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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命的活跃期，那些被我描述成活在括号里的阶段，婚姻是其中一个章节。婚姻解体后我阴错阳差地跨入政界。在外人眼里这是因果关系，可惜显而易见的往往并不正确。我千疮百孔的婚姻为我赢来不少同情，后来也为我设下种种陷阱。我的婚姻是跨国婚姻的反面教材。我被当成受害者，是被利用的那个。我给一个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地位和舒适生活的女人提供了一切，她却不懂得珍惜。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完全正确。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现在我对她有的唯一怨言是她的名字：桑德拉，无论第一个元音发长音还是短音，都永远让我心烦。敌视我的人说我因为魅力而追求她。同情我的人说我是她的猎物。事实上结婚是她的主意。
在我精神恍惚、饱受折磨的时候，我漫无目的地游览了英国和欧洲大陆。我的旅途没有乐趣可言，归来只觉得更加身心疲惫，更加因失落无助而压抑。假期最后一周的一天下午，我带着糟糕的心情游荡到学校，发现无事可做，站在公告栏前机械地读着上学期的通知。那些学生组织！为了表现得像学生，装模作样地质疑权威、与众不同，装作朝气蓬勃，装作心怀天下！这是年轻人的虚伪！我不属于这样的学生组织。这样的直白也许会吓着那些把我的政治生涯和这所名校相关联的人。我后来看到，名校的声誉尤其沉重地压在那些在各自的社会中下沉得不留痕迹的人身上。
我读着土耳其协会一张乱糟糟的通知：年终大会被相当随意地无限期推迟。通知的下方用鲜艳的蓝墨水写着：“另外，抱欠不便！
”下面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签名。典型的热情奔放、粗枝大叶的土耳其人！当时的细节历历在目，因为桑德拉从走廊向我走来。我们交换了眼神却没有出声。她站在我身旁，假装入神地看通知。她默不作声地等着我先打招呼。过了几秒，我打破了沉默。
她似乎情绪很差。也许是我有意无意地夸大事实，我是除她家人之外唯一一个能感知并了解她情绪的人。我问她假期过得怎么样，她提起自己和父亲一直在争吵。最近的一次冲突是当天早晨，她怒气冲天，继而愤然离家。“父亲简直就是自然的一处败笔。”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她还说自己干脆当修女或者做国王的情妇。我对她刮目相看，满心敬畏接着心生爱怜，仿佛是听到萧伯纳剧里的对白。我觉得她对父亲的评论也令我有类似的感觉，然而我永远也找不到出处了。我们站在土耳其协会的通知前，她又有了一句评论。“你知道我早上说了什么吗？我说他吵起架来像只螃蟹。你觉得我说得好吗？像只螃蟹。”我说喜欢这个比喻。她扭过身来说：“我受不了这个地方像公共厕所一样的气味。”我说有可能是消毒剂的味道。她让我请她喝茶。她说话短促缺乏连贯性，我对她的两个观点都表示支持，这也驱散不了她阴郁的懊恼。我们离开学校，走在奥德维奇街上，走进布什大楼，来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欧洲中心的食堂。我是这里的常客，所以员工没有干涉。
