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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战后不久初到伦敦。过了几日，我在肯辛顿高街找到一处寄宿公寓，人们管它叫私人旅店。房子是夏洛克先生的，他自己不常住，只把阁楼留作自用。马耳他籍的女管家列安妮告诉我，夏洛克先生有时会在阁楼和一位年轻姑娘共度良宵。“这些英国姑娘！”列安妮不屑地说。她自己有个私生子，是战事刚结束时一场冒险的产物。她带着孩子住在地下室。在阁楼和地下室之间，在纵欲无忧及其沉重代价之间，我们房客过着逼仄的生活。
我一周付夏洛克先生三几尼的房租。我的房间细长，像本立着的书，衣橱活像口棺材，房里有好几面镜子。夏洛克先生有十五个房客，每人每周收三几尼；他有一个情妇；他西装的布料细软得都能吃下嘴。我对他充满了钦慕之情。我既不通达伦敦社会的人情世故，也不习惯北方人的面相和肤色。夏洛克先生在我眼里气度不凡，不是律师商人就是个政客。他喜欢摸着耳垂探着头听人说话，我觉得这样充满了魅力，便模仿起来。我知道欧洲最近发生的事，并为此深感痛苦。尽管我每周仅靠七镑勉强过活，却向夏洛克先生倾注了全身心的、无声的同情。
冬天，夏洛克先生死了。我原本毫不知情，直到从列安妮口中听到他被火化的消息。夏洛克太太没有亲口把死讯告诉列安妮，这让后者颇受冒犯，并有点担心未来。死亡在伦敦是如此迅速而悄无声息，这个事实让我不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伦敦之后从未想到过死亡，也从未见过送葬的队伍。在我的故乡加勒比伊萨贝拉岛，无论晴雨，午后的气氛总会被送葬的队伍闹得活跃起来。而夏洛克先生就这么死了。好在列安妮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寄宿公寓的运作照旧。夏洛克太太始终没有露面。列安妮依旧住在地下室。两周后，她邀请我去参加她孩子的受洗仪式。
我们要在下午三点前赶到教堂。午饭后，我回到狭小的房间等待。天很冷。屋里暗了下来，我留意到屋外光线诡异，死气沉沉，却又似蕴含一股铁青的怒气。然后天空飘起了雨，颇不寻常的毛毛雨：雨滴颗颗分明，我能听见它们敲打窗户的节奏。
急促的女性脚步声在台阶上响起。我房间的门被推开。列安妮有半张脸洗过了，洁白光净。她手握着沾染化妆品的棉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想你一定想知道，外面下雪了。”
雪！
她挤着眼，压着唇，用棉球扑着脸颊—宽大的手掌，粗长的手指，小小的棉球—又跑了出去。
下雪了。属于我的元素终于来了。雪花，轻盈无比的碎冰，细碎而棱角分明。但最迷人的还是光。我出门来到黑暗的走道，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爬楼，朝向天窗走去，在每层楼都停下来张望街道。地毯铺到了尽头，楼梯在一个狭窄的走道处结束。我头顶是天窗，脚下是没入黑暗的楼梯。阁楼门半掩着，我走了进去。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一盏颇不自然、毫无生气的荧光灯。废弃的房间阴冷萧瑟，无遮无盖。地面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凄凉。布满灰尘的报纸上搁着一张床垫，此外还有一面破旧的蓝绒布被单、一张摇晃的书桌，仅此而已。
我站在窗前。窗框扭曲，墙面剥落，这里脆弱的结构让楼下的房间显得那么坚实。我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映着死气沉沉的光亮。雪花飘浮着，打着旋儿。它们触到玻璃，变成一层融化的冰。窗外铅灰色的天空映着一块块白色和闪亮的黑色屋顶。被轰炸的废墟一片洁白，灌木、丢弃的瓶罐和盒子的线条都被雪勾勒出来。我看到了这幅景象。然而这一片静美和我有什么关系？从这间房望出去，丑陋的烟囱里冒出细细的褐色的烟，紧挨废墟的灰泥墙被紧紧支撑加固。从这间地上摆着床垫的空荡的房间向外看去，我觉得这座城市的魔力消失了，眼前的景象仿佛暗示着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凄凉无助。
