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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天津教案搞得清朝上下群情激昂，都说外国人挖小孩器官太可恨，要求对外国强硬点。但处理此事的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背后主政的奕訢都是务实的洋务派，他们刚刚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知道跟外国人玩硬的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坚持赔款道歉，以退让的方式结束此事。
从此往后的几十年里，清廷大搞洋务运动，对外事务都是由奕訢、李鸿章这帮洋务派主持。清廷在对教案的处理上，也都延续退让的风格，尽量减少跟列强冲突。这么一来，就让那些传教士看到了可乘之机。
外国人在华原本就有不公平的“治外法权”，现在清廷在教会和中国百姓的冲突中又屡屡退让，这导致教会在中国拥有了高于法律的特殊地位。传教士们就利用这个特权来吸引教民：
凡是成为教民的中国百姓，教会都给予司法保护。
当教民和普通百姓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就去找清朝地方官施压，要求地方官偏袒教民。要是地方官不听，教会就去找本国的外交官，让外交官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一害怕，就去逼地方官让步，最后还是让教民得利。所以当时就有一句话，叫“民怕官，官怕督抚，督抚怕总署，总署怕洋人”。
这样一来，加入教会的诱惑力大增。在官司中吃了亏的中国百姓都抢着要入教。
一位英国驻华领事举过一个例子，说在湖北某个地方，有两个村子因为一个池塘的所有权对薄公堂。一个村子在官司打输后，决定全村都加入天主教会，随后神父立即要求重审。另一个村子见势不妙，决定全村立刻加入英国国教。
加入教会成了中国百姓打赢官司的法宝了。
这种情况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存在，一直到了戊戌变法中的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后，达到了高潮。
前面介绍过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大致过程是山东有百姓杀了德国传教士，然后德军就以此为借口在山东登陆，非要强占胶州湾，最后清廷只能屈服。
这件事最恶劣的地方在于，德国太耍流氓了。
在胶州湾事件之前，列强发动战争多少要讲一点借口（虽然细研究起来未必成立）。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借口是“林则徐烧毁的鸦片是英国女王的财产”，要求赔偿鸦片款。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进京换约。甲午战争的借口是清方擅自往朝鲜派兵违反了之前的中日协定，等。起码在表面上要找个清政府违反国际法的理由。
但是强占胶州湾这事完全就讲不出理来：
传教士被杀，清廷这边已经答应赔钱、惩治犯人，这么做按照国际法已经足够了。德国要是不服你可以向当地政府起诉，可以通过外交部抗议，甚至可以断交，却没有派兵的道理。再说派兵也就派兵了，可又没有赖着不走，强占领土的道理。这就好比今天有个中国人在纽约被杀，美国方面也抓住犯人了，也枪毙了，甚至都赔钱了，结果我们出兵把纽约市给占了，说“这地儿就借我们用上一百年哈！”前后完全没有逻辑嘛。实际上德国它就懒得想逻辑，就是硬来，就是没借口，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这件事更刺激清廷的是，清方没做出任何抵抗。
割让土地这么大的事，清廷之前几次好歹还都抵抗过，和列强开打之前还都很有信心。可到了胶州湾这里，清廷明明知道德国欺负人，明明气得要命，可是很清楚自己打不过，只能低头认错。而且不只是割让胶州湾，清廷还被迫答应在山东的大城市和传教士遇害的村庄里，由朝廷出资修建大教堂，还要在门上刻上“钦建天主教堂”。并且要在多个城市为传教士修建住宅。在这件事里完全没错的山东巡抚被革职，永不叙用。
也就是说，德国不仅要了实惠，连面子也要走了——在学校门口不仅抢了你的钱，还要你跪下说“大哥我错了”。但是清廷因为打不过，就是没办法。
有了这个开头，后面的列强以“最惠国待遇”为借口纷纷有样学样，都不讲道理了，都来硬要港口、要修路权。清廷也没有办法，只能都答应下来。此时的清政府已经陷入了极为无助的境地：既无法跟列强讲理，又无法打仗，唯一抵抗的办法只有用外交手段“以夷制夷”——“以流氓制流氓”。结果大家也知道，就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一样，往往是列强早就私下里沟通好了，被合伙算计的是大清。
在这种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蹂躏的情况下，清廷对于对外事务只能如履薄冰。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的借口是教案，以后清廷在处理教案上就越发谨慎，一律无条件地支持教会，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一场胶州湾事件。
在这种背景下，教会的行为也就越来越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