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离开了家。那时我十八岁。六年后当我回来时——回得很是缓慢：乘一艘轮船颠簸了两个礼拜——觉得一切都既陌生又不陌生：突然到来的夜晚，叶子硕大的树，萎缩的街道，瓦楞铁皮屋顶。要是沿着一条街道走下去，就会听见所有开着门的小房子里传出的“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播放的那些美国广告的配乐短诗。六年前我很熟悉“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播放的配乐广告短诗；而现在，对我来说这些配乐短诗全是新的，仿佛是别人的民歌。

大街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印象中的要黑：非洲人、印第安人、白人、葡萄牙人和混血的华人。不过在他们的房子里时，他们并不显得那么黑。我猜想是因为在大街上，我更大程度上是个看客，算是半个游客，而当我去到某个房子里，就是和我相识多年的人在一起。因此我更容易看到他们。

回家就是这种与印象的戏耍，就像当初我玩儿第一副眼镜，透过它看到的世界轮廓清晰，小小的，不那么真切，放下眼镜，看到的是一个尺寸标准、真切但却模糊的世界；就像我玩儿第一副墨镜，在炫目的光线和冷色调间切换；或者像我在这首次归家时第一次接触空调，我喜欢从凉爽的空调房走到炎热的外面，然后再回来。这么多年里，这么多趟回来，我总归是及时地习惯了那些新东西，但关于真实的交替和移位从来都不曾真正结束。只要我愿意，这种交替召之即来。从二十年前开始，每当回去，我都会时不时地让自己相信，自己置身于半梦半醒之间，一切都既熟悉又不熟悉。那是一种愉快的感觉；有点像儿时有过的那种感觉：那次是在雨季，我“发烧”了。

一次回家期间，那一次就有点像“发烧”时的感觉，我听说了列奥纳德·赛德的故事，他是个糕饼装裱师，也是个插花能手。我是从一个学校老师那里听来的。

她在一所新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在镇子的郊外，那一片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都还是乡村，是一片一片的种植园。学校的场地看上去仍像是一片收割过的甘蔗地或者是椰子林地。连一棵树都没有。一座简易的两层水泥大楼——绿房顶，奶油色的墙壁——孤零零地矗立在那片空旷的地上，遭受烈日的暴晒。

那个老师说：“早年间我们做的工作颇像社会服务，学生主要是劳工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些人的兄弟、父亲或者亲属进了监狱；她们谈起这些事情很是习以为常。有一天，就在那所烈日炙烤下的高温校园里，一个老教师，印度裔长老会女教友，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议我们应该举办一个五朔节 花会，让女学生们对此能有所了解。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我们决定让那些女孩子们做花艺展示，给做得最好的女孩子发奖。

“要是发奖，就要有一个评委。如果没有一个好评委，那这个奖也就没什么意义。让谁来做这个评委呢？我们所教的那些孩子是非常愤世嫉俗的。这来自于她们家庭的耳濡目染。哦，她们是非常恭敬的，可是她们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靠不住，她们打心眼儿里看不上那些地位比她们高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从政府机关或者教育部请人来当评委，也不能请太有名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可选的人就不多了。

“一个年轻女教师说，列奥纳德·赛德应该是评委的最佳人选。这个教师非常年轻，她就是一个农村女孩子，刚刚从公立师范学院毕业。

“谁是列奥纳德·赛德？

“那个女孩还要想一想，然后才说：‘他一辈子都在和花儿打交道。’

“过得去。就在这时，有人想起了这个人物。她说，列奥纳德·赛德在妇女志愿协会讲了几次课，那里的人都很喜欢他。要找他就去那个地方。

“妇女志愿协会在战争期间成立，效仿的是英国的女子志愿服务队。该协会在市中心的帕里角有一座楼。帕里角什么都有：一家公共汽车修理厂、一家出租汽车修理厂、一家殡仪馆、两家咖啡厅、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兼干货店，还有若干小房子，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住宅。帕里角的一切都归名门望族帕里家族所有。

“我去帕里角很方便，就主动提出我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谈。妇女志愿协会的那座小楼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就有了。那平整的前墙——堵厚厚的碎石子儿墙，刷了石膏，也涂了油漆，两端还贴着粗糙的石板——紧挨着人行道直立着，所以，前脚刚刚离开那狭窄的人行道，后脚就直接迈进了楼的前庭。前门不偏不倚，正好处在那堵临人行道前墙的中间，门两边是挂着窗帘的小窗户。门窗都挂着棕黄色百叶窗，连着可以一下子都提起来的木头横板，并用一个铁扣针关上。

“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坐在一张办公桌旁。那刷了石膏、凹凸不平、落满灰尘的墙上挂有英国情报处的海报。伦敦塔，英国的乡村风景画什么的。

“我说：‘他们说，我在这儿可以找到赛德先生。’