床垫一张，书桌一台。夏洛克先生生前会不会有更多的家具？这么个地位显赫的人，衣着讲究，这间房见证了他的享乐时光。我打开书桌抽屉，看到一张磨毛了边的身份证，上面有夏洛克先生工整的笔迹。抽屉里还躺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毛衣和羊毛裙的丰满女孩。摄影师颤抖的手让照片显得很不寻常，就像某篇杂志文章中有关重大事件的相片，仿佛这是照片中的人留下的唯一影像。女孩一脸单纯，面孔并不醒目，尚未被堕落之行和“情妇”这个词必将赋予她的神色所染。她站在后院，身后的房子像是邻居家的。我在脑海重现当时的场景：照片是在她熟悉的家中拍的，或许是某个初夏周日的午后，就在午餐前。拍照的一定不是夏洛克先生，或许是女孩的父亲或者兄弟姐妹？但不管怎样，在这个房间，照片中那爱意冲动的一瞬间已烟消云散。身处这个位于许多烟囱之间的废弃房间，后花园的女孩必定觉得身处异国。
我觉得自己应该保留这张相片，转念一想还是放回了原处。我暗自思忖：这事儿可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想避开的是死亡吗？但这是所有人都将面临的结局。那就让我在身后留下更多的痕迹吧，让我的遗物得到尊敬，不要让我死后被人耻笑。然而在当时，即便我努力寻找字词表达我心中所想，却早已明白，我尚未启程的旅途已在我一生都避之不及的海难中终结。
这是一个黯淡的开头。但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不是我在从政时偶尔想象自己在功成名就后的晚年从容撰写的那种政治回忆录。这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我想用个人经历展示我们时代的弊病，展示只有接近权力才能把握的事态发展。但这不是一本我现在能让自己全心投入的书。没错，我此刻也在从容撰写。但这不是由我选择的从容，因为现在并非我功成名就后的晚年。我才四十岁；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
我明白回到我的岛继续从政是不可能的。殖民地的事态发展迅速，政权更迭频繁。我早已被遗忘，而那些取代我的人也即将被别人取代，我的政治生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落入窠臼。殖民地的政治生涯通常短暂，且结局残酷。我们缺乏秩序。更致命的是我们缺乏实权，而且对此浑然不知。我们误把口号和叫嚣当作实权，一旦有人让我们亮出底牌，我们就溃不成军。政治对我们来说，是个你死我活、孤注一掷的买卖。一旦投身其中，就不仅仅是政治斗争，我们经常是在为活命而战。我们处于过渡期的社会无法为我们提供缓冲。在激烈的战斗过后，没有大学或者市议会可以让我们重整旗鼓或者收容我们。我们的政治斗争中，几乎所有人到最后都会失势。失败者只有一条路：逃亡。我们逃向更严重的无序，逃向最终的虚无：伦敦和周边各郡。
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审慎地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住在郊外小小的半独立住宅。我们周六上午挤在熙熙攘攘的森宝利商店买日用品。我们比周边那些最大的理想不过是中足球彩票的邻居见过更大的世面，却被包围在中下阶层之中，被视为移民。和平社会自有其残酷之处。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剥夺，他被要求的不是死去或者逃亡，而是找准自己的等级。我偶尔会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封讨论重大主题的读者来信，通信地址是一个贫寒地区。我认出了作者的名字，看到某个被束缚的绝望灵魂的挣扎，感到巨大的同情。某天我去西区一家百货公司的地下，那里的售货员都别着塑料胸牌。