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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写作的想法在你试图将其变成纸上的文字时就冷却了。有些想法在脑子里酝酿良久，就再也没有进展，大概是因为你知道写不出什么名堂来。这些未经尝试的想法大多会烟消云散；然而总有那么一两个会留在脑海中。这里要讲述的就是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故事。
我第一次有这种冲动是在一九六一年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当时我在圭亚那高原地区，那是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无人地带，位于委内瑞拉、巴西和如今叫作圭亚那的三个国家的交界地区。
我此前从来没有去过南美洲，从来没有在蛮荒之地旅行过。事实上，我都没有正经八百地旅行过；我那创作的愿望与其说是一个故事的初步构思，不如说是我到了那地方的激动心情。
有一次，差不多整整一天我都在高地河流里的一条小船上待着，小船逆流而上，穿过林木高大、凉爽宜人的林地。这条河是一条支流分出来的最不起眼的小支流。河水浅浅的，有时会在一片凌乱的石头河床上豁然开朗，偶尔会现出一泓深潭，掉落的树木和枝杈连同那一块块有裂缝的大石头投下完美的倒影。这些灰色的大石头，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有的裂纹裂得整整齐齐，宛如某种硕大无朋的石化水果，石头本身也变成了美的东西。河水微微透着红色（腐烂的树叶和树皮所致），在阳光下清澈透亮，干净得足以饮用。
色彩亮丽的鸟儿跟在我们船后。一个美洲印第安男子带着枪跟我们在一起。他纯粹为了好玩朝鸟儿开枪。每次开枪以后，他就低头看船，也不特意看某一个人，并神经兮兮地笑上一声。鸟儿们并不害怕，依然跟我们腻在一起，拍打着双翼，坚定地向前飞翔。
那天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村落停留了一两次。这些村落所在地的河岸要高一些，一条斜坡或者说坡道弯弯曲曲地下到拴着村里独木舟的地方。这里的人们脸色苍白，头发乌黑。他们和自己人还有说有笑，互相交换吃的，交换货品，交流消息，下一秒钟就刻意和我们其余的人保持距离：站在荫翳蔽日的岸上格外矜持，异常安静，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小船。
就是那样的环境。我原先倒是想对这个环境做些改动，可是我想到的每一处改动似乎都使我当时作为一个游客的感受遭到了篡改。
六七年后，在写另外一本书时，我详细地查阅了关于那个地区的资料。我回头查看了最早的档案记录，主要集中查看了一五九〇年至一六二〇年这段时间的档案记录。在西班牙人的文件中有关于在美洲印第安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建起的西班牙小镇正式奠基的记述，征战厮杀的报告（多以死亡或绝望而告终），以及殖民地民众上书国王的请愿书（或许整整一年后国王或者一个大臣才看到）。请愿书写得很新奇，但不正式，这是来自世界另一端的老西班牙人的呼声，是那些忍饥挨饿、争吵不休、自视清高、隐忍坦然的人们的抱怨和欺瞒。
我还查阅了外国冒险者的记述。西班牙的法律是禁止外国人，即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进入西班牙帝国的。进入者一旦被抓，就会受到严刑审讯甚至有生命危险。不过这个地方是西班牙帝国一个天高皇帝远的角落，不断有从法国、荷兰和英国来的入侵者（别人都这么叫他们）进来。他们大多是来做生意的（把非洲的奴隶带进来，再把盐巴和烟草带出去），但有很少的几个人想要建立殖民地或者他们自己的王国，想要印第安人成为他们的盟友或者臣民。
我惊异于这些人坚忍不拔的毅力。我记得一九六〇年最后一个星期在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上第一次看见这个大陆的情形，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连绵数英里的泥浆漫流，一棵棵倒下的大树，或许从来没有旅行者曾经涉足，也没有游客愿意涉足的荒凉海滩；密不透风的森林；蜿蜒的河流洪水四溢，横无际涯。能够到达这个地方并活下来的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我读到他们文字的这些人，却能在那里猎奇探胜、寻金探宝、征战厮杀。
几年的时间里我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故事。可是它从未丰满到有足够的细节，而这对一篇叙事体来说却是必需的“事务”，尽管随着叙述的展开，这种事务会渐渐淡去，颇像芳香持久的香水里的油或酒精会渐渐淡去一样。
我的想法依旧只是个想法，（有一部分是这次新想出来的）我就在这里写了下来。
讲述者正在一个无名的南美洲国家顺着高地河流逆流而上。这个讲述者是谁？把他塑造出来有什么意图？这里常常有让一部小说显得虚假做作的陷阱。
让讲述者是一个作家或者旅行者更符合实际情况，可是这样一来虚构增加的成分就显而易见了。讲述者如果是一个伪装者，一个亡命之徒呢？这会更符合这个地区的实情。一九七一年，特立尼达“黑人权力”领袖迈克尔·X在特立尼达杀了两个人后，逃到了圭亚那（外观颇像讲述者所去的那个国家），躲藏到了内陆腹地。而很多年以前，弗兰克·詹姆斯团伙
里最后一批人当中的一个，要在美国以外寻找一个庇护所，就来到森林下面的圭亚那大草原上不走了。（我旅行到那里时听人们这么说的。当地人对这一联系感到很自豪；我也觉得这是件很荣耀的事，因为我小时候就看过蒂龙·鲍尔
