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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翁同龢推荐的一位新科进士引起了光绪的注意。
这名新科进士叫做康有为，恰好在甲午战争战败那年考上了进士。康有为在考试中的名次并不高，考完后被分配到工部当候补官员。工部类似于今天的建设部，在中央各部中是最不重要的部门。而且当时人多官职少，候补的官员非常多，很多人候补了一辈子都当不上官。也就是说，康有为基本上没有当官的希望了。
但是康有为这个人志向很大，他自认为是孔子再世，有改天换地的才能。他没有老老实实地等着上任，而是在北京发表各种著作、组织学会、进行演说、不停地给光绪皇帝上书。康有为的改革设计十分激进，主张从中央到地方，从法律、财政到人事、教育，进行全盘改革。而且康有为的言论十分有感染力。他善于言辞，动辄引用欧洲、日本诸国变法成功的例子，还处心积虑地考证出《论语》、《易》中早就有变法的主张。康有为对光绪声称，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去改革，只需要三年时间“各省铁路皆成，学堂皆立，学会皆开，工有新器，商有新学，地有余利，民有余饶”。十年后大功告成，“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不难矣”。
十年“雪仇耻而威四裔”，这许诺对于光绪来说太吸引人了。光绪是在洋务运动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从小就接触西方文化，小的时候就有西方的玩具厂商为他量身定做玩具。所以光绪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对西洋事务那么抗拒，对于全面变法这种事十分感兴趣。
然而，康有为的建议其实大有问题。
康有为追求的是国家立刻改头换面，所以要实行的是快速、全面的变法。用他的话说，叫“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可是变法就是要改变国家制度，要快速、全面地变法，就等于要把国家的大部分旧制度全都推翻，再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
这谈何容易！
在讲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我们曾说，每一项国家制度的制定都来之不易。即便是再聪明的人不经过亲身实践，也很难判断一个制度的效果怎么样。王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高材生，可他不知道照搬《周礼》是不行的；汉武帝雄才大略，也不知道彻底剿灭游牧民族是得不偿失；我们在明清看到的那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都是之前一千多年里无数动乱、战争的惨痛教训换来的。欧洲人也一样，他们也不是神仙，也不知道什么政策对国家最好。近代那些议会、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之类的制度，也是经过好几百年的磕碰、尝试慢慢总结出来的。再厉害的天才，也不可能自己关屋里一条条空想出来。
中日变法需要来快的，要在短时间里建立一套新秩序，光靠自己想象不行，最好的办法是从西方各国的制度中挑一个好的，照搬过来。细节愿意改改就改改，但是大原则、根基都不能随便乱动。如果一切光凭当事人脑子里的空想（就像王莽），那最后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而且，最好还要到外国亲自看、亲身学。
为什么呢？
因为一国的制度太复杂了，上到国家政体：有没有议会，议会怎么开，议员有多少人，怎么选出来。下到各种琐碎规定：一个县需要几个小学，国家邮局怎么收费，哪些商品免税哪些不许老百姓私营，这些事务太过繁杂，很难靠书本和报纸间接学会。
所以日本搞维新变法，是派了一大堆人到外国去学习考察，学成回来再指导国家。后来日本维新政府中的中坚力量，包括伊藤博文都有留洋经验。另外日本还雇佣了很多外国顾问，时不时地叫来咨询。
可是康有为不同，他在维新变法时没有出过国，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外语。他是靠阅读二三手的书籍了解外国事务。康有为给光绪的变法建议关系到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部分模仿外国，部分却靠自己的想象和中国传统知识来脑补，所以很多制度看上去是西式的，其实似是而非，并不实际。比如他主张模仿西方大规模发行纸币，但是没有相应的保证金和发行计划，这就很容易造成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康有为没出过国，光绪更没出过国。光绪对于国外的了解，要靠下面的臣子给他呈上来的书籍，或者阅读报纸上的图书广告，再要办事人员去购买，他的阅读面比康有为又窄了一层。而光绪的亲信翁同龢原本就是顽固的清流派，是清廷里最拒绝西洋事务的那批。
于是这么一群人聚在一起，那是越聊越投机。光绪越看越觉得康有为的这套办法实在是好，这些办法一用，国家必须强啊。于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三年后，光绪开始逐步重用康有为，准备施行新政。
结果就出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