在隆隆的炮声和尖脆的枪声里醒来或睡去。只有在夜深时候才是安静的，但是偶尔还有一阵枪声冲破深夜的沉寂：那是双方的岗哨在互相试探。天一透亮，士兵们就聚在许多大炮周围忙碌起来。大炮张开黑嘴，凶猛地、吓人地咳嗽起来。人们连忙把新的炮弹装上去。炮手把绳子一拉，大地便震颤起来。炮弹嘶嘶地飞到离小镇三俄里外被红军占领的村庄上落下来，轰隆一声炸开，把无数的泥块抛向空中。

红军的炮队设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这个修道院在村子正中的高岗上。

炮兵队政委扎莫斯京同志骤然从睡梦中跳起来。他刚才用炮身作枕头睡了一觉。他紧了紧挂着沉重的手枪的皮带，然后侧着耳朵倾听炮弹的呼啸，等候它的爆炸。接着他那响亮的喊声就在院子里响起来：

“同志们，起来，明天我们再补睡吧。是时候了，起——来！”

炮兵们都在大炮周围睡觉。大伙全像政委一样敏捷地跳了起来。只有西多尔丘克起得晚，他懒懒地抬起他的头。

“你们这些混蛋，天还没有亮，就哇啦哇啦叫起来——真是一群讨厌的家伙！”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说：

“呵！西多尔丘克，弟兄们真是太不自觉了，竟没有照顾到你还没有睡够。”

炮兵西多尔丘克起身了，仍然不满意地嘟哝着。

几分钟后，修道院院子里的大炮怒吼起来，炮弹在镇上爆炸了。白军在镇上糖厂那座高烟囱上用木板搭了一个瞭望台，上面坐着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员。他们是沿着烟囱的铁梯爬上去的。

全镇的情况一目了然。他们就在这里指挥炮兵射击。围城红军的每一动作，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红军方面表现得特别活跃。从蔡斯望远镜可以看到红军部队的移动。一列装甲火车慢慢地沿着铁路朝波多尔斯克车站开去，不停地开炮。后面就是步兵的散兵线。红军一连进攻了几次，想攻下这个市镇，但是白军却掩蔽在近郊的战壕里固守着。各个战壕喷出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密集的枪声。当进攻最紧张的时候，这声音就变成了不断的怒吼。在弹雨下面，红军支持不住，又撤退了，战场上留下了不动的尸体。

今天对本镇的轰击比过去更凶猛、频繁、坚决。大炮不断的轰击使得空气震颤起来。从糖厂的烟囱上头可以清楚地看见布尔什维克的战线正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卧在地面上，跌倒又爬起来，向前进攻。他们差不多把车站占据了。谢乔夫师团把所有的后备队全都调了上来，可是还堵不住火车站上被打开的缺口。那些抱着拼命的决心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冲进了车站周围的各条马路了。在一阵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之后，守卫车站的彼得留拉谢乔夫狙击师的第三大队终于被迫退出他们最后的阵地——近郊的各个花园与果园，狼狈地、三五成群地向镇里逃去。红军的先头部队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扫除了白军的后卫，占据了各条街道。

谢廖沙和他全家以及他们的近邻们一道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叫他再呆在地窖里了。他要到上面去。他不管母亲的反对，径自跑出了那阴森森的地窖。装甲汽车“萨盖达奇内”号正辘辘地从他家门口开过去，一面退却一面疯狂地扫射着。彼得留拉的败兵慌乱地跟在它后头逃跑。其中有一个闯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里。他慌忙抛下钢盔、步枪和子弹袋，然后爬过篱笆，钻到菜园里去了。谢廖沙决心到街上去看看。彼得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向西南车站的大道逃窜。装甲汽车在掩护他们退却。通到镇上的大道上空无一人。忽然，一个红军战士跑到大道上来了。他迅速地卧倒，向大路的那一头射击。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一面跑一面弯着身子追击。其中有一个脸上晒得黝黑、眼睛发红的中国人，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衬衫，胸口交束着机枪的子弹带，两只手都握着手榴弹，一点也不掩蔽地猛追过来。跑在最前头的那个红军战士还很年轻，手里提着一架轻机枪。这是首先冲到镇上来的红军部队。一阵狂喜的感情支配了谢廖沙。他一直跑到大路上，尽力高声呼喊：

“万岁！同志们，万岁！”

他的出现是这样突然，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那个中国人开头打算用尽全力向谢廖沙扑去，但是这年轻人的高兴的表情阻止了他。

“彼得留拉的兵，逃到哪里去了？”呼呼地喘着气的中国人这样问。

但是谢廖沙没有听见他的话。他迅速地跑进了院子，抓起那白军丢下来的步枪和子弹带，飞一样地跑出去追上了队伍。红军战士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大伙进了西南车站，方才发现了他。他们截住了几列白军的满载枪械与弹药的火车，把残敌赶进树林里，然后才停下来休息，整顿队伍。这时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跑到谢廖沙面前，惊讶地问他：

“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这小镇上。”谢廖沙回答，“我早就在等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把他围起来。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在我们刚冲进镇上来的时候，他高声喊‘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年轻的好朋友！”那个中国人又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称赞了几句。

谢廖沙的心快活地跳着。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把他当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和他们一道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镇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居民都爬出了地下室和地窖，忙着跑到门口去看进城的红军。谢廖沙的母亲和瓦莉亚，看到连帽子也没有戴的谢廖沙也背着步枪，束着子弹带，在红军中间走着。

他的母亲生气了。她急得直搓手。

谢廖沙，她疼爱的儿子谢廖沙，也去打仗啦！唉，这还了得！想想看，他竟在全镇人的面前，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着，以后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她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喊道：

“谢廖沙，快回家去，马上就给我回去！我要教训教训你，你这个小流氓，你要打仗，给我回家打去！”说着她就跑到她儿子跟前，想把他拉出来。

但是，她的谢廖沙，她揪过那么多次耳朵的小谢廖沙，却冷冷地瞪了她一眼，又羞又恼，红着脸，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吵什么，我是怎么也不离开这个队伍了！”他连停也不停，就从她身旁走了过去。

这一下可把他母亲惹火了：

“哦，你就这样对你妈说话呀！”他母亲对他喊：“好，你以后别想回家来！”

谢廖沙头也不回地回答说：

“我就是不回来了！”

这可怜的妇人呆呆地站在路上。这时候，一队队的脸色黝黑、满身灰尘的战士们，正打她身旁走过。一个响亮的开玩笑的声音传了过来：

“别哭啦，老大娘，我们要选你儿子做政委呢。”

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应着由队伍前面传来的雄壮和谐的歌声，他们开始唱道：

同志们勇敢地齐步走，

到战斗中去锻炼，

用我们的胸膛开条路，

通到自由的乐园……

在这合唱的歌声里可以听出谢廖沙的嘹亮的高音。他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家了。在这个新家所有的步枪里，也有一支是他谢廖沙的。

列辛斯基的院子的大门口钉着一张硬纸，上面写的是：“革委会”。

旁边还贴着一张红色的宣传画。一个红军战士眼睛逼视着、指头直指着看这张画的人。宣传画的题字是：

“你参加红军了吗？”

昨天夜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把那些无声的鼓动员贴了出来。同时，还贴出来革命委员会第一张告谢佩托夫卡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镇。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希望所有的居民保持镇静。那些虐杀犹太人的吸血的匪徒们已经被击败了，但是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消灭，大家参加红军吧！用你们所有的力量来维护这劳动者的政权！本镇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 多林尼克

在列辛斯基的住宅里出出进进的是新人物了。“同志”这个字眼，昨天还有许多人为它牺牲了性命，现在到处可以听到了。“同志”——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呵！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和休息。

这木匠正忙着建立本镇的革命政权。

在这住宅的一间小房子门口贴着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党委会”。这里的负责人是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她是一个沉静而坚强的女人。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来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各个机构。

仅仅过了一天，就有许多工作人员坐在桌子旁边了。打字机哒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粮食委员蒂日茨基同志是个活泼而性急的人。蒂日茨基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本镇苏维埃政府刚刚建立起来，他就以罕见的顽强精神开始斗争，决心摧毁工厂管理部门那些内心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上层贵族分子。

在全厂大会上，蒂日茨基用波兰话发表了激烈而坚决的演说。他猛力地敲着讲台的栏杆，向他周围的工人们说：

“旧时代当然不会再回来了。咱们的父亲和咱们自己一辈子为波托茨基当牛马的时代也都过去了。咱们为他们造了宫殿，可是伯爵大人给咱们的是什么呢？他让咱们挨饿给他干活，只要饿不死就行。

“大家想一想，波托茨基伯爵们和桑古什卡公爵们骑在咱们的脖子上已经多少年了？难道咱们波兰工人不也像乌克兰和俄罗斯工人一样受着他们的奴役吗？可是现在，那些拍伯爵大老爷们马屁的人却在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对付波兰工人！

“同志们，这是最无耻的诽谤。各民族的工人，从来还不曾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但是那些贵族老爷们，请大家相信，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然后又用手使劲地敲着讲台的栏杆。

“究竟是什么人在离间我们各民族，使我们的弟兄们自相残杀呢？几世纪以来，国王和贵族总是不断地唆使波兰的农民去和土耳其人打仗，这一个民族侵略别一个民族的事，从来没断过。有多少人被毁灭了！已经发生了多少灾难！谁愿意这样？难道我们愿意这样吗？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要结束了。这些毒蛇们的死期已经到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都是兄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救，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加入共产党吧！

“波兰也要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咱们要把那些家伙连根拔掉。在苏维埃的波兰，咱们自己是主人。诸位哪一个人不晓得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命委员会已经派他当咱们工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们一定会有快乐幸福的一天，同志们，千万别听信那些狡猾的毒蛇们的鬼话！要是咱们工人们彼此能够信任，那么，咱们就可以把全世界各民族的工人弟兄们完全团结起来！”

蒂日茨基从他的心坎里，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心坎里，发出了这清新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人都赞成地高声欢呼。可是那些老年人都不敢表示意见。谁说得准——也许布尔什维克明天就退出去，那时候，每一句话都得付出代价。假如不绞死，也一定要被赶出工厂。

教育委员是那个又瘦又高的中学教员切尔诺佩斯基。这是目前本地教育界唯一对布尔什维克忠心的人。在革命委员会对面驻扎了一个特务连。革委会的警卫就是由他们担任的。一到晚上，花园里、大门口，就架起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它的旁边是两个拿着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到革委会去。在门口，一个年纪很轻的红军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他：

“同志，您今年多大了？”

“快十七岁了。”

“是本地人吗？”

他笑嘻嘻地说：

“是的，我是在前天战斗的时候才加入红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注视着他。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火车上的副司机。”

这时候多林尼克跟一个军人朝栅栏门走来。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

“你瞧，我给共青团区委会物色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地把谢廖沙打量了一番。

“你是谁家的？” ^[23]

“勃鲁扎克……”

“哦，是扎哈尔的儿子！那好了，你干去吧，把那些小弟兄们组织起来吧！”

谢廖沙觉得挺奇怪，看了看他们两个，说：

“可是，我连里的事情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走上台阶，又回过头来说：

“这个我们自有安排。”