我在未上漆的厨房家具间徘徊，想买个木制的折叠晾衣架放在住所的浴室里。一位售货员背对着我，我走上前去，她转过身。这是一张熟悉的脸，胸牌上的名字验证了我的猜测。我和她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一次不结盟国家的会议上，她的丈夫是一名煽动者。我们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中见过彼此。当时她穿着她的“民族服饰”，显得颇为诱人，丝绸衣料的颜色衬出她那亚洲人的浓郁肤色。如今商店的制服把她的胸和臀挤成皱巴巴的一团。记得我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违反规定抱着一束花跑向她。这是一份私人礼物，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急切地想保住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害怕被送回自己单调乏味的出生环境中。如今她这样站在未上漆的家具中间。我无法面对她。我没买东西，并转开脸希望她没看到我。
后来，我坐在车厢里，盯着窗外被烟熏的高耸的房子、摇摇欲坠的棚屋，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阶级廉价公寓，公寓花园无人打理，有些花园干脆成了杂乱的加勒比式后院。我想着那位煽动者的归宿：他是驯服地在办公室上班，还是因落差太大而无法接受一份普通的工作，只好住在郊区，靠着一份微薄的津贴终日闲荡？我们这些流亡的人大多在贫困线上挣扎。报纸的财经版偶尔报道某个名不见经传的瑞士银行倒闭的消息。然而没必要太当回事。毕竟我们多数人不是没胆就是没脑，不可能变得腰缠万贯。我们用从前无足轻重的梦想，来衡量机遇和需求。
人们讨论年轻人的悲观，就像是谈论无神论和叛乱，认为这种心情过一阵就会消失。然而在夏洛克先生过世近二十年后，我觉得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去伦敦、给种种经历和活动画上句号时，我的心绪越过了这些年以及其间对这座城市的多次拜访，跳过了老爷车、宾馆、热心帮忙的官员和马尔伯勒大楼里的乔治三世画像，跳过了我的婚姻和生意，最终连接到我第一次踏进夏洛克先生家阁楼的心绪。其间发生的事仿佛都被括号包裹着。什么是现实？是情绪，还是夹在情绪间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以往的情绪衍生，继而再次引发同一种情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夏洛克先生的房子是几年前。我不是有意寻找它；与我共进晚餐的部长住在附近。从前镶着玻璃和铜钉的厚重木门换成了浅紫色的齐边拉门和花体的门牌号。前门标示这是一家女士内衣商店的入口。当时我完全不为所动：那段生活早已结束，终得其所。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是否还能保持这般冷静。但肯辛顿地区既非我的住地，也不是我想探访的地方。它变得有点过分拥挤，而且我觉得这里相当昂贵。这里也成了一处种族骚动的中心，而我如今已经没兴趣置身于与己无关的冲突之中。我不再想分担不幸；我已丧失了这种才能。除了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不再有倾诉的需要，而在这些文字中，我将尽量压抑自己作为兜售奋斗目标的政客的身份。这不是难事，我早写够了政治文章。我当前所想不过是在强加于我的无所作为中，维持最后的虚空。
