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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是个有名的节俭皇帝。日常生活特别简朴，除了龙袍外，其他衣服都要穿到打补丁的程度。平时一顿饭只吃四个菜，嫔妃宫女吃得就更差了。他自己吝啬，动用起国库更加吝啬，轻易不批钱。可是鸦片战争越打花的钱越多，到最后国库已经快见底了，城市反倒不断地丢。道光皇帝终于意识到这仗打不下去了。当英军威胁要攻入南京的时候，道光软了下来，指示前方官员在“不伤国体”的情况下和英夷谈判。当然，这条命令根本无法执行。前线谈判官员又使出在奏折上妙笔生花的本事，在伤害了国体但是尽量不伤害道光心灵的情况下，把停战条约给签了。
中英先是在南京签订了《南京条约》，然后在虎门补签了《虎门条约》。在两个条约中，英方答应停战，从一些已经占领的中方土地上撤兵。清方答应的条件主要有：
赔款、开放“五口通商”、割香港岛、放弃关税自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
我们挨个看看这几个条件。
赔款就不说了，就是巨额勒索。这对道光来说倒不是大问题：夷人性如犬羊，眼中只有钱钱钱。咱大清国可不一样，钱都是小事儿，赔钱是“赏”给你的，赔多少都不伤国体，无所谓了。
第二是从“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也就是从开放广州一个港口，变成了开放五个港口通商。另外，各个港口再也不能有“广州十三行”那样的官商垄断了，要实行自由贸易。对于英方来说，打开清朝市场、扩大对华贸易是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无需多说。对于清方来说，这会极大增加管理外国人的难度，清方非常不愿意，但是在枪炮面前，不得不答应了（前方大臣报告给皇帝说，夷人的要求只不过是“赏码头”）。
第三是割香港岛。英国人想要香港岛是因为在之前的冲突里，清方多次玩“包围商馆、断水断粮”这一招。英国人想要一块能让商船自由停靠，能保护自己商人的地方。香港在当时虽然是一座荒岛，却是英国人精心选择的。香港岛是优秀的天然港，离广州的入海口——珠江口很近，非常便于商船停驻。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香港岛就是鸦片走私船停靠的地方。
道光对于割让香港岛很不爽。当然岛给你肯定是给你，但是名义上不好听呀，一度想把条约修改为“暂行赏借”，但是英国人认为这在法理上是个漏洞，坚持写成“给予”，清方也没办法。
第四是“放弃关税自主权”，也就是“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这是什么意思呢？
“关税”是一个商品从这个国家进口或者出口的时候，国家要征收的税。比如一个美国手机，从美国进入中国的时候，就要给中国海关交一笔关税。所以有些人会非法购买“水货”手机，这些手机因为是走私品，没有交关税，每台的售价也就低一些。
按理说，一个国家的关税收多少是国家自己的事，外国人管不着。事实上，关税也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战、外交战的常用手段。比如我们对美国不满，那我们可以提高美国进口我国的某种货物的关税，这样美国的出口业就受到打击了。
问题是，大英帝国这么辛辛苦苦地把大清的贸易大门打开了，假如大清可以随便指定关税，那英国不是白干了吗？咱们今天之所以各个国家都不会把关税定得特别高，是因为现在经济早就一体化了，你限制了外国商品进口，你本国的经济也会受到损失。可是当年的大清是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啊！大清原本就不打算跟外国贸易，那大清打开了通商口岸也不怕，我把所有的外国进口产品的关税都提高到百分之一万，那这开放口岸不跟没开放一样么？
所以，英国一定要在《南京条约》中加上“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剥夺大清指定关税的权力。
清廷这边从来不知道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也就不懂得关税的重要性，只把关税当成一项普通的收入。英国人提出关税固定为百分之五，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清方却立刻同意了，因为当时清方的关税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只是各种非正式的杂税很高。清方以为关税不降反升，自己没有吃亏，实际上失去的是保护己国产业和他国博弈的重要武器。在未来丧失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第五是“片面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的意思是说，如果清朝在对外利益上给了其他国家任何好处，那么也都得给英国同样的好处，用形象的话说就是“利益均沾”。“片面”，就是说这个特权是单方面的，英国在大清国境内有特权，清朝在英国境内可没有特权。
我们说过，商业效益最大化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公平、开放的市场。设计“最惠国待遇”的目的，原本是要保证各个国家（比如西方各国）在某国（比如大清国）内的竞争是公平的。清政府不能通过关税等手段偏袒某个国家，不能对英国的商品征税多，对美国的商品征税少，各个国家都得是一个待遇。但是清廷在枪炮之下被迫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原本就没有平等可言，“最惠国待遇”也就变了性质，英国要求这一条是为了在将来其他国家的对华侵略中不吃亏。