第二天傍晚，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方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意外而迅速地冲进来了。它占据了谢廖沙整个的身心，把他卷到它的漩涡里去。谢廖沙把他的家完全丢在脑后了，虽然他的家是离得那么近。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现在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十次八次地从衣袋里掏出那张盖着乌克兰共产党(布)印章的白纸片，那上面写着：谢廖沙•勃鲁扎克，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区委员会书记。要是有谁怀疑这一点，那么，在他的紧身制服外面的皮带上还挂着一支带帆布枪套的“曼利赫尔”手枪，——这是他的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礼物。这是最可靠的证件。唉，可惜保尔不在这儿！

谢廖沙整天都在忙着执行革委会的指示。这时候伊格纳季耶娃正在等候他。他们要一道上火车站里的政治部去领取发给革委会的宣传品和报纸。他急忙跑到街上，政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已经预备好汽车在那里等候他们。

到车站去的路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参谋部和政治部就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问了谢廖沙许多问题：

“你在你那一部门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建立了组织吗？你应当在你的朋友们中间——在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要在最短期间把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明天我们就起草一篇共青团的宣言，把它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来，在戏院里开一个大会；同时我再介绍在政治部工作的乌斯季诺维奇同你认识认识。她似乎正在做青年工作。”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一头乌黑的短发，穿着茶色的新制服，腰里束一条窄窄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开展工作。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她给了他一包宣传品，另外又特地给他一本印有共青团的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他们很晚才回到革委会来。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他。她跑到他面前，抱怨说：

“你怎么不害羞呀！怎么，你完全脱离家庭了吗？为了你，妈妈天天哭，爸爸也生气。准要闹出事来的！”

“没有关系，瓦莉亚，什么也不会的。我没有工夫回家。说真话，实在没有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好有话要和你谈谈。到我这儿来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她的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就像有人给他充了电似的。他叫他姐姐坐在一张椅子上，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

“是这么一回事。你也加入共青团吧。你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你不相信吗？得，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完了他的证件，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说：

“我加入共青团能做什么事呢？”

谢廖沙把两手一摊说：

“做什么事？怕没事做吗？我的好姐姐！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呢。要大大展开宣传鼓动工作。伊格纳季耶娃说，我们应当召集所有的青年到戏院里开个大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什么叫作苏维埃政权。她说我必须发表演说。我想了想，觉得不成，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准说不出话来。好吧，你说，你愿不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不知道。要是我这样做，妈妈简直会气疯的。”

“你别管妈妈吧，瓦莉亚，”谢廖沙说，“她不懂这些事情。她只想让她的孩子们守在她身边。她丝毫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意思。恰恰相反，她倒是同情的。但是她只让别人到前线打仗，却不愿意叫她自己的孩子们参加。你说这公道吗？你还记得朱赫来告诉我们的话吗？你看保尔，他就不管他母亲，自己走了。现在咱们有了真正生活的权利了。那么，瓦莉亚姐姐，难道你还会说个不字吗？呵，你想想，这该有多好呵！你在女孩子们中间工作，我在男孩子们中间工作。我今天就叫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参加进来。瓦莉亚，你究竟参加不参加我们的组织呢？我这儿有关于这事情的小册子。”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交给她。瓦莉亚的眼睛盯着弟弟，低声问他：

“要是彼得留拉的兵再打回来怎么办呢？”

谢廖沙第一次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要跟大家一道走。但是你怎么办呢？妈妈那时候一定会很痛苦的。”他沉默了。

“谢廖沙，你把我的名字填上去，不叫妈妈知道，除了你我之外，谁也不告诉。我一定尽力帮你，这是比较好的办法。”

“对的，瓦莉亚。”

这时候伊格纳季耶娃走进来了。谢廖沙对她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莉亚。我正和她谈思想问题呢。她是一个很合适的共青团员，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母亲太严厉。我们可以让她秘密参加吗？比方说，万一我们不得不撤退的话，不用说，我是要拿起枪来一同走的，可是她不愿意叫母亲难过。”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子的一头，注意听着他的话，接着说：

“好的，这个办法比较妥当。”

戏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青年们，他们都是看到镇上到处张贴的布告以后来的。糖厂工人的管乐队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学生——男女中学生和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演出。

幕终于拉开了，刚刚从县里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在舞台上出现了。

这个长着尖鼻子的瘦小的人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很注意地听着他的演说。他说到全国各地的斗争，他号召青年们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一样讲话，不过在他的讲词里，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等等名词用得过多，而这些名词，听众当然都不懂。他讲完的时候，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继续讲话，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上了台说不出话来。“说什么呢？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想寻找适当的话，但是找不到，他很窘。

伊格纳季耶娃救了他，从讲台后边小声地对他说：

“你就说关于组织支部的事情吧。”

谢廖沙立刻就谈起实际问题来。

“同志们，你们什么都听到了，现在我们该做的就是组织支部了。你们有人赞成这个提议吗？”

会场里静寂无声。

丽达跑过去帮助谢廖沙。她把莫斯科的青年们怎样组织起来的情形告诉听众。谢廖沙狼狈地站在一旁。

他看到大会对组织支部的提议这么冷淡，心里非常气愤。他怒视会场。听众对丽达的演说也都是不在意地听着。他看到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斜眼瞟着丽达，一边跟莉莎小声谈话。坐在前排的是那些小鼻梁上扑着白粉的中学高班的女生，她们交头接耳，低声谈话，那狡猾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在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少年机枪手也在那儿。他坐在舞台脚灯的旁边，脸上现出气愤的神情，憎恨地注视着穿时髦服装的莉莎和安娜。她们正在一点儿也不在乎地同她们的情人交谈。

丽达感到大家没有听她的演讲，就赶快结束，让伊格纳季耶娃说话。伊格纳季耶娃说得非常安详，会场里的喧笑声终于静下去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你们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从你们中间找到一些不光是旁观，而是积极来参加革命的同志。只要你们愿意来，革命的门是开着的。我们希望大家对这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谁要说话，请上来。”

会场里又静下来了。可是，突然后排里有一个人说：

“我要说话！”

一个眼睛微微斜楞着、样子很像小熊的人——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过人群走到舞台上来：

“既然事情是这样的，要是布尔什维克需要我们帮忙，我决不会不干的。谢廖沙知道我的。我要加入共青团。”

谢廖沙脸上现出了笑容。他立刻走到舞台中央，高兴地喊着说：

“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我已经说过，米什卡是我们的人，他爸爸是铁路的扳道伕，给火车轧死了，因此米什卡失了学。他虽然没有读过中学， ^[24] 可立刻就懂得我们的事业。”

这时候会场里响起了一阵吵嚷声和怪叫声。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药铺老板的儿子，头发很考究地梳成鸡冠形的小家伙，请求发言。他扯了扯他的制服，然后说：

“抱歉得很，同志们，我还不大明白究竟要我们干些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么，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我们总得念完中学。要是组织一个体育协会或是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或读书，那倒是另一回事。但是搞政治——结果你会给绞死的。同志们，对不起，我相信谁也不愿意干这种事的。”

会场里发出了笑声。奥库舍夫走下台来，坐下了。现在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上来说话了。他狠狠地把帽子拉到前额上，用愤怒的眼睛扫射着下面座位上的人们，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坏蛋，笑什么？”

他的眼睛像两颗烧红的煤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浑身气得发抖，接着说：

“我叫伊凡•扎尔基。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是一个孤儿；白天要饭，晚上躺在人家围墙的旁边。我挨冻受饿，无家可归。我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全不像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可是苏维埃政权来到了，红军收容了我。全排都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抚养我，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教我读书写字，而最主要的是叫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们把我教育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是我一直到死也不会改变的。我十分明白为什么而斗争——是为着我们，为着穷人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政权！你们这些坐在那儿像马一样咴儿咴儿地叫着的人，当然不会知道在这个镇的外面有两百个同志已经牺牲了……”他的声音就像绷紧的琴弦的声音似的。“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在全俄罗斯都是这样，在全国各条战线都是这样，可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现在，同志们，”说着，他突然转过身对着主席台，“你们跟这些人说话，”他又用手指着会场，“难道他们能懂得吗？不会的！‘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跑上来，因为他是一个穷人，是一个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对着大会喊，“我们不再请求了，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混蛋！只好用机枪来扫射你们！” ^[25] 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一句，就跳下台，对谁也不看一眼就走出去了。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参加晚会。他们到革委会去的时候，谢廖沙苦恼地说：

“真糟糕！扎尔基说得对。找这些中学生来开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有让你生气。”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那里面几乎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数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或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都是些小市民。我们应当在工人阶级的青年中间进行工作。你把目标移到木材厂和糖厂去吧。不过今天这个大会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在学生中间也同样有一些很好的同志。”

丽达也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意见，她说：

“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倦地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口号灌注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党要所有的劳动者都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组织许多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会议。车站上的师政治部正着手开办一个夏天剧场。再过几天，一列宣传列车就要开来，那时候，我们应当好好地展开工作。别忘记列宁说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是不会胜利的。”

当天晚上，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久久地握住她的手，比正常握手的时间长得多，丽达微微地笑了一下。

谢廖沙回镇上的时候，顺便回到自己的家里。

他一声不响地听着他母亲的责骂。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反攻，并且把老勃鲁扎克给问得没有话说了：

“爸爸，听我说，德国兵驻在这儿的时候，你们进行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卫兵，那时候，你想过家吗？你想过的。但是你仍旧做了，因为工人阶级的良心要你那样做。同样，我也想到了咱们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是要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咱们胜利了呢，那咱们就翻了身了。我不能呆在家里。爸爸，这一点你自己也很明白。咱们为什么要唠唠叨叨地说这些无意义的话呢？我是在干正经事，你应该赞成我，帮助我，然而你却和我吵闹。爸爸，咱们和解吧，那么妈妈也就不会对我嚷嚷了。”他那对纯洁的、深蓝的眼睛盯着他父亲，脸上现出亲切的笑容，他相信他自己是对的。

老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长凳子上。他微笑了，透过乱蓬蓬的短胡子露出了两排黄牙：

“你这小流氓，你倒用阶级的良心责备起我来了。你以为你一带上手枪，就不会再挨我的皮鞭了吗？”

但是他的口气一点也没有威胁的成分。他踌躇了一会儿，似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突然，他坚决地把他那长茧子的粗糙的手伸给儿子，补充说：

“谢廖沙，孩子，你继续向前闯吧，你既然在爬坡，我绝不刹你的车，不过你要常常回家来，别让我们看不见你。”

黑夜里，一道亮光从门缝透出来，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天鹅绒沙发的大房间里，五个人围着律师用的宽大写字台坐着。这是革委会在开会。他们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子、像个吉尔吉兹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还有两个革委会委员——瘦长的调车场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的铁路工厂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身子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眼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沙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来，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把物价抬高了。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买卖都用尼古拉的旧币或是克仑斯基票。今天咱们就要规定物价。咱们十分明白，这些投机商人谁也不会按定价出售。他们一定把货物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进行搜查，征发这些奸商所有的物品。对于这些奸商，咱们一点也不要客气。咱们不能让工人们再饿肚子。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说，我们不要太过火。我说，这是因为她还带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不要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问题不在小商人身上。譬如，我今天就得到一个消息，说旅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就有一个秘密地窖。有好多大商人，早在彼得留拉占领本镇以前就把大量的物品囤积到这个秘密地窖里。”他带着讽刺的冷笑，特别注意地瞧了瞧季莫申科。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道。他感到又羞又恼，因为侦查这一类的事情本是他季莫申科的责任，但是多林尼克总是比他先得到这类消息。

