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杰梅尔市的选举
1971

投票给谁？悬挂在新德里街头的英文海报这样问道。二月中旬，我南下来到拉贾斯坦的阿杰梅尔市，此时离国会选举投票日只剩两周，然而在这里，来自城市、乡村和沙漠的五十万选民似乎遇上了麻烦。国大党为印度赢得了自由，二十多年来，通过在四次选举中的连续获胜，它一直是执政党。而现在国大党分裂了，正是分裂引发了这次中期选举。分裂的双方都在沿用国大党的名字。Kangrace ko wote do，双方的海报上都写着：投票给国大党。针锋相对的吉普宣传车上都飘扬着同样的藏红花白绿旗：吉普是竞选团最爱用的交通工具，它们驶过阿杰梅尔尘土飞扬的街道，穿梭在两轮马车、破旧的巴士、成百上千的自行车、手推车和牛车之间，营造出一种权威而紧张的气氛。

双方本来都想采用为老国大党赢得选举的徽标：两头套着轭的牛。但法庭已经做出裁决：决不允许使用。于是双方都为自己设计了复杂的自然主义徽标。一头母牛舔舐着吃奶的牛犊：这是以总理甘地夫人 为首的国大党的徽标。一个乳房丰满的女人坐在纺车旁（丰满的乳房总是很引人注目，即便是在蜡版油印的宣传单上）：这是走向对立面的老国大党（或组织派国大党）的徽标。在印度，这两个徽标的分量不相上下。纺车象征着甘地主义，母牛则意味着神圣。双方的徽标都在向世人宣告，己方继承了国大党正统。

如此说来，这次选举在某些方面就像是一家人在吵架。事有凑巧，争夺阿杰梅尔议席的两位国大党候选人恰好是亲戚。候选人共有五位，其中三位是独立候选人，不会引起太大反响。“他们参选只是出于业余爱好，”选举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会交上五百卢比的保证金，得到几千张选票，然后赔掉保证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仅此而已。这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两位重要的候选人是穆库特·巴瓦佳先生和毕希西瓦·巴瓦佳先生。穆库特先生代表的是老国大党及其所有在野同盟，他是毕希西瓦先生的叔叔，而后者正在为英迪拉派国大党争取议席。于是，阿杰梅尔人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这也是这场关于合法性的举国之争在当地的缩影）：谁在道德方面有问题？是跟侄子作对的叔叔，还是跟叔叔作对的侄子？

穆库特先生，也就是那位叔叔，今年六十八岁，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律师。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和处理土地事务的娴熟技巧让他在拉贾斯坦享有盛名。据说，他的收费标准高达每天一千卢比，大约合五十英镑；他的年收入估计有二十万卢比，约合一万英镑。他也因为替农民无偿服务而声名远播，至今仍有农民到阿杰梅尔来寻访这位“没有眼睛的律师”。穆库特先生是老国大党员，自由战士，曾于一九四二年入狱。印度独立以来，他的政治生涯并不辉煌，但一直四平八稳，没有瑕疵：他最广为人知的政绩，也许是普及了将黄油和花生做的黄油替代品轻松地区分开来的方法。他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二年三次为国大党赢得了阿杰梅尔的议席。一九六七年，六十四岁的他已经退休了，便把阿杰梅尔的议席交给了侄子和门生——三十六岁的毕希西瓦·巴瓦佳先生。但现在国大党分裂了，穆库特先生想要回他的席位，为了夺回它，他跟自己所有的政治宿敌结成了同盟。穆库特先生这样做对吗？毕希西瓦先生拒不交还席位，他错了吗？

压倒性的回答是：毕希西瓦先生错了。他应该退出竞选，不应该跟叔叔作对，叔叔对他恩重如山。穆库特先生的儿子兼竞选执行官如此说道；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执行官也持相同看法。穆库特先生本人谈起这场竞争时，也总是流露出受伤的情绪。“当权派国大党选择了最卑鄙的武器，”他说，“让我的亲侄子来对抗我。他们知道我看重家庭感情，他们希望我能退选。”乌代浦的大公支持穆库特先生，他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英迪拉派国大党正在分裂我们的国家，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搞分裂，还弄得我们的家庭四分五裂。”拉其普特村的村长忠于自己的大公，赞同大公的看法：“一个侄子如果不爱自己的家人，怎么可能爱公众？”

