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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随后而来的生活里，那个在准备投身生活和抽身而出之间的阶段，那个生活在括号中、分外活跃、在外人眼里是个活到极致的人的阶段，我并未体会到强烈的情感。我觉得自己已经历过双重失败，正继续活在它们带来的双重威胁之中。我曾说过，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想到了写作。我希望传达出躁动不安和深刻的无序。伟大的探索，三块大陆上建立的社会组织被推翻，不自然地把人们聚到一起，这些人只能在自己安全的社会和先人吟唱过的土地下实现成就。我希望能抒发伟大的变革带来的骚动。我们时代的帝国气数短暂，却永远改变了世界；它们的逝去是最不值得一提的特征。我希望可以捕捉一段能让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书写的主题。如今没有真正的历史研究，不过是宣言和古籍研究；在帝国的主题上只有刻薄人的小册子。但是我现在不会书写这段历史，我是动荡的受害者，它无法成为我的主题。而且我承认，对我来说，写作的迷人之处不是兢兢业业的劳动，而是其中的平静和秩序感。
正如我所说，我曾设想过另一种人生晚年。生活过，努力过，冒险过。我隐退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可可种植园，一个破败的前奴隶种植园，被丛枝病害得枯萎，带来的收入不再能激起任何贪婪的焦虑。我自己住在古旧的木头房子里，灰色的房子，波浪形的屋顶漆成的红和白已经褪色，阳台的屋檐宽而低，悬挂着清凉的蕨类，深色地板被磨得发亮。到处都有旧木料和蜡的气味；视线所及之处都是赏心悦目的木头，门上有木雕的藤蔓，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折叠屏风，高高的镶板门。没有比岛上老宅子更精美的房子了。这些房子少有幸存的，我怀疑现在伊萨贝拉还有没有四座这样的房子。
还有可可，我最喜爱的作物，生长在山谷间，那里很凉爽，有些早晨你呼出的气能变成雾。清泉流过布满苔藓的岩石，落成小小的瀑布，再顺着白色的沙径汇成清浅沁凉的涓涓细流。可可树下落满了宽大的树叶，金色棕色相交织。在矮小、黑色树皮、枝干像橡树一样强健有力的可可树之间，咖啡树浅绿色的树丛上结着红色的果。巨大的不凋花树遮盖着其他树，一到时节，便落尽树叶，满山都是橙黄色的形似飞鸟的花，像燃烧的火焰，数日间在森林里飘荡。潺潺水声随处可闻，雨后的溪流汇成汪洋淹没低地。五点时我会在树林里散步。从洞穴走到洞穴；涨起的水泛着泥土的颜色，在泥土的缝隙中吐着水泡。可可树黑色的树干立在水中，豆荚闪着光，从柠绿到深红到绛紫，由短短的茎连在掉光叶子的枝干上。
太阳在山谷深处升起很晚。我会在清晨去骑马。劳工们从事着简单重复性的工作，用刀砍着豆荚，手形的砍刀如中世纪骑士的武器。也有劳工坐在阴凉处，剥着一堆五彩的豆荚。他们聊着天，聊工作、家庭和儿子在学校的学习进度。这是旧时代的农场劳工，还不是政治家口中的“人民”！他们早晨回到庄园吃早餐，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可可和木头混合的香味。这是真正的可可，是蒙特祖马国王和宫里人喝的可可；不是滋味榨尽的可可粉，而是用烘焙过的可可豆压成泥，加入香料后在阳光下晒干的，在滚热的牛奶里释放了所有滋味。早餐有可可、番木瓜、炸大蕉、新鲜出炉的面包和牛油果。洁白的桌布一尘不染，熨烫时留下的边还在。光亮的餐具上铺着洁净的餐巾，玻璃器皿接住了从蕨类叶片透过的光，透过纤细绵密的防虫网能看到热带的景致。我会用早晨的时光写作，慢慢地在白纸上铺满黑字。夜晚我仍笔耕不辍，静谧得只能听到不远处发电设备的声音，或是它失灵时，汽灯嗡嗡的鸣响。日子一天天过去，文字和农作物一起生长，“农业”这个词少了岛屿粗犷的特质，多了古典的情怀。
我一遍遍设想如此惬意的景象，因为我当下写作的环境截然不同。我从旅店处理的多余家具中颇费周折地弄回一张窄小粗糙的台子。房间在旅店新建的侧楼，标准图案和尺寸的金属窗，标准订制的齐边拉门，门是由复合材料做成的，轻得已经翘起，除非把它关上，要不就会慢慢地来回摆动。壁脚板缩了，木头也是，这里没有什么是用爱甚至是技艺打造的，因此视线所及没有赏心悦目的地方。窗户外是宾馆的草坪，阳光好的时候，按照吧台侍者的话说，中年妇女扮得“老来俏”，让自己晒黑。远处是一大块浅红色的砖；再远处，呼应了我房间的壁纸上古董车的图案，是车辆无休止的咆哮，污染的空气震动着。没有可可树！没有橙色和黄色的不凋花！没有枯去的金色树叶和新鲜的红花嵌在白色的沙子里，林中清泉从上面淌过！没有晨间骑马！