多林尼克笑着说：

“嘿——嘿！兄弟，我的眼睛什么都看得到。我不光知道那个地窖，”他继续说，“我还知道你和师长的汽车司机昨天喝了半瓶私酒哪。”

季莫申科局促不安地坐着，苍黄的两颊现出了红晕。

“嗯，说得对！”他感叹地挤出这样一句话来。本来他还想往下说，但是他一眼瞥见伊格纳季耶娃那皱着眉头的神气，就不说了，“这个鬼木匠！他有他自己的肃反委员会。”季莫申科瞧着革委会主席，这样想。

“这是谢廖沙告诉我的，”多林尼克接着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食堂里当过伙计。他的朋友听食堂的那些厨师说过，食堂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从前都是由佐恩大批供给的。昨天谢廖沙又得到了确实的报告：佐恩的确有一个地窖，应当找到它。季莫申科，你带着弟兄们和谢廖沙去吧。就在今天，务必把它找到！要是能够找着，咱们就不愁没有东西供给工人们和师的供给委员会了。”

半点钟后，八个武装士兵走进旅馆老板的家里，留下两个人守住大门。

老板是一个矮胖子，样子很像一只大酒桶，脸上长着几天没剃的红毛，他一面拐着木腿，堆着谄媚的笑容迎接走进来的这些人，一面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同志们，有什么事情呀？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

站在佐恩后面的，是他的几个女儿。她们身上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的亮光射得眯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肥胖的老板娘正在一面穿衣服，一面嘟哝着。

季莫申科只作了两个字的解释：

“搜查。”

地板上的每一方寸都检查过了。大板仓、柴堆、储藏室、厨房、很大的酒窖，全都搜查过了。但是连一点儿秘密地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着一个女仆。她睡得那么香，连有人进去她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唤醒。

“你是什么人？是在这儿做工的吗？”他问这个没睡醒的姑娘。

她拉着被头盖住肩膀，用手遮住手电筒的亮光——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疑地回答说：

“是的，我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谁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就走开了，叫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那宽大的食堂里审问老板。老板气得发昏，溅着唾沫星子激动地说：

“你们打算怎样呢？我只有一个地窖。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我保证你们是白费时间。不错，从前我开过旅馆，但是现在我已经成了穷人了。彼得留拉的大兵早把我抢个精光，几乎把我打死。我是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我所有的东西，你们都看到了。”他说话的时候老是伸开他那两只滚圆的短胳膊。他那对充满了血丝的眼睛不住地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的脸上，再从谢廖沙的脸上溜到某一个角落和天花板。

季莫申科愤愤地咬着嘴唇：

“这就是说，你还想继续瞒着我们？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快告诉我们地窖在什么地方。”

“哎，您怎么啦，长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在挨饿哪。我们的东西都叫人家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大哭，但老挤不出眼泪来。

“挨饿，你们还雇用女仆呢！”谢廖沙说。

“唉，那怎么能说是女仆呢？只是收留的一个穷女孩子罢了。因为她无家可归。叫赫里斯季娜自己说说吧。”

“得啦，”季莫申科喊了一声，他已经忍耐不住了，“我们再搜查！”

天已经亮了，旅馆老板的房子里还在进行着顽强的搜查。季莫申科因为搜查了十三个钟头都没有结果，心里十分气愤，已经决定停止搜查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正要走出那女仆的小房间的谢廖沙，听到她低声说道：

“一定是在厨房的壁炉里面。”

十分钟后，那个巨大的俄国式的壁炉被打开了，里面现出一个活动的铁板门。又过了一个钟头，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载着许多桶子和袋子，在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从旅馆老板的屋子那里开走了。

一个热天的中午，柯察金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包袱从车站走回家来。她听着阿尔焦姆述说保尔吃官司的经过，哭得十分伤心。悲惨的日子一直在折磨她。她实在没有法子过活了，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替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晚上，阿尔焦姆的脚步比平常更快地从窗户前面走来。他一边推开房门，一边在门口喊着：

“保尔来信了。”

保尔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阿尔焦姆哥哥：

哥哥，我告诉你，我还活着，不过不很健康。我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可是现在已经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你不必为我担心，它就会好的。我出院之后，也许可以休假，那时我一定回来看你。我临走时没能见到母亲，但是事情变化得这样快，我现在已经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个战士了；不用说，你已经听到过英勇的科托夫斯基的名字。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对我们这个旅司令员非常敬佩。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家，她的小儿子在这里顶亲热地问候她。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

你的弟弟保尔

再者，阿尔焦姆哥哥，请到林务官家里，把这信里说的告诉她。

母亲又痛哭了一番。她那不成器的儿子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告诉她。

谢廖沙时常到车站上那节写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绿色客车去。丽达和伊格纳季耶娃两个就在这节车厢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伊格纳季耶娃永远叼着一支烟卷儿，嘴角上现出得意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跟丽达亲近起来了，在每一次简短的会见中，除了一卷卷的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还从车站上带着一种模糊的愉快的感情返回镇上去。

政治部的露天剧场每天都挤满工人和红军战士。在轨道上停着的第十二军的宣传列车车身到处都贴着色彩鲜艳的宣传画。这宣传列车昼夜都在紧张地活动着。它有一个印刷部，成天忙着排印报纸、传单和布告。前线离得很近。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走进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找到了丽达。

夜深了，当他送她回车站(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那儿）去的时候，谢廖沙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对她说：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老想看见你呢？”接着他又补充说：“跟你一起是那么愉快！每一次和你见面之后，我就觉得受到鼓舞，我就愿意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说：

“我告诉你，勃鲁扎克同志，咱们来个约定吧，今后你不要再做这些抒情诗啦。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就像一个被斥责的小学生似的，满脸绯红，回答说：

“我对你说这话是把你当作一个知心朋友，而你却这样对待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言论吗？往后，丽达同志，我当然不会再说了！”

他急促地握了握她的手，转过身就往镇上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到车站上去。要是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他就推托，说他工作很忙。事实上，他的确很忙。

有一天晚上，舒季克回家，在糖厂高级职员——都是波兰人——的住宅附近，有人对他开枪。搜查住宅的结果，发现了皮尔苏茨基 分子所组织的“狙击队”的枪械和文件。 ^[26]

革委会开会了，丽达也出席。她把谢廖沙拉到一旁，平心静气地问：

“你怎么了，伤了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了？你打算让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吗？同志，这样是不对的。”

于是，一有机会谢廖沙又到绿色客车上去了。

接着，县代表大会开会，谢廖沙也参加了。他们进行了两天激烈的争论。第三天，他跟全体代表一同带着武器，在河对岸的森林里追击扎鲁德内所率领的彼得留拉残余匪帮，追了一天一夜。他回来之后，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到了丽达。他陪着她回车站，在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丽达很生气地把手抽回去了。从此以后，谢廖沙又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到宣传列车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工作上需要和她接触的时候也是这样。最后，当她固执地要求他解释这种行为时，他气愤地说：

“我有什么可向你解释的？你又会给人家扣上帽子：什么小市民习气啦，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啦。”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开进车站来了。三个脸色微黑的指挥官来到了革委会。其中有一个瘦高个子，身上紧紧地束着一条镶银的武装带，他走近多林尼克，说： ^[27]

“闲话少说。要一百车干草。马快饿死了。”

他们派谢廖沙和两个红军战士去征发干草。在一个村庄里，谢廖沙他们突然受到了富农匪帮的袭击。匪徒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打个半死。谢廖沙比另外两个受伤轻一些，因为他年纪小，他们就稍微留情点儿。贫农委员会的会员把他们送到镇上来。

一队战士被派到村里去。第二天，他们就把干草征发来了。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他家里的人，所以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休养。当天晚上，丽达来看他，她头一次那样热烈、那样亲切地握他的手。这样的握手他从来是不敢的。

一个酷热的中午，谢廖沙跑到宣传列车上去，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还把这个同志的事情告诉了她。临走的时候，他无意间对她说：

“我要到树林里去，下湖洗个澡去。”

丽达放下她的工作，拉住他说：

“等一下，咱们一块儿去。”

在镜子一样的湖水旁边， ^[28] 两个人停下了。透明而温暖的湖水是诱人的。

“你到大路口那儿等一会儿。我要洗澡。”丽达命令似地说。

谢廖沙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脸朝着太阳。

他听到了后面溅水的声音。

透过丛林，谢廖沙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过来。丘扎宁很漂亮，穿着时髦的弗伦奇军服，束着军官武装带，登着吱吱响的软皮马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和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她就是那个替保尔给他送信的姑娘。冬妮亚也紧紧地盯着谢廖沙，显然也认出了他。当她和丘扎宁走近他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她说：

“请稍停一下，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您有关系的。”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交给她。冬妮亚由那个男人手里抽回手来，读着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里微微发颤。接着，她把信交还谢廖沙，问他：

“您还听到他的其他情况吗？”

“没有。”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从她脚下传来碎石头的响声。丘扎宁一看到她，就低声对冬妮亚说：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的轻蔑而讥讽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整天都在找你呢。”

丘扎宁恶意地斜着眼看了看她，说：

“没有关系，他们没有我也行。”

他们两个走开以后，丽达在后面瞧着他们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狡猾的家伙清洗出去呀！”

树林在低语，高大的橡树在频频点头。小湖的水是清新诱人的。谢廖沙想洗澡了。

出水以后，他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倒下的橡树上。

他们一边谈着话，一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走到一条野草很高的小道上，他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很静。只有橡树在小声谈话。丽达躺在嫩草上，枕着她那弯曲的胳膊。她那健美的双腿和补了又补的皮鞋，隐没在高高的野草里。谢廖沙偶然望一望她的脚，看见那双补得很整齐的鞋子，又看了看他自己的靴子，脚趾正从那个大洞里露出来。他笑了。

“你笑什么呀？”丽达问。

谢廖沙指着靴子说：

“穿着这样的靴子，叫咱们怎样去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叶，正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一个很坏的共产党员，”她终于说了，“我们所有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他只知道怎样把自己打扮漂亮。他是我们党里的投机分子。……现在，前线的情况实在很严重。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长期而残酷的斗争。”她静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说：“照我看来，谢廖沙，我们不光应当用语言，而且应该用枪去战斗。你知道中央委员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去的决议吗？我想，我们在这儿决不会呆长久的，谢廖沙。”

谢廖沙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他从她的声音里辨出了一种不平常的音调来。他觉得有点惊讶。她那对又黑又亮的水汪汪的眼睛，正紧盯着他。

他几乎要情不自禁地告诉她说：她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他可以从那里看见一切，但是他及时地控制了自己。

丽达用手腕支着，欠起身子。

“你的手枪在哪儿？”

谢廖沙摸摸他的皮带，伤心地说：

“在征发干草的时候，给富农匪帮抢去了。”

丽达把手插进制服的口袋，摸出了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谢廖沙，看那棵橡树！”她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的、有深深裂痕的树干，然后就举起右手，让它和眼睛成一直线，简直不加瞄准就开了一枪。被打碎的树皮落了下来。