叔叔想把侄子拉下马，难道就没有错吗？“我不想让父亲参加这次竞选，”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说，“我说：‘父亲，你现在年纪大了，而且还有残疾。’然而他的回答征服了我，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说：‘牺牲的时候到了。’”

牺牲：毕希西瓦先生无法高扬这样的旗帜，而且在竞选过程中，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心烦意乱，没有底气，有时候还被人穷追猛打。他不像他叔叔，穆库特先生总是谈吐自如，甚至还妙语连珠，而他却寡言少语，他的气质也让人提不起谈话的兴致。他的目光穿过镜片，茫然地盯着外面，仿佛时刻都在警惕着，生怕自己说了什么给别人落下口实。有一次，他说：“我不明白叔叔怎么能违背那些原则，还是他灌输给我的原则。”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一次对他叔叔的评论，他说得很快，就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毕希西瓦先生不怎么受欢迎。跟他叔叔比起来，他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穆库特先生瘦小精干，皮肤黝黑，是苦行僧式的老派政治家，而且有过一段牢狱经历。毕希西瓦先生却身材高大，体形圆胖，像个电影明星。他是印度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政客，是隶属于体制的人。跟他同属一个党派的人谈起他时会这样说：“政治是他的职业。”“如果不让他从政，他一天连两顿饱饭也吃不上。”“他叔叔为他干掉了好几百名党内工作者。”但这话不是在指责他叔叔，而是在指责毕希西瓦先生。

“我在这里工作不是为了毕希西瓦先生”，他的助选队员说，“我是为了英迪拉。”甚至到了投票当日，当他们在自己党派那五彩缤纷的帐篷里等着选民前来投票时，他们仍然在说：“这些选票不是投给毕希西瓦的，是投给英迪拉的。”

正如大家所说，英迪拉才是这次选举的核心：英迪拉，甘地夫人，新德里那位令人生畏的女人成了国会中的戴高乐，她接管国会，废止了国会旧有的政治共识。她向特权宣战，寻求穷人、贱民和少数派的支持。她将银行国有化，不再承认诸王公的身份；为了切断他们的私人财源，她还打算修改宪法。

没规矩，跟老穆库特先生立场一致的人这样说，他们为那些堕落的老党员感到悲哀。Indira Hatao，反对派的海报上写着：赶走英迪拉。另一派的海报上则写着：Garibi Hatao，赶走贫困。富人和穷人：令人惊奇的是，在印度，这种基本划分用了那么久才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提供了理论。参选的各党派都发表了各自的宣言，这在阿杰梅尔的选举史上还是第一次。

富有与贫困。但阿杰梅尔有着地域上的复杂性。拉贾斯坦是诸王公之地，但位于拉贾斯坦中央的阿杰梅尔不是土邦，那里没有大公。然而阿杰梅尔选区幅员辽阔，从阿杰梅尔到查尔集市之间的两百英里土地上，主要是沙漠、岩石和起伏的褐色山丘，开吉普都要走上六个多小时。它的两个行政区在过去属于原来的乌代浦邦，乌代浦的大公在上次选举中支持了毕希西瓦先生，但这一次，他宣布支持穆库特先生。政府“不再承认”拉贾斯坦的王公，他们的私人财源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各显神通，想尽办法激烈地反对政府。身为王公，他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提交给人民审议，举行一次听证会。

但对于穆库特先生其他的支持者来说，事情并不那么容易。老议员考尔先生跟穆库特先生年龄相仿，现在是印度国会上院议员。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他说，这是他一九三二年坐牢时养成的习惯。而现在，他已经脱离了监狱的污秽，独立后的权力、荣耀和政治活动让他变得温和起来。考尔先生认为应该禁止个人的拉票行为。

“我们已经公布了自己的宣言，为什么还要亲自走到民众中间？拉票会变成贿选的通途。我们的人民很穷，他们不理解我们在为什么而奋斗。他们的无知被利用了。英迪拉派国大党用了几千万卢比去笼络他们，笼络农民、村民、没受过教育的人和劳工阶层，给他们口号，各种各样的口号。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

