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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布拉德肖来自圣基茨岛，是加勒比的黑人掌权者之一——他的追随者称他为“爸爸”——成为民众领袖二十多年之后，他遇上了麻烦。两年前，他成为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三岛之国的第一任总理。当时这个国家的总面积为一百五十三平方英里，人口有五万七千。现在它变小了。安圭拉独立了，带领着它统辖的几座小岛——斯科拉布岛、狗岛和安圭丽塔岛——一去不返：随之一起带走的是三十五平方英里的领土和六千人民。在五十平方英里大小的尼维斯岛上，不满情绪也在蔓延。而在布拉德肖爸爸的大本营圣基茨岛上，也存在着一股危险的反对力量。
反对他的工会叫WAM，反对他的政党叫PAM。
WAM与PAM，这是黑人政治冷酷的漫画式幽默。它们所代表的仍然只是一种争夺王位的政治，这种政治运作方式下仍然不存在权力交替的规则。只有当布拉德肖爸爸这样的领袖遇上麻烦，当他们被人威胁并进行反击之际，岛屿外的世界才会知道他们；对他们的王权构成反讽的是，他们随即会被描绘成一群危险的小丑。布拉德肖爸爸的黄色劳斯莱斯一度被看作王权和勇气的标志，是黑人救赎的象征。以前外面几乎没有人知道劳斯莱斯的事情，而现在，这辆车闻名遐迩，多少成了笑料。
这位受到挑战的民众领袖不能输。输了就会丧失身份，成为滑稽可笑的人。
“布拉德肖爸爸是事业的发起人”，一位支持者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坚持下去。”
布拉德肖准备坚持下去。反对他的人不能使用广播；反对派的支持者说，他们难以找到工作。警方在从加勒比的其他岛屿招募人手。圣基茨岛的军队被称为自卫队，据说已经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人；布拉德肖爸爸自己当自卫队的上校。有报道称，一架直升机准备好了要维持这个六十八平方英里岛屿的治安。
这场民众领袖的戏剧也在别的国家上演过：领袖统治了他曾经满怀信心发起运动的地方，却发现权力带来了危机。圣基茨岛的这场戏剧规模很小，布景简单，让整个局势显得像是编排出来的。
设想一个加勒比岛屿，形状略似椭圆。海岸线凹凸不定：这里是一片片海滩，那里是一座座悬崖。中央山脉的顶峰高四千英尺，陡峭而裸露，山脚下有一座森林。绿色的土地向下倾斜，其间装点着甘蔗，还有一些整齐的房屋和小块农田，一直延伸到海边。一条狭长的海岸公路环绕整个岛屿，在这里迷路是不可能的。种植园工人住在路边，挤在甘蔗与大海之间。他们的木屋大概是全世界最迷你的小屋。
圣基茨岛的全部历史就在这条路上。路的那边，有一些房屋立在低矮的木桩上，满是尘土的坝子一路穿过交错的绿地，通向海边。一六二三年，托马斯·华纳爵士正是在这里登陆，创立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
的第一个殖民地。在路的这一边，在甘蔗田间最为裸露的空地上，有两座以粗糙的手法雕刻而成的加勒比原住民石像，就是在那里的血河边，原住民被英国人和法国人合力灭绝。现在的血河已经成了路上的凹陷地。托马斯·华纳爵士被埋葬在那片墓园里。宾斯通山上那些十八世纪的大型工事就在不远处，那些工事曾一度守卫着盛产蔗糖的奴隶岛，以及在平静的水上集结、等待驶往英格兰的船队。加农炮群仍然指向前方，这片遗址已经重建。
在东南方，平缓的海岸变得宽阔起来，形成一块小小的平原。在这里，机场跑道和首都巴斯特尔被包围在平坦而翠绿的甘蔗地中。这片平原上只有一样东西是垂直的：岛上唯一的炼糖厂那高高的白色烟囱。
这里的整洁与秩序仍然像是昔日的样子，这显示出布拉德肖爸爸的失败，他改变的东西并不多。他早年就已成名，那时他是糖工的组织者；他在一九四八年组织的那场为期十三周的罢工成了岛上传说的一部分。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布拉德肖领导种植工人取得的胜利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他们不想在种植园工作，他们寻求的是自己岛上的“发展”，也就是旅游业。当“太阳号”和“狂欢号”喷气式飞机飞过时，安提瓜岛