“看见了吗？”她非常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第二枪，树皮又落在草地上。

“你来吧，”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笑嘻嘻地说，“看你的了。”

谢廖沙打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中。丽达微笑着说：

“我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把手枪放下，躺在草地上。从她的制服上身里，可以看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

他的身子向她那里移了一下。

“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般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抱住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纵情地在他的双唇上吻着。 ^[29]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又到了。

黑暗的帷幕盖住了树林，夜不知不觉地又降临了。师司令部的报务员，在电报机旁边，弯着身子收报。机上溜出来窄长的纸条，他迅速地把那些点和短线译成了如下的文字，写在格纸上：

师部参谋长并抄送谢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镇上所有机关一律撤退。镇上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以及所有军事机关，一律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结果立即向师长报告。(签名)

十分钟后，一架摩托车亮着车灯，在镇上静寂的街道上奔驰。它在革委会的门口哒哒地停下来，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主席多林尼克。人们都行动起来了。特务连马上整队。一点钟以后，一些满载着革委会物件的车子从镇上开过去。大家正在波多尔斯克车站上装车。

谢廖沙看完电报就跟着通讯员跑到外边。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车子到车站去吗？”

“坐在后边，不过，要把牢。”

在离那已经挂好就要开出的绿色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谢廖沙双手抱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就要失掉他无限珍爱的东西，低声说道：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会再见的，你千万别忘记我。”他怕自己马上会放声哭出来。他不得不走了。他不能再说话，只有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甚至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镇和车站显得十分荒凉。最后一列车的机车，仿佛告别似的，在车轮转动的时候嘶嘶地拉了几声汽笛。车站外面的铁道两旁，分列着留守本镇的营的警戒线。

黄叶凋零了，树木秃了。秋风卷着落叶，轻轻地在路上打转。

谢廖沙穿着红军外套，束着帆布做的子弹带，跟着别的十几个红军战士，在糖厂外面的十字街口守卫，等候波兰军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轻轻地敲着他的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 ^[30] 格拉西姆还没有穿好衣裳，就由敞开的门里向外张望一下，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那些持枪行进的红军部队，向他的朋友点了点头，丢个眼色，说：

“走啦。”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心神不安地看了看他，说：

“你晓不晓得波兰人用什么旗子？”

“似乎是独头鹰。”

“哪儿可以找到这种旗子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焦急地搔了搔头皮。

“他们有什么关系？”他想了一下说，“说走就走。只苦了我们，又得想尽方法去适应另一个新政权。”

一架机枪哒哒地响起来了，枪声冲破了沉寂。骤然，车站上传来了机车的汽笛声，大炮也轰隆地响了一声。重炮弹嗡嗡地飞过高空，落在糖厂后面的大路上。路旁的丛林立刻隐没在深蓝色的硝烟里。这时候，沉默的、不屈的红军的队伍一边沿着大街撤退，一边不时回头看看后边。

一颗冷冷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流下来。他慌忙把它揩掉。他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还好，没人看见他流了眼泪。

和谢廖沙并排走的是又瘦又高的木材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的手指扣住步枪的扳机，一路上沉默，忧郁。他的眼睛碰着谢廖沙的视线，于是他把他内心的忧虑都对谢廖沙倾诉：

“现在，我们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里的人。他们会说：‘一个波兰人竟反抗波兰的军队。’他们一定会把我爸爸赶出木材厂，用鞭子抽打他。我本来叫他跟我们一道走，但是他老人家却舍不得丢掉这个家。哎，他妈的，赶快碰上他们拼一下吧！”安捷克愤愤地把滑到额上来的尖顶红军帽往头顶上推了推。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你这个难看的、肮脏的、有着丑陋的房屋和发臭的街道的亲爱的小镇！再见吧，亲人们！再见吧，瓦莉亚！再见吧，转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异族的、凶狠残酷的白色波兰军队开来了。”

穿着油垢的衬衫的铁路工厂的工人，一个个都用悲愁的目光送着红军战士们。谢廖沙激动地向他们喊道：

“我们还要回来的，同志们！”

8

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模糊地闪着光，河水冲击着岸边的石子，哗啦哗啦地响。两岸附近的河水是平静的，银灰色的水面好像凝滞不动似的。可是河的中央是深黑色的、翻滚着的，可以看出正在急速地往下流动。这是一条美丽的、庄严的河。“第聂伯河是神奇美妙的……”果戈理关于它的描写是不朽的。它的高高的右岸是俯视着水面的陡峭的悬崖，就像一座高山在行进中突然给宽广的河水阻住一样。左岸很低，是一片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以后淤积下来的。

河边的一条狭窄的战壕里有五个人。他们紧紧地挨着，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边。他们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沙就在机枪旁边，脸朝着河，侧着身子躺着。

昨天，由于波兰人那猛烈的炮火，由于给不停的战斗弄得筋疲力尽，我们的队伍终于放弃了基辅，撤到了左岸，在这里扼守。

但是这次的退却、惨重的伤亡以及最后的放弃基辅，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了严重影响。本来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过森林，进到马林车站附近的铁路线，经过猛烈的攻击，赶走了占据车站的波兰军队，把他们赶进森林，打通了到基辅去的道路。

现在，这美丽的城市又被迫放弃了！红军战士都为此而伤心。

波兰白军在击退了达尔尼查城的红军之后，便占领了左岸铁桥附近一个不大的据点。

然而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再想前进一步已不可能了，他们每次都遭到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凝视着流动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昨天，在晌午时候，他们大伙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猛烈的反攻；他第一次和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了刺刀。那家伙端着步枪，枪尖插着跟马刀一样长的法国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喊着，一边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扑过来。这时候谢廖沙看见了他那恶狠狠地瞪着的眼睛。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用刺刀尖挑了那个波兰兵的刺刀一下，于是那闪闪发亮的法国刺刀被拨到旁边去了。

波兰白军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打战。他知道他以后还要杀人。他，谢廖沙，是能够那样温柔地恋爱，也能够那样珍惜友谊的人。他不是一个本性狠毒和残酷的人，然而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所欺骗、所教唆、所驱使的士兵，都是带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的亲爱的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为着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快点到来而杀人了。

谢廖沙正想得出神的时候，帕拉莫罗夫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走吧，谢廖沙，敌人马上就要发现我们。”

保尔•柯察金坐在机枪车和炮车上，或是骑着一匹割去了一只耳朵的灰马，在祖国的大地上来往行军已经一年了。他已经长成大人，也更加强壮了。他已经在灾难和痛苦中成长起来了。

给沉重的子弹带磨得出血的皮肤已经长好，步枪的皮带磨出来的那块厚厚的硬茧子却退不掉了。

这一年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和几千个同他一样的战士们在一起，大家都衣不蔽体，但是为建立本阶级的政权而斗争的意志却像烈火一样永不熄灭。他走遍了乌克兰，只有两次离开过这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他大腿上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〇年的二月染上了发高烧的伤寒。

斑疹伤寒给第十二军各师战士们的致命威胁，比波兰军的机枪还要可怕得多。这个军当时分布在非常广大的地区，几乎横跨整个北乌克兰，阻挡着波兰白军进一步的推进。保尔还没有完全痊愈，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那时候，他那一团正占据着卡扎亭—乌曼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是在树林子里。这个车站不大，旁边是一些被丢弃的、被破坏的小房子。这些地方已经不能住人了。三年以来，这个小站是个拉锯战的地方。弗隆托夫卡车站在这个时期见到的部队可真是太多了！

大战又在酝酿着。第十二军受了极大的损失，有一部分业已瓦解，当它在波兰白军压迫下陆续向基辅退却的时候，无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在部署给那些打了胜仗而乐得发狂的波兰白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身经百战的骑兵第一军的各师正迅速地由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空前伟大的行军。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四各骑兵师，陆续向乌曼推进，在前线后面集中。在走向决战的途中顺便清除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个在酷热的草原上经过风吹日晒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都十分注意，不让这个正在准备着的决定性打击预先被皮尔苏茨基的部下发觉。共和国和各战线司令部都非常谨慎地避免暴露这些骑兵师的集结。

乌曼前线停止了积极的战斗。由莫斯科直通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专线不断地发来电报——再从这儿发到第十四军和第十二军的司令部。窄长的纸条上印着密码写成的命令 ^[31] ：“勿使波兰人注意到骑兵的集结。”只有在波兰军队的前进可能把布琼尼的各骑兵师卷入战争的时候，才许进行积极的战斗。

篝火的火舌像破碎的红布条一样抖动着。大股的黄褐色烟柱不住地盘旋上升。蠓虫是不喜欢烟的，它们成群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列成扇形坐着，脸迎着火光，现出古铜颜色。

篝火旁边有几个饭盒放在蓝色炭灰里。

盒里的水开始冒泡了。狡猾的火舌从燃烧着的木柴下面往上一蹿，舐了一下正低着头的人那蓬乱的头发，那人慌忙向后一躲，嘟哝着说：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一个穿着呢子制服、留着短胡子的中年人，冲着火光检查完了他的枪筒，就用他那粗嗓子说：

“这小伙子多用功呀，连火烧着了都不觉得。”

“柯察金，把你看过的给我们讲讲吧。”另一个人说。

那年轻的红军战士搔着烧焦了的头发，笑着说：

“呵，安得罗修克同志，这本书，真称得起是一本好书。我一拿到手，就怎么也放不下了。”

坐在保尔旁边的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正忙着修理背囊的皮带，他一面用牙咬断一根粗线，一面好奇地问：

“喂，书里说的什么呀？”说着，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剩下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说，“要是谈恋爱的，我倒想听听。”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了。马特维丘克抬起他那剪平的头，眯着一只狡猾的眼睛，斜看着那个青年人，说：

“不错，谢列达，恋爱倒是好事。你又这么漂亮，简直跟油画里的美男子一样！你到了哪里，哪里的女孩子们就成群跟在你屁股后头。可惜的是，你还有个小小毛病，就是鼻子太翘了一点。不过，这个毛病也还有办法补救。只要把一颗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 挂在鼻子尖上，保险明天早上就会塌下去。”

突发的笑声把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吓得直喷鼻子。

谢列达懒懒地转过身来：

“光漂亮有什么用，脑袋瓜才值钱。”他富于表情地拍着自己的前额说，“比方，拿你说吧，你的舌头挺能挖苦人，但是你是一个地道的笨蛋，你的耳朵是冰凉的。”

班长塔塔里诺夫站起来，把两个准备厮打的同志隔开了。他说：

“得啦，得啦，同志们，为什么要吵架呢？要是这本书真有价值的话，还是让柯察金把它念给大伙听听吧。”

“好，保尔，你就快点念吧。”周围一齐这样喊着。

保尔把马鞍移近火堆，坐了上去，然后把那本厚厚的小开本的书打开，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 。是我从营政委那里借来的。这部小说使我非常感动。要是你们能安静一点呆着，我就念。”

“快念吧！还说什么！谁也不会打搅你的。”

当团长普兹列夫斯基和政委一道悄悄地骑马走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十一对动也不动的眼睛，正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普兹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那一群战士，对政委说：