我问他，印度的国民性是什么。

“我们的人民不会首先想到国家。”

“他们会想到什么？”

“什么也不想。”他笑了，“你没注意到吗？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到了阿杰梅尔的第一个投票日，选举却显得离大家很遥远。双轮马车载着阿波罗马戏团的广告在镇子上到处走；大街小巷的墙上刷满了用印地语写的计划生育口号。那天是星期二，是哈努曼神庙每周做圣事的日子，庙里的猴子窜到附近的圆屋山上，在树上跳来跳去。登上山顶，会看到一片明澈的湖水，俯瞰山下，依湖而建的就是阿杰梅尔市。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明澈的湖水带给人一阵惊喜。湖边的黑色岩石上，几十个洗衣工正在使劲敲打穷人的棉布衣服，他们划着圈儿抡起拧紧的一捆捆湿衣服，每抡一下，嘴里就不甘示弱地咕噜一声。

太阳升得更高了，褐色的雾霭升腾起来，越过了褐色的山顶。洗衣工把那些白色的、彩色的棉布衣服摊开后走开了。鹰在湖面上空盘旋；湖边，蚊虫聚集而成的云团就像风中的香烟烟雾，时而汇成螺旋，时而变得稀薄，然后又重新成形。此时，山下平顶房密布的赭白相间的镇子里传来了扩音器的声音：电影院在招徕顾客。下午晚些时候，镇子上还听得到音乐：来自一场婚礼的仪仗队伍。

阿杰梅尔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梅奥学院的第八十九届颁奖典礼将在星期六举行。梅奥学院是印度一所举足轻重的英式公学，先前是为了教育王公子弟而设立的。再过三天就是印度的湿婆神节和阿杰梅尔花展开幕的日子。于是，在混乱的主干道后面，在混杂的交通、母牛、瓦砾、尘土、没有遮挡的食品摊后面，阿杰梅尔很快显露出它过度有序的一面。这是一个铁路重镇，有巨大的火车头车间，还有严格按照等级划分的住宅。这里有中世纪修建的镇子，狭窄的街道簇拥着一座著名的穆斯林圣墓，那是穆斯林的朝圣之地。这里也有比较新的居住区，有集市（它是混乱的主干道的延伸），还有占地几英亩、井然有序的梅奥学院——在那里，只有在用人区才会有人谈论印度。

褐色山丘的另一边，是更小的城镇和上千个村庄，它们一起构成了整个选区。每个村庄都像阿杰梅尔那样，既四分五裂又井然有序：每个人都安守着自己的种姓、社群和家族：人们聚居的区域不是严格按照种族或社群来划分的：这里的情况更像英国的村庄，人们看上去比较相像，说着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每个人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丹麦人、撒克逊人或朱特人，跟自己的同宗保持着紧密的交往。奶牛和牛犊，纺车；穷人和富人，左和右：这些划分如何应用于现实？

晚上，我去了蜜露咖啡馆，阿杰梅尔这座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勉强支撑起三家还算像样的咖啡馆，蜜露是其中一家。咖啡馆里开着空调，光线幽暗，服务生穿着白衣服。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蜜露是阿杰梅尔的年轻人和“摩登人士”常来的地方。他说“摩登人士”的时候带着挖苦的口吻，但他也想让我知道，他本人就是摩登人士。“我父亲是个半文盲，他一九二〇年开始在铁路上工作，干了三十七年退休，然后就去世了。他临终的时候，一个月拿三百卢比。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运气，都是他的果报，他上辈子种下的东西，这辈子来收。我和他想的不一样。我每个月只挣四百卢比，但我喜欢让大家看到我西装革履地坐在蜜露咖啡馆里消磨时间，让大家以为我有钱。”

一杯蜜露咖啡大约三便士。你可以向服务生要一支香烟，他会把一包开了封的香烟放在你的桌子上，你抽几支，就付几支的钱。奢侈在印度是很少见的，一些小小的姿态就足以构成不敬之举。前所未有的穷困时期，你打着领带，在蜜露喝咖啡：这种举动已经不仅仅是铺张浪费，而是在否认果报，从根本上挑衅父辈的信仰。