我知道桑德拉不是所有人眼里的美人儿，很少有美女是所有人眼里的西施。但当时她在我眼里摄人心魄，就是现在也让我毫无抵抗力。她的容颜随着时光和阅历臻于完美。她身材高挑，瘦削的脸偏长，我喜欢她微微外凸的下巴和下唇。我喜欢她狭窄的额头和略带幽怨的眼睛，也许她需要戴眼镜。她皮肤粗糙的质感让我着迷，我喜欢皮肤略带颗粒的质地，这让我觉得很性感。她举手投足坚定精准，说话总带着刺。女人们很容易被她的举止激怒，觉得她冷嘲热讽，其实这完全非她本意。她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旧雨衣，我非常乐意在她坐下的时候帮她脱下。雨衣底下是令人惊喜的柔软的浅色衣服，鲜活而精心呵护的胴体。连雨衣也藏不住她丰满的胸部，我很快就发现了。它们不是拘谨的法国风格，不像个能自我支撑的切开的苹果，而是有曲线而滚圆的胸，沉甸甸地下垂，看客意识到伸手去捧的确是不恰当且粗鲁的行为，却本能地伸出手来支撑；胸在主人动作变换下，自由地改变形状和轮廓。这样的酥胸最后只能让人疯狂，因为如此惊心动魄的美貌只能让人手足无措。没人比桑德拉自己更喜欢这对尤物，她会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抚摸它们，正是这种仪式般，几乎是法老般的姿势—右手支撑摩挲着左胸，左手支撑着右胸，让我在枯燥的图书馆见到这番香艳的景象时惊奇又欣喜，不由自主地在借书单上写下一起喝咖啡的邀请，然后夹在书里滑过我们的同一张桌面。后来我发现她涂红了乳头，这让我欣喜若狂。这么荒谬，这么可悲，这么引人入胜。我用双手和面颊亲吻爱抚着它们，激动得语无伦次。“太诱人了，太诱人了！”我连连赞叹。桑德拉冷静地说“谢谢”。我躺在她双乳间，觉得这话冰凉，大脑和双手一瞬间停滞。但这是她真实的回答，缺乏情调，充满自信。没有什么能和她的自恋相比；甚至在第一次相见时，我就能感到她自我的违背感。一刻镇定，另一刻变得疯狂，摸索不该继续下去。
语言非常重要。在此之前和我相处的女人对英语的掌握有限，而我对她们的语言往往一无所知。这些感情是在混杂语言中进行的；它们是一种负担；在肉体欢愉的简单明了之后，我分辨不出我们关系的复杂程度。这种刺激曾经让我受用，现在却觉得若有所失，仿佛走进一条光怪陆离的爱的通道，在那里，就像做梦时一样，在关键时候却不能用手脚挣扎，渴望放声呼喊。和桑德拉在一起没有这种挫败感，两人的交流是一种乐趣，和她在一起我有所转变。随着她在我房间反复出现，我们的关系进展了。我惊奇地发现，她在这座城市的处境和我并无二致。她没有所属的社区或团体，她把自己的家庭拒于门外。她觉得在这个世界孑然一人，毅然决然地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用她的话说，她讨厌“庸众”，却大方地承认自己出身于此，因此有足够的权威来表示没人比自己更了解“他们”。她对“庸众”冷眼相待，把过激的言辞也传染给了我。她独身一人，两三个学校好友分散在各方。显而易见，她感到被禁锢与恐惧，惧怕被归为平凡的一类。想做国王的情妇！我了解她野心的尺度和相应的奋斗的苦楚，与她惺惺相惜，却尚未知晓她为了实现目标，不久将让我扮演的角色。
她与世界不可和解的冲突留下了痕迹。没有人比她更敏锐地享受奢侈的滋味，没有人比她更会制造庆祝的机会。从一瓶好酒，餐厅就餐到戏院的雅座，她珍惜每一个特别的场合。我被她利用了吗？我从未误解她的兴趣，但我自己欣然哄她欢心。她很贪婪。她充满社会野心，孜孜不倦地阅读当代名家的作品，追求文化，为此在家人中她心甘情愿乃至毫无必要地背负着“奇怪”的标签。她走路的姿态，说话的措辞，咀嚼的样子无不显得有分量。这一切，以及她对自己肉体的喜爱，都无不流露出对自己难以遏制的爱慕之情。但我如何能抵挡她迅速创造出的快乐？她的贪婪吸引了我。我在伦敦飘零的生活乏善可陈，她是我唯一觉得积极的理由。她向我展示了从这座城市可以获得很多，只要想庆祝，随时可以创造机会。她的欢愉给我打下一剂强心剂。在公共场合，我装作和她初见，凝视着她迷蒙不耐烦的双眼，突出的下唇。那些在伦敦的日子，每天早晨要决定穿什么衣服，要设法度过一天，无数个夜晚我唯有想到鲁格枪指着我的脑袋，或是第二天就抛弃的学位和学校一走了之才能睡着，在那些日子里最黑暗的时刻，我想到桑德拉就有了力量。我会说：“我明天见她。让我到时候再决定。”明天总会到来；我们总能从周边的枯燥中创造出特别的场合。这是一段感情完美的基础。