“我们团的侦察兵，一半就在那儿。其中有四个，都还是非常年轻的共青团员，可是每一个都不愧是优秀的战士。你瞧，那一个念书的叫柯察金，还有那边的一个，看见了吗？那一个眼睛像小狼的叫扎尔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可是，他们暗地里却在较劲。柯察金一向是我顶好的侦察兵。现在他遇上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你瞧，他们在悄悄地进行政治工作，但是影响非常大。有人给他们起了个非常好的称号——‘青年近卫军’。”

“那个念书的是不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政委问。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麦尔。”

普兹列夫斯基催马走到跟前。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着。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团长敏捷地跳下马，走到围坐的战士们跟前。

“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那刚毅的面孔和有点像蒙古人的细长的眼睛不再有严厉的神情。

大家把团长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好同志来热烈欢迎他。政委还骑在马上，因为他还要赶路。

普兹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蹲在保尔坐的马鞍旁边，向大家提议说：

“大家都抽口烟好不好？我弄到了一些上等烟叶。”

他抽起一支自己卷的烟卷儿，转脸对政委说：

“你先走吧，多洛宁，我留在这儿。如果司令部要找我的话，请通知我。”

多洛宁走了，普兹列夫斯基就对保尔说：

“继续念下去吧，我也要听一会儿。”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深思地盯着火焰。

好几分钟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感动了。

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着听他们的意见。

“这个故事太悲惨了，”谢列达打破了周围的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那样的人。本来是谁都不能忍受的，但是当一个人获得了什么主义支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忍受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非常激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原是白教堂城一个鞋匠的助手，他也激愤地喊着说：

“这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里送的该死的神父，要是我碰到，我一定马上揍死他，这畜生！”

安得罗修克用一根小木棍把一个饭盒往火中间推了推，很自信地说：

“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是在你那一边，你就会死得从容。英雄的行为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名叫波莱卡。事情是这样的：当他在敖德萨地方被白党包围了的时候，他一冒火，就独自一个向一整排敌人冲了上去。白军的刺刀还没有碰着他，他拉响的一颗手榴弹在自己脚底下爆炸了。他自己固然被炸得粉身碎骨，那些白军也成堆地陪着他倒下了。从外表看，他一点儿也不出众，也没有人把他的事迹写成书，但这是值得写的呵！在我们弟兄们中间，这种人可有的是。”

他拿了一个汤匙在饭盒里舀了一点茶，用嘴唇尝尝，又继续说：

“可是也有像癞狗一样死去的。死得糊里糊涂，毫不光彩。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城下作战的时候——那是一座古城，早在大公统治的时代就建立起来了，它就在哥伦河岸上，——遇到一桩事情。那里有一个波兰教堂，像堡垒似的，很难攻。那天我们就向那儿冲过去。我们列成散兵线沿着小巷向前摸。我们的右翼是由拉脱维亚人担任的。我们跑到公路上一看：一所花园的墙边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我们想，这回该活捉波兰人了。我们十来个人就一齐冲进那个小院子。那个拉脱维亚人连长，拿着毛瑟枪走在前头。

“跑到房子跟前，我们看见门开着，马上就冲了进去。我们想：那儿一定有波兰鬼子，可是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骑兵侦察员。他们比我们早来了一步。我们看见的情况很不妙。事实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女人。这里住的是一个波兰小军官。那时候，他们已经把他的老婆按在地上。那个拉脱维亚人连长什么都清楚了，就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那三个人被抓起来拖到院子里去了。我们的人里面，只有两个是俄罗斯人，其余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叫勃列季斯。虽然我不懂他们的话，但事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是要送这三个人‘回老家’。那些性情刚烈的拉脱维亚人，真了不起。他们把那三个人拖到了石头马圈跟前。我想，这回完了，准是啪啪给他们几枪！其中有一个小伙子，那副嘴脸难看极了，他不让绑，极力挣扎，还破口大骂。他说：‘难道为了一个女人就该枪毙？’其余的两个都在求饶。

“我一看见这情景，心就凉了半截，我跑到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好了。为什么你要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呢？城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咱们却在这里跟这些家伙算账。’他马上转过来，对着我，脸色是那样地可怕，两只眼睛就像老虎眼似的，我立刻懊悔我的失言。他用枪指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都没害怕，可是这回，我真有点害怕了。我看出来，他会不容分说把我打死的。他用刚刚能听得懂的俄语喊着对我说：‘红旗是用我们的鲜血染的，而这些家伙，让全军丢脸！当匪徒，就得枪毙。’

“我不忍看下去，就跑到街上去了。我听到了后面的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当我们又列成散兵线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瞧，这几个家伙就像狗似的死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侦察员是在美利托波尔战役中投降过来的。他们从前在马赫诺匪帮干过，原来就是些坏坯。”

他把饭盒放在脚边，解开装面包的背囊，继续说：

“有些败类混进咱们的队伍里来。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好像也在努力干革命。‘一只老鼠坏一锅汤。’这件事叫我很难过，到现在我还忘不了。”他说完了，就开始喝茶。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高声地打着呼噜。普兹列夫斯基也在那儿枕着马鞍睡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他的笔记簿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 ^[32] 把马拴在树上，用手招呼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指导员，我想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以后一定要大干一场。我看他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不是专为练习骑马的。而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呆在这儿似的。”

克拉麦尔惊异地看了看他，然后说：

“怎么转过去呢？你把红军看成什么了——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我们大伙儿都要从这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去，那可就热闹了。”

“在什么地方作战不都是一样吗？”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又不是临阵脱逃。”

可是克拉麦尔断然地反对他：

“不行，你把纪律看成了什么？保尔，你什么都好，不过就是带点儿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你要怎样——就非得怎样不可。可是我们的党和共青团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因此，每个同志不是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而是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拒绝了你的要求吗？那就得了，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面色发黄、又高又瘦的克拉麦尔因为十分激动而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粉早已牢固地侵入了他的肺部，他的双颊时常现出不健康的红晕。

他咳嗽了一阵之后，保尔低声地、但是坚决地对他说：

“你说的都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里去，我已经决定了。”

第二天晚上，在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的影子了。

在邻近一个小村子里的学校附近，许多骑兵聚集在一个土坡上，围成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骑兵队一个健壮的战士，小帽推到后脑勺，正坐在炮车的车尾，奏着手风琴。另一个穿着红色宽裤子的骑兵正绕着圈子跳着狂热的果帕克舞，手风琴不合拍地发出沙哑的声音，跳舞者的脚步也乱了。

村里的男女青年都跑过来，爬上机枪车或抓住篱笆，围着看这些刚开到村里来的骑兵旅的大胆的舞蹈家们。

“托普塔洛，使劲跳吧！把地踏平吧。喂，老兄，加把劲！那个拉手风琴的，也加油呀！”

但是叫那位音乐家的粗大的手指头要扳弯一只马蹄铁倒好办，要叫它们灵活地去按琴键，可真办不到。一个脸色黝黑的骑兵这时候就说：

“唉！真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勃科被马赫诺匪帮杀死了，他能拉一手很好的手风琴，他是骑兵连的排头。可惜他死了。他是一个好战士，也是一个好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那儿。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炮车前面，把手放在手风琴的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干什么？”拉手风琴的青年人瞟了他一眼。

舞蹈的人也立刻停住了。周围发出了不满意的喊声：

“你是干什么来的？为什么捣乱？”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

“拿来，让我来试一试。”

那个拉手风琴的布琼尼骑兵不信任地看了看这位不认识的红军战士，犹豫不决地从肩上把皮带卸下来。

保尔照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手风琴的波浪式的风箱像扇子一样展开了，一伸一缩地鼓着整个风箱的气，奏出了或高或低的动听的声音。

喂，小小的苹果，

你滚到哪儿去呀？

要是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那个跳舞的骑兵马上随着那熟悉的节拍跳起来了。他的胳膊像鸟翅膀一样地扇动，他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他的两手一上一下地使劲拍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响，最后是拍着张开的嘴巴。

手风琴不停地用琴声鞭策他，用急骤而狂热的旋律驱赶他。于是，跳舞的人就把两只腿轮流伸出去，像陀螺一样团团转，口里“嘘嘿，嘘嘿”地喘着。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接触之后，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就在波兰第三军和第四军的接合点上冲垮了波军的阵线，把企图堵截它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杀了个落花流水，然后一直向鲁任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战线的缺口，正发狂地拼凑突击部队，并且把刚从波格列比谢车站的货车上卸下来的五辆坦克急忙开到作战的地点去。

但是布琼尼的骑兵已经绕过了波军组织反攻的根据地扎鲁德尼齐，进入敌军的后方。

这时候他们急派科尔尼茨基所统率的波兰骑兵师去追击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军的目的是要拿下波兰白军后方的一个极重要的战略据点——卡扎亭。这个师便负有由背后攻击骑兵第一军的任务。但是这一行动并没能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在第二天就堵住了前线上被冲破的缺口，在布琼尼大军的背后又把战线联接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军已经在他们的后方出现，并且摧毁了他们许多根据地，准备着攻击基辅周围的敌军了。当各骑兵师继续前进的时候，沿途还破坏了许多铁路和桥梁，截断了波军的退路。

他们从俘虏的口里知道了波军有一个军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事实上连方面军司令部也设在那儿，——因此骑兵第一军指挥部决心占领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六月七日黎明，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在一个骑兵连顶替已牺牲了的库利亚勃科，正在右翼上策马前进。因为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出色的手风琴手，在集体的要求之下，他就被编进了这一连。

他们马不停蹄地在日托米尔附近展开了扇样的阵形。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中闪烁。

大地在马蹄下呻吟，战马在喘息，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脚下的大地向后飞过去，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冲过来迎接他们。红军骑兵飞也似的驰过郊区的一些花园，冲到了市中心；像死神一样叫人恐怖和胆寒的“杀呀！杀呀！”的喊声，在空中震荡着。

惊惶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丝毫的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被击溃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奔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瘦腿黑马的，正是那个跳舞的骑兵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英勇的红骑兵挥起了军刀，一下子就把一个来不及瞄枪的波兰兵砍倒了。

马蹄猛踩着石子路，发出嘚嘚的响声。突然，在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摆在路的正中央，三个穿蓝色制服戴四方军帽的波兰士兵弯腰守着它。另外还有一个军官，领上镶着蛇形的金线条，看见红军骑马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保尔和托普塔洛都勒不住马了，只好一直向死神的爪子——机枪冲过去。那军官先对保尔打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似的在他的脸旁嗖地一声飞过去。马的胸脯把这个中尉撞倒了，他仰面朝天倒下去，他的头撞在路面的石头上。

就在这一刹那间，像患着热病的机枪开始发出剧烈而野蛮的笑声。托普塔洛和他那匹黑马，就像给数十只大黄蜂螯着似的一起倒下了。

保尔的马吃惊地扬起前蹄，站着嘶叫起来。但是它立刻又带着保尔，跳过死者的尸体，向机枪旁边的人冲去。于是，军刀在空中画了个闪光的弧形，向一个蓝色四方帽劈下去。

保尔的军刀又举起来，刚要砍另一个人的脑袋，但是疯狂的马却蹦到路旁去了。

这时骑兵连的人马已经像一股奔腾的山洪，向十字路口直冲过来，几十把军刀在空中呼呼地响着。

牢狱的窄长的走廊里喊叫声连成一片。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那些受尽磨难的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巷战正在城里进行——莫非是自己的军队又从什么地方回来了？莫非是他们马上就可以自由了？