和亨利·方达
演的有关弗兰克·詹姆斯和杰西·詹姆斯的电影。）
讲述者是一个亡命之徒倒是符合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可是叙事艺术要求严谨。它要求自始至终地将所有相关因素考虑在内，如果把亡命之徒这个角色安到讲述者身上，那就要介绍一些故事中并不需要的东西、偏离主题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也和他这次旅程结束时所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
讲述者是一个捣乱分子，而不是亡命之徒会更合适。比如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革命者，在寻求上游国家印第安人的帮助，以推翻沿海地区某个非洲黑人国家的政府。这样的情形，不仅与这个地区好几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呼应，而且还暗含某些历史的讽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荷兰和英国在沿海地区有奴隶种植园的时代，荷兰人和英国人已经不再是西班牙大陆的入侵者，而是对此拥有主权的强国了。当时一有奴隶逃往内陆地区，印第安人就将他们捉拿归案，讨得赏金。而这个故事发生时，沿海地区的非洲黑人后裔，也就是那些奴隶们的后裔，已经承袭了旧殖民政府的权威。他们有自己的显赫阶层，受过良好教育，具备专业知识。他们现在是统治者了；而那些印第安人从文化上讲还是两百年前的样子。
因而这个讲述者不仅仅是一个寻找新景致的观光客，对他来说在河上看到的一切都有着多重的含义。
船尾站着一个带枪的人。他时不时地朝跟在船后面的鸟儿们开枪，每次开过枪后就哈哈大笑。或许他的先人当年追捕逃跑的非洲奴隶时，也是怀着这种好玩的想法。那时候拿的不是枪，而是弓箭，那种制作精美的小棍子，带着极小的金属尖，看上去一点都不危险，更像是玩具。现在还有人做这种弓箭，沿海地带的工艺品商店里出售的那种弓箭和箭筒跟真玩意儿一模一样。在首都那座摇摇欲坠的小博物馆里能见到真家伙，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上面落了灰，殖民时代以后几乎就没有人碰过。
另外，讲述者或许心想：这一古老的本能，对非洲人的这种古老的态度，现在有可能被重新激发出来，为一项更高的事业服务。然而，当小舟在那些村落停靠，讲述者考量着那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孔，那盯着看的人们（在最初的激动之后）的那一份宁静，当把这些矜持的、消极的河边的人们和沿海地区的那些非洲黑人相比，和其他几大洲革命部落里的人的精气神相比时，他又对此有些怀疑。
河面上每周会有船停靠一次。在所有这些村子里，船的停靠都会带来一阵激动。在一个树荫遮蔽的村子里，一个妇女着一篮子吃食，沿着弯弯曲曲的黄色斜坡走了下来，向那个拿着枪的人走去。篮子里有装在罐子里或木碗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分别用布捆扎起来。那男人跟女人说了几句话，也不看她；之后那女人再次下来了，带来一些甜木薯面包，两个半份大大的、硬硬的、白白的圆饼，约有半英寸厚，看起来像是颗粒突出的聚苯乙烯塑料。
男人把这些两半的圆饼掰成更小的块儿，塞到碗和罐之间以及篮子的边上，只是那么草草地一塞，就好像把吃食打包是女人才干的活似的。当他们又到了平滑的河面上，就到了吃饭的时间，那男人把所有的盘碟都解开，突然之间严肃起来，把掰开的小面包块放到盘碟里蘸着吃。他每一口都会咬一点甜木薯面包。它是主食，让食物显得分量更足。
讲述者要来一块尝了尝。那男人朗声大笑，很高兴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是面包除了料想不到的酸味儿以外，几乎没有味道。
光线变了；这一天的情绪也变了。太阳几乎是当头照下，从森林屏障的间隙直接照射下来，河面上阳光灿烂，波光粼粼。河流也变了。扛着枪的男人吃完了饭，在河里洗了盘碟，放回到篮子里，此刻正端坐在船头，留意着暗礁险滩。他坐着，看着，一动不动。
讲述者嘴里残留着甜木薯酸酸的味道，带着那硌牙的感觉，他在想这世界上的几种主食。稻米和小麦以及其他种类的谷物都属草类。甜木薯呢，红叶子猩猩木的同属，要神奇多了。它属根类，有毒。这些林中人遥远的先祖们从亚洲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大陆，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才在森林和河流处落脚。又经过多少个世纪才发现了甜木薯？此后又有多少个世纪才有了运用简单工具排出毒素的民间发明呢？
这样想着，想着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们所有的发明，讲述者接着想到了这片森林有多古老。并不是全新的，也不是一片处女地。河流两岸的那些村庄宛如古典世界里的村镇，在他们的先辈留下的粪堆上拔地而起，已有一千年了吧。
而后，瞬间，光线又在变了，刺眼的阳光涂抹上了殷红，河上的漂流结束了。快到四点钟了，再过两个小时太阳就落山了。树林里有一片新开辟的空地，空地上有一片损坏了的低矮的黄泥堤岸，不是印第安人村落那种高高的堤岸。空地上没有现成的坡道，只有几条破旧不堪的滑道。在河上漂流了一天，经历了阳光曝晒，见识了古老森林，看到了印第安人的面孔，之后，讲述者很惊讶地看见两个几乎一丝不挂的白人男孩儿，他们手里拿着弓和小型的印第安人的箭，藏在草丛和水边的大石头后面。他们拿的不是海岸附近工艺品商店里的那种箭，是森林里货真价实的箭。有那么一阵子，这情景恍若回到了一切的起点，回到了白皮肤变成另一种颜色，黄头发变成黑头发之前。