那天下午是她情绪的最低点，我们去地下室食堂喝茶，她的脏雨衣围在腰上。她在家的几个星期尤其艰难，她饱受家人的冷嘲热讽。她补考的资格考试又没过，政府奖学金到期，她的学校生涯宣告终结。她没有学位，走投无路。我们坐在低矮憋屈的地下室，她勾画出了黯淡无光的未来。没有了学位，宏图大志和满腹经纶都无处施展。我个人的困扰因为她的阴郁更加尖锐。她的情绪是我的情绪的写照。她的绝望影响了我，我们彼此影响。食堂里的广播在遥远的国家听来充满了大都市的权威和浪漫，听众可以感受到鲜活的画面：电影院和杂志，混凝土砖石和玻璃的丛林，川流不息的汽车，琳琅满目的灯光，人头攒动的戏院，一个万事皆有可能的世界。然而在这座都市的中心，我们坐在塑料桌子边，粗厚的茶杯里茶水已凉，盘子里散落着黄色的蛋糕屑，都逼对方暴露了疯狂的一面。她前途如何？秘书培训课程，图书管理员课程，平凡的雇员，仅此而已。她不断控诉着社会，埋怨没有人保护支持她。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打字员；伍尔沃斯商店柜台的售货员。她把自己逼到歇斯底里，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突然，她湿润的眼睛注视着我，带着仇恨的眼神，几乎用命令的语气说：“你这个 傻子 ，为什么不求婚呢？”
我在脑海里不止一次回忆这一时刻，回忆与事实应该毫无差池。桑德拉的语气和要求的内容带着不协调的怪异，背后的原因重重。我觉得她的这番话出于冲动，像一道清晰的闪光划过黑暗的惊惧。她懊恼自己之前没有想到这个解决方案，她急不可耐地想立即实现，她由于自身的崩溃和示弱而缺乏耐心。我想假如她对我恳求而不是命令，假如她不是这么坚定和明了而是暗示着哪怕一丝不确定，我也许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我对她的贪婪了如指掌，坚信她温和无害，我近乎迷信地依赖她，从她身上汲取力量。那一刻，我觉得和她结婚是获得她提供的保护，分享她的倔强，那份倔强是我一度拥有却早已失去的。我按照她的要求请她嫁给我，甚至道歉没有更早地求婚。现在想起，我觉得自己的反应很奇怪。她的怒气消退了，霎时有些羞赧沉思的表情。我们静默地坐在喧闹的食堂。一两秒后，我第一次在说话时想到她涂红的乳头。
事后有几分钟的默不作声。桑德拉没有给我时间。两天后，她搬来和我住。这让我的房东艾里斯太太高兴了一阵。我发现桑德拉在艾里斯太太面前表现出我们已经结婚的假象。在艾里斯太太和后来不少人的眼里，这段感情带着黑暗和让人不安的浪漫因素。不过艾里斯太太对我表现出一丝忧虑。她把自己的结婚礼物，一只陶瓷狗，送给我，眼带泪光地希望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她的话和当时奇怪的境地一样让我愣了一下。桑德拉把困难的处境告诉了父亲，他吵得像只螃蟹。如果她当时能读懂人心，她该知道我站在她父亲那边。显然他也以为我们结婚的事木已成舟。我反对，但并没有很直白，只是满足于想知道既然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她为什么要告诉她父亲这件事。即使在最后的阶段我还是无力地拖延时间。她说：“我没有耐心详细告诉他，更没耐心欺骗他。”这句话让我放弃抵抗，她在遣词造句上有天赋。她说艾里斯太太很快会觉得我们该“名正言顺”。这是她用词的另一个特点。她说工人是“劳动者”，在不相关的句子间加上“因而导致”，我们两间房的公寓是“宅子”，还要供应“膳食”。这也许是学校的影响。