牢狱的院子里也有了枪声。有人在走廊里跑。突然，一个亲切的，无限亲切的声音喊道：

“快出来吧，同志们！”

保尔跑到锁着的牢门跟前，牢门的小窗上出现了几十对眼睛。他狂怒地用枪托猛砸牢门的铁锁，左一下右一下地猛砸！米罗诺夫拦住他，从袋子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来，说：

“等一等，让我用这个家伙对付它。”

排长齐加尔钦科把手榴弹夺过去，说：

“住手，你这傻瓜！你发疯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啦。砸不开，我们用钥匙来开。”

人们已经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用手枪逼着他打开了牢门。接着，走廊上就挤满了褴褛而肮脏的乐得发狂的人们。

保尔推开宽大的牢门，走进牢里：

“同志们，你们统统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的师已经把本城占领了。”

一个两眼泪汪汪的妇人，扑到保尔面前，一边哭，一边紧抱住他，好像他就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释放了被波兰白军关在石洞里、只等着枪毙和绞杀的五千零七十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两千个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这比别的什么战利品，比什么胜利都可贵。对这七千多个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骤然变成了炎热的、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被释放的囚犯里有一个脸黄得像柠檬的人，欢欢喜喜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谢佩托夫卡的排字工人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萨穆伊尔是在讲他们故乡谢佩托夫卡的流血的悲剧。他的每一个字，都像灼热的铁水一样，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头。

“在一个深夜里，我们全体一下子全给抓起来了，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我们大伙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保尔，你知道我们受的刑是多么可怕呵！我挨的打比别人轻，因为他们只打了我几下，我就昏倒在地板上了，但是别的同志身体比较结实。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宪兵队知道的比我们还详细。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全清楚。

“显然，在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那些日子的事我没法说。保尔，牺牲的人们有许多是你认识的：瓦莉亚，县城里的罗莎，她简直还是个小孩呢，刚十七岁，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一对信任人的眼睛。其次，还有萨沙•邦沙弗特，你记得，他是我们的排字工人，是那么一个快乐的青年，总是画讥讽老板的漫画。此外，还有中学里的两个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屠日茨。这些人，你都认得。还有别的由各处抓来的人，一共是二十九个，其中六个是女的。他们像野兽般地残害我们。瓦莉亚和罗莎在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些野兽，谁高兴怎样干，就怎样干。她们被拖回牢里来的时候，都已经半死不活了。罗莎回来以后就不住嘴地说胡话，又过了几天，她就完全疯了。

“那些野兽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认为她在装疯，因此每逢审问就拷打她。她被枪毙的时候，样子真可怕。她的脸给打成了黑色的，两眼发呆，样子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直到最后一分钟始终表现得很好。他们死得全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那股力量，但是，保尔，我能够把他们被处死的情形完全都告诉你吗？不能，我不能。他们死得那么惨，我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瓦莉亚参加的是最危险的工作——她跟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务员保持联系，还被派到乡村里去做情报工作。他们搜查她家的时候，又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支毛瑟枪和两颗手榴弹。拿手榴弹给她的，就是那个出卖我们的叛徒。一切都是事先布置好来陷害她的——说是她企图炸毁波军的司令部。

“呵，保尔，我实在不忍讲出他们临死之前的情形，不过，你既然一定要我说，我也只好对你说了。军事法庭判决了：把瓦莉亚和别的两个人绞死，其余全都枪毙。

“我们曾经策反过的那些波兰兵，是比我们早两天受审的。

“一个年轻的班长，无线电报务员斯涅古尔科，战前曾在罗兹当电工，他的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被判枪毙。他并没请求赦免，判决二十四小时后就被枪决了。

“瓦莉亚曾被传去作这个案件的证人。她告诉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的宣传，但是坚决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的党员；我是被迫当兵的。我一向竭力使跟我一样的、被你们赶到前线来的士兵们，睁开他们的眼睛。为了这个，你们可以绞死我，但是我否认我背叛自己的祖国，我永远也不背叛它。不过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贵族老爷们的，而我的祖国却是工人和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会建立起来的。在我的祖国——决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是叛徒。’

“判决之后，我们都被关在一起。行刑之前他们把我们投进了监牢。夜间，他们在监狱对面，就是医院的旁边，竖起了绞架；同时，又选定了稍远一点，在大路旁边陡坡上靠近树林的地方，作为枪决的刑场。在那里，他们给我们掘了一个大坑。

“判决的告示张贴出来了，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又决定在白天，当着居民的面行刑，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从那天早上起，他们就开始把镇上的人赶到绞架这边来。有些人出于好奇，虽然觉得可怕，还是来了。绞架周围挤满了人。人头攒动，一望无际。你是知道的，监狱周围有一排栅栏，绞架就竖在那儿。我们都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他们在后面街上又架好机枪，而且把镇上各处骑马的和步行的宪兵都调了来。还有一整营的兵士在周围警戒。他们给那些被判绞刑的人掘了一个大坑，这大坑就在绞架下面。我们默默地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有几个人偶尔说一两句话。该说的话前一天都说了，并且也互相诀别了。只有罗莎躲在牢里的一角，自言自语的说些听不明白的话。瓦莉亚因为挨打和被强奸，已经折磨得走不动了，一直躺在那儿。两个由乡下捉来的女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互相紧紧地拥抱着，无法抑制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候，斯捷潘诺夫，这个跟大力士一样健壮的青年人——他在被捕时曾打伤了两个宪兵——就坚决地对她们说：‘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面可别哭了。咱们决不叫那些吸血的恶鬼们开心。不管怎样，咱们是死定了。所以咱们应该从从容容地死。咱们谁也不能跪下。同志们，别忘记，要死得光荣！’

“接着，他们来押解我们了。在前面走的是侦探局长什瓦尔科夫斯基，他是一个色情狂的刽子手，一只疯狗。要是他自己不强奸，他就叫宪兵们动手，自己站在旁边看着取乐。在由监狱到绞架的路上，由两排宪兵排成一条走廊。那些‘黄鬼’——因为他们戴着黄色的肩带，所以我们这样叫他们——都抽出刀来，站在两旁。

“他们用枪把子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每四人一排，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大街上。他们叫我们一齐站在绞架跟前，让我们先亲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怎样被绞死，然后再轮到我们自己。那些绞架都很高，全是用粗木头搭的，在上面的横梁上，系着三个用很粗的绳子结成的圈套，下面是一个带斜梯的平台，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着。茫茫的人海不停地蠕动，发出了隐约可闻的嘈杂声。他们的眼睛全盯着我们。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属。

“好些波兰的小贵族们，其中也有波兰军官，手里拿着望远镜，聚集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他们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地上的雪是松软的，树林是一片白色，树木都像洒上一层棉絮。雪片在空中缓缓地打转，扑到我们灼热的脸上，立刻融化了。绞架的平台上铺满了雪花。我们的衣服几乎都被剥光了，但是谁也不觉得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理会到他只穿着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把瓦莉亚和其他两个被判处绞刑的同志从牢狱里拖出来了。他们三个人胳膊挽着胳膊，瓦莉亚站在中间——她实在衰弱得走不动了，所以那两个同志搀着她，同时，她也竭力抬起腿来。她记着斯捷潘诺夫的话——‘我们要死得光荣。’她没穿外套，只穿一件绒线衫。

“疯狗什瓦尔科夫斯基显然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就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说了一句什么话，立刻一个骑马的宪兵扬起鞭子使劲朝她脸上猛抽了一鞭。

“这时候，人群里有一个妇人发出了凑厉的叫声。她呼天抢地，拼死挣扎，竭力要挤过人群，冲到三个人跟前。但是她被抓住，并且被拉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妇人一定是瓦莉亚的母亲。他们走近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就唱起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有那样的激情歌唱。她唱着《华沙革命歌》，那两个同志也和着她唱。宪兵抽打他们，像疯子一样抽打我们的同志，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感到疼痛。于是宪兵就打倒他们，拽着他们的脚，像拖袋子一样把他们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地念完判决书，就把绳圈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子推开，这样他们三个就吊在绳套子上了……

“就在我们九个人站在墙根等着枪毙的时候，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把死刑给改为二十年苦役。其余的十七个全给枪决了。” ^[33]

萨穆伊尔撕开了衬衫领子，好像勒得他不能喘气似的。

“他们的尸体整整地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站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新关进来的犯人告诉我们：‘他们三个中间最重的托鲍利金同志的绳子在第四天断了。这样他们才把那两个也解下来，就地埋了。’”

“但是绞架还没有拆掉。我们被押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那绳子还在绞架上悬着，还在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不说了，目光呆呆地盯着遥远的什么地方。保尔没有注意到他的话已经讲完了。

那三个死尸的样子清楚地显现在他的眼前，他们脸相很可怕，脑袋歪向一边，在风中默默地摆动着。

骤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震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们到外面去吧，萨穆伊尔！”

在大街上，波兰俘虏正在走过去，骑兵在西边押送他们。团政委站在牢狱的门边，已经在阵地记事册上写完了一道命令。他把它交给矮胖的骑兵连长，说：

“安季波夫同志，你拿着这命令，派一班骑兵，把这些俘虏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那些负伤的，要给缠上绷带，抬到车上，也往那个方向运。送到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回去吧。我们没有工夫多管他们。注意，不许虐待俘虏。”

保尔跨上马，转过头来对萨穆伊尔说：

“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我们的同志，而我们却要好好地把他们送到他们自己人那边去，而且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注视着他。保尔听到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出这坚决而严肃的话来：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受枪决处分的。我们不是白军！”

当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想起了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命令， ^[34] 这命令曾向全团的士兵宣读过，其中最后几句这样说：

“工农的国家爱护它的红军，以它的红军为荣耀，并要求不要在它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的嘴唇微微地动着说。

当骑兵第四师占领了日托米尔的时候，第七步兵师的第二十旅——这是戈利科夫同志的突击部队的一部分——也在奥库尼诺沃村附近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编成的部队已经接到命令，准备渡过第聂伯河，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至科罗斯田的铁路线。这次作战计划的目的是截断基辅波军的唯一退路。谢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团员之一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就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

当他们经过摇摇晃晃的浮桥时，忽然从山后发出了吓人的响声。一颗炮弹飞过头顶落在水面上爆炸了。米什卡就在这一刹那间翻身跌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去了。河水立刻吞没了他。只有淡黄色头发的、戴着掉了遮檐的破军帽的亚基缅科，惊骇地叫了一声：

“哎哟，瞧，米什卡掉到河里去了！他淹死了，他完了呵！”他停住了脚步，呆望着那黑茫茫的水流，但是后面的人已经跑了上来，推着他喊道：

“喂，你这个傻瓜，为什么张着嘴站在这儿？走呀！”

当时实在没有工夫为一个同志操心。因为这个旅已经比别的部队落后了，他们早就占领了右岸。

四天以后谢廖沙才知道米什卡死了。那时候他们那一旅已经在一次激战之后占领了布恰车站，随即转过来向基辅进攻，打退了企图以猛烈的冲锋向科罗斯田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趴在谢廖沙的旁边。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用力拉开灼热的步枪的扳机，然后将头靠着地面，对谢廖沙说：

“步枪要休息一下才好，它简直烫得像火一样了！”