上空的空气也随之震颤。圣基茨岛拥有的只是旅游小册子和种种计划，机场只能起降子爵型涡桨式客机。景观未被破坏，观光客却不来。年轻人觉得，布拉德肖爸爸把这里出卖给了炼糖利益集团，而且他不想改变现状。
布拉德肖的胜利仅仅属于圣基茨岛，对尼维斯岛的农夫而言意义甚小，对七十英里之外的安圭拉岛上的农夫和渔夫而言更是无关紧要。尼维斯人和安圭拉人从未把选票投给布拉德肖。他也不需要他们的选票，但他为此感到恼怒。他说，他要在尼维斯人的汤里撒胡椒，在他们的米饭里放骨头；他要把安圭拉变成沙漠，让安圭拉人去舔盐。这事发生在十一年前。
“感谢布拉德肖爸爸所做的一切，愿神保佑他。”在圣基茨岛的黑人种植工里，现在只有老人和忠诚于布拉德肖的人还会说这样的话。他们还记得ola（垃圾房），记得残忍的契约制度，记得赤脚的儿童和疾病。布拉德肖自己年轻时曾在巴斯特尔糖厂工作，他受过损伤的手成了那段经历的标志。和许多民众领袖一样，他从来没有远离自己最初的信念。同样真实的是，和许多民众领袖一样，他曾经唤起追随者的希望与躁动，而现在，五十一岁的他又否定了这些希望与躁动。
饱经风霜的巴斯特尔小镇也拥有一种舞台布景式的简朴。在主街的尽头有一座教堂。PAM把自制的布告牌挂在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房子的走廊上。正对面是一座同样摇摇晃晃却更大的建筑，被称作“群众宫”，是布拉德肖工会的总部。局势紧张时，主街的这片区域被称作“加沙地带”。
群众宫有一家印刷厂，每天印制一千两百份叫作《劳工发言人》的粗糙小报。即使用上了大字标题，也并非总有那么多新闻来填满首页；有时必须加上题为“幽默”的笑话。体育新闻能够占满一页、两页或三页版面。像索伯斯
那样的板球运动员能让本地的体育评论员充满野心。“一九五四年，这位十七岁的羞涩少年在西印度群岛对英格兰的比赛中初次登场，那时他的脸上还能看出他母亲的模样。现在他如日中天，很可能已经成为中世纪以及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板球运动员。如果W. G. 格雷斯
因为这条评论而在坟墓里辗转难安，他一定是要转过身来点头称是。”
从群众宫再走过几道门，就是政府总部所在地，一座三层楼高的现代派建筑。灰色的空调突出在墙面上；透过玻璃墙，可以看到天井里的水池。酒店在对面，是一座改建过的旧式木屋。经理是一位温和的黎巴嫩二代，他的大家族、未经培训而又容易激动的下属、有时十分专横的黑人旅游团以及目前的政治局势，这些烦琐的人和事已经把他的神经锻造得十分纤细。“你见过我们总理吗，先生？”他是布拉德肖的支持者，但是不想与人争论；他已经知道，他永远也不会见到贝鲁特。
有一条短短的小街通往蓓尔美尔广场，那里有教堂、殖民—乔治王时期的木质结构公共图书馆、法院和圣基茨俱乐部，还有一些私人楼房，较低的楼层铺有砖石，较高的楼层铺有易碎的白色卵石，屋顶有四个面，十分陡峭。此处花园芜杂，环绕维多利亚中央喷泉的铁丝栅栏被踩倒在地，生锈的灯柱里面没有灯泡，但树木、花朵还有群山的背景仍然蔚为大观。蓓尔美尔广场是PAM举行公共集会的地方。所有的圣基茨人都知道，正是在这里，在树木、花朵和这样的建筑中间，从非洲运来的“新”黑人被展示和拍卖。拍卖前，他们被关在奴隶贩子的临时禁闭所里休息和吃饭。禁闭所就在海滩上，离现在的油库不远。
这座小岛上到处都是昔日的踪迹，就像那些甘蔗一样。越来越激烈的抗议总是可能的。
每天早上，政府总部外面的卫兵会在十点左右换岗。头戴贝雷帽的军官喊着口号，踢着正步；两个被换下的士兵迅速地来回打量一下街道，然后钻进已发动的路虎后座，被载往自卫队总部；那是一座敞开的木屋，坐落在ZIZ（只有一个播音室的广播站）附近的高地上。
巴斯特尔郊外浅绿色的小山，明亮的蓝色大海，被白云覆盖的尼维斯之巅——一个黑人面对着这一切，懒洋洋地坐着。他身着洗得褪了色的伞兵制服，身材瘦削，膝部向外弯曲，仪容严整，就像一个软和的玩具。
我也许只是在耸人听闻，但是木屋里面有弹痕。一九六七年六月，安圭拉危机爆发之初，一些无名武装分子袭击了巴斯特尔，这些弹痕被展示出来，就是要当作那次袭击的证据。警察局也遭到了袭击。枪击频频，但无人被杀；袭击者销声匿迹。袭击发生后的次日早晨，布拉德肖身着上校军服，携带步枪、子弹带和望远镜，从政府总部步行至群众宫，这一举动为他的传奇故事又增添了光彩。
那次袭击至今仍是不解之谜。有人认为是布拉德肖安排的，但现在有安圭拉人自称对袭击负责，目的是绑架布拉德肖，保卫安圭拉岛的独立。袭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糟糕的组织——没有人考虑到进入巴斯特尔后的交通工具问题，也因为有一个安圭拉商人向布拉德肖告密。
