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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雅利安人的祖先创造了神明，这真是正确无比。我们追求肉欲，结果只是两具独立的肉躯纠缠在污迹斑斑的床上。更大的情欲之梦，神明，离开了我们。每当我们从自身中走出，寻找自己的延伸时，神明都会躲避我们。这种情结无论放在情欲还是城市上都是一样。我们找寻一座可触可感的城市，却只能找到一个个独立小房间的集合体。城市格外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体，是单个部件。然而城市的概念还保留着；我们仍徒劳地追求着城市之神。
伦敦很快就令我失望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世界的中心，我曾因为逃避混乱，而希望在此找到秩序的开端。城市在物质方面提供了太多承诺。奇迹般的光线，柔和，不带阴影，总带着保护的感觉。人们讨论热带和西班牙南部的光线，但温带的光线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光线给万物稳定感，并且从事物的中心提取色彩。来自热带的我见惯了夜取代日的迅猛，黄昏对我来说新鲜而迷人。我坐在列安妮的地下室，在混乱中研习光，生怕错过变化的过程。光亮缓缓隐去，一抹蓝色依依不舍，由淡转浓，华灯初上前，整个世界如在水中一般，我们仿佛浸在深沉的海底。夜间天空低垂，人们仿佛在天篷下漫步，城市的灯光犹如困兽般猛烈地燃烧，有时阴湿的街道上洒着星星点点的光。
这是城市，是世界。我等待着花开满城的时候。泰晤士河堤边的电车闪着蓝光。河面被红黄蓝的灯光割裂。令人激动！激动之心一定埋藏在某处。但是城市之神深居简出。电车上载满了人，每人都即将回到自己的囚笼。工厂与仓库外墙的彩灯装饰了河面，掩盖了自身的空落。我走过空寂的街区，站在桥上，琢磨着那些笼罩着光环的名字。但是名字的魔力很快褪去。河流与大桥就在脚下，那座著名的建筑就在那边。然而神明隐而不见。我咒语里的名字没有被应验。这座伟大的城市，在灯光中如此坚实，那光线甚至为没抹灰的混凝土墙增添了色彩—光秃秃的混凝土建筑在我眼中如同腐烂的木头栅栏和新做的铁皮波浪屋顶一样黯淡无光。在这座坚实的城市里，生活是二维的。
讲堂里有个缺乏安全感的年轻英国学生，主动和我这个局外人搭话。他把自己包裹在印着学院徽章的围巾里，我认定他日后成不了大事。不过我还是听他讲述。他的理想多变。有一周他想当诗人。他说，他有一种有关自然和英国乡村的独到见地，他不指望我能理解。我记得“草之苍翠难蔓”是他的诗句。下周他又想做哲人。“告诉我，我看上去像基督徒吗？像？哈！大家都这么说。”再下一周问题变成，“瞧瞧我，你觉得我能成首相吗？”他和我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需要从旁人的看法中获得指导。
我从讲堂走到学校食堂，然后回到住所。法国人对着打字机敲敲打打，列安妮在地下室喋喋不休，从马耳他来的多米尼库则总在讨论逃脱之道。多米尼库矮而肥，在百货公司工作，懂得储蓄。他一周去看一场电影，剩下的时间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躲在房间里看报纸杂志，做填字游戏。他晚饭吃罐头肉或罐头鱼，用一把刀从罐头里挑出来就吃。他说他们家在马耳他有些地位，他和列安妮相处不快是因为她的社会阶层低。他受不了在伦敦被这样一个低下的人指使。不过他也没处可去。他靠偷窃来弥补被侮辱的伤痕。他经常在商店小偷小摸，总是有战利品向人展示。他说：“我才不像某些人花了五先令吹牛说花了五百先令。我是诚实的，这东西是偷来的。”
我从住所游荡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礼堂。我用法语和一些做女佣的姑娘和女人绞尽脑汁地进行无关紧要的谈话，我并非每次都明白她们有何所求。这些姑娘自称来自不错的家庭，她们很可能所言不虚。我滑稽地和挪威姑娘练着ø音，和瑞典姑娘练着j音。这些前奏过后，我们一起去电影院，在我狭小的房间过夜，笨拙地宽衣解带，她的嘴唇欲拒还迎，带着年轻姑娘准备接受求爱时的热切神情。