如今在我闪亮的棕色衣橱里出现了那件脏雨衣，在粉蓝相间的衣架上，挂着让我窒息的柔软浅色裙子和上衣。这一刻让我觉得尤其悲哀。桑德拉体察了我的低落，晚上奉上了涂色的双乳。以前她只是消极地配合，接受一切的爱抚和亲吻，仿佛这是应得的尊重。这次她变得主动。她让我仰面躺着，然后用胸压过我的胸、肚子和腹股沟。她挂在我身上，捧着乳房，用乳头在我身上画线。她的胸脯掠过我，丝滑的皮肤让人觉得酥痒。她做这一切时充满了决心和责任感。不过我仍然对此很感激。她还做了件让我觉得困惑的事情。她涂红我的乳头，然后用力咬，再用指甲掐住它们，仿佛想把它们掐掉。我得遗憾地承认，这种疼痛驱散了激情，后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确认那红色的是口红而不是鲜血。但即使在这剧痛中，我仍体察到这种爱抚中的实验与评估性质，把它们归结于某些草草写出的性爱手册，正如我当初把她的话都当成萧伯纳剧的对白。我不想伤害她的骄傲或者阻止她继续探索。我假装若无其事，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我忍住不叫出声或者拍走她的手。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她精疲力竭却非常高兴。
我觉得肉体之爱的艺术在于女人的状态，和女人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女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把握爱的能力就会下降。女人既不会服侍也不会被服侍。随着从假正经中释放，对情欲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都需要重述。荒谬的观点说性爱既不邪恶也不神秘。于是我们达成了投币售货机式或是农民式的性，对世俗爱情的礼赞让位于对怀孕和分娩的农家抒情。我点到为止。我想说的不过是我和桑德拉在性爱上完美契合，不过是表达我的惊奇：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凭着无数偶然事件与随意决定，同类嗅出同类的几率该有多低。
我们在威尔斯顿登记处结婚。我们坐八路汽车去登记处，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做见证人。可笑的仪式细节大家都明白，没必要重复。我记得登记员为桑德拉担心。他提醒说有些国家女人可以被随意抛弃。他亲手写下一家为英国妇女提供信息和保护的机构的地址。他没有向我提供任何建议或慰藉，而是言行之中带着克制的责难。在宽敞的房间里摆着没人坐的折叠椅，糟糕的结婚仪式就在此举行。这下我真切地觉得胆寒心惊。我想立刻逃跑，去反思，一个人待着。但是我被一位见证人耽误着无法脱身。就是那个诗人、哲学家和政客。他一度狂热地想操控社会，如今像我怀疑的一样，早已沉没在社会里了无踪迹。早在那时他就穿着花呢外套，蓄着胡子，很接近教师的样子，他现在无疑已是其中一员了。“干得不错，老兄。我知道在婚礼上找新郎帮忙不容易，但你能不能给我个五镑？”他的措辞和所要的数额都显得经过推敲，远远超出了他的需要。我给了他十先令。我打断他兴高采烈的致谢，语无伦次地对桑德拉说我在市中心要办事。我追赶着一辆八路汽车，跳上车怔怔地被带到霍尔本。习惯驱使着我下车走进一家酒馆。我只当了几分钟的丈夫，却觉得自己像个卡通人物那样，由于对婚姻的责任玩忽职守，即将遭到暴雨当头的报应。
跨国婚姻的黑色浪漫！设想一下我坐在霍尔本的酒吧，喝着健力士啤酒压惊，握着一份晚报装作若无其事，这是灰狗版，其他报纸这个时候还没出来。我胆战心惊。我想着自己，从这个若有所思的人中抽离出来，回想着他近来不堪的冒险。今非昔比！
这句话在我脑海走过，直到变得毫无意义，直到它变成一种失去、悲伤、甜蜜和忧虑混杂的情绪。报应降临在了花花公子、伦敦的造物，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大厅、画廊和游览列车里游荡的人身上。