我每天午饭时离开宾馆，去几百码以外的酒馆。我住的宾馆工作日不提供午餐，两英里之内除了一家难吃的餐馆以外就只有这家酒馆提供食物。走到酒馆需要穿过它巨大的停车场，沥青取代了花园，花园的照片放在幽默广告间以作纪念。我总是点一份奶酪三明治和一杯苹果酒，这是最不会出错的选择。女招待一脸满足地切着火腿或牛肉，在围裙上抹着手。脸上有疙瘩的男孩在脏水里浸着用过的酒杯。大家讨论着拥挤的道路和国外的节日。一个坐在吧台椅上的乡下人坚信“飞机不是适合绅士的交通工具”，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忍不住又重复了一次。顾客对自己的意见坚信不疑，吵吵嚷嚷，用力放下酒杯，餐刀在盘子上划出尖锐的声音。谈话声嘈杂，笑声豪放，衣着粗俗。我不相信这种亲密；我不相信这些人之间能有多少交流，正如我不相信周围的广告能有多少笑料。在那些让人烦的画里，滑稽人的嘴大张着，来表示幽默的话，我背下了那些啤酒垫上环形的文字。 谁来这儿？一个士兵。他要什么？一罐啤酒。 还有一段是来自查尔斯·狄更斯的： 噢，我被杀了！给我一罐啤酒再活回来。
从这里回旅店是解脱。至少这里有礼貌和镇定；没有人坚持要进行不可能的交流。管理不妨碍人却颇具警惕性。虽说没有好看的，一切倒是都正常；一切都因每天使用和清洗得来光亮和温暖。人情味的欠缺被小小的细节软化，比如餐厅桌子上的鲜花。这间房像一座大厅。屋里镶有墙裙，光线昏暗，有一座庞大的装饰壁炉，配着高壁炉架。我们在勋爵和夫人的油画下用餐。勋爵和夫人本人和我们一起吃饭，不是用桌子的高度和我们区分，而是在这个科技的时代，用一扇滑动的玻璃门分隔，既能彼此看到，同时也保持了共同尊重的距离。我们觉得这区别合理；我们感激他们所提供的，我们指望他们提供持续的秩序。
这是一种秩序。但不是我的。这超越了我的梦想。在一个简化成独立小房间的城市，这个秩序是进一步的简化。它没有根基；不和任何事物相关。我们谈论逃进简单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把自己说的当真。我们想从这样的简化中逃离，回到更基本的复杂中去。
但是请观察破败的可可庄园之梦的自相矛盾之处。这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梦，但我梦想它时，我们已经通过制造闹剧和不安全感，将这种过去亲手摧毁。农业协会和商会不是我们的朋友。政治抱负最普通的类型是驱逐和继承。但是殖民地政客继承的秩序不是他的秩序，而是他被迫摧毁的东西；摧毁伴随他的登台而来，是他获得权力的条件。于是对继位的合理欲望被中和；闹剧随即而生。我惧怕闹剧。我有关可可庄园的梦不是驱逐的梦，并且不仅是一个有关秩序的梦。这是来自权利的顶峰对退隐的渴望，是一种惆怅的放弃欲望。这不太是政客的动力。但是那时我绝不是一个政客。我绝没有那种狂热，那种使命感，那种必不可少的伤痛。
政客是信口开河、空手套白狼的一群人，他们无法给人民提供切实的好处。他们不是工程师、艺术家或者手艺人，他们致力于把人操控于股掌。因为无所奉献，他们也不知道所求为何。他们也许会说求的是权势，但权势的定义虚无缥缈。有权势是不是拥有车座上铺着白麻布且配着司机的豪车，忠于职守的门卫或者毕恭毕敬的仆人？这仅仅是奢华铺张，任何人在一流宾馆都能消费到。权势是肆无忌惮地欺负侮辱报复他人吗？这种权力转瞬即逝，来得容易去得快，而真正的政客是想一辈子玩弄权术的人。政客不仅仅是目的性强烈的人，虽然所谓的目的不过是满足私欲。他受过往的小伤痛驱动，受小小的缺失感驱动。他想磨练某种完全不像工程师那样具体的技术，这种技术虚幻到唯有上手的时候才知大概。我们经常见到那些费尽心思向上爬的人，经过多年的挣扎操控终于靠近梦寐以求的职位，甚至得到了，迎接他们的却是惨痛的失败。他们不值得同情，因为从野心家的角度而言他们完整了。他们在别处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一场世界大战把丘吉尔从政治困局中拯救出来。然而真正的政客只有在成功中实现自己的能力，成为完整的人。天分从天而降，平日刻薄多变而软弱的人突然展现出慷慨温和与机智。权势证明了政客的价值，对意外的失败或者胜利表示惊讶是天真的表现。
我们更多见到的是默默无闻的政客，怀才不遇，内心酸楚。明智慷慨的个性、为民造福的初衷变成了软弱和优柔寡断。他抛弃了原则章法，节节败退让他穷途末路，他不懂得收放和火候，操之过急或贻误时机，沦落到斯文扫地。他纵情美酒美食，阅女无数，不分优劣。他成了小丑，让自己都觉得鄙夷。唯有深夜时分，不再有观众相伴，不离不弃的糟糠之妻看得清他的真人。他不肯妥协放弃的特质成就了他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你们真正的政客，有着模糊的技能，付之以权力，他将回复当年的英勇。