在伦敦我没有向导，无人能把我的现在和过去相连，无人会注意我是否前后一致。我可以随意选择角色。我决定呈现出随意而迷人的性格。我是个花花公子，是个从殖民地来的有钱人，对奖学金毫不在意。事实上我收入微薄，给自己规定的生活费更只有其中一半，挥霍让我心生愧疚。我夸耀我的家族在加勒比的岛上掌控着可口可乐的灌装生意，结果大家却并不在意。同样来自加勒比的青年听说后倒是很把我当一回事，列安妮也非常配合地顺水推舟。我曾说我没有向导，的确如此，但住在地下室的列安妮与我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以为她只不过是接受了我那些精心选择过的特质，然后拔高它们。但现在看来如此明显，正是她的暗示和奉承塑造出我这个殖民地有钱人的形象。我成了别人眼中的自己。她假装我比现实更富有，让我注意自己的形象，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觉得自己不是个怪物就心满意足了。是列安妮说我的眼睛让人意乱情迷，我柔顺黑亮的头发让人心旌荡漾。是这个女人领着我在柜台间挑选衣服，建议我买那条红色的宽腰带。战火连天的浪漫背景随着和平的延续开始褪色，她心中那段时期的魅力渐渐凝聚于一段与一位驻意大利的印度军官有过的风流韵事。她说这是她对我有意的原因。这令我忐忑不安，却有一种古怪的满足感：成为被人珍视的替代品，还用不着承担责任。我成了她的聪明学生。
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某项活动精心着装成了一件乐事，举着双臂旋转着系上宽腰带充满了乐趣。周围有观众时，我会故意夸张地跳舞。所谓的观众不过是几个从加勒比来的穷学者，过来抱怨，希望以此结交同伴。我能看出，我的轻浮举止让他们更加绝望。列安妮建议我应该每周有两三次多花半克朗坐出租车去学校，而前大半段路程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列安妮教我穿衣，给我信心，送我踏上征服之路。我高兴地发现自己的举止得到了从伊萨贝拉岛来的男孩的仰慕，他们容忍着我的荒诞举止，但由于我演得够好，他们觉得我时髦，对我点头哈腰。我夸张地扮演自己在他们眼中的角色。有一回我见到一个男孩从一家流行的连锁茶室走出来，戴着学院围巾。我说：“年轻人，千万千万别让我看见你再从那种地方出来，并且记住，你学院围巾的唯一用途就是用来擦鞋。”这当然不是我记忆里发生的情形，我当时很可能不过是轻率地责备了几句。多年之后，当我开始小有名气，这个故事在伊萨贝拉岛流传开来。不得不承认，我很满意列安妮为我塑造的传奇形象。
列安妮带着她有限的见解鼓励我出去招蜂引蝶。她渴望分享或见证我的猎物，她希望我能把女人带回家让她瞧个究竟。我照办了。英国文化委员会有不少等着被搭讪的女人，带一个回家绝非难事。礼堂并不舒适，里面充斥了带着浓重非洲口音的人们，他们戴着金边眼镜，领子笔挺洁白，像培育美德似的培养对自身种族劣势的委屈，理直气壮地从天真的女人身上获取性的回报。尽管这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礼堂还是比学校的礼堂好。那些读书的女孩身上充满了家庭传承的苦涩和野心，几乎分不出她们自身和她们处心积虑的家庭，我太理解她们的言外之意。我更适合和语言不同的女子寻欢作乐。我从礼堂闲逛到艺术馆，那里有适合交流的宽敞空间，赏画时还能随时前后左右移动，为寻找目标提供了便利。可惜我不是唯一发现这个窍门的人。不过我敢说，借乘火车游览其他郡的文化中心之机搭讪完全是我的独创。
比如周三有班去牛津的游览列车，十一点四十五分从伦敦帕丁顿车站出发，十二点五十七分就到牛津，双程票价是七先令六便士。欧洲大陆的姑娘很容易认出，四十年代末，她们追求苍白无血色的肤色，穿着棕黄色的平底鞋和浅黄色的雨衣，我仔细地挑车厢，最后还是凭运气随遇而安，在这类事情上，运气往往是不错的向导。我不会立刻发起话题，而是等到检票员来之后。游览列车的车票是浅黄色，普通票是绿色。如果女孩出示浅黄色的车票，我就估计她也是一名游客。我用心地带着一本杂志，一般是一份周三出版的《笨拙》