今非昔比！
我谈起过离开伦敦时雀跃的心情，这种心情我努力维持了十年，每天心无旁骛地享受乐趣。我也谈起过回到岛屿那天早晨的不安之情，透过舷窗看到热带岛屿蓝色、绿色和金色的旖旎。如此纯净新鲜！我清楚知道这一切都是人造、枯竭、具有欺骗性、残酷的，最可怕的是，它不属于我。但我假装如此，与按着相机快门的游客一起站在栏杆边。他们把硬币丢进清澈的水中，看着黑孩子们潜入水中争抢。他们粉红的脚底仿佛是发光的鱼鳍。男孩子们还在水中捡橘子、苹果以及一切游人丢入水中的玩意儿。灰绿色的港湾风平浪静，笼罩在一片阴影中。远处的晨雾中，浮现出正在捕鱼的渔船微小的轮廓。水中的男孩们晃着木筏。咯咯地笑得露出所有牙齿。水珠在他们看似干燥的头上闪烁。他们让我们扔更多的东西让他们捡。有人丢进一只烂橘子，男孩们纷纷潜入水中捡。我觉得这让人难以忍受，后来下令制止了这种事。但不用说，没能持续太久。对苦难的共鸣只能达到一定程度；超出那个限度不过是设想。在伊萨贝拉岛近来的旅游宣传上，潜水取物的男孩再次成为当地特色一景。
我现在比当初更留恋初回岛上的时光。我一度以为它会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而我这么迅速地回来是失败和耻辱。虽然如此，我还是把屈辱和不安的感性埋藏。我不太相信公正，但是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有个道德的平衡点。只要我们挖掘得足够深，就能在小小的不真实、小小的堕落中窥见最终压垮我们的不幸的开端。在第一个早晨，我早应该说：“这个被污染的小岛不适合我。我几年前就决定这片土地不属于我。我们向前看吧。让我们待在船上去其他地方吧。”
在我心里，对庆祝的情绪和最近惨烈的失败我都有借口。此外，也许是和桑德拉结婚后的影响，我开始随波逐流，不仅仅听从她的，也听从事情的安排。不诚实和不诚实相连，不安和不安相连，审视自己的反应意味着再次体验那种飘零和无助，体验我许多夜里想起鲁格枪指着脑袋才能驱散的噩梦。我觉得这也是我为日后行为找的理由。令我奇怪的是，直到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才像一位充满同情心地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在微小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发现了灾难的种子那样，发现这些年的活动，按我的话说是在括号里的日子，代表了一种退缩的态度，是坚实的城市中的三维生活造成的伤害，我身在其中觉得自己如幽灵一般，土崩瓦解，无意义且像液体般流动。由人创造的城市超出了人类的控制。对此的消极反应是崩溃，积极反应是丰富的活动。它们是相同位置相反却对等的两面，就像回忆一般，变得真切尖锐，便成了痛苦之源。
当时我相信桑德拉的运气，这很快受到了考验。我们靠近码头，贴着旅游招贴画的小岛消失在视野中。灰蒙蒙晨雾中的山丘、棕榈树和捕鱼船为码头边的各国各式设备让路。高耸的仓库遮住了视线，遮住了起重机、沥青和一台旧的小型火车头。到处有近乎赤身裸体的黑人穿着破烂不堪的卡其短裤在停下的货车里休息。在观光的游客眼里他彻头彻尾地象征着热带国家的游手好闲。但我知道他的衣服是所谓工作服。他是个码头工人，属于一个善于争吵的工会，这个工会的拖沓和故意为之的低下效率让无数调查无果而终。
虽然如此，此处是一片宁静：起重机停转，暴躁的码头工人在休息，一切都等待即将到来的工作日的高温和尘土。但是那时，在工作开始之前，就扬起了让人害怕的噪声。