我不是在描述自己。政治对我而言不过是场游戏，是对生活的充实拔高，是我回到岛上的激动心情的延续。那些准备充分、关注权力的来源、有更多政治敏感度的人都在斗争中存活下来。离开伦敦后我想延续那种庆祝的心情。权力来得很快，让我措手不及。它让我充满震颤，这种情绪是最不适合我现在职位的。我记得很清楚—虽然那种情绪离我而去，但我知道，一旦我再次得权，这种感觉就会回来—我清楚记得那种忧国忧民的情绪。当权之时，仿佛一切皆在脚下，命运莫名的馈赠让我害怕。
在我秘书的召唤下，理发师会忙不迭地奔向我的宅邸。他能为我服务的快乐大大地超越了我享受服务的快乐。我几年前建了这座宅子，当时我的婚姻分崩离析。我用庞贝古城的韦蒂住宅做原型，用游泳池替代了中庭的积水池。快乐的理发师用手拂过我的头发说：“先生，你的头发很柔顺，你用了什么？什么特别的？”这是列安妮会说的话，我觉得这话从一个男人口中说出来很可悲。我的头发天生柔软，斯托克威尔勋爵在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称赞了我的头发。“你永远不会秃顶，这是肯定的。”但那是一个尴尬的时刻，我们的国有化面临危机，斯托克威尔的宅子处在争议中。而这句话不仅解除了紧张的气氛，还令我忍不住钦佩地注意到，不再让人留意到他自己高大又笨拙，无疑只能见到我的头发。对斯托克威尔勋爵和列安妮而言，头发不过是谈话的润滑剂，对理发师却不是。我想：“这个人怎么受得了？每天要把手插进别人的头发，他怎么能坚持下去？”不仅是理发师，连滑稽的擦鞋工也满怀骄傲地带着女性的愉快气质擦去我鞋上的最后一块尘土，满怀期待地让我评价他的作品。记者怎么能忍受“在机场迎接我”这样的词句在他们印刷的报道中出现？他们热切地跑来与我会面，带着发廊女学徒般的神情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重要。他们在大局中不知自己身处何处。他们究竟是怎么保持自尊的？
从我权力的高点，我暗暗试图对每个人传达我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传达对他们身上勇气的钦慕，这是一种我永远无法获得的勇气。在权力的漩涡之中，我却心如止水，淡漠疏离，然而我在举止间决不让自己暴露丝毫迹象。我保留并发展了夏洛克先生房子里那个浮夸自信的花花公子性情，现在它已无需设计，一开口就会浮现。我对萍水相逢的人都竭尽热忱，心怀悲悯，自己却精疲力尽。尽管这样，时候一到，我还是被人指责傲慢冷淡。
我记得一场采访。是我们要再次协商铝土矿税率的时候。对我而言，这是一场个人的胜利，我成了当时的热点。交谈时我带着同情的眼神打量着对面的记者：他闪亮的领带，被疲倦和忧虑侵袭的年轻的脸，语气犹疑，双手纤细柔弱。采访接近尾声，他收起笔记本，一时有些出神，想着自己的事情。我一度以为他想谈谈自己。那些以报道别人意见为生的人似乎都有这样的困扰，我总是顺其自然，从不打压。他突然没有恶意地问：“先生，如果这一切在明天都终结，您会怎么办？”仿佛在寻求宽慰。我以往的策略是立即回答，这次我却犹豫了。很多荒唐的画面涌进脑海。我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眼前的记者让我觉得轻松起来。他的问题让我脑海中浮现了一幅画面：我穿着骑士的行头，穿得像个忏悔的人，披着隐士的麻衣，朝圣殿匍匐前进，哭泣着为眼前的人、为自己、为所有人、为一事无成的人默哀。解脱、孤独、忏悔、安宁。言语和画面交织，在那震颤的片刻，我体验到一种弥漫的愉悦，一种为人类受苦的使命感。请不要误解我，觉得我自命不凡。那种平静、有所保留以及感同身受的本质是恐惧。我所扮演的角色：政客、浪子、名人都名不副实。然而正是在政客角色的庇护下，我很快地回答：“那我会回到之前的商业生涯，回到婚姻生活。我从政以前过着颇为惬意的日子。”
我表达得非常真诚。仿佛在我们一手创造的闹剧里，我们完全可以退后一步回到原先的生活。仿佛我没有理解记者问题的意义！我揣测他问题背后的动机。也许是个人的不安全感，也许是弱者想戏弄他人的渴望。无论原因何在，他的报复达到了目的。发言者和录音者来来往往，记者开始采访别人，世人也不在意我的观点。在往上爬的路上，记得对沿途的人好，因为你走下坡路时还会遇到他们。无足轻重；非常安全；非常沾沾自喜。我的权力之路的可悲之处在于没有下坡路，只有销声匿迹才是结局。尘归尘，土归土，一路褴褛，一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