袭击发生数日后，PAM和WAM的多位领导人被捕，并在四个月之后受审。辩护律师遭到骚扰；在全部被告被判无罪之后，布拉德肖的支持者进行了示威游行。自那以后，圣基茨岛的法治开始显得岌岌可危。权力的定义变简单了。
我看见了他们：
这些勇敢的人；这些稀有的人——
比其他所有人更辛劳的人——
这些生活在真实中的人；受苦的人：
这些警察。我们热爱他们！
这首诗发表在《劳工发言人》上。安圭拉人也许不再构成威胁，但警察和军队到了圣基茨就不会再离开。
我第一次看见圣基茨岛是八年前，那是在夜晚的巴斯特尔港口，我坐在一艘破旧的移民船上。我们没有上岸，移民们坐在大敞口船里，已经在海湾里摇晃了一阵子。船上的灯光在这一切之上摇曳：被汗浸透的衬衫和衣服，向上张望的油腻脸庞上发红的眼睛，纸箱和行李箱上写有主人的名字和在英格兰的详尽地址。
早晨，在公海上，噩梦结束了。那些外套、领带和行李箱都不见了。我在移民中间四处走动，发觉他们在政治上都颇有见识。到处都能看到《劳工发言人》。许多来自安圭拉的移民——那里最近遭受了飓风的袭击——一直在向神祈祷。
这些移民有一个领袖。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黑白混血儿，到英格兰去学法律。他在移民中间走动，就像一个受人信任的鼓动者，习惯于保护别人。他是一个有点背景的人，他的政治关切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非同寻常。他对我的种种询问有所疑虑，认为我是英国间谍，让那些移民不要和我说话。他们变得不友好起来；有传言说我管其中一个人叫“黑鬼”。后来是一位年轻的浸礼会传教士把我从险境中救了出来。
我当时没有打听到船上这位领袖的名字。现在，在圣基茨和加勒比，他已经名闻遐迩。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学习法律，回到圣基茨后，他开始向布拉德肖发起挑战，发起并成立了PAM。他坐牢、受审，又被无罪释放；他只有三十一岁。他就是威廉姆·赫伯特博士。在圣基茨，他展现出的魔力，他挑战敌手的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博士头衔——他的法律论文通过了答辩——他那时前往伦敦，就是为了获得这个头衔。
有一天早晨，他走进巴斯特尔酒店的餐厅。有人为我们互相做了介绍，他提醒我说，我们见过一面。他说那是一艘西班牙船，管理不善，当时他还很年轻。他精力旺盛、行动敏捷、有着西印度人特有的英俊相貌，和我记忆中的样子别无二致，五个月的牢狱生活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我不想吓你，”那天晚些时候他来看我时对我说，“但你得小心。作家有失踪的可能。今晚会有两个士兵守卫酒店。”
我们开车前往一家破旧的海滨酒吧，那是一座不成功的旅游配套设施，很是荒凉。
“你见到布拉德肖了吗？”
我告诉他，政府总部的人觉得我可能是英国间谍。布拉德肖先生不愿接受我的访问，但有一天早晨，他去酒店对我表示了欢迎。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关于非洲艺术和法术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懂得很多。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为何能握有权柄。”
我们一起去游览弗莱格特湾，那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有灌木丛和咸水池塘；这片区域像是圣基茨岛椭圆主体的尾巴一样。政府最近颁布了一项开发计划，将在弗莱格特湾投入两千九百万英镑。几天前，一些乘坐豪华游轮途经此地的游客被带到这里考察，《劳工发言人》发文宣布，旅游季就此开始了。
“开发！”赫伯特朝这片荒凉之地挥了挥手说：“你要是晚上来这儿，会被枪杀的。这里是军事区。他们说我们想要搞破坏。”
回去时，我们绕道穿过巴斯特尔的贫民窟。赫伯特朝女人和小孩挥手致意：“你们还好吗，还好吗？”许多人也向他挥手。他说这是他的竞选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女人和小孩身上，他们会让男人也加入进来。