没什么神秘的：这些孩子来自这片空地的新定居点。他们在玩扮演印第安人的游戏。他们在等讲述者。
讲述者打算在这儿逗留几天。这个定居点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他想休息休息，再带上向导，继续赶路。这之后他就不得不走路前行了。这条河由此开始便不再通航，过了这里到处是大石头和浅浅的激流。
这个定居点是一个宗教布道所。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型宗教。它是在这个国家创建的，在海边和内陆都有信徒。海边的信徒都是非洲黑人，而内陆在吸收皈依的美洲印第安人。
这个宗教在沿海地区、在非洲黑人当中更受欢迎，因为它倡导自愿服务的思想是双向往来，是一种国际交流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本地的国家不仅仅接待外国志愿者，信奉这一宗教并且受惠的本地人也能作为服务志愿者被派往国外，派到欧洲、美国、加拿大，甚至会被派到西非去。由于沿海地区很少人有办法出国旅行（而且大多数黑人想移民到北边的国家去），所以想当志愿者、到国外去的非洲人要多少有多少，其中不乏当地政客的亲戚和朋友。
于是，教会就颇有一些权威。这个国家官方的态度是敌视白人的，但是从外国来的服务志愿者却有相当大的自由。这些人当中就有革命者渗透、潜入的人。伪装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两群人有同样的献身精神；都提倡种族之间亲如兄弟；都讲到有钱人的挥霍无度，对穷人的剥削；两群人也都兜售一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即将到来的惩罚和正义。
讲述者就是渗透者之一。这个宗教布道所里的其他渗透者都是谁他不得而知。最后，他们都会暴露给他的。现在，在他到达的这一刻，他肩上搭着背包，让那些手持弓和致命的印第安人小箭的男孩子像押犯人一样把他押送过去，他现在只想以一个宗教志愿者的身份行事。
他被带到空地中央的一间小木屋里。这间木屋很粗糙，但是建在树枝搭成的柱子上，大约有四英尺高，所以轻而易举地俯瞰着其他更小的、扁扁的、趴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的木屋。空地上还零星散落着伐倒树木的细碎木片，还残留着烧荒大火的痕迹，以及大火咸咸的气味。在这三面森林墙中，有许多细高的树，白色的树干靠得很近，像是新近才显露出来的。
讲述者原想在这长途跋涉之后会得到某种迎接。可是那个身材魁梧、身穿洗得褪了色的T恤衫和牛仔裤的男人从中间木屋后面的厨房出来后，只是对两个男孩儿说了一句 “把这个人带到他屋里去”。一种中欧或者东欧的，夹杂着美国或加拿大腔调的外国口音。讲述者搞不清楚，男人对他的简慢是由于语言能力不足呢，还是出于咄咄逼人的架势需要。就在讲述者要走开的时候，那人喊了一声：“五点半开饭。这是这儿的规矩。”
这样一来，讲述者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他被领进一间很小、地板很粗糙的屋子。有四个印第安人在地上或蹲或坐，中间放着他们的包裹。其中一个人在缝补衣服，一个人在做一件玩具（部落里用的那种背囊），另外两个人只是在等着，等着这个布道所的某个地方有人给他们做饭。他们跟河上的那些印第安人一样逆来顺受，什么都不留意。木屋里散发出树皮、锯末、泥土、油和烂树叶的气味；好比调色盘里所有的颜色搅和在一起会变成那种暗淡的棕色，所有这些气味和外面烧荒大火后的咸味儿掺杂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浓浓的馊掉的烟草的气味。
太阳落得很快。讲述者在凉爽的河水里清洗了一番之后就去了那间大木屋。那里有八个人，都声称是服务志愿者，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没有美洲印第安人。因此，虽然大家都穿着牛仔裤，留着胡子，穿的衣服很随意，但那间大木屋里却有一种殖民地的感觉。
他们之间存在语言问题。那个举止粗鲁、身材魁梧的男人是这个宗教布道所的头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但这不是他自己说的；是讲述者从别人的话里推断出来的，他听他们说起了捷克的一座城市比尔森。他的妻子或是朋友，也就是坐在桌旁的那个女人，毫无疑问也是那两个男孩的母亲，一点儿也不会讲英语。
那个女人个子很高，有一头金发，长得并不好看，不发一言。但她是坐在桌旁唯一的女人，身上的某些东西很引人注意：闪闪发亮的高颧骨，歪拧的厚嘴唇，上面还有食物残留的油渍，光溜溜的大手，丑陋不堪的大红脚。
讲述者心想，在这个奇怪的殖民地背景下，由于没有任何竞争，这个女人散发着她在家乡不会有的性欲魅力。还有别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女人语言不通，她就是性欲：只要看上她一眼，看一眼她那薄薄的棉裙子，就不会在意别的任何东西了。
讲述者认识到，他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反感，是和他的鬼迷心窍做斗争的方式。被什么鬼迷心窍了？想入非非：这个女人，刚刚从她的国家出来，还带着所有的清规戒律和狭隘思想，却让所有的男人都想入非非。讲述者还认为，她丈夫也是这么想的。当他抬头看那大汉的时候，就捕捉到了他那打量的目光。
天还亮着的时候，人们围着餐桌七嘴八舌。天黑之后，点亮了一盏防风灯，灯光在那锯得不平整的木板墙上投射出巨大的影子。在这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话都少了。讲述者觉得他与这里格格不入。