，问女孩有没有兴趣看，她们往往不拒绝。接着我开始越来越熟练地展开话题，无非是法语、挪威语ø和瑞典语j的发音，水到渠成地建议一起探索牛津。在这三四个阶段里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但法国人说得好，只要尽心，成事易如反掌。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我连续四个周三都交了好运？一个挪威姑娘（在我看来挪威的声誉被它粗俗的邻居瑞典的夸张声名影响了），一个法国女孩，一个法国女人，一个德裔瑞士女孩。最后这次历险过后，我对火车上的艳遇失去了兴趣。
那次经历让人心烦。我们没有顺着放假的牛津大学各学院的木头台阶拾级而上，没有去探索本科生宽敞的公共休息室和狭小的卧室。我们只是不停地走，偶尔停下吃点心。晚上回到伦敦的圣约翰伍德，已是午夜一点，我们仍在走着，喝了无数杯摊子上的热茶，不过那天，我体会到了一种在伦敦从未体验过的激动，已经足以让我精力充沛。当时的街道无比静谧，与现在深夜两点仍喧嚣的街道相比，足可见时代的变迁。静谧的街道上，贝雅特丽丝说了句话，让我不由自主地动容。她说她决定让我做她的朋友。她解释说“朋友”一词意义重大，我担心她希望受邀去我的书形房间。然而我们只是绕着她在圣约翰伍德暂住的房子一圈圈地走。我们最后停下在门口道别，她没有提出要求，这让我如释重负。她轻轻地在我的唇上印下一吻—注意看，我的全部意志都已投降—轻轻地用手捧住我的脸，仿佛在了解它的形状。她说这是个美好的开始。
我带着极度的苦恼回到住所。我怀疑自己根本不记得她的容貌。我完全沉浸在她的情绪中，她主导，我跟从。她表达看法，我随之响应。我小心地不发伪誓。在艳遇中这从来不是我的行事方式。但我还是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伊萨贝拉的纸币，这是我以前谈话的有用道具，用在好玩的瑞典语发音的话题冷却后。当时，给她这张纸币似乎意义非凡，在浓烈的情绪包裹中，我们行事何等错乱。而此刻，只剩下烦恼和胁迫的感觉。“一个好的开始”是一种胁迫，她频繁说起她父亲两周后将从巴塞尔来，他是个“文化人”，这也是一种胁迫，贝雅特丽丝热情地想向她父亲介绍我，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共同点。
运气出手干预。那一天完整无瑕。然而那真是好运吗？如果我追求了如此感动自己的事情，我会不会就此发现自己正在寻找的秩序，秩序会不会随着与过去的决裂而到来？但是我那时有疑虑；我不知道哪天我会不会仅仅成了她希望我成为的人。我至今仍然好奇：要是我见了她父亲，一个文化人—这些欧洲词语变成英语时是多么奇怪—要是我跟了那个女孩走，我们在群山和白雪间牧牛挤奶，把做好的奶酪滚到山间，会不会更好，或者某种程度上更有趣？
但是我的运气—让我继续用这个词—干预了。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信： 我把纸币还给你，请收下 。除此之外再无只言片语，没有“亲爱的”，没有“爱你”。这看得清楚的瑞士人！我身上的谜团是她不可承受的，她选择躲开。她不仅体察到我们感情的荒谬之处，还体察到了它的错误。或许她明白，我们的感情缺乏美德的存在。
让我细细解释。“美德”
。哪个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上学，随格兰特少校学过拉丁语的人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呢？让我带你去那个书形房间；让我们关门的时候景象不要消失，而那个女孩的脸，已经变得严肃而空白，转了过去，静默不动。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时刻。但也是我畏惧的时刻。我们两人都漂泊在伦敦，在这座伟大的城市。我带着我的过去和阴暗，她无疑也背负着包袱。总是在这些时刻，我想听她们谈论往事、风景，她们熟悉的背景，接着又害怕听到。我甚至都不愿在想象中走进她们的诺曼农舍，或是她们在奈舍的公寓，或是出现在地理书中岩石峡湾顶端的房子。