我见过很多场雪，它们总是让我沉醉。但我不再觉得雪是属于我的元素了。我不再幻想理想的景色，不再试图把自己置身其中。所有的风景最后都会变成贫瘠之地，所有金色的幻想都将止于铅灰色的现实。我无法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住在郊区的半独立住宅里；我无法假装生根安家，成为社区的一员。我连自己都骗不过。我更喜欢远郊旅店的自由，全无责任的牵绊；喜欢居无定所的感觉。我被我在夏洛克先生阁楼里端详过的照片上的那种房子包围，之前那种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如今让我汗颜。我现在很少去看这种房子，也不会细想屋里住的人的生活。我放弃了从贫困和受压迫的人的生活中寻找美感的尝试。我憎恨压迫，恐惧被压迫的人。
受洗仪式在下午三点。两点五十五我去了列安妮的房间。她的房间比平时更凌乱：壁炉上堆着各种杂货、账单、日历和空烟盒；衣服随意地搭在床、油地毡和婴儿床上；地板上堆着旧报纸；积着灰的缝纫机上搭着破破烂烂的布。透过地下室的格栅窗能看到小小的后花园，平时黑乎乎的花园现在变成了白色。雪覆盖在野草、裸露的树枝和高高的砖墙上。雪让房间里变得潮湿，似乎也加剧了混乱的状态。婴儿被收拾妥当，列安妮站在华丽的镜子前磨指甲，她全身焕然一新，就快准备好了。她形象的巨大转变总是让我觉得有趣。列安妮喜欢谈论“时髦的伦敦姑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她与那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人说起一个英国姑娘嫁给了一个非洲部落的酋长，口气里满是鄙夷。列安妮自认为是个时髦的伦敦姑娘，无论何时和我们（有时还带着那个和她约会的印度工程师）一起出门，无论是去街角便宜的意大利餐馆，还是稍远处的电影院，她都要摆出那副派头，仿佛这是她对这座城市负有的责任，而不是对自己的。
参加受洗仪式的客人聚到地下室房间门口。过了三点，客人们开始进出列安妮的卧房提醒她时间。她让大家别着急，并在房间里和大家闲聊。我认识其中一对从乡下来的夫妇，妻子是意大利人，对战争和贪婪的神父心有余悸，丈夫是英国人，是他的种族里我所见过身材最矮小的。两人战时的罗曼史以及爱情的结晶为他增长了不少自信，但他幽深的眼中满是苦难的折痕。拜他新近收获的安全感所赐，他把自己视为列安妮的“支持者”，事实上他是孩子的教父。另一位纤瘦的意大利中年女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四方下巴，眼里写满疲倦，动作缓慢。列安妮说她是个女伯爵，活跃于那不勒斯的“上流社会”，她还在马耳他的皇室舞会上见过伊丽莎白公主。“女伯爵正在考虑买下这座寒酸房子。”列安妮说，美式俚语与她的意大利口音很相称。我对女伯爵笑笑，她报以疲倦的一笑。
大家终于准备就绪。矮小的英国人出门叫出租车。过了一会儿，列安妮开始不耐烦，领着大伙儿在门廊等。街道被人踩成了脏兮兮的褐色，走起来又湿又软，门柱上的雪依旧洁白，挡住了旅店的招牌。出租车到了，小个子英国人坐在前面的翻椅上，他穿着大衣，可笑地显得更加瘦小了，却依然敏捷好动。教堂离得不远，我们三点二十到达，时间正好，因为相关人员还没准备好。教堂已经被炸毁了，受洗仪式只能在附楼里举行。我们坐在候见室等，周围还有其他母亲和孩子。时髦的伦敦姑娘列安妮一直在帽子下展示着微笑。有个婴儿发出尖细的哭声。桌上有一盒蜡烛，上面的卡片写着“蜡烛两便士”。两个小姑娘在盒里丢下硬币，点亮蜡烛，然后插在烛台上。小姑娘的妈妈环顾四周的我们，微笑着，邀请我们见证并嘉许。
三点半，一个没刮胡子、领子也脏兮兮地没洗过的男人冲进来问：“来受洗的？”“是的是的。”母亲们回答。那人走出去，片刻后又回来问：“几个人？几个人？”自己数过婴儿后，他说：“三个。”然后再次消失又再次迅速出现。他打开门让我们紧随其后。我们跟着他上了楼，一路上布满了烛台和两便士一支的蜡烛，直到来到一间土黄色墙壁的房间。他从钩子上取下一件白袍，硬把自己塞了进去。一位牧师微笑着静静地走进屋来，从架子上取下一条绣着金色十字的紫色围巾。那个没刮脸的男人匆忙地跑来跑去，寻找三位教父，把装在透明而光滑的护套里的小卡片交给他们。受洗仪式开始了。最后才轮到列安妮的孩子。
“约翰·赛德里克，汝向教堂祈求什么？说：信仰。”
教父不乐意受人指挥，自己从卡片上找回答。然后说：“信仰。”
“信仰给汝什么？说：永生。”
“我知道，牧师。是永生。”
