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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回头看，日本维新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明治维新以及后来清政府搞的维新变法，它们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个巨大的区别：
欧洲的革命是由下至上慢慢改变的，先出现了强大的商人阶层，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之下，上层被迫去改革。
而中日的变法是从上至下的突然改变，当上层中有些官员、知识分子发现不立刻改革就要被列强瓜分，想要推动维新变法的时候，下层百姓还大多是旧社会的农民和乡绅，他们还不懂得这些变革有什么好处。
这样一来，在变法中就会遇到一个强大的阻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在欧洲的革命中，当革命爆发的时候，社会上有钱的人早都是大商人、大工厂主了，少数不靠工商业发财的旧贵族也成不了气候，他们没有力量阻止变法。在中日变法的时候，全国还停留在自然经济时代，大部分有势力的人还都靠的是旧制度发财得势，他们当然不希望变法。要想变法，就得先把这些人消灭掉。
中日变法又要快搞不能慢来（慢就会被列强瓜分了），那么唯一快速干掉既得利益者的办法，就只有武力了。
所以，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维新派是如何掌握武力的。
明治维新时，日本武力最强的是萨、长两藩，维新的骨干都是这两藩的中下层武士。是靠着他们的军队推翻了幕府，靠着他们的威胁让各藩交出了权力，靠着他们的武力镇压了对维新不满的武士的叛乱，维新才最终成功。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很多偶然因素，是不可复制的。
首先，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分封制。
中央集权制的特点是，地方同中央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地方官都是中央直接委派的。地方官想要升职的唯一办法是揣测朝廷的意思，听朝廷的话。在这种制度下，地方上没有率先改革的动力，保持稳定才是施政的首选。所以当这些省份被列强胖揍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哎呀妈呀惹祸了，这可不要告诉皇上，我们不如去劝夷人攻打其他省份，然后跟皇帝报告说夷人被我们打跑了好啦。”
分封制不同。在分封制下，地方和中央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藩国是藩主的私产，藩主对藩国的内务有高度的自主权。而且藩和藩之间还是竞争的关系，哪一个藩的实力强，哪一个藩主在全国就更有话语权。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开放性市场：各个社会制度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里竞争，哪一个制度能创造的国力大，哪一个制度就会胜出。
在这种制度下，最先接触列强的萨、长两藩，他们虽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是一看到列强的枪炮那么好，第一反应是“这些武器要是咱也能搞来，打败其他藩和幕府不就轻而易举了吗？”赶紧先学一学，别的回来再说。
分封制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央朝廷对地方的管辖能力很弱，地方上想偷偷干点事朝廷没法管。在幕府还施行锁国政策的时候，萨、长两藩就偷偷派人到西方留学。这些人到了国外后深受震撼，疯狂地学习西方知识，后来都成了维新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在清政府那边也是难以实现的。
在分封制下，萨、长有变法的动力和能力，率先引进了西方的武器、军队训练方式，因此二藩才能拥足够震慑全国的武力，足以击败幕府、各藩和中下层武士。也因为二藩提前派人留学日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大清被凌辱的先例，有了“不在全国变法国家就会毁灭”的危机感，二藩中的维新人士才会愿意把权力交给天皇和议会，努力建设一个模仿西方制度的近代国家，而不是贪图一己私利，去当新的幕府。
还有，在分封制下，各藩主的升降不靠朝廷任命，所以也就不像清政府那样存在地方对朝廷瞒报的情况。各地藩主相互独立，挨打的藩主想瞒也瞒不住。这边一被打，全国立刻都传遍了列强天下无敌的消息。天皇、幕府、各地的领主、武士和知识分子，人人都清楚自己和列强之间的差距。这样，维新思想才能克服千年的儒家文化，减小了变法阻力。
至于明治天皇本人的意愿如何，那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了。
除了以上的制度因素外，日本能维新成功还有很多无法复制的客观原因。
首先，日本国土大小适中。
太小了国力不足，列强一口就把它吞并了，不会给它维新自强的机会。只有国家足够大、距离欧洲足够远，一国列强无法独占它，需要有数个列强在其中竞争的时候，才会出现西方国家愿意合作，积极借款，引进技术的情况。
但是日本的国土又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像中国那样有大量的内陆地区，就会出现沿海各省思想开放，内地各省思想封闭的情况。沿海的维新势力无法统一国家，就会出现分裂和内战。那样国家就更乱套了，也谈不上维新和自强。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商业就比中国繁荣。