晚饭结束。走出屋子，走出那盏防风灯的光影，走进黑暗之中，霎时就像挨了一闷棍。四周的木屋都亮着昏黄的小灯。森林在歌唱，那歌声像是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某种东西。才刚刚六点半，还要经过十个或十一个小时的黑暗才能再见到亮光。讲述者用手电筒照着路，回到他的木屋去，一进门，就闻到那种馊烟草味儿。吃的东西是这个味儿，河水是这个味儿，森林是这个味儿，现在他自己身上也是这个味儿。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习惯森林的生活。然而，想到那个一言不发的大块头女人，就被欲望之念弄得激动不已，他酣然入睡了。
接下来的几天，有两个渗透者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还应该有第三个——那个区域司令官。他是不会向讲述者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但是讲述者却对他是何人心知肚明。
讲述者终于得到了命令。他被告知要去哪里。那个地方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印第安向导会带他去那里。
最后，森林里会有十多个讲述者那样的间谍，有十多个基地。在某一天，会发生十多件事；那一条条河流会在沿线战略要地受到监视；在那为数不多的几条飞机跑道上飞机不停起落，不堪重负；占这个国家较大部分的森林地区，会被有效地与非洲黑人统治的沿海地区隔离开来。这个国家没有军事实力重新收回这片森林；外国报纸的内容会确保人们对印第安人的事业表示同情，减少外部力量干涉的可能性。
讲述者要继续赶路了，于是松了一口气。由于那一对捷克夫妇，也由于那些印第安人郁郁寡欢，这个宗教布道所使他感到压抑。对此讲述者责怪捷克人。捷克人身上根本就没有快乐这种东西。因为脱离了他们的环境，权威只是使他们释放出内心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让他们在讲述者面前暴露无遗。
每天都要给印第安人作宗教布道，每天都有规定的工作时间。有的夜晚，在那间大木屋前面的空地上——点着冒浓烟的篝火（为了驱赶蚊虫），更加重了馊烟草的味道——会播放电视录像。这些美国的惊悚大片表面上看倒没有什么害处，但它们带着对黑人的偏见，是对印第安人进行反非洲人的教化的一部分。那些印第安人看到枪炮、打斗和飞车场面，都惊呆了；他们连连感叹，甚至叫出声来。有时候，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有人打开手电筒在一张黑人脸孔上晃来晃去；有人哈哈大笑；接着，人们打开手电筒对着屏幕上的那些黑面孔晃来晃去；这样电影不再带有恶意，成了一部新电影，那生动活泼的表情使印第安人像是充满希望的人。
向导终于来了。他们是两个年轻的印第安男孩儿，分别叫卢卡斯和马特奥。某天早上，讲述者和他们一道出发了。一个男孩儿走在他前面，一个走在他后面。
不久他们就来到一条很宽的林间小径上，他们从来都不是形单影只。在那阴森森的林子里，远处总有人，总有人会突然从树叶和树荫的伪装里跳出来。他们背着沉重的背囊或背篓，在讲述者的木屋里的印第安人一直在做的那种背篓：一个平平整整的木头框架，四周和底部都是柔韧的木条编织成的壁，用森林里捻出来的麻线把垒在框架上的东西捆绑起来。再用一根绳子系在背篓的两边，连到套在背背篓的人的额头上的头圈上。所以是头和背承受着所运物品的重压。背背篓的人弓腰驼背，同时使劲向前倾着身子，拉着额头上套着的头圈。背背篓的人被背上的东西压得矮矮的，这样子看似痛苦，但这是一个保持力量平衡的姿势，一个适合这种工具的姿势。这种姿势一定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化，使得背背篓的人一连能走好几个小时。
讲述者想到，这条森林小径很古老了。可以追溯到过去什么时候呢？会追溯到这些人遥远的祖辈们在此定居的年代吗？抑或这其中有什么气候变迁的干预吗？
当这些搬运工或脚夫（或许背的是他们自己的东西）经过时，就向卢卡斯和马特奥咕咕哝哝地打招呼，有时候他们会从那绷得紧紧的额头上的头圈下面抬起头，看讲述者一眼。此时讲述者看到的都是老人的面孔，这使他想到了日本木版画里的农民和脚夫，他们的形象是何等的相似。就像葛饰北斋
创作的乡村景色木版画里的场景，茅草和屋顶，树林和木桥，一切都再贴切不过，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所以，在这里，就在他行走其间的景色里，几乎一切都恰如其分、贴切自然，除了讲述者本人，卢卡斯和马特奥的衣服和帆布鞋，脚夫背篓里的罐头盒子，以及偶尔会有印花的纸板箱。讲述者心想，这画面里的一切安在一百年前都没什么违和，再往前一百年依然如此。
他们停下来休息，吃点东西，喝口水。卢卡斯和马特奥用他们的弯刀割出一小片空地让讲述者坐下。当他们接着赶路的时候，讲述者一任自己的思绪去想森林和小径那悠久的过去。他开始思索人在这个环境中会有的时间概念。
当人对自己的世界非常了解了；当他们熟悉了每一棵树，每一朵花；熟悉了所有的吃食和毒物；熟悉了所有的动物；当他们把所有的工具都弄得完美无缺；当一切都平衡地生存，同时没有任何外面世界的东西可以用以比较参照时，人们对时光的流逝会有什么样的概念？只有从物体旁边经过，我们才会有速度的概念。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参照了，人一定只活在他们自己的光和他们所熟悉的人的光里——讲述者想到了宗教布道所那片空地上黑暗之中那昏暗的灯光，想到他和其他人晃动手电筒，照着路回到小木屋的情景。在那光的外面，不管是往后还是往前，都一定是空无一物。