为了得到片面最惠国待遇，英方费尽心机，不惜迎合清方爱面子的心理，在递交给清方的文件中写上了类似“为了表示公平，清朝皇帝赐给其他国家的皇恩，我们英国也应该有”之类措辞谦卑的文字。这清方一看，我们天朝对待番邦向来“怀柔远人”、“一视同仁”，这正符合“朝贡体系”的一贯原则，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最后一条是“领事裁判权”，又称为“治外法权”。
“领事”就是外交官，“领事裁判权”的意思是，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中国官府没有资格审判他，必须把这个人交给外国的外交官，由外国人自己处理。这就意味着外国人就算在中国杀人放火，中国政府也不能判刑，外国政府就算把凶犯无罪释放，中方也只能干瞪眼。
毫无疑问，这是对一国主权极大的践踏。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条特权竟然是清政府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清方官员的思路是，这不五口通商了吗，还取消了官商，这下子外国商人乌央乌央地都随便上岸了。这么多外国人涌进来，语言不通，风俗奇怪，这该怎么管？清方官员聪明地想到：不如让外国人管理外国人，这就可以减轻中国官员的压力了呀——对于他们来说，百姓安危毫不重要，国家利益亦可出让，自己当官的风险最小、最省事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清方竟然主动提出要让英国人拥有“领事裁判权”，英国人一看还有这便宜事，当然乐得接受。用孟森先生的话说，这是“英所未请，中国强予之”！
基于类似的思路，英方还提出英国的军舰可以随意进出中国的通商口岸，理由是这样可以“管束本国国民”。清方官员一看，对呀对呀，这提议好呀，也答应了。实际上这等于让上述五个港口对英国军舰完全不设防，彻底失去了海上的防御能力。
另外还有一项《南京条约》没有写出的后果。在谈判前，英国政府曾指示谈判官员力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这些条件又不能出现在正式的文件中——英国政府也知道走私毒品很不光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前线官员早就给打怕了，所以清朝官员便向英方私下保证不再查禁英国的鸦片贩子。因此在鸦片战争后，鸦片走私在中国并未合法，但实际上已经畅通无阻。这一恶果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一直到了民国的时候，民国政府想下大力气禁鸦片也禁不住。很多军阀和后来的日本侵略者为了赚钱，都种植、贩卖过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难以计算。
事情还没完。
清朝末年到中国做买卖的外国人不止英国一家，还有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等等一大堆国家。这些国家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有时还兵戎相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图谋都一样，都是想扩大自己的利益。
英国和清政府开战的时候，其他国家都在围观。现在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美国和法国一看机会来了，都跳出来找清政府要求获得和英国相同的权力。从法理上说，中英战争关美法两国屁事，清政府完全可以拒绝。但是清政府认为假如拒绝了美法，这两个国家可以找英国打掩护，伪装成英国人谋取贸易利益，这样美国和法国会感谢英国人。假如我们同意美法的要求，美法二国或许能对清政府有好感，帮助清政府说话。另外，清方还考虑到反正贸易利润就那么大，让给一家和让给三家的损失都一样，还不如让给三家让三国去争抢。
鉴于这些理由，清政府痛快地答应了美国和法国的要求，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内容除了没有赔款和割地外，其余特权同中英条约类似，有一些特权甚至比中英条约还过分。条约签订后，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把自己的特权也相应扩大了。
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极为不平等的条约，在当时的清廷看来竟然成了中外关系的惯例。后来，又有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这些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国家（甚至其中一些真打也未必打得过清政府），也都争着要和清廷签约，清廷也分不清谁是谁，一看全是黄头发的外国人就都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从此以后，清政府自以为豪的“朝贡体系”彻底崩溃，中国进入了和外国不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