“‘他就在那儿，马路对面。’办公桌旁的女人说。

“我穿过马路。和每天的这个时候一样，马路上的柏油又软又黑，黑得跟帕里角的公共汽车车库的油渍斑斑的水泥地面一样。我进去的那座大楼很有现代感：墙上贴着灰色的装饰性水泥块，仿的是凿刻出来的石头块。那是个非常干净素洁的地方，好像医生的办公室。

“我对坐在前台的那个女孩儿说：‘赛德先生呢？’

“她说：‘直接进去。’

“我走进内室，几乎不敢相信我看到的那幕：一个黝黑的印度男人正用他自己的手指，对放在他面前的一张平台或木板上的一具死尸做一些事情。原来，我已经走进了帕里角的殡仪馆。那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广播电台天天都播放它配着管风琴音乐的广告。我寻思列奥纳德·赛德是在给尸体化妆。‘化妆’，我只是知道这么个词儿。我对这件事本身一无所知。我吓坏了，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从那个房间跑了出来，跑过前庭，终于回到了外面的空地上。那个男人跟在我身后也跑了出来，用轻柔的声音叫着：‘小姐，小姐。’

“虽然我见到他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给台子上的尸体化妆，但说真的，他长得还是很不错的。他很乐意担任女学生插花比赛的评委。他甚至说，他想提供一等奖奖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他将做一个特别的花束。他也真的做了：一小把含苞待放的粉色玫瑰花束。我们的五朔节花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年过去。又到了举办花会的时候，我又要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这一次我可不会忘记了：我是不会去殡仪馆的。我只会去妇女协会和列奥纳德·赛德见面。一天下午放学后，大约五点钟，我去到那儿。那座西班牙风格的小楼里满当当的全是女人，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列奥纳德·赛德正在用面团做什么东西，用那毛茸茸的手指捏着面团，用那些手指再加些牛奶，然后再加一点黄油。

“他在教那些女人如何做面包和蛋糕。他把面团捏好后，开始教她们如何给蛋糕涂糖霜，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使劲儿把彩色的糖霜从特殊的圆锥形卷筒或者说裱花嘴里挤出来。他一直挤，从被那毛茸茸的手指挤过的裱花嘴，钻出一朵粉红色或是绿色的玫瑰花蕾或花朵，然后他再用粘着糖霜的手指把花朵固定在柔软的涂了糖衣的蛋糕上。女人们发出一阵阵‘噢’ ‘啊’的赞美声。而他呢，沉浸于他的观众和他的工作之中，继续忙活着，好似一位魔术师。

“可是，我并不喜欢看到那些手指干这种活儿。最后，还是用那些手指，他把那些小小的成品当作礼物送给那些女人，让她们当场吃掉，我就更不舒服了。他喜欢给人送些小恩小惠。送这些小玩意儿有点类似在教堂里送圣饼，而那些女人呢，聚在一起，带着类似的尊敬，吃着、品尝着。

“第三年来了。这一次我不准备去帕里角和列奥纳德·赛德见面了。心想我可以去他家。此前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住了。他就住在圣詹姆斯区 ，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倒是出乎意料：他住得离我这么近，过着那样的生活，而我居然一无所知。

“我是放学后去的。我穿着一条窄长的黑色长裙，一件白色衬衫，提着一个装学校课本的包。我停下车，按了按喇叭。一个妇女走出来，来到午后阳光照耀下格外明亮的前廊，她说：‘进来吧。’就这样，就像她认识我似的。

“当我走上台阶，来到前廊的时候，她说：‘进来吧，大夫。可怜的列尼，他病得非常重，大夫。’

“大夫——可能是因为我开着汽车，按响了喇叭，还提着包，穿着那样的衣服。我想待会儿再解释吧。我跟着她穿过圣詹姆斯的这座老旧的小木房子，来到里面的房间。在那里我看到了列奥纳德·赛德，他病得很重，抖个不停，但他的穿着打扮却是要和医生见面的样子。他躺在一张有四个闪闪发亮的铜柱子的床上，上方有带花纹的顶篷，他穿着绿色的丝绸睡衣。他那毛茸茸的手指放在丝的或是绸的床单上，他把床单当被单用。他精心地摆放着自己的身体，被单在后面叠得整整齐齐。

“一个细腿床头桌上，也许是个花瓶置物台上，摆放着一个铜花瓶，花瓶里插着绉花；两把简单的带藤条座底的曲木椅子上，放着丝绸靠垫和大大的蝴蝶结丝带。我立刻就明白了，那些丝绸大部分是从殡仪馆弄来的，是覆盖棺材和陈列尸体用的材料。

“他是伊斯兰教徒，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与他工作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给基督徒陈列尸体，尽管没什么人想过这一层——他甚至在卧室里挂了一幅镶着画框的环以光轮的基督圣像，圣人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举着一根手指表示祝福。

