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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劣势还不只在战场上，清方还存在严重的官员瞒报军情的问题。
我们知道，英军全程都是在压着清军打。但是在道光皇帝接到的奏折里，战争初期全是大获全胜的喜报。如鸦片战争开始前的两次武装冲突里，第一次冲突英军自己的记录是只有几个人受伤。林则徐的奏折里却说，击沉英军一艘船，击毙英军17人以上。第二次冲突英军的记录是无人伤亡。林则徐的奏折说：附近渔船捞到了敌人的帽子21顶，经过辨认，其中有两顶是敌人军官所戴，其余各种外国人的物件“不可以数计”。很难相信林则徐的奏折里没有夸大战果。
这还算是客观的，后面其他人的奏折更没法看了。如虎门之战里，清军250人战死，1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俘，英军仅仅5人受了轻伤。这完全是一面倒的失败，但是清方的奏折里赫然写着“共计剿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第二次定海保卫战，英军战死2人，受伤27人，清方的记录里则写着“剿杀逆夷一千数百名”。
下级官员隐瞒事实欺骗上级领导，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难以克服的顽疾。
我们曾经说过，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截留税款、瞒报上税人口。这些问题历代朝廷都没有办法搞定，越到王朝末期就越厉害。我们没说的是：为什么没能解决？皇帝下个命令要求大地主把土地分一部分出来，或者向他们收取惩罚性赋税可不可以？皇帝下令整顿税吏、清查人口可以不可以？
实际上，很多皇帝都干过这种事。但除了开国初期外，其余的皇帝全都失败了。远的不说，就像雍正、乾隆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皇权巅峰时期的皇帝，也办不成这事。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独裁社会里，朝廷缺少足够的监督力量。皇帝固然可以设计各种监督机制：如在各地设置监督官员，或像唐朝那样派宦官当监军，像明朝那样派遣特务，像清朝那样采用秘密奏折制度。但这些制度都有一个相同的缺点：负责监督的人数太少。只要人数少，被监督者就总有办法买通监督者，共同欺上瞒下。就拿清末来说，清末虽然有秘密奏折制度，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官场贪腐成风，所有上奏折的人都贪，大家谁能检举谁？实际上后来官场已经形成了默契，很多官员在上奏折之前要先互相通个气。就算有个别人想冒头检举，皇帝接到举报后又不能轻信，还要派钦差到地方上调查取证，只要地方上的贪官互相遮掩，甚至是买通钦差，那皇帝还是没有什么办法。
再比如土地兼并这事，皇帝们都知道土地兼并不好，可他们手下的大臣都是大地主，大家的财产都来自于土地兼并、瞒报赋税。那大臣们为什么要自己断自己的财路？
所以皇帝们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皇帝决定下大力气整治土地兼并和瞒报赋税，朝廷大员们纷纷叫好，山呼万岁皇帝英明。政令下到地方，地方官员们立刻紧锣密鼓开展工作，隔三差五上报说我们今天做了多少多少工作，检查了多少多少土地。但一看具体清查的案件，全都是一些没势力的小地主。大地主们在文件上全都是清清白白，光看产权文件，家里就一间院子三亩地，完全符合朝廷规定。你皇帝怎么办？你还能亲自到全国几千个县里，挨个踹开每个地主家的院子，看看他们家到底有多大不成？
以后世的经验看来，解决瞒报最好的办法是舆论监督。
欧洲采取议会制以后，议会里的议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可是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个议员为人怎么样，自己该不该选呢？这就要靠报社了。在商业社会里，报社也要盈利，也要面临同行的激烈竞争。百姓们关心自己选的议员为人到底怎么样，报社记者为了能多赚钱，也就会跟“狗仔队”一样，拼命去找关于议员的各种新闻。
清政府的官员可以收买监督者一起骗皇帝的钱，议员却不可能去收买记者：全国那么多报社，那么多记者，你收买得过来吗？退一步说，就算有一个坏人超级有钱，把全国记者都收买了。可这就意味着记者这个行业太好干了，是个人就能拿一大笔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结果会有大量的人涌进来当记者，大量的新报社成立。等于这个坏人是在拿自己的钱去壮大监督自己的力量，坏人是在用自己的左手打右手，最终他还是控制不住记者曝光他，还是没法欺上瞒下。
如果鸦片战争放到英国，今天利物浦吃了败仗，俩小时后伦敦报纸就得有快讯，第二天就能出现一线的详细采访。军官想要在奏折里胡说八道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大兴文字狱的清政府显然不可能允许民间自由开办报社，更不允许报社胡乱报道官员的坏话。那官员们的欺上瞒下也就无可避免了。
在整个战争里，清方都存在严重的瞒报问题。下级官员不肯把前线真实的情况告诉皇帝，不敢汇报英国人的真实要求，皇帝也就不可能对前线下达正确的命令。以至于鸦片战争开打了很长一段时间，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开战。他听信官员在奏折里的胡说八道，还以为整个事件是“有一些蛮夷商人，因为林则徐禁烟没处理好，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冤屈，到处开着船在中国沿海找官员哭诉伸冤”。他以为这只是和外国商人发生的局部冲突，根本没想到自己已经和世界最强的国家开战了。