我从来不想听她们在那些地方的情感关系，那些已经禁锢了她们的琐碎。我从来不想让我们的阴暗或气氛彼此纠缠不清。请理解我使用的语言。我在形容一个失败的人、一种先天不足；这些都是如此私密。我一生都混迹于女人中，无法设想离开她们和她们的影响生活。也许我和列安妮的关系就已足够；也许其余种种都是错误。亲密：这个词包含着恐惧。我原本可以永远在一个女人的胸脯上停留，如果它们饱满，有点重量，需要支撑。但是还有皮肤，有皮肤的味道。有疙瘩和伤痕。有十几件这样的小事能让我愤怒。我有能力完成要做的事，但那经常是在醉酒或是吃了两顿晚餐的情况下。亲密：这是侵犯和自我侵犯。在书形房间里的故事不总是有好结局。它们有时在泪水中结束，有时在愤怒中结束，胸脯在扣子扣上后变得无用，一间仿佛需要立刻洁净的房间的房门被关上。
但这是我的“个性”。我从到书形房间过夜的女孩那儿保留战利品：长筒袜，各式内衣，甚至还有一个考虑留下来过夜的女孩的一双鞋。我没有恋物癖。我保证！虽然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自己的动机。我相信我曾读到或听说，有些男人一想到女孩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乘地铁的时候少了几件衣服就会兴奋。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开始写性爱日记。我记得，一开始是为了排遣空虚和无聊。但是很快，写日记成了一件让我激动的事。我分析的是自己最细微的反应。荒谬！低俗！甚至在当时，我也这么觉得。然而我还是坚持写下去，直到我发现列安妮鼓励我出去征服异性是为了读我的日记，我才停了下来。我没有生她的气。这是我和她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她偶尔来我房间或是阅读我的信件不是入侵。我欢迎这种参与。但是我不再写日记。有天晚上，她在地下室门口把我的故事讲给某些房客听；这被当作一个很好的笑话，和我的“个性”相称。法国人说：“你真该去法国娶个法国妞。”但是他当时一定在想着别的事情，也许是他刚吃的列安妮做的晚餐，因为他接着说：“她用一点面包和奶酪就能给你做出最美味的菜。”从此以后，列安妮变得肆无忌惮，她开始对着其他房客背诵日记中的某些段落。她用她嬉戏的马耳他方式捉过我的裤裆，威胁着要把“它”咬掉。在特别兴致高涨的时候，她甚至试图解开我的扣子。我在房客眼里的个性从此添上了这么滑稽的一笔。
警告的信号那么清楚。然而当时我只觉得是在玩，觉得保留战利品和写日记是在表达自己不存在的一面。仿佛我们真的可以玩。仿佛我的性格，它所有的旁门左道、任性偏离、所有看上去的不一致，都没有相连在一起。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沉入某些特定的状态。只有当我们重新向上攀爬时，才能看到我们一度持续的完整而清醒的意识被扭曲到何种程度。来到伦敦，这座伟大的城市，寻找秩序，寻求盛名，寻求在这座光线奇妙的城市里的自我延伸，我努力加速看似难以实现的过程。我试图给自己一种个性。这是我以前不止一次尝试并且等待别人回应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不再知道我是什么；雄心被迷惑，接着淡去；我还发现自己渴望在伊萨贝拉岛上的确定性，我曾经像海难一样把它抛弃。
海难：我以前用过这个词。在岛屿长大的经历让这个词总闪现在我脑海。而我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再度遇到这种感觉：身不由己地飘零，只有小房间里的一点印象，也许会被任何相遇短暂地改变。我和列安妮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她的儿子，她的情人，她的弟弟，是在公共房间里玩私人游戏的人，是个和像贝雅特丽丝一样的女孩在一起的敏感的年轻人。我是个残忍的人，被那赤裸女孩的粗糙后背惹恼，而她对我的厌恶的反应竟是泪眼迷蒙地给我看一幅她家诺曼农舍的照片。人们在极端情绪下的行为多么莫名其妙。这最后一段经历一度成为耻辱的记忆，因为我居然真的对这个女孩叫嚷。我人生中犯过三四次纯粹残忍的罪行，没有更多。现在我已记下了其中两桩；它们的发生时间很近，都在同一段压力大的时期。
