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英国人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殖民地。其中亚洲最大的殖民地是“东印度公司”。
早在明朝末年,英国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一开始是正经八百的商业公司,有董事,有持股人,就是一门心思在印度发展商业贸易。但是作为殖民地公司,它离不开大量的军队,既要用来压迫印度人民,也要用来同其他欧洲国家争夺利益。时间一长,东印度公司就成了殖民政府了。
人的贪欲是无限的,尤其是市场竞争会最大化刺激人的贪欲。英国的商人们不满足在印度经商,他们以印度为基地,到处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其中一些人就找到了大清帝国。
结果,他们碰了一鼻子灰。
蒋廷黼先生评价鸦片战争有一句名言:“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准确,在鸦片战争之前,完全可以用“忍辱负重”来形容那些同大清国做生意的外国人。
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这些年来欧洲的巨变懵然不知,他们心中的世界观还是我们在上本书里讲过的,延续几千年的旧观念:
整个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中国最文明,越是远离中国的地区越落后。对于周边国家,只要肯承认中国是你的宗主国,我就允许你定期带着礼物来给我进贡。我会还给你丰厚的礼物,同时允许随行的商人做买卖,保证你能大赚一笔。这种外交模式,称为“朝贡体系”,也就是各代君王都梦想的“万国来朝”。这种外交模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外国的资金和商品,而是要把周边国家都纳入到儒家“礼”的体系中,让这些国家通过朝贡礼仪来表示臣服。所以那时负责外交事务的政府部门“理藩院”属于礼部。因为对当时的朝廷来说,外交本质上是个礼仪问题。
对于那时来中国做买卖的欧洲人,大清政府也用“朝贡体系”的思维来对待他们。尤其是像英国这种国家,在哪儿都不知道(鸦片战争开打近两年,临近结束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想起来问身边的人:英国面积有多大?跟中国有没有陆路可通?),这英国在我们的朝贡体系里都没挂上号,那肯定是超级蛮荒的国家了,同意你做买卖就是给了你天大的脸面,你还要平等和尊严?这闻所未闻啊。
当时大清朝实行的是乾隆定下的锁国政策。
明朝末年为了经济利益和打击倭寇,沿海对外贸易已经开放了。但是以乾隆为代表的清政府政府极为保守。贸易会让外国商人、传教士带来异端思想,这是清政府绝对不允许的。乾隆又认为我“天朝上国,无所不备”,我们根本没有和外国做生意的必要(瞧瞧人亚当·斯密,这见识可谓相差巨大),于是从乾隆开始,清政府施行的是“一口通商”政策。
“口”是“港口”、“口岸”的意思。“一口通商”,就是全国只有一个沿海港口允许和外国人通商,这个港口就是广州,外国人要做买卖只能去广州。而且清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和政府经营的商业机构“广州十三行”做买卖,不能和其他中国商人、中国百姓接触。
前面说过,商业社会最需要的是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而这时的大清帝国,恰恰是最不自由、最不开放的市场。“广州十三行”的设置用现代的概念说,就是官府垄断经商。官府经商的结果必然是经手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好处。洋人不给官员行重贿,就不可能在中国做买卖。
之前欧洲爆发了好几场革命,死了那么多人,为的不就是争取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么?而这个“一口通商”政策,生生给外国商人来了个迎头痛击,是每一个在华外商都恨不得立刻除掉的障碍。
另外,这里还有个尊严问题。
“种族歧视是错误的”这个观念,是在一百多年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在鸦片战争的年代,欧洲人充满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物质文明飞速进步。大清国虽然国家有钱,但是科技落后,百姓贫困,缺少教育,官员目光狭窄,对现代文明毫无所知。白人见了打心眼里瞧不起,很多人都歧视中国人。
这边清政府也半斤八两。在清政府看来,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低人一等的“夷”,连儒家礼教都不懂,野蛮得都没法儿要了,跟你们多说两句话都嫌丢人。清政府给外商制定了种种严格的规定,比如外国人只能在固定的几个月份里在广州上岸,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进入广州城,更不可能随意见到地方官员。要想办点什么事,需要先办理繁琐的手续,提交文字恭敬谦卑的申请书,批准不批准还得看官员心情。
此时的中英双方都极端地瞧不起对方。这就好像两个都觉得自己很牛的壮汉,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好久了。情势到了这个份儿上,这仗打不起来还真就说不过去了。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爆发6年前,中英已经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