牧师用他的唾液、拇指和其他手指为婴儿祈福，用他的鼻子在婴儿身上画了个十字。仪式的细节在我脑海里迷蒙一片，我大概记得在某个阶段他把一撮盐放进了婴儿嘴里。约翰·赛德里克做了个苦脸，开始说话。婴儿通过教父宣布自己与魔鬼斩断了一切关联，接受了上帝。受洗仪式结束。列安妮的脸色越来越严肃，她向牧师奉上捐赠（被拒绝了，我相信）的时候泪光闪闪。这让我在那天下午第一次记起列安妮是个未婚妈妈，而不是一个时髦的伦敦姑娘。矮小的教父在出租车里挑起了带动大家兴致的重担，就连他敌视神职人员的妻子艾尔莎都说经历了一场美好的宽恕仪式。
列安妮在受洗的庆祝聚会上邀请了所有朋友。六点左右大家陆续到达，有些人刚下班。列安妮在厨房忙前忙后，她的妆容被布满污渍的旧围裙侵蚀得所剩无几。教父在门前充当主人。几个穿着湿漉漉雨衣的马耳他人聚在一起，闷闷不乐地用英语和马耳他语交谈。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钱和工作，还有伦敦社会的歧视，觉得所有马耳他人都是卖良为娼者。女伯爵对大家投以微笑，寡言少语。法西斯主义者约翰尼偕妻子一同前来。他穿着黑衬衫，暗示着他在“动员”某些地区。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醉醺醺的。所有马耳他人向他热情问好。“哎哟，约翰尼小子！今晚在哪儿忙呢？”“诺丁山门。”约翰尼小子说，“人不太多。”“天气不好。”一个马耳他人说。“太太在那家马车和马的酒馆里喝醉了。”约翰尼小子回答着，仿佛这是更好的解释。他带着一贯的耐心忍耐着怒气。约翰尼的妻子听到有人谈论自己，眨了眨眼努力坐得更稳。其他的房客闻声下楼：一个肯尼亚女孩和她的金发醉鬼男友，后者用僵硬的微笑和文明的举止来弥补无法长时间谈话的空虚脑袋；一直微笑默不作声的缅甸学生；高个子的犹太学生，穿着黑衣，仿佛带着先知的神气；戴着眼镜的年轻伦敦佬，据列安妮说，他和两个意大利情妇闹得不可开交，和警察之间也有麻烦；从摩洛哥来的法国人，用石蜡炉把房间保持在摩洛哥温度，飞速翻译完整的美国惊悚小说，每月翻译一两部。能见到他们总是件好事，在未知的城市里拥有熟悉的人。但他们总以二维的形态出现，展现的是个简略的形态。除了那一群马耳他人，我们彼此间的交谈都不容易。我们坐着等列安妮，听着她在厨房里的动静。
列安妮的弟弟来了，他在西区的一家餐馆做侍应，请假过来。他面孔苍白，长相英俊，一脸倦容。他不太会说英语。列安妮带着一筐煤走进来。傍晚时房间很冷，现在又变得太热。列安妮一边新加了一些煤，降低了火炉的温度，一边对弟弟说：“鲁道夫，干吗不给大伙儿讲讲那次我让你买纸的事。”鲁道夫吸了口气，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让他重复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动作本身就惹得大家大笑。鲁道夫开始讲述：他才到伦敦的时候不懂英语，被列安妮派去买一卷写信的纸，好把一封紧急的信寄出去。他去史密斯书店买“一卷纸”，结果被一名泰然自若的店员指引到博姿药店，气呼呼地带回了一卷厕纸。
醉酒的妻子在椅子上摇晃着，不吭一声地摔倒在地。约翰尼小子对此习以为常，起身整好她的衣服，然后扶起她，带她出了房间。
“嗨！约翰尼小子！”
说话的是保罗，他正好在约翰尼小子和妻子离开时进了屋。我们听到他的脚步踩碎台阶上的冰和煤渣的声音。保罗矮小壮实，头发所剩无几，戴着眼镜。他为人温和，英音浓重，是个同性恋。在列安妮的房间里，这是他的“个性”。他喜欢系上围裙做家务，喜欢清扫灰尘，把它们聚成一堆，丢掉之前得意扬扬地欣赏灰尘的规模，喜欢熨平桌布和床单。他一进屋就对杂乱的房屋感到大惊小怪，摆出打扫的架势。他翻出扫帚系好围裙，列安妮跟在他身后提着一桶煤。房间里现在已经热得快要待不住人了。
“可怜的约翰尼小子。”保罗说。
“保罗，给大伙儿讲讲。”列安妮说。
保罗做了个鬼脸。
“说啊保罗，和大家说说一个乳头朝这边，还—”
阴郁的马耳他人笑出声来。
“我有天去找约翰尼小子，他正和他老婆睡在一起，他老婆光着身子。就是这么回事。”保罗操起他的口音。
“废话，”列安妮说，“继续讲，告诉大家啊。”
“她睡着，光溜溜的，一只奶子朝这边，一只朝那边。”他皱起鼻子做出厌恶的样子。