讲述者斟酌着这个深奥的想法，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显得很是奇怪。太阳还很高，他们就停下来不走了。这是规矩。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个小时，他们在一条溪流边宿营。太阳穿过浅浅的泛着红色的水，照射在水底压碎的灰色和红色的石子上面，水面下几英寸波光跳荡。美啊！可是，只有卢卡斯和马特奥才能在这美景中保证安全。卢卡斯和马特奥像是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森林就是他们的家。现在，他们很麻利地用弯刀砍下树枝，把一头削尖，埋进土里，搭起一座低矮的小棚子，顶上盖着野香蕉树叶。
他们生起一堆小火。卢卡斯和马特奥做他俩的饭，讲述者用河水做自己的。太阳开始落山了，很快就无影无踪。夜晚的忧伤，天亮前的漫漫长夜，给讲述者投下抑郁的阴影。
马特奥在削一个小小的独木舟船桨。
讲述者问马特奥：“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在森林里问这样的问题，真是愚蠢：讲述者一张嘴，就这么觉得。
“我父亲死了。”
“他怎么死的？”
马特奥放下船桨，把一根小枝条扔进火里，说：“是克奈玛恶鬼
把他杀死的。”马特奥的语气像个哲人，像一个对忧伤逆来顺受的人。
克奈玛恶鬼是森林里的死神，附在活人的身上。这杀人的恶鬼就在森林里的某一个地方，长得像个人，像马特奥、卢卡斯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它会把所有的人都杀掉。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里，人们靠自己的光活着，只活在当下，可以说一个人在这种恐惧中耗尽了一生。假如没有了克奈玛恶鬼，一个人就会过得真的非常幸福，或许还会长生不老。
可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假如”。那一堆枝条小火快要灭了，黑夜向远处无穷无尽地伸展开去。讲述者问：“你结婚了吗，马特奥？”
另一个男孩儿答道：“怎么可能结婚呢？”
马特奥说：“印第安女孩儿们都很傻。她们啥都不懂。”
讲述者因为这片森林里的人们心怀羞愧和悲伤。他们非常遥远；他们能洞悉森林里的一切，有那么多的天赋，在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中发展得如此完美。他们遥不可及。他们比讲述者所知道的任何族群都更加遥远，远到或许连革命都不会到他们那儿去。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亚洲，欧洲北部和南部，非洲，部落之间和民族之间自远古洪荒就冲突不断。而这些人呢，自从他们的祖先从亚洲迁移过来之后，他们就完全是现在的样子，没有应对变化的弹性和能力，一旦有人闯入他们的世界，他们就失去了完整性。
小火堆熄灭了。卢卡斯和马特奥在小窝棚的外面伸展四肢睡去了。森林唱起了歌，不知什么原因，歌声会时不时地低下来那么一瞬，此时就能听到河流潺潺的水声了。讲述者试图想象自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了一些年头；后半生也在这生活；还要生活五百年。他感到些许人为的压力，就着酒瓶啜了一小口威士忌。
其中的一个男孩儿立即坐起来，说：“先生，您喝朗姆酒啊？”
“不是朗姆酒。”
“您给我们一些朗姆酒喝吧，先生。”
“不是朗姆酒。”
那男孩儿又躺了下来，像个成年人似的叹了口气。
讲述者被雨声惊醒了，雨点落在他窝棚棚顶的野香蕉叶子上，“唰唰”直响。他又想起早先的压力，他自己独在异乡的感觉。
其中一个男孩儿站在外面的黑暗中，说：“我和卢卡斯能进里面吗，先生？”
他们进来了，讲述者四周一下子全是馊烟草的气味，全是欲念：欲念是压力的解药。
他把手搭在身边的那个人身上，不知道是谁。那男孩子是被动的。讲述者性欲在膨胀，甚至就在他落下来的手张开，触碰到那硬邦邦的身体，一个跟他自己的身体类似但更纤细一点，因而他还算了解的身体时，讲述者想到了这一天行程之前宗教布道所的那个大个子女人粗俗不堪的模样。性欲，性欲：那男孩子的逆来顺受助长了他的性欲。
讲述者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一个人在那间树叶和树枝搭成的小窝棚里。有一阵子他惊慌失措。可是，那两个男孩儿就在河流的高处，在为这一天做准备。讲述者还不知道躺在他身边的是哪个男孩儿。
到了动身的时间了。卢卡斯和马特奥拿着他们的弯刀把小窝棚砍倒了，大概是在遵循某种森林规则吧。夜里能够遮风避雨，此时却真的不堪一击。
又开始了漫漫征途。讲述者不再那么安然自得，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小径离开高地上的河流，伸向森林。景色如此美丽，然而头一天讲述者感受到的那份安全感和完整感已经荡然无存。有什么想法在折磨着他；他根本没必要大范围搜寻就清楚原因。他越是不愿意想它，脑子就越是往那想，不自在的感觉就又来了，这个想法就夹在他和此刻之间；现在，所有这些情绪，加上在这一切之下他追求的事业、这次征程的出发点，让他更加躁动。
这一天慢慢地过去，他被这些想法折腾来折腾去，内心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恶心感，他不再朝四周看来看去了。他机械地走在两个男孩中间，两眼盯着他前面那个男孩子的脚后跟（穿着脏兮兮的帆布鞋）。
另一方面，两个男孩子今天却愈加兴奋，拿着弯刀挥来挥去，削掉沿途的树叶和小虫子；有时候用弯刀在树上轻轻地刻下路标，刻得很快，很整齐；隔着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大声交谈着，就好像在森林里发出人的声音至关重要。他们的步法也有一种不同的摇摆，仿佛此时森林里只有他们自己，没有别人似的。他们大老远地就冲着看到的行人大喊大叫；有时候似乎是突然间兴之所至，他们离开小径，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收住脚步——仿佛是不愿意搅扰那一刻的空气——就那么站着，看什么东西或者找什么东西。