在这伟大的城市里—如此立体，如此根植于土壤，从如此深处汲取色彩—只有城市是真实的。来到这里的我们则失去了一些坚实性；我们被困在固定而扁平的姿势中。我们和城市日渐分离，我们在其中行走，与很多不同的人相遇，甚至我们自己也不会把这些相遇关联在一起，我们成了感知者：每个人被相互简化成一系列这样的会面，于是先是体验，然后是人格，分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隔间。每个人都隐藏起自己的黑暗。列安妮；戴围巾的英国学生；多米尼库，在我想象中永远穿着背心和短裤，坐在污迹斑斑的窄床的紫红色床单上，从罐头里叉火腿，胡子在嘴上方活动着，在满嘴食物的时候说他即将逃离；还有我自己。我也已经有了小小的惶恐，不是畏惧迷失或者孤独，而是畏惧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我向往广阔。在城市怎么能得到广阔？我如何在这些无关的探险和际遇中组织秩序？我自己一直在变化，甚至连串联这些事情的线索都在变化。它们从黑暗中无尽地涌现，无法安置或固定。夜晚的尽头，在这书形的房间，高高的窗户下，我独自坐着，对着灯光，或者对着镜子。
迹象都在那儿。崩塌将至，但是我只能在崩塌到来时，以及寻找秩序被更迫切和更安慰人心的事情替代时，才能看清。对安慰的需求是恒定的。我开始，像传言所说的那样，经常召妓。这不仅仅是本能导致，也是受读过的书影响。我开始对这些女人所提供的东西上瘾，不是快感，不止快感：是对恐惧的迅速刺激，接着立即耗尽。但这是荒诞的生意，同样荒诞的是词汇。个人服务；纠正；支配；穿衣三十先令，脱光两几尼。第一次失败了；是一次未平息的恐惧。我记得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前厅，生着煤气火，墙上贴着花朵和乡间小屋图案的墙纸，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吸着烟，伴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灯光，坐在带软垫的扶手椅上读晚报。在房间后谈价钱，还给女仆一些额外的钱；接着就是羞辱。过了一些时间，那身体把我甩开，重新整理它僵硬难闻的头发。但是我后来发现的残酷和欺骗是非同寻常的。我再没有经历过它们。随后的几次一片模糊：不像是和独立的身躯相遇，更像是无名的肉体。每一次都把我深深压入空虚，持久的震惊感让我每天每刻都需要忍受。我还是戴着宽腰带，还是精心梳理头发：在那些日子里，它们是我唯一的英雄举动。
我写得让列安妮看起来像是该怪罪的人，这绝非我本意。列安妮甚至可能救了我。当崩塌来临时，她不在。我离开了那栋楼，搬家的时候让人极度心慌意乱。楼卖给了女伯爵，我们和列安妮都被告知要搬走。于是我们散落各方。我没有去找列安妮。现在我自己心绪混乱，觉得无法面对她。十二年后，我坐在出租车里看见了她。在相同的地区，周日的下午，阳光灿烂，街面散落着纸片。她在一群穿着雨衣的马耳他人中，或许是我认识的那群人：矮小、苍白、忧虑、浑身上下带着童年饥贫的痕迹。她的风格几乎没有改变，鞋跟依旧高耸，宽嘴唇上的口红依旧过于鲜亮。但她不再是那个时髦的伦敦女孩，而是个丰满成熟、可以被一眼认出的移民，来自马耳他、意大利或者塞浦路斯。
搬走后六个月，我在《世界新闻》上读到女伯爵和房子的消息，那栋房子被改造成了一家妓院。我大声告诉房东缪瑞尔太太，很高兴能认出和我有关联的地址。这是缪瑞尔家的报纸，这种新闻是他们一家感兴趣的。但是他们没在乎我和这则新闻的关联。缪瑞尔家处在战后的上升期，他们家是男童子军的温床；他们获得的越多就变得越严肃。有一次缪瑞尔先生在一家有很多分店的公司定做了件西装，那张通知他西装已做好的卡片就在大厅里收信的盘子上躺了一个星期。他特别爱开账单。我小恙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照顾我，然后账单来了，开头是：
给医生打电话三便士