那天晚上，德赛先生在纳雅集市上的演讲主题就是“不敬”。德赛先生以前在甘地夫人的内阁担任副总理，现在他是反对派的一员，支持穆库特先生。在纳雅集市的通道两侧，一家家狭窄的店铺搭在平台上，挂着闪烁的灯泡吸引顾客。在集市的开阔地带，越过攒动的人头，越过街道上空悬挂的彩旗、彩带和海报，在两排小荧光柱的尽头，矗立着另一座平台，台上格外洁净和明亮——穆库特先生、考尔先生和其他人显然跪坐在那里——德赛先生看上去完全不像七十四岁，正在台上谈论着“英迪拉的精神紊乱”、国有化和宪法面临的危险。

乍听上去，用印度人的话来说，他的演讲“很老到”。然而作为一场竞选演说，在那样一条街上，面对着那样的人群，整篇讲话对近在眼前的痛苦居然没有一点分析，对未来也没有丝毫的允诺！一场竞选演说，一场关于经济和法律的演说，居然是从个人诉苦的角度出发的！谈到国有化时，他关注的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不敬行为，它威胁到秩序和戒律，它亵渎、动摇着这个世界。为了反对不敬，他让大家以他为榜样：他的甘地帽，家纺长衫，朴素的棕色背心；他的闻名遐迩的禁欲主义；还有他的甘地式爱好——纺线：他的个人美德都是经由长年累月的服役塑造出来的。宗教、戒律和印度的“正道”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性表达，听众觉得他的演讲声声入耳。他们毕恭毕敬地听着，甚至报以轻轻的掌声。

Garibi Hatao，赶走贫困，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么简单的政治口号，为什么在甘地夫人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在阿杰梅尔，“赶走贫困；赶走英迪拉”这样的竞选论题太抽象、太遥远了。人们说，如果是邦议会选举，大家会更感兴趣，因为那时，政客们会讨论更直接的种姓和社群问题，会给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允诺：有关柏油马路、水箱和通电，等等。

然而那天晚上，就在离纳雅集市不到二十英里的斋浦尔公路上，四十六岁的吉申格尔大公——反对派的支持者，邦议会议员——被刺杀了。

吉申格尔隶属于阿杰梅尔旁边的选区。拉贾斯坦的面积有六百五十平方英里，跟一九四七年的状况一样。在遍地王公的拉贾斯坦，吉申格尔是一个不太显赫的姓氏，但这位死去的大公是一些显赫家族的血亲，他在阿杰梅尔知名度很高，常在阿杰梅尔俱乐部打羽毛球，在梅奥学院的球场打网球。

那天晚上，他原本要和大公夫人一起去参加一场婚礼，正要离开时，电话铃响了，吉申格尔本人接了电话。然后他对大公夫人说，他出去一下，十分钟后就回来。他自己开着一辆印度产的菲亚特离开了府邸，身上带着左轮手枪和很多子弹，还有大约一千五百卢比。在距离府邸几英里外的斋浦尔—阿杰梅尔公路笔直路段上，车子停了下来，也可能是被拦住了，子弹从吉申格尔的右耳射了进去。他的左轮手枪被拿走了，钱却分文未动。

这是第二天早晨的爆炸性新闻。十一点钟，在沙漠的强光里，印楝和仙人掌侧立路边，周围褐色的低洼地上零零星星地分布着金合欢，眼前这辆小小的“香槟绿”菲亚特显得有些怪异，它既没有君王之气，也没有悲剧色彩，车身没有一点凹痕，车窗玻璃一块也没有碎，只有驾驶座旁边的车门上留着一抹血痕，车子停在沙子漫过的路肩上，前面的保险杠撞进了一丛高高的灌木，这种灌木叫“柯”，开红色的花，人们可以根据花的情况预言季风强度。车牌是红底白字的王公专用车牌，上面印着：吉申格尔No.11。几块石头摆成一条线，标记出了车子驶离公路的轨迹。公路的另一边停着几辆行政区警署的吉普车，还有一群缠着腰布、裹着头巾的农民。