赫伯特是圣基茨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博士。和他相比，布拉德肖就是老古董，是让人民从绝望中走出的领袖，这个人民之子掌握了权力，创造出一种个人风格，于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分有同样的风格。据说，他会在宴会上拿出金酒棒来搅拌香槟，有一把用来梳理胡须的金梳；他爱穿英式正装，出席一些仪式时穿的是长丝袜和扣带鞋；他拥有一辆复古黄的劳斯莱斯——现在，在圣基茨和西印度群岛，这些做派让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本地人都知道他了解古董和非洲艺术，喜爱阅读。据说他是若干读书俱乐部的会员。他广泛阅读温斯顿·丘吉尔的作品；他的公关主任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书是《大地》；他最喜欢的连载漫画是《亚比纳奇遇记》。
这是一个迷人的传奇故事，我却发现他的着装和谈吐都很低调。他不想和我多说，我对此感到遗憾；他说作家让他受了很多罪。我可以理解。我看着他的胡子，想起了那把金梳。他体格健美，看上去比五十一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他就是那种不上相的人。我们站着交谈，他说话的方式非常严密，和英国人非常像，带着一点圣基茨口音。他站在那儿，身体向我倾斜，戴着墨镜。我们走下酒店的台阶，走向他的路虎，车身印有他们党派的口号：“工人引领我们”。他告诉我，对于像圣基茨这样的小国的未来，他十分悲观。他努力工作，但心里充满了悲观情绪。他支持过西印度联盟，但联盟失败了。而就在布拉德肖任职西印度联盟政府部长期间——联盟政府的总部设在特立尼达——他其实已经开始失去对圣基茨的掌控。
这位黑人民众领袖是一位农民领袖。圣基茨就像是黑人的英国乡村，远离美与时尚的源头。一位脱颖而出的民众领袖会被他的天赋异禀所驱动，融入上流社会之中，乡村与之相比就像是微不足道的阴影。但对布拉德肖这样的领袖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上流社会。他们一生一世与粗野之人联系在一起，这些粗野之人是他们力量最初的源泉。他们命中注定无法变得伟大；他们必须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海地皇帝克里斯托弗造就了一个黑人贵族阶层，以各种可笑的头衔加以命名。这位皇帝正是来自圣基茨岛，曾在这里做过奴隶和裁缝。他在海地建造的堡垒，灵感来自宾斯通山上的那些海滨工事。
赫伯特和布拉德肖的区别，就是赫伯特的博士头衔和布拉德肖的“爸爸”称谓之间的区别。他们的行为举止似乎都与自己的头衔相矛盾。赫伯特丝毫不具有布拉德肖的实用风格。他在法庭外穿着随意，开的是老爷车，在巴斯特尔郊外修建的房子是普通的圣基茨小楼房。他讲话比布拉德肖更加口语化，本地口音更重。他的行为举止既是中产阶级式的，又受到大众欢迎，两种方式互相包容。他从不紧张，走动时，带着对自己的阶层和外表的自信。博士头衔只是他为这一切增添的点缀。
“告诉我，”布拉德肖的公关主任是一个黑人，他带着一点苦涩问道，“谁受的教育更好？赫伯特还是布拉德肖？”
对于这个刚刚受了一点教育的年轻人而言，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他去听过赫伯特早先在蓓尔美尔广场做的关于经济学、法律和政治理论的讲座。
“自学胜于教育。”布拉德肖这样安慰那些从甘蔗地里出来的不识字的老年人。这成了他的警句之一。
但赫伯特作为文化人的抗议领袖，势力日渐壮大。每一件事情都与他的事业有关。政府颁布了新的电费标准：用电大户的单位费用变少了。这是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但赫伯特和PAM认为新的资费标准对圣基茨的穷人不公平。穷人们也表示同意。
布拉德肖和他的一个部长成了法学学生，他当时快五十岁了。蓓尔美尔广场的门廊里，仍然展示着褪了色的入学通知，他们是在伦敦一家旅馆里收到的。据说两个人当时在伦敦出差，正在吃晚饭。安圭拉独立了；PAM和WAM像它们的名字一样麻烦；外国媒体充满敌意。赫伯特入狱、受审、无罪释放，成了加勒比的名人。布拉德肖遭到孤立，似乎将要失势。但他随即招募了一位年轻的圣基茨律师—演讲家做自己的公关主任。