当然也偶尔有耿直的官员说实话，多亏了秘密奏折制度，这些实话能被皇帝看见，可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你听谁的？
更关键的是，工业革命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违反常识。在中国人几千年积累的经验里，整个世界里就数中国最文明，越往边疆越蛮夷。儒家思想是最伟大的，不奉行儒家的文化都灭亡了。
现在，突然从一个边远得不能再边远的地方，凭空冒出了一群蛮夷，他们从不奉行儒家文化，却拥有远超我们一个时代的科技，只需要一小支部队就可以横扫我们最强大的帝国。
这种感觉，就如同遇上了外星人。
假设有一天，全班同学都去野外郊游，只有你一个人因为感冒生病在家。正在无聊的时候接到同学们的电话，电话里说：“哇，野外风景真好，空气好新鲜哦。”“我们刚才看到几只小兔子，长得有点特别，可能是什么稀奇的品种吧。”“我们今天抓到几只小兔子，玩得好开心呀。”
这时候，突然有个同学慌慌张张地给你打电话，“不好了！我们在野外遇见了一群长得像兔子一样的外星人！他们会说话！会开飞机！会发射可怕的死光，同学们都被它们杀了，你快点报警呀！”这时候你什么反应？你会报警吗？你肯定觉得他神经病啊。这种事太违反常理了，你不可能去相信。
类似的道理，道光皇帝也不可能去相信少数几个说实话的官员。他的反应是，这些官员故意夸大英夷的力量，以此来要挟皇帝。直到后来英国人开始长期占领城市，前线官员实在没法遮掩的时候（当然除了丢城这个事实外，其他地方还是拼命胡写），道光皇帝才稍稍有点醒悟过来，但已经晚了。
瞒报还让清军在战术上吃了很大的亏。
一些历史书常刻意收集当时清人愚昧无知的观念。譬如很多清朝官员相信，洋人喜欢吃肉类，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消化不良而死；洋人因为腿上打了绑腿所以不能打弯；洋人在夜晚的视力很差等。这些荒谬观点都是真实存在的，其中一些见解甚至来自于林则徐等清军名将。
然而，古人虽然缺乏知识却不是傻瓜。他们的智商、思维能力和现代人一样。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只要是亲眼见过英军，就都能明白双方的技术差距
。比如林则徐在开战前就已经意识到英国军舰太厉害，从外国人手里紧急购买了军舰和大炮。其他清廷官员只要是亲临过一线，也能明白英国船坚炮利，之前各种大胜仗的奏折全都是胡说八道。
问题是，一线官员相比全体官员，是少数中的少数。你要是敢上奏说实话，那你就变成了“别人都能打胜仗，你就打败仗了还夸大敌人欺骗皇帝”的奸臣。那你能怎么办呢？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就是继续撒谎说咱又打胜仗了呗。于是，关于前线的情报一直都没能传递到清廷。前一个将军犯完的战术错误，下一个将军还要重犯。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还相信英国人不善于陆战，以至于仍旧不重视陆上防御，仍旧被敌军用“从炮台后方包抄”的老战术取胜。
另外，瞒报还意味着大量的贪腐和渎职。
道光皇帝往前线投入了大笔军费，但是很多都被官员层层贪污掉。购买武器、建设炮台、雇佣士兵，每一项都可以用来上下其手，虚报账目。英军还记录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名清军守军将领在开战前一天派人与英国人商议：“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底下人都这样，这仗怎么打？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整个回顾一下清政府和英国的差距。我们会发现，差距是全方位的，是从武器到士兵到士气到财政到吏治无一不差。
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呢？
在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天壤之别。
我们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国力的大小。从表面上看，大清国的实力应该远远超过英国：
当时的清朝人口和财政收入都超过英国。更何况英国远距中国万里，真正加入战场的只有一小支舰队，双方投入的力量应该是清方更多才对。事实上也是如此，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投入的军费约是英国的2.5倍。以国力对比计算，清方应该稳赢这场战争。
但是，工业时代的强大不在于工厂机器，而在于商业繁荣，在于商业带来的高效的资源配置。在商业社会里，当一笔军费在市场上消费后，全社会和军备有关的资源都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被自动吸引过来。会有数不清的专业人才投身到和军事相关的生产中，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拼命降低武器成本，绞尽脑汁研发新式武器，费尽心血改进军事战术。英军可以保证自己用的每一颗子弹，都是用当时社会允许的最高的效率、最好的技术生产出来的。反应在表面上，就是装备、训练、战术无一不精。
反观清廷拨出军费后，吸引来的不是能工巧匠而是各种贪官污吏，人人都拼命糊弄上级，绞尽脑汁从中间捞上一笔，费尽心思欺上瞒下。大量的军费消耗在运输、贪污、渎职、低效的武器生产和军事训练上。偌大一个帝国，空有无数百姓日夜劳作，巨大产出都被农业社会的低效率抵消光了。反应到表面上，就是战争如同一场黑洞，不管扔进去多少钱，没听个响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