枪炮的声音是那么大，谢廖沙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过了一会儿，枪声稍稍停息了，亚基缅科就好像顺便提起来似的说：

“在路上，你的那个同伴掉到第聂伯河里，被水冲走。我措手不及，毫无办法。”他说完，就打开扳机，从子弹袋里拿出一排子弹来，聚精会神地把它压进弹仓里。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内遇到了波军顽强的抵抗。

每条街都发生了血战。他们用机枪扫射，阻拦骑兵的前进。然而第十一师终于占领了该城，被击溃的残余波军狼狈地逃跑了。在车站上缴获了他们许多列火车。但是波军所受的最大打击还是一百万颗炮弹的爆炸——整个波军的军火库被毁了。碎玻璃片像雨一样落遍全城，房屋仿佛是厚纸糊成的一般，给炮弹的爆炸震得直摇晃。

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的相继被攻陷，使波军后方受到极大的打击。因此他们慌忙分成两大股，退出了基辅，想拼死杀出一条路，冲破围困他们的铁环。

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每天都在狂热的激战里。保尔•柯察金已经溶化在集体里面了；他，像每个战士一样，已经把“我”字给忘了，只知道“我们”——他们说：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同时，各种事件正以飓风一样的速度进展，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排山倒海一般地前进，接连不断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整个波军的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猛攻着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波兰白军后方的心脏。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一样退回来，但稍停一会儿，又发出可怕的“杀呀！”的喊声，冲上去。

不论是铁丝网或是防守部队的拼命抵抗，都不能挽救波兰白军。六月二十七日早上，布琼尼的骑兵渡过了斯卢奇河，进入了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并继续追击朝科列次镇退却的波兰白军。同时，第四十五师也在新米罗波利渡过了斯卢奇河，而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也在进攻柳巴尔镇。

骑兵第一军的无线电台不久就接到了前线总指挥部调动所有骑兵夺取罗夫诺的命令。所向无敌的红军追击溃退的、士气沮丧的白军。匪徒们只好四散逃命。

有一天，保尔被旅长派到停着铁甲列车的车站去送公文，他竟遇见一个他怎样也想不到会碰见的人。他的马跑上了很陡的路基。到了第一节灰色车厢跟前，他用力勒住马。那坚固的车身和那些隐在炮塔里的大炮的黑洞洞的炮口，多少有点吓人。几个满身油污的人正在车旁忙着揭起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什么地方？”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水桶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他用手指着机车说。

保尔走到机车旁边，问道：

“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从头到脚裹着皮革的满脸麻子的人，转过脸来说：

“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摸出一封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在信封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信封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名。在机车的第二个轮子旁边有一个人正在那里加油。保尔只能看到他的宽阔的后背和从那人的皮裤口袋里凸出来的七响手枪枪柄。

“这是给你的收条。”指挥员把信封交给了保尔。

保尔正拉着马缰绳，准备掉头回去，这时候那个加油的人突然直起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好像有谁把他从马身上推下来似的，他一下子跳到了地上，喊道：

“阿尔焦姆哥哥！”

那满身油垢的司机立刻放下油罐，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你这小东西！原来是你呵！”阿尔焦姆这样喊，他简直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的指挥员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剧。列车上的炮兵们快乐地大笑起来，说：

“看呵！弟兄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附近，保尔在激战中失落了他的军帽。他把马勒住，但是前面的弟兄们已经冲进了波兰白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丛林中冲出来。他一面朝河岸那边跑，一面大声叫喊：

“师长牺牲了！”

保尔吓了一跳。他的师长，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列图诺夫同志，就这样死了！疯狂的愤怒支配了他。他用刀背狂抽着他的坐骑格涅多克——它已经疲乏了，马辔子上染着点点的鲜血——直向厮杀着的人群冲去。

“砍死这些野兽！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小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他狂怒地、不顾一切地向一个穿绿制服的人劈去。由于他们师长的死，全连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把波军的一个排都杀光了。

他们一齐向旷野驰去，追逐溃逃的敌军，可是这时波兰炮队对准他们发炮了；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向四面散布着死亡。

一片绿火像镁光似的从保尔眼前闪过，霹雳声震着他的耳朵，一块烧红的铁片钻进了他的脑袋。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开始缓缓地向一旁倒下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打下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9

章鱼有一只鼓鼓的、大小像猫头一样的、周围是暗红色、中间有个绿色圆点的眼睛，这眼睛闪闪发光。它的几十条触须像一群小蛇似地蜿蜒蠕动，上面的硬鳞发出讨厌的沙沙的摩擦声。章鱼本身也在蠕动。他看见它就在自己的眼睛旁边。那些触须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螫人。章鱼伸出它的毒刺，像水蛭一样地钻进他的头，一下一下地收缩，吸着他的血液。他觉得他的血液正由自己体内流进章鱼那膨胀起来的肚子里去。它的毒刺就这样吸着，吸着，他头上被毒刺刺着的地方，疼得难忍。

他听见好像有什么人在远远的地方说话：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另一个人的声音比较轻柔，像是女人的声音，回答说：

“脉搏一百三十八次。体温三十九点五度。始终昏迷。”

章鱼不见了，但是刺的地方还疼。保尔觉得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正按着他手腕上的脉。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张不开。为什么这样热呢？呵，一定是母亲生了火炉。又有人在说话了：

“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次。”

他竭力想睁开眼睛。但是他体内有一团火，他喘不过气来。

想喝水，他多么想喝水呵。他巴不得立刻跳起来大喝一顿。但是为什么起不来呢？他刚想动一动，立刻觉得那不是他自己的身体，而是别人的，它不听他使唤。大概母亲马上会拿水来吧。他想对她说：“我渴死了。”在他旁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动着。是不是那章鱼又爬上来了？呵，不错，就是它，那两只红色的眼睛……

他听见远处有轻轻的声音说：

“佛罗霞，你拿点水来！”

“这个叫佛罗霞的人究竟是谁？”保尔使劲回想，但是他一使劲，就又掉到无边的黑暗里去了。当他从黑暗中冒出来的时候，他又想起，“我渴死了。”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我想，他又清醒了。”

接着那和蔼的声音更近更清晰了：

“病号同志，您要喝水吗？”

“他叫我‘病号同志’，难道我害病了吗？要不，就是他们在同别的人说话？”他对自己说，“是的，我害了伤寒。”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他的眼睛，这回终于睁开了。从那睁开的眼睛的小缝里，他最初看到的是一个红色的圆球，但是有一个什么乌黑的东西挡住它。那乌黑的东西正在他上面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就触着一个玻璃杯的硬边，并且感到了润湿，那甘露般的液体。他身体里的火已经多少熄掉一些了。

他非常满足，低声说：

“现在可真舒服。”

“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声音是那俯在他头上的暗黑的东西发出来的，但是他随后就又昏睡了，不过他还来得及回答：

“我看不见，只能够听见……”

“谁会想到他会活过来？可是，您瞧，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真是顶结实的体格。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您护理得好呵。”

女人的声音非常兴奋地回答说：

“呵，我真是高兴极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才恢复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体力也慢慢地恢复了。这是他的新生，什么东西好像都是新奇的、不平常的。只有他的头还昏沉沉的，在石膏箱里不能动弹。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甚至连他的手指头也都能屈能伸了。

陆军医院的青年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坐在她寝室里的小桌子旁边，翻着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的日记本，里边是她用优美的斜体字所做的记录：

1920年8月26日

今天救护列车送来了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房角落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 ^[35] 人们把一包在他的衣袋里找出的证件和医生诊断书交给了我。他的名字叫做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证件有：一个磨破了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号团证、一个红军战士证明书，还有一张红军团长给他的嘉奖令的摘录，上面写着：“对英勇进行侦察工作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此外还有一张似乎是他亲笔写的纸条：

拜托诸位同志，在我战死的时候，请通知我的家属：谢佩托夫卡镇调车场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他从八月十九日被炮弹片打伤的时候起，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中。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伤口很深，颅骨穿透了，所以整个头的右部都麻痹了，右眼发肿，眼内溢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想取出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但是我劝他，只要病人还有消肿的希望，暂时不必这样办。他同意了。

我这样主张，完全由于爱美的观点，要是这个青年可以活过来，为什么要把他的眼睛剜出来，让他破相呢？

他不断地说梦话，没完没了地折腾，他身旁必须经常有人看护。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太年轻了，我真可怜他。因此，我愿意尽力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昨天换班之后我又在病室里待了几小时，他的伤是最重的。我仔细听着他说梦话。有时候他说梦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他的梦话里知道了他生活里的许多事情，可是他时常说出不堪入耳的骂人的话。我不晓得为什么听了他那些可怕的咒骂心里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一定不会活的。老头子生气地嘟哝着说：“我真不懂，几乎还是一个娃娃呢，怎么部队就会把他收下？这真叫人愤慨。”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已经把他移到专门病房去了，那里都是将要死的人。一个叫佛罗霞的女护士差不多成天地坐在他身旁。她原来是认识他的。他们从前在一起做过工。她对待那个病人多么温存呀！不过，现在连我也觉得他是没有希望的了。

9月2日晚11时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的病人柯察金已经恢复知觉了，他又活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现在我的愉快真是难以形容，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我们的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了。在我个人的劳累的工作中，最令人高兴的就是看见病人恢复健康。他们都像小孩一样地依恋着我。

他们的友情都是真挚而朴实的，所以在分别的时候，我有时甚至要哭出来。这未免有点好笑，但这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一封家信。他在信里说他受的是轻伤，很快就可以治好，一定要回家看望他们。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跟纸一样白，现在还非常虚弱。

9月14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的笑容很动人。他一向是严肃的，显出少年老成的样子。他的健康在恢复，快得惊人。他同佛罗霞是朋友。我老是看见她坐在他的床边。显然，她已经把我的事情告诉了他，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因此每逢我进去的时候，病人脸上总是微微露出一点儿笑容。昨天，他问我：

“大夫，您手上为什么有那些黑紫的伤痕？”

我没告诉他这是他昏迷的时候用手把我攥成这个样子的。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已经长得很好了。换药的时候，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我们所有的医生都吃惊。

一般人在这时候常常不断地呻吟或是发脾气。可是他却不做声，并且每次给他的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都不畏缩，只是把身体挺得像绷紧了的弦。他时常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但是从来也不叫唤一声。

我们已经全都知道：要是他呻吟了，那准是他昏迷了。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顽强精神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坐着轮椅，被推到医院的阳台上。他看见了花园和呼吸着户外清新空气的时候，现出了什么样的表情呵！从他那缠着纱布的脸上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是活泼的、明亮的，它眺望着周围的景致，好像他是初次看到那些东西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里去，我看见两个姑娘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是冬妮亚•杜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亚。冬妮亚这名字我是知道的——柯察金在说梦话时常常喊着她。我允许她们进去见他。

10月8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独自到花园里去散步。他屡次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说快了。那两个姑娘一到接见的日子就来看他。现在我明白他疼痛的时候为什么不呻吟的道理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呻吟时，他回答说：

“您读读《牛虻》，就明白了。”

10月14日

柯察金今天出院了。我们亲切地握手道别。他那只眼睛上的绷带已经解掉了，只有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瞎了，但是表面上看来还是正常的。跟这样一个好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总是这样：病人痊愈了，就离开我们，并且希望不要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