火把大伙儿熏得头昏脑涨。酗酒的年轻人机械地递起了香烟。法国人穿着件美军外套，面无表情地直挺挺坐着。艾尔莎和丈夫在厨房进进出出。女伯爵在房间里坐下，对着大家微笑。不知列安妮在准备什么晚饭，但她坚决让大家要留着胃口。她没什么新鲜的故事可说了，每次提着一桶煤进屋的时候就让大家唱歌跳舞做游戏。我们听她的指挥群魔乱舞。大家都热得满身大汗，只好贴着潮湿的墙壁降温。
地下室的门铃响了，列安妮跑去走廊应门。对话声传进来，我们猜测那低沉的男声来自与列安妮约会的工程师。我们等列安妮带他进来。他是个不太会说英语的羞怯男人，但是这样的场合和他也有关联。大家耐着性子等，却听到卧室门摔响的声音，接着门上了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地下室的门被轻轻打开又关上，脚步声蔓延到门外，走上台阶，积雪和煤渣发出枯叶被踩碎般的声响。列安妮没有回房间来。
艾尔莎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工程师带来了让列安妮洗的衣服，这是他的习惯。有一次列安妮的生日，他一声不吭地在白外套口袋里放了件首饰。这次列安妮掏口袋的时候摸到一封来自工程师印度老家的信。原来他是个有家室的人，老婆孩子都在印度。这也许是故意的残忍，或者说勇敢；也可能是无意的过失；反正工程师没有否认，既不自我辩护也不安慰列安妮。列安妮伤心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而他就拿着自己的衣服离开了。
聚会就此宣告结束，客人们三三两两离开。鲁道夫回到餐馆，约翰尼小子在厨房试图让妻子醒酒；他做到了；她吵闹起来。艾尔莎和丈夫准备赶火车回乡下。列安妮这个时髦的伦敦姑娘把自己关在房间，远离自己几小时前带来的混乱。女伯爵依旧坐着，目光游移。保罗系着围裙，收拾好房间，做好了晚饭。
我去了达维斯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跳舞。我和一个闲逛的法国女孩调情打趣。和法国女人聊天总让我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着对方的期待进行下去。我问：“愿意跳舞吗？”她立刻起身。我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残酷的冲动，说“我不愿意”，然后扬长而去。我穿过公园往回走，积雪透过鞋底传来凉意。我觉得奇怪，虽然天这么冷，我还是觉得口渴。
那晚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在我门口啜泣。列安妮两眼通红地站在冰冷的走廊。我让她进屋。我坐在床沿，她坐在我腿上。她不是个身材轻巧的女人，我的注意力从她的不幸转移到她的骨头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我知道她的眼泪渴望着什么，但那非我所愿。我摇了摇抽筋的双腿，她抱紧了我的脖子。我站起身，她滑到了地上。她坐到椅子上开始哭，粗胖的手指拍打着椅子的软扶手。我让她小声点，她哭得更响了。我只能让她离开。而她竟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觉得自己愚不可及又尴尬得无地自容。她有一次告诉我列安妮在马耳他语里是“美女海伦”的意思，还加上句：“你见过这么胖的海伦吗？”其实她没有那么胖。白天发生的事似乎遥不可及。我觉得应该去安慰她，于是走下漆黑的楼梯，穿过冰冷发霉的一楼，那里是空无一人的公共房间，然后走向充满食物味、焦味和婴儿味道的地下室。列安妮房间的小夜灯亮着，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可以隐约看到屋里挂着的衣服。我拧动门把手，门开了。衣服、报纸、盒子、洗手盆、婴儿床、缝纫机和衣柜在微光下投出深深的阴影，一片混沌。列安妮躺在床上，睡得很香。
这是我的第一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