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工业时代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革新。具体说，是铁路和电报的发明。

对于商业来说，这两项革新极大地降低了经商的成本，商业的利润大大提高，长途做买卖不再是不划算的事了。

更重要的是，交通技术还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结构。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内陆地区采取的都是“小农经济”，或者叫“自然经济”。也就是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都尽量自己生产。比如古代中国的农户要自己种田、自己织布、自己养牲畜，尽量不从外面买东西，因为运输成本太高，外面来的商品太贵，不划算。

有了工业化生产和便利的交通，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我们今天到家门口的市场上，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全国各地生产的水果、蔬菜，因为这些物产依靠火车和高速公路，千里迢迢地运来也花不了几个钱。

这样一来，一个地区也就不需要什么东西都生产了，只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就行。这个地区适合生产衣服，所有人就都去生产衣服。适合种地，就都去种地。然后再靠便利的交通互通有无，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这种地区性的分工生产，使得每一个地区都不能自给自足，都依赖和其他地区的商业联系。这就减少了地区独立的可能。比如在中国古代，一个省关上门，只要能挡得住外面的中央军，直接就能独立，没有顾虑。但到了工业时代，一个省要想独立，就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工业体系够不够完善，能不能生产钢铁？能不能生产煤矿？甚至连老百姓平时用的锅碗瓢盆你都要想好了缺不缺。否则你独立后中央一搞贸易禁运，可能人家还没打呢，你自己就先经济崩溃了。再者，交通的便利使得中央军可以很快地投放到局部地区，地方独立的军事优势也很小了。

比如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全球都有它的殖民地，很多殖民地和英国本土远隔万里重洋，总督在当地军政大权一人掌握，活脱脱就是天宝年间的安禄山，可是这些总督却很少有人想到独立。

古代的欧洲采用的是分封制度，王室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很差，地方上都是各自为政的小领主。但是到了工业时代，这些国家很快都变成内部统一的民族国家，分封制逐渐消失了。

工业革命还改变了社会结构。

在农业时代，因为每个人能生产的能量太小，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只能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上。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汉唐盛世”、“康乾盛世”，它们指的都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富强体现在国家的总人口多了，而不是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绝大多数百姓还是在极有限的食物、繁重的劳动和几乎为零的医疗条件下日复一日地苦熬。因为人均生活水平太差，也不可能实现全民教育。全民参政议政等现代政治的概念，在当时也就难以实现。

在农业时代，富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必然要以大量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为代价。知识分子要花费很多时间读书，必然极少从事劳动生产，他们必须依靠役使劳动者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同意奴役和压迫。古希腊讲民主，但拥有民主权力的只限于男性“公民”，公民家里的奴隶是没这权力的。古代中国不少农民军队号称“均田地”、宣传人人平等，那也是老百姓你们自己跟自己平等，我们这些首领得“更平等”。得了势后，这些首领还是有仆人有丫环，还是要占有大片土地，还是得讲三纲五常。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人人平等”、“人文关怀”这些很普遍的道德观念，在农业时代是很难实现的。

到了工业时代就不一样了，人们可以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却不需要剥削其他人的劳动。比如古代的富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必须得雇个丫环给他成天洗衣服——我们现在用的是电力驱动的洗衣机；雇个厨师给他做饭——我们现在可以买电力驱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的快餐和速食品；他腻歪了想消遣，还要雇几个人吹拉弹唱——我们现在有电力驱动的手机可以自动播放无数节目；他要出门，还需要雇人拉车抬轿子——我们现在有用石油和电力驱动的汽车和地铁，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满世界跑。

也就是说，因为工业技术提供了更多的能源，我们今天可以过上舒适生活却不用役使他人。工业革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们更有尊严，人人平等在理论上可以实现了。

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大肆利用能量的基础上。今天人类的生活质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均消耗的能源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一但现有的能量耗尽，人类马上就会进入农业时代那种每天辛苦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却未必能果腹的日子里。

所以教室没人的时候顺手关上灯，是在为全人类的幸福做贡献。 N74PWYOpeuVvxfEWAr+YuPS6TYWoLvMA6bV3qDq2hwkmNiHQ0ROdi6ofUV/akc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