下午刚过一半，他们停下来，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然而，今天男孩们没有丝毫要搭建窝棚的意思。相反，他们把讲述者留在宿营地，就走开了，回来又走开，两个人总是一起行动。之前的一天，讲述者没料到会搭建一座窝棚；但今天他指望着他们搭一座窝棚。他觉得受到了漠视；这美好的时刻、美丽的景色和逐渐变黄的光线都被破坏了。
这一天他第一次坚持自己的权益。等男孩们回来时，他说：“卢卡斯，搭建窝棚。”
这真的非常容易。男孩们照办了，且情绪上没有丝毫变化：或许他们就在等他的命令吧。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聊着天，以那种新的高声大嗓的方式，好像弄出些响动很重要似的，对着树枝又砍又削。他们朝露着白茬的木头上砍过去，大刀片铮铮有声，没过多久木头就准备好了。直立的柱子在顶部交叉，底下削尖了，好插进林中柔软的土里。很快，几乎没有经过搜寻——仿佛他们在游荡的时候就记下了一切东西，现在准确地知道到哪儿去取——男孩子们就弄来野香蕉叶子和硕大、空梗的心形叶子，挂在棚顶框架上。
他们搭建好窝棚，把讲述者的背囊放进去，仿若一种细心的关照。可是，接着讲述者就看到他们拿来自己的背囊，紧挨着他的背囊放了下来：三只背囊并排放着，重复着前一天晚上的摆放模式，非常郑重其事，好像这也包含在讲述者的命令中一样。
他们生了火，火焰在下午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他们分别准备晚餐，两个男孩儿一起准备他们的，讲述者准备自己的。光线很快就变暗了，火焰渐渐清晰，蓦然间，夜幕降临。森林开始唱歌了。很快就变成大脑里的一个声音，久久挥之不去。
卢卡斯边削他的船桨模型，边问讲述者：“您从哪儿来呀？”
“英国。”
马特奥问：“您到这儿干什么呢？”
讲述者按照他受训要求给的答案回答：“我会告诉阿尔弗雷德。他会告诉你的。”阿尔弗雷德是他们要去的那个村子的首领。
卢卡斯说：“您是不是想在这儿建房子呀？”
“阿尔弗雷德会告诉你的。”讲述者为了打断他的提问，就问道，“克奈玛恶鬼是怎么杀死你父亲的，马特奥？”
两个男孩子的脸黑黝黝的，黑得发亮，亮得能照出火光来。这时他们的脸突然沉了下来，露出无奈。
卢卡斯先开口：“克奈玛恶鬼当时在找他。他有预感。”
“可是后来他忘了，”马特奥说，“一天，来了一个卖布的人。我父亲 想 去看看布。他不知道克奈玛恶鬼就跟那个卖布的一起来了。就在我父亲看布的时候，克奈玛恶鬼藏到了他房间里。等我父亲拿着新布料回来，克奈玛恶鬼就把他杀死了。就是这么回事。然后，我们就把那布料烧了。”
他们都看着火。
卢卡斯说：“您在英国是住在 房子 里的吗？”
他话语中特别强调房子这个词。讲述者想说不是，他住在一套公寓里，可是那样说会把他们弄糊涂。于是他就说是的。
卢卡斯缓缓地说，就像在重复一节功课，“我想住在一座房子里。”
这么简单的理想，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讲述者发现自己被这两个孩子的话感动了，超出了政治事业对他的感召。
马特奥说：“您知道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的事儿吗，先生？”
讲述者说：“卢卡斯？”
卢卡斯用他那把锋利的刀削船桨的木皮，并把削下来的木皮扔到火里去：“我当时在走路。在大老远的地方我就看见那小路上有什么东西，那里是不该有那种东西的。可是我没有多想，继续走我的路，就看见那个不对劲儿的东西，是一朵白色的小花儿，孤零零的一朵。我转身就跑。可是已经太晚了。”
是卢卡斯的身体——躺在他身边——那天晚上在窝棚里，讲述者的手搭在了卢卡斯的身上。现在他不仅仅是受到了情欲，受到了头天夜里那种兴奋的触动，那男孩子的逆来顺受也影响了讲述者的情绪，令他生出一份柔情，一种帮不上忙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又加深了这份柔情，使之转化成一种忧伤，就像他先前在火光的映照下在卢卡斯脸上看到的那忧伤一样。
过了会儿，马特奥蓦然间坐了起来，说：“先生，您一定要带卢卡斯去英国。”
这一定是马特奥刚刚想到的。讲述者心想：这是卢卡斯得到拯救的一种方法。讲述者没有说话。
过了很长时间，马特奥说：“先生？”
讲述者说：“好吧。”
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那只是一个声音，一句认可。可是马特奥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就躺下来睡着了。
第二天，两个男孩子变得特别友好。他们不再像头一天那样中间隔着讲述者高声说话了，他们不再突然离开讲述者，离开行进的路线；他们干什么事都把讲述者拉进来。他们的脸上多了一分明朗，少了一分无奈。讲述者这次出来要做的事就包括赢得像卢卡斯和马特奥这样的人的信任。但此时的信任是另外一种。他觉得这信任暗藏危机，但他不知道怎样拒绝它。好像一次交换：这两个男孩子摆脱的重压，此刻压在了他的肩头。
他还开始发觉赶路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现在在这条森林小道上遇到的人更少了，背囊里的罐头和印花纸盒子也更少了。不过，男孩们向讲述者打了包票：没关系；他不用担心；有他们照顾他呢。