。我什么都没说，付了钱。他折好我的支票，没有把它放到一边，变得友好起来。他告诉我在战时，有一回他见到海尔·塞拉西
皇帝。“自己一个人站在斯温顿车站。”可怜的皇帝！缪瑞尔太太小心地照顾着家人，我的定额卡用在了这上面。事实上，我得到的配额很少。我的早餐，有一点配给的黄油和一小碟配给的糖，每天早晨都由一队人送来：缪瑞尔太太；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七岁；还有一条狗。
有天早晨，大女儿赖在我房间里有话想说。她问：“你想看我的下流画吗？”我觉得有趣。她向我展示了一幅孩子眼里没有穿衣服的娃娃的画。她说：“你喜欢我的画吗？”“伊芳，我喜欢你的画。”“我明天再给你看其他的画，你想不想留着这些？”“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伊芳。”“你可以留着它们，我自己还能画呢。”我成了她勤奋艺术创作的赞助人。当事情败露的时候她多少反映出了我。你不能责怪缪瑞尔一家让英国保持白种人占多数的愿望。
我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逐渐远离市中心。那些房子！脆弱易逝的红砖墙，建在被践踏的田野上。那些商店！那些售报摊！很快每个地区都被蚕食。我记得夏日周日的百无聊赖。在我的想象中，有个女孩曾经在这样的一天拍下一张照片：纯粹是拟人的感伤。在这样的一天，我在纸上勾勒出窗外所有房子的背面。我坐立不安。我乘车去不同的郡，乘火车只是为了体验它在移动。我用积蓄游历欧洲大陆。所见的美景只能让我回想起过去的波折和不安，结果毁伤了眼前美好的片刻和景物。我的世界变得堕落！我不忍直视它。但是躁动还在。它驱使着我光顾无数污迹斑斑的房间，拉上的帘子和床单暗示着其他温暖的肉体。有一次我看见了妓女的晚餐：粗劣的食物摆在后屋里光秃秃的茶几上，这尤其加剧了我对自己的厌恶。
随着离开列安妮和夏洛克先生的住所，我有秩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秩序说走就走。我没有带着标记。天空没有摄像机记录我的行踪。我不让自己在脑海里对景致有所留恋。普罗旺斯阳光明媚的早晨，铁路卧车咖啡杯里躺着一支分量沉甸甸的汤匙；西班牙北部暴风雪侵袭中的褐色高原；在阿尔卑斯山，火车哐当哐当的颠簸声令我无法入睡，车窗外几英寸就是一片素净的白与黑。我消除了所有无法和自己相关联的风景，我只向往那些我知道的。我想逃离，想逃回我不久前才逃出的地方去。
但是我不能很快离开，我还有学位尚未完成，我想像当初完整地来一般完整离去。我两年后觉得够坚强的时候才有勇气离开，离开的时候我并非独自一人。
我们从埃文茅斯离开，那是一个位于灰绿色荒原的港口。八月的风已带寒意。海鸥在港口的垃圾中像软木塞一样弹出来。我们向南航行了十三天。有一天夜里起风了。我们想着穿件套头衫，但是没有必要：风是暖的。黄油融在盘子里；盐罐里的盐倒不出；船上工作人员的制服从黑色换成白色；甲板上的早餐从牛肉茶换成了冰激凌。浪尖在风的抽打下变成水珠，闪烁着彩虹色。一天早上，我们在风平浪静中醒来，岛屿呈现在眼前。船舱玻璃镶出了一幅幅画：浅蓝的天空，苍翠的山丘，多彩的房子，椰子树摇曳在碧色的海水边。
于是我已在大海和雪景的两幅风景中完成了双重旅程。对每一幅风景，在第一次道别时，我都觉得自己说过了再见，因为我要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另一幅。现在岛屿在我眼前：《黑天鹅号的覆灭》
里五彩斑斓的岛屿，影片里的三桅大帆船和炮舰，在风中漾起波纹的船帆和马克斯·斯坦纳
的晨之曲。但是我的欢愉是残缺的，事实上，是被迫的，受恐惧的裹挟。有点像游客试图对受欢迎的景物做出回应，因为它太出名，让他觉得寒冷。伦敦也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即使住在繁华的中心也觉得寒意逼人。六几尼一晚的旅店，热心的门卫，配有司机的亨伯汽车，斯托克威尔勋爵的客厅，斯黛拉小姐的卧室，我刚离开的另一个伦敦仍像个威胁。你知道，威胁从两个地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