我必须坦白自己没有告诉母亲我结婚的消息。每当我坐下写信时，紧张总是转为疲倦。桑德拉以为我母亲早就知道，很容易想象，我随意的一句“瞧，这是我妈”导致了两个女人的沮丧。然而或许没有那么容易：我们是个充满戏剧化的民族，从来不浪费让大家都看见的机会。想象一下，桑德拉穿着精心挑选的上岸衣服，与一位着装传统的印度寡妇面对面的场景。想象她把我母亲举起的手臂和一声哀叹当成欢迎的仪式，她下定决心妥协地接受这奇异又古老的仪式，隐藏起了一切惊讶和困惑的情绪。随着哀叹的调子越来越高，痛苦的表情变成了明显的拒绝。桑德拉意识到我母亲的态度，向我母亲探出的身子迟疑起来，最后干脆站着不动。这番情形开始引人围观：疲倦的码头工人、乘客、游客、官员以及各国籍的船员。
我自己镇定异常。她叹着气说我逼死了她，我却无动于衷。我忙着照管行李，和认识的海关官员点头打招呼，和前来采访归国学生的记者说上几句。可怜的老伊顿，他是我在伊萨贝拉岛的帝国学校的同学，如今在《问询报》做记者。他的报道很公平，只是简单地写我的母亲在码头迎接我和妻子。我如此冷静是因为觉得情况没那么重要。我突然怀疑母亲早已通过伦敦和伊萨贝拉间便利的交通往来知道了我结婚的消息，她早已准备好演出一场闹剧。我的怀疑后来得到了验证。这真是一场早有准备的闹剧，也许是她演过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我让她在旁人面前蒙羞的补偿。不少家庭有待嫁的闺女，母亲趁我不在的时候经常在那些家庭走动。说出来不好意思，我那时可是女婿的热门人选！我不仅是贝拉贝拉灌装公司的继承人，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得到国外的学位且游历多国，和其他的商人非常不同。我的选择让母亲倍受打击。不过我也知道沉默和消极接受才是危险的真正标志，意味着长久的谴责，也许会以慢性自杀或者绝食的方式表现。码头的一幕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纯粹的任性表现。这番推断合情合理。
这件事非常复杂，桑德拉无法做出和我一样的快速判断，我也无法用只言片语告诉她实情。她走过来站在行李堆边。她看上去脾气很差，我觉得她已经能够掌控她自己和局势。我对她的期待一向如此之高。我说要是住到我母亲的家里不太好。她暴躁地带着学究气说：“这倒是解决问题的有趣方法。这座破岛上不会有叫旅店的东西吧？”我错误地判断了她的情绪，我以为她只是果断。后来我才意识到遭遇我最冷酷对待的是桑德拉而不是母亲，可惜后悔没有用。我指望桑德拉的直白和眼光。但是这种指望在她眼里一定像是在她最不安的时候把她无情抛弃。可我当时对她的感情是非常细腻的！我注视着她在伊萨贝拉岛的下午被暖风熏得懒洋洋，伸展着四肢躺在旅馆的床上。她穿着干净的白胸罩和纯白的棉衬裙，电风扇悬在天花板上。她戴着在亚速尔群岛上买的廉价白框太阳镜，我觉得那太阳镜会损伤视力。她用工厂女工的方式抽着烟，嘴唇湿润地把香烟嘬在中间，仿佛急需养分似的猛吸一口。这是她在英国多塞特的农业夏令营学会的，她待的一个月里学会了抽烟，她抽烟的样子很吸引我。烟圈在风扇的鼓动下升起，越来越细。我精疲力竭，接近于自怜，想着床上这个好笑的、激烈的戴着太阳镜的人儿。她的皮肤开始变得湿润，我觉得她来到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真是充满了勇气。以前她从未旅行过，也从未住过旅馆。我虽然在伊萨贝拉岛炙手可热，却找不出比娶桑德拉更好的回国方式。
两星期后，我们透过客厅看遍了岛上的风景，我已婚的姐妹们安排了我们和母亲见面。地点是炎热的、没什么遮盖的旅店露台，我们在斑驳的金属茶几上喝茶，脚边都是棕色和棕绿色的杏树叶。大家决定和解。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正如桑德拉夸大码头一幕的重要性一般，她现在开始夸耀她的胜利。我觉得这让她的性格更明显，这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