于是，接下来的两天或者更多天，他们行走，宿营：夜里许下虚幻的诺言（在林子里用树叶遮风挡雨，点燃一堆小火，夜里平安无事），白天则心烦意乱，满腹狐疑。现在，白天和黑夜就像讲述者精神状态的两面，此消彼长：讲述者在夜里希望这虚幻就是一切，就是完完全全的现实，而到了白天又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摆脱这两个男孩子对他的那种信任。还有：他自己几乎都没有意识到，白天的怀疑在增长。他开始设想——刚开始时晕晕乎乎地觉得，仿佛这种想法很荒诞不经——他要是退出他的事业，会发生什么。
终于，一天中午左右，经过了四五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转弯离开小径，穿过森林，爬上一片小小的高地，高地上有一座村落。村子里散落着一座座灰褐色的旧草屋，有的草屋有树枝支架，门敞开着，有的是圆形的，门关着。
卢卡斯和马特奥到家了。人们向他们喊叫，他们也向人们喊叫。那份热闹劲儿和很多天以前，讲述者刚到这片内陆深处开始旅行时，在那个村子的浮桥码头上所看到的热闹场面一模一样。
讲述者被带往他要住的草屋。里面有一股很冲的泥土味儿和馊烟草味儿。之前在这草屋里住过的人留下了一些碎布片和削下来的碎木片，塞在屋架那削好的木杆和很旧的草屋屋顶之间。讲述者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几乎一躺下就睡着了。终于一个人待着了，他松了一口气。
他一觉醒来，发现光线已经是下午过半的样子，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要是在前几天，就到了他们停止行程的时候，卢卡斯和马特奥应该在搭窝棚了。讲述者看到，那小窝棚就是这里小茅屋的缩小版。
在阴森森的树林里走了几天之后，前面露天的厨房小屋烧火做饭冒出来的烟在讲述者的眼里，好像格外地蓝，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颜色，不带灰色或者褐色。讲述者还注意到，脚下的地好像是空的：隔着老远传来的脚步声发出敲鼓一样沉闷的响声。这片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侵扰，或者说已经布满了密集的建筑物。讲述者环顾这个村子空地上的高地或台地，发觉这片土地历史悠久。这地下一定有古代的残片和遗迹，而他身处的这个村子也会一样，会在数世纪后重演同样的结局。
有几个妇女在做甜木薯面包。做好的圆面包晾在草屋顶上。厨房小屋的一侧挂着一条很长的像辫子一样的管子，管子上装有与之垂直的棍子，棍子扭动、绞住管子，就能把压碎的木薯里的毒素榨出来；地上放着一个木盘子接住毒素。因为这种毒素很有价值：能使肉的保质期延长到一年。
地上放着一个榨木薯机，非常漂亮：锋利的大理石切片装在硬化的沥青上，沥青镶嵌在一块平木板里的一条浅浅的长方形凹槽里。那沥青应该来自遥远的地方；这是一块宝贵的沥青，应该是进口的。那些大理石切片应该也是进口的。那块沥青是先熬成液体，然后倒进木头的空槽里。等冷却下来，大理石切片就一片一片地嵌进去了。
讲述者抬头看去。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看到他对着厨房里的东西沉思，都乐了。讲述者心想：“我爱这些人。”接着他扪心自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看着那些青烟里的女人们，他想：“我希望没有人伤害她们。”
卢卡斯和马特奥来了。他们没有负重，没有戴旅行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看上去像是村子里有身份地位的年轻人了。他们带讲述者走下坡来到河边。有一个地方水很深，他们说，他可以潜泳。等他准备好了，他们就和他一起下水。他们不会留下他一个人不管的。如果有克奈玛恶鬼潜伏在周围，他们就不会下水，而是要保护他。
太阳在落下。水因有了树叶而有些泛红，但随着光线的减少而黯淡下来。水很凉，对那些吃人的小鱼来说太凉了，那两个男孩子或者说是两个年轻人说。
讲述者沉到泛红的水底。这一泓清水如同这些年轻人说的那样深。不久，水里的光线黯淡下来，慢慢全黑了。然后，水就成了一种很深很深的黑，黑得没有了颜色：不管你怎么集中注意力，它都是虚无。在虚无之中，讲述者感觉到，他和他的身体失去了联系；水阻滞了感知。他只有一双死死地盯着那虚无的眼睛，只有孤零零的、意识到那虚无的大脑。他很害怕。不知怎么的他唤醒了意志，就把自己拉了上来，拉到那昏黄的光线里。
他很高兴见到那两个男孩子。他们等着他穿好衣服，然后陪他走回村子里。防备克奈玛恶鬼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结伴同行：一旦有第三人看见了克奈玛，克奈玛的魔力就会消失。然而结伴同行的需要也强化了克奈玛恶鬼的魔力。讲述者觉得，就像卢卡斯跟路上那朵花的相遇一样，他跟他的克奈玛恶鬼曾擦肩而过：一种情绪，一个瞬间，它会在梦里，在他神志模糊的时候重新回到他身上，它是他不曾生疏的东西，当它回来的时候，还会将那场景以及过去这几天所有极端的情绪一起携带过来，包括此时此刻的情绪：对这些人的爱，这种爱包含着一种愿望：但愿他们不会受到伤害，因而与爱相比，这更像痛苦。
现在，讲述者看到的全是痛苦，而不是爱，痛苦毁掉了他看见的一切。这里的全部都像是他已经失去的东西：时近傍晚的苍茫暮色，友好的女人和孩子们，袅袅青烟。过去几天半成型的怀疑，纯粹的冲动，此刻坚定地化为一种要背离这些人、把他们全部抛到脑后的决心。
这个想法成型很难，要执行就更难。讲述者不能就这么走了。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需要一个向导领他回去，需要一些人保证他在森林里的安全。阿尔弗雷德，村长或者叫首领，是不会让他就这样走的。阿尔弗雷德会担心后果，担心会有什么样的报告传到沿海地区去。还有宗教布道所里的那个捷克人，他是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让讲述者离开的。