当地的一些政客也来到了现场，其中有默格拉纳先生，他身材矮小而肥胖，脸色阴沉，穿着一条灰扑扑的长裤，一件破旧的绿色套头衫，头上裹着雪白的穆斯林头巾，头巾的大小和形状都像是小轮摩托的轮胎。“我是马尔瓦尔人，”他说，“每逢令人悲伤的葬丧场合，我们马尔瓦尔人都要裹上这样的头巾，白色和卡其色的都可以。”默格拉纳先生是邦议会议员，也是死去的大公所属党派的干将。“此前大公一直在为我们带来良好的影响，这次谋杀是某个大人物主使的。”默格拉纳先生曾经拥有两千五百英亩土地。“扎吉尔制度 废除后，我的土地都没了。”在扎吉尔制度下，他的佃户要把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产出交给他。“我们用这笔钱来管理封地。我现在做的是大理石生意。如果只靠政治过活，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我的生活来源是大理石，政治只是业余爱好。”他从我身边走开，继续沿着马路在那些一动不动的农民面前走来走去，圆胖的脸又阴沉又烦躁，雪白的头巾顶在头上，非常醒目地悼念着死去的党派成员。

阿杰梅尔的行政长官和两位警局的高级官员一起坐着黑色的大轿车来到现场，车上飘着警局的蓝色三角旗，行政长官穿着西装，两位警局官员穿着卡其色衣服。农民们看着他们，默格拉纳先生也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斋浦尔警犬队派来了一名副调查员，他头戴贝雷帽，面带微笑，到现场后就向警局报到。接着，印度上院议员考尔先生出场了。他轻快地钻出汽车——腿上的紧身裤带着时尚的褶皱，上身穿着一袭棕色长袍——迅速地穿过马路，走向那些官员，就像一个习惯于处处受到欢迎的人；然后，他神情庄重地开始检查那辆菲亚特，仿佛那不是汽车，而是尸体。

考尔先生不是那种戴白头巾、按乡村礼仪致哀的人，他的做派属于新德里风格。他很快就发表了一番讲话，讲的是英语：“……卑劣的谋杀行径……法制匮乏、暴力横生的整体氛围……执政党领导人，自总理而下……使用如此不堪的词来诋毁他们所谓的资本家、实业家和封建秩序……煽动大众的情感和情绪，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吉申格尔的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却挤满了从腹地赶来的农民。这些发育不良、细胳膊细腿儿的农民，早晨起来一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动身赶往大公府邸，有的是走路来的，有的是骑自行车来的。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印度乡镇，新盖的混凝土楼房上面都有阳台和栏杆，但一楼都是肮脏破烂的房子，每家每户都紧贴着房子外墙搭出了一个简陋的棚屋，屋顶盖着帆布或茅草。柏油公路就像一条在尘土和粪便中蜿蜒的黑色小径，两侧的人行道没铺地砖，到处都是一堆堆碎石和遗留下来的沙砾。再往前走，一片湖泊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湖心有一座老旧的石头建筑，也许是夏日的凉亭；在湖畔公路的尽头，矗立着吉申格尔要塞的高墙和老城。

老城里，火葬的场地已经准备好，添加了檀香木和其他香料的柴堆静静地候着，仪式已经开始了。马路和城墙周围都挤满了人，拉贾斯坦的农民把这里变成了红色的火海：鲜红、橘红和藏红。载着遗体的敞篷吉普从宫门驶出，大公的亲属身着清一色的白衣服，在这里，白色是可怕的哀悼的颜色。

下午，菲亚特仍然原封不动地停在路边，车头顶着柯丛。那些做记号用的石头已经有些散乱。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去，远处，两三个农民坐在一棵金合欢的阴凉里。褐色的山丘在强光下有些泛白。个人的悲剧结束了。穆库特先生和考尔先生都在追悼会上发过言了。

吉申格尔事件扰乱了毕希西瓦先生的时间表，我到他家时，只有他妻子在。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土路尽头的开阔地带，穆库特先生的律师事务所也在那里。指代不明的国会旗子有气无力地挂在小花园里，一些花和灌木长在光秃秃的地上。

有人告诉过我，毕希西瓦先生过着简朴的生活。我一开始坐在花篱环绕的游廊里，那里摆着粗制滥造的家具和一排肮脏的垫子，散发着黯淡