日本被海包围，近海运输业发达，天生适合商业活动。当初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就知道利用商业的力量。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他曾经利用商人和对手打经济战，又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大阪城，靠优惠的政策吸引商人，获得了巨额税收。因为丰臣秀吉的影响，日本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商业的力量。在分封制下，各个藩主都不愿意失去商人这支力量，所以不会像传统中国那样打压商业。
丰臣秀吉之后就是德川幕府的时代了。德川幕府为了便于控制，规定武士作为常备军必须离开自己的田地，常年住在城市里。他们的生活费是来自于农村的“年贡”，年贡的主要形式是稻米。
这是个和传统中国很不相同的制度。
举个例子。在《红楼梦》里，贾府有自己的庄园，庄园每年要给贾府交租，交租的内容有个单子，您简单扫一下就行：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就是说，中国农民给地主、贵族交的租金里，除了银子外，还有大量的实物，而且种类非常多，包括米、菜、肉、柴，甚至连宠物都有，基本上农业产品这一块，贾府就不用再去购买了。这就是典型的自然经济，需要什么就自己生产，不特别依赖商业买卖。
但是日本规定武士收入只能以稻米为主，那武士在分到稻米后，就必须把稻米兑换成钱，再用钱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这就给商人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在稻米收获的季节，众多武士急于出手稻米，商人趁机压低稻米价格，从中谋取暴利。这些商人逐渐壮大，反倒成了武士阶层的剥削者。
较为强大的商人阶层成了维新运动的坚决支持者，这也是清政府不具备的条件。
另外，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还有个独特的“寺子屋”制度。就是由寺院开办的，面向普通百姓的初等学校。这导致日本在维新之前，全国识字率已经在全球居前列。技术工人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爱国主义需要初等学校的支持，日本的高识字率给维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最后，从知识分子的思想上讲，日本知识分子和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也不一样。在过去几千年里，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是全世界的模范。所以在遇到西方列强时，中国知识分子就很难接受现实，不愿意相信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排行末尾。日本不一样，日本把自己定位成中国的万年学生，自己要做点什么事，都先看看海峡对面的中国是怎么办的。所以当列强碾压中国的时候，日本不会捂上自己的眼睛，而是充满惊讶地看着这个万年的老师被胖揍，再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这个老师被打了还不思进取，那学生就再换一个老师呗，这个心态转变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看了上面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日本能维新成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上述一大堆因素里，如果有一个不具备，有一个步骤没成功，都有可能功亏一篑。而且之后的历史也证明日本的维新是不稳定的：
议会制国家里最危险的因素是军队。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可以拥有特权、践踏法律，那各种国家制度也就毫无意义了。为了避免军队被私人占有，近代国家都会给军队极大的限制，要求军人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不能参与党派、不能有政治倾向，只能无条件地听从议会的决定。而且议会也不能随便指挥军队，还要受宪法的约束，比如不能说一个党派控制议会后，就投票命令军队去把其他党派的人都抓起来。总之，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控制军队。
但日本不一样，日本变法太快，中央政府在刚成立不久就要集中武力镇压旧势力，需要最高效率地使用军队。所谓高效，就是军队事务不能由议会慢悠悠地吵架、扯皮来决定，得有一个人独断专行，一言九鼎地去控制军队。因此当时规定军队不听命于议会，而是直接听命于天皇（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日本的军队就称为“皇军”）。
可是，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等于皇帝就对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个道理在讲唐末和五代的时候就说过：皇帝本人并不能天天处理军队事务，总要把军队交给其他人管理。唐末皇帝把军权交给了最信任的宦官，最后导致宦官专权，可以废立皇帝。五代皇帝把军权交给了禁军首领，结果就是禁军首领屡屡政变。
同样，明治时的日本“皇军”名义上听从于天皇，最后变成了只听命于少数军人。再加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一连串胜利，让日本误以为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是富国强兵的唯一办法，让军队的势力不断抬头。最终导致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我们这一大段的意思是说，以我们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日本的变法之路千难万难，是根本没法学的。
可是当时的清朝人并不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