所以，讲述者必须得待下去。他得待下去，开展早就给他详细布置好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工作。或许之后，活动开始后，讲述者脱身会容易些。离开这片森林，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场运动。
可是现在，他必须待下去，待几个星期，几个月。这个村子和其他村子里的人们会渐渐地熟悉他。现在他已然是个陌生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这些人不会写字，不会读书，只靠眼力和记性；他们在那些方面更有天赋。他们会把他所有的细节都牢牢地刻印在记忆之中：他的声音、步态、手势。他将活在这些人心中，而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不会这么活。在他走了之后，他们会记住他：待了很长时间，对他们不坦率，许诺了很多事情，然后一去不复返。
离太阳落山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卢卡斯和马特奥来带讲述者见村长。他们说他们会当翻译。
讲述者说：“可是他们说阿尔弗雷德会说英语啊。”
马特奥说：“这位不是阿尔弗雷德。”
“他是我叔叔，”卢卡斯说，“是我父亲的弟弟。”
这位叔叔年纪不是很大。他在一间敞亮的茅屋里，这个茅屋是用来接待客人的，不是睡觉的地方。墙角支了一张吊床，屋中摆放着几张硬木矮凳，每个凳子都是用一块坚硬的木头雕刻而成，供客人们坐。这位叔叔肤色很好，细腻的皮肤上四散着干净的毛孔，他穿一件花衬衣，一条新牛仔裤：很显然，那边的布贩子经常到这里来。
他用他们的语言讲，卢卡斯和马特奥用他们的英语翻译，大意是这样的：“我从阿尔弗雷德那儿听说，卢卡斯和马特奥去接您了。可是我从来都不相信您会来。这种事情进行了这么长时间，说的多，做的却很少。现在您来了。我希望您小心。您来一趟非常不容易。到我们这里还有一条路，一条更容易走的路：穿过大草原。我老丈人跟我讲过，他是从他父亲那儿听说的，有些人曾从那条路过来找金子。”
“是德尤卡斯人吧？”讲述者用当地话问，指的是那些逃跑的非洲人后裔，他们已经在这座森林的某个地方定居了。
“德尤卡斯人，从南边儿来的人——我不记得我老婆的爷爷是怎么说的了。他们是来找金子的。我不用告诉您，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您知道村民们都做了什么吗？正值旱季，他们一把火把大草原点着了，火势蔓延了好多英里。我老婆的爷爷说，鸟儿总是待在大火前面一点点，把蛇还有其他从大火里逃出来的小动物叼起来。这场大火，把来寻金子的人全都烧死了，一个都没有活下来。从那以后，大家不得不离开村子，到森林里躲藏了两年。您觉得这次会这样吗？您确定您要做什么吗？我们是勇敢的人。但是——”他打住不说了。然后又问：“您从哪儿来？”
“英国。”
“卢卡斯跟我说了。我爷爷当年去过英国。卢卡斯对您说了没有？”
卢卡斯舔了舔上嘴唇，低下头来。
“他跟一个英国人去的，这个英国人喜欢他，想让他学英语。他在英国待了三年。让他娶一个英国女人做老婆，是他们最初的想法之一。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个女人，可是最后一刻，就在他们回来之前，她害怕了。他们的计划是，回到这儿来建 房子 。”他用的是英语单词“房子”，可是在他的发音里，这个词儿听着像是他自己的语言。“我爷爷从英国回来，说的其中一件事是，那个国家的首领是个女的。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听到这话我真高兴。有人说他是瞎编的，有人甚至就不相信他去过英国，虽然他回来时带着印刷的书给人们看了。他回来后就等着英国人到这里来盖 房子 。差不多每年都有人过来。他们走的不是您来的那条路，是另一条，我跟您说过的大草原上的那条。他们给我爷爷捎来的信儿总是那句话：明年，明年。您给我们带来的也是这句话吗？”
“不是，”讲述者说，“这次不一样。我们是不同的人。”
“人们开始嘲弄我爷爷。他们说，他会让我们毫无来由地招惹政府，给我们惹上麻烦。有一回，一个英国人来的时候，出现了月食。您知道出现这种情况人们怎么办吗？他们对着月亮射燃烧着的箭，好点亮月亮。我爷爷觉得丢人死了。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求那个英国人原谅他们做出这么孩子气的事来。可是那个英国人只是呵呵一笑，说，不会从政府招惹任何麻烦。您刚才也说了这个话。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盖 房子 。我现在听到人们对阿尔弗雷德也这么说。可是后来，发生了战争还是什么事情，我猜的，英国人也不来了。也不再有个人过来说：明年吧。可是我爷爷一直都相信他们会回来的。他信得都犯傻了，可是除了我爷爷，还有人相信他们会回来。卢卡斯就信。我跟您说一件事：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了。您知道这件事。他一定跟您讲过。他说他跟您讲过。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会躲过去的。我知道。我要去英国。我爷爷的朋友会派人来接我的。’现在您就来了。卢卡斯跟您说过没有？他们那时候常常给我爷爷寄衣服。不是我们穿的这种。是现代的衣服，为他们要盖的那种 房子 而穿的衣服。我还留着一些呢。让我拿给您看看。”
他打开他身边的那一捆东西。一张用什么方法加工过的野香蕉叶子，棕色的叶茎让它像纸莎草，裹在那件衣服外面。他把那件衣服拿了出来，浅黄褐色的，且已褪色，但还能认出来是一件都铎王朝
时期的紧身上衣，三百五十年前的一件新衣服，一场久远的辜负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