“那幅画像挂在门上面的正中间，前倾的角度使得那根祝福的手指像是指着床上躺着的这个人一样。我知道，那幅画像挂在那儿并不仅仅出于宗教的原因：也是为了那一份美，那些色彩，那金光，以及基督那头波浪般的长发。我觉得，比起看见他给尸体化妆，以及后来看见他还用那些手指捏面团，然后挤出来那可怕的一团团小糖霜，这一次我更加震惊。

“当时是下午后半晌了，天还很热，窗户里飘进了圣詹姆斯那些污水坑的臭味儿。那些土院子里有分散着的小木房子，三两家为一片。院子里有污水坑，是从厕所污物流出来的细流，绿莹莹、亮闪闪的，流淌着，然后流到泥土里，干掉；还有那褪了色的石头，人们洗好的衣服搭在那里晒得发白；还有那一片片形状各异的地块，地上堆积着尘土、沙子和碎石子儿，种着果树和小树丛，呈现的效果不是一座座花园，倒像是一片片植物杂乱丛生的荒地。

“看着那放在被单上的毛茸茸的手指，想到这座房子和刚才叫我进来的女人——他母亲——我对他的生活百思不得其解，为他感到难过，感到害怕。这会儿他病了；他需要帮助。我无心再和他谈女学生和五朔节花会的事儿了，我离开那座房子，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寻思，让我心烦苦恼的是他的审美观吧。这种审美观，使他来到了殡仪馆的岗位上，使他用这种奢华的方式装饰他的卧室。这种审美观——把玫瑰、花朵和漂亮的东西混在一起做成吃的，其中的理念跟把死人的身体也弄得漂漂亮亮的想法如出一辙——和我个人的审美观背道而驰。这些事情的穿插混合使我心烦意乱。但并不使他焦虑不安。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当初，他丢下手里的尸体，在后面追着我跑到大街上，叫着‘小姐，小姐’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弄明白我为什么急着离开。

“他跟圣詹姆斯街区的无数的印度男人一样，身材颀长，穿着窄腰长裤和大开领的衬衣。即使长相英俊也是芸芸众生。不过，他有着那种特殊的审美观。

“那种审美观，虽然令人惊奇，却并不是一个秘密。对此许多人或许都了解——就像那个年轻老师一样，虽然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起他的名字，之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他可能也已经习惯了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对待他：培训班上的女人们为他鼓掌叫好，其他的人对他冷嘲热讽，或者瞧不起他，像我这样的人则从他身边跑开，因为他吓着我们了。他吓着我了，是因为我感觉他对美的感觉就像一种病；就像某种不为人知、破坏性很强的病毒，通过他头脑简单的母亲传给了他，即使在那时——他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自己，都对此浑然不知。”

这就是我听到的故事，那个老师说不清楚列奥纳德·赛德出了什么事；她也从来没想过要问。或许他已经加入移民大军，到英国或者美国去了吧。我有些想知道，到了异国他乡，列奥纳德·赛德会不会渐渐意识到他的本质；当他想明白的时候，那件曾经使那位老师大惊失色的事情，是不是也把列奥纳德·赛德吓了一大跳呢。

尽管在卧室里挂基督的画像，但他知道他是个伊斯兰教徒。然而，他从何处来，他的祖先从何处来，他可能一点概念都没有。他或许想不到，赛德这个姓氏有可能是赛义德的一个翻版，他的祖父或者曾祖父或许是来自印度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说不定就来自勒克瑙 ；圣詹姆斯甚至有一条街道名字就叫勒克瑙。列奥纳德·赛德对他本人、对他的祖先所有的了解，估计就是他在他母亲位于圣詹姆斯的那座房子里认识到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他跟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通过学习，我现在或多或少可以告诉您，我们大家是怎么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可以告诉您，圣詹姆斯这片土地的美洲印第安名字本来应该叫作库穆库拉坡，早期从欧洲来的旅行者把这个名字变成了康克拉波或者是康克拉比亚。我可以看着这些植被，告诉您哥伦布到来的时候那里都有哪些，后来又引进了哪些。我可以重建曾遍布圣詹姆斯地区的种植园。这片土地有记录的历史很短，三百年的人口灭绝，然后是两百年的新人定居。人口重新定居的文件在这座城市里就能查到，就在登记总署的办公室里。只要文件存留，我们就可以追溯被占的土地上的每一个故事。

我可以带您俯瞰那段历史。可是我无法真的解释列奥纳德·赛德的遗传之谜。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生养我们的父辈或是祖辈。然而我们追溯，再追溯，一直追溯下去；追溯到最初的源头；在我们的血液里，骨头里，大脑里，我们承载着成千上万人的记忆。我或许可以说，列奥纳德·赛德的一个祖先来自勒克瑙一个善于舞蹈的族群，族群里那些邪恶的男人们在脸上涂脂抹粉，试图像女人一样生活。但那可能只是他的遗传的一个碎片，真相的一个碎片。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所继承的全部特性。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自己的陌生人。 PL1acyE/nAXFoaRyrgSpX6Toa1hpKd4AJRIPCFuH6q/MagHbD7lZjSbkj2Wn3A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