“要是左眼瞎了，倒好一点儿——现在我还怎么打枪呢？”

他还是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开头是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想吸引冬妮亚参加他们的工作。他邀请她参加城里共青团的全体大会。她答应了，但是当她换了衣服从她房里走出来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嘴唇。她打扮得那么漂亮，故意穿得很讲究，弄得他简直不想带她到自己的同志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的冲突。他问她为什么要打扮得那样漂亮，她生气地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的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留在家里。”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衣服在那些褪色而褴褛的服装里是那样特出，弄得保尔十分为难。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出来了，所以就用挑衅的、轻蔑的眼光看着他们。

货运码头上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的、穿着粗帆布衬衫的码头工人，把保尔叫到一边。他不客气地看了保尔一眼，又瞟了冬妮亚一下，说：

“这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粗声回答说。

“唔！——”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完全不像我们的人，很像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她到这儿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断地跳动。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带到这儿来，明白吗？她并不敌视我们，只是在服装的问题上，的确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单凭服装来判定一个人。我也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故意挑我的毛病，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说出一些更激烈的话，但他克制了，因为他明白潘克拉托夫的话是代表大家的意见的。这么一来，他就把一肚子气都转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告诉她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是他们俩的友情破裂的开始。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逐渐地破裂了。

又过了几天，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卑鄙的个人主义渐渐使保尔难以容忍了。

这样，他们两个都知道感情的破裂是不能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去作最后一次的谈话。他们站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的灰暗的水在栏杆下面闪烁；一只拖着两个驳船的小轮船，正逆着水从桥孔里钻出来，用它的轮翼疲倦地拍着水面， ^[36] 缓缓地向前行驶。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把各家窗户上的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照，十分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一样完了吗？”

他的眼睛盯着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早都谈过了。自然，你知道我曾经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的，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你从前认得的那个保尔了。同样，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就不会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

冬妮亚悲伤地望着碧蓝的河水，两眼饱含着泪水。

保尔注视着她的脸庞的轮廓和她那栗色的头发，禁不住对他曾经那样疼爱又那样亲近过的姑娘产生了怜悯心。

他温存地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对她说：

“你摆脱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让咱们一道为摧毁统治阶级而奋斗。我们这儿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和我们一道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和我们一道忍受着饥寒困苦。她们也许不像你那样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来污辱你，但是丘扎宁是一个堕落的坏蛋，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都敌视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像参加资产阶级的跳舞会似的穿得那么漂亮呢？骄傲把你害了。你不愿意跟那些穿着脏制服的人们一个样子。你既然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我也愿意你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不再说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有着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签名的布告，那个签名的人正是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好容易找到了他办公的地方，但是门岗不让他进去。他死气白赖地磨来磨去，门卫几乎要把他抓起来。但他终于进去了。

这次和朱赫来的会面很好。朱赫来已经给炮弹炸去了一只胳膊。他们两个当时就把工作问题谈妥。朱赫来对他说：

“你暂时还不适宜到前线去。你就在这儿帮助我搞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你明天就到这儿来。”

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已经打到华沙城下的红军，因为消耗了过多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又远离了自己的大后方，没能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就撤退了。波兰人把这次红军的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的白色波兰又可以存在一些时候，而成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希望也暂时不能实现了。 ^[37]

流血过多的国家，需要暂时的休息。

保尔没能回去看他的家人，因为谢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而且变成了双方战线的临时分界线。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保尔日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朱赫来的房间成了他住宿的地方。他听到波兰白军占领了谢佩托夫卡的消息，心里非常忧愁。他对朱赫来说：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这样媾和的话，我母亲不是要留在国外了吗？”

但是朱赫来安慰他说：

“边界一定是沿着哥伦河划分的，所以谢佩托夫卡一定还是我们的。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许多师团由波兰前线调到南部去。当时，因为共和国正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弗兰格尔就乘这个机会，带领他的匪帮由克里木爬过来，沿着第聂伯河北进，逼近了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

现在和波兰的战争既已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以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列车不断地经过基辅向南开——上面满载着士兵、车辆、锅灶和大炮。保尔所参加的铁路肃反委员会正忙得一塌糊涂。列车像水流一样，不断地汇集在这儿，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一条空路轨也腾不出来，因此交通阻塞了。收报机不停地收到许多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要委员会腾出路轨，让这个或那个特别的师开过去。这样的电报简直没有个完，每一件电报都使用着同样的字句，如“应比其他优先……”“视为作战命令……”“迅即腾出路轨……”而且差不多每道命令上都有着这样的警告：如不执行这一命令，负责人将被交给军事法庭，受军法的审判。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军运畅通的机关。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一面挥动手枪，一面坚持着说，根据某某军司令员所发的某某号的电报，他们的列车应当先开。

他们谁也不愿意听：“这个办不到。”他们都说：“不行，得让我们先开。”接着就是一场可怕的争吵。在问题特别难解决的时候，就赶紧把朱赫来找来。于是，气势汹汹就要动枪的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了。

这个钢铁一般的人的形象，他那冷静沉着的态度，坚决的不容分辩的声调，时常使那些挥舞着的手枪重新插进枪套里去。

肃反委员会的繁忙的工作损害了保尔的神经。他的头时常疼得像针扎的一样，可是还得跑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谢廖沙坐在一个堆满弹药箱的敞车上。谢廖沙一下就跳下来，差一点没有把他撞倒，紧紧地抱住他说：

“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两个朋友简直不知道互相问些什么，互相说些什么才好。因为他们分别之后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他们相互提出一大串问题，可没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汽笛的响声，直到车轮开始缓缓地转动了，他们互相搂着的胳膊方才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刚刚见面，又要分别了。火车的速度渐渐地加快，谢廖沙怕误了车，慌忙地最后招呼他朋友一声，就沿着月台跑去，紧抓住一辆车厢的把手；车上许多只手把他拉了上去。保尔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这时候他才想起没有把瓦莉亚的事情告诉他。谢廖沙一直就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谢佩托夫卡。可是保尔又给这意外的会见弄得昏头昏脑，完全忘记了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对自己说：

“不让他知道也好，免得他在路上心里难过。”他没有料到，这就是他和谢廖沙最后一次的会面。站在车顶上、胸脯迎着秋风的谢廖沙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军大衣背上给火烧了一个窟窿的战士多罗申科劝谢廖沙说：

“坐下吧，谢廖沙。”

谢廖沙笑了笑，回答说：

“不要紧的，风是我的老朋友，让它吹个痛快吧。”

一个星期后，第一次投入战斗，谢廖沙就倒在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了。

由远处飞来的一颗流弹打中了他。

中了弹，他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迈了一步，胸口像钉上一根烧红的钉子一样疼。他没有喊叫，左右摇晃一下，双臂像抱什么东西那样紧紧地抱起来，捂着胸口，随后就像要跳跃似的，弯着身子，他那僵硬的身体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对没有表情的蓝色眼睛，凝视着无边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严重地影响了保尔还没有恢复的健康。伤口常常疼。终于，他在两宵没有睡觉之后，失去了知觉。

这时，他对朱赫来说：

“费奥多尔，你看我是不是应当调换一下工作？我很想到铁路工厂去干我的老本行，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好。医务委员会的人都告诉我，说我不适于在军队里服务。这儿的事情比前线还要紧张。这两天兜捕苏蒂里匪帮的工作完全把我累垮了。我想摆脱这不断的突击工作。费奥多尔，你看我站都站不稳，我是干不好紧张的肃反工作的。”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

“你的身体的确很不好。我早就应该解除你的工作，这是我的过错，我照顾得不周到。”

谈话的结果，保尔拿了一张证明书到共青团省委会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共青团省委会另安排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对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

“从肃反委员会出来的吗？嘿，那是好机关。好吧，我们马上就可以派你工作。我们正急着要人呢。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到省粮食委员会去怎样？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那么，到码头上的宣传鼓动站去怎样？也不愿意？哦，那你可就错了。这是好地方，可以领到头等的口粮。”

保尔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到铁路上去，我想到铁路总厂去。”

那青年人惊疑地看了看他：

“到铁路总厂去？嘿，……这地方不要人。那么好吧，你到乌斯季诺维奇同志那儿去。她一定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地方的。”

他和那个脸色微黑的姑娘谈了一会儿，就决定了：保尔到铁路总厂去担任共青团的书记，不脱产。

就在这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那里，在这个连结着半岛与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很久以前曾经是克里木的鞑靼人和扎波罗什的哥萨克部落分界的地方，白卫军重建了一个非常坚固的要塞——彼列科普。

从全国各地被赶来的，而且注定要灭亡的那些旧世界的余孽，都自以为在彼列科普后面的克里木是绝对安全的，他们在那儿正尽情痛饮他们的美酒呢。

在一个阴冷的、潮湿的秋夜，千万个劳动人民的儿子，涉进海峡的冷水，预备连夜渡过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进攻躲在坚强工事里的敌人。 ^[38] 伊凡•扎尔基是这千万人中的一个，他正小心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前进。

天刚亮，先头部队就渡过了锡瓦什湖，在敌军后方的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他们越过了障碍物，从正面冲上去。彼列科普立刻翻腾起来了。伊凡•扎尔基是最先爬上石头岸的人们中的一个。

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不顾一切，像野兽一般向爬上岸的人们冲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住向周围喷射着死亡。人马成堆地倒在弹雨下面。扎尔基用狂热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装着机枪的子弹盘。

几百尊大炮在彼列科普怒吼起来。千百颗炮弹凄厉地怪叫着划过长空，炸成无数的碎片，散布着死亡。脚下的大地似乎正在崩坍，陷入无底的深渊。大地被炸得泥土翻飞，黑烟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被敲碎了。红军像怒涛一般涌进了克里木。红军骑兵第一军各师的最后打击实在是可怕的。亡魂丧胆的白卫军，慌慌张张地挤上汽船逃出了海港。

共和国把金质的红旗勋章挂在那些褴褛的制服上，挂在那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凡•扎尔基的胸前也挂上了一个。

跟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所预料的一样，谢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边界是沿着河流划定的，它离那小镇约三十五公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个可纪念的早晨，列车载着保尔回到他熟识的故乡。

他走上遍地是雪的月台，看看“谢佩托夫卡一站”的路牌，就向左边的调车场走去。他寻找他哥哥阿尔焦姆，可是，他不在那儿。他扣紧外套，快步穿过森林，向镇上走去。

他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见敲门声，转过身说：“请进！”一个满身披着雪的人在门口出现了。她认出了来人正是她亲爱的儿子。她双手抓着胸口，喜欢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她把她那瘦小的身子紧紧地贴在儿子胸前，不停地吻着他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伤与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受过了无数苦难的老妇人的眼睛里又闪着幸福的光芒了。在保尔回家那几天里，她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和他说多久也说不完，她本来就没有想到还会看到他。

三天之后的夜里，阿尔焦姆也背着一个包袱闯进了这间小屋子。这时候，她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了。这样，柯察金的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两个经过了艰苦的考验和可怕的折磨而没有死掉，现在又聚会在一起了。

“现在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呢？”母亲问他们。

“我还是干我的老行当去，妈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待他。 ^[39] 1eREZQybUnB2jl/IJU5zpl7JOgICsvsm+xIemK0loP8nQRTkg2qpP9EbIOd/ia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