这人拯救了布拉德肖，数月之间，他让圣基茨的政治局势有了新的变化。布拉德肖的战术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处处防卫的在位领袖，而是开始吸引新鲜的力量。他再一次成为抗议者的领袖。他现在通过抗议来与赫伯特的抗议竞争。年轻的公关主任为他提供演讲词和知识储备。有些无礼的人称这位主任为布拉德肖的“族群关系主任”，其宗旨是“黑权运动”。
布拉德肖宣称其目标是消解岛上地缘环境勾勒出的那种秩序。公关主任有时会使用“革命”这个词。这个词已经传到福特兰和高尔夫俱乐部郊外的白人聚居区，英国移民的小团体在那里被称为“耳语者”。
有人这样解释：“布拉德肖现在想做的是和这个岛以及人民一起，重新开始。”
对于我这个在圣基茨寻找原则和地区差异的访客而言，圣基茨今天的政治局势显得晦暗难解。但只要我们意识到，这里的两个党都是抗议之党，都处在独立的真空之中，它们所抗议的都是过去，是奴隶制，事情就会变得清楚起来。处在危险之中的是王权，这个问题最近已经得到了简化。“黑权运动”发出的费解讯息——按照公关主任的定义，就是身份、经济参与、团结——已经在传递过程中纠缠在了一起。现在已经有人在说，尽管布拉德肖在过去有着种种英国式的想望，他其实是一个纯种的非洲阿善堤人，而赫伯特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是黑白混血儿。
在布拉德肖领导的著名的十三周大罢工期间，赫伯特的父亲是炼糖业的劳工关系负责人。对赫伯特的家庭而言，那是一段困难的时期。罢工者威胁他们，辱骂他们。在圣基茨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天，还只是一个小男孩的赫伯特在街上遇到布拉德肖，发誓说要找回公平。赫伯特说，也许有这么一回事，但他不记得了。
我问他，为了圣基茨的权力，他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他所遭遇的种种危险是否值得。
“人在海中，”赫伯特说，“必须游泳。”
在圣基茨仍然有总督府，那是一座低调的、阳台宽阔的木屋，坐落在云雾缭绕的山上。男管家身着白衣；客厅里挂着一幅印制的本地风景画，是女王的赠礼；还有一张爱丁堡公爵的签名照。总督是来自另一座岛的黑人骑士，也是深受尊敬的律师和学者。他与本地的王权政治相隔绝，在其中没有位置——在这场律师与律师的斗争中，法治可能将不复存在。他大多数时候都待在总督府里，研究西印度群岛最近的制宪进程。他的书叫《走向权力之路》。
布拉德肖所倚重的公关主任，那个接受了他让出的部分权力的律师—演讲家，名叫李·摩尔，是一个瘦小、蓄有胡须、出生在农村的黑人，三十岁左右。摩尔说，他从伦敦回到圣基茨之后，不再认为圣基茨需要一个黑人贵族阶层。但“黑权运动”在政治上的功用只是偶然间被发现的，当时他刚做完一次关于这个主题的讲演，还处在兴奋之中。
和赫伯特一样，现在的摩尔开着车在圣基茨的环岛公路上绕圈，把律师生意和竞选融合在一起，向群众挥手，把沉重与诚挚融合在一起。他的车上有一张贴纸，是从汽油广告上剪下来的：加入权力之集。
有一天，快傍晚时，我和他一起去观光。夜幕降临后不久，我们的车胎被扎破了。他不愿用千斤顶，说不知道该顶在哪里。他蹲伏下来仔细查看，困惑不解。有一些路过的车并没有停下来。我开始担心他的衣服和体面。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路过，他们叫喊着回来帮忙。其中一个说：“我们还以为是哪个杂种呢。”又有一辆面包车停了下来。他们没有用千斤顶。车被抬了起来，轮胎换好了。
我们再次上路，摩尔处在兴奋之中，过了一小会儿我明白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我总是这样换轮胎的。你有没有听到那些骑车的男孩喊什么？‘那是李·摩尔的车！’”
权力，头脑简单的人和拥护的人自愿提供的服务：另一个人民领袖正在形成，另一个黑人正在行动。
过了一会儿，他反思道：“我敢说，如果是赫伯特，他一定还在原地打转。”
但赫伯特也许会用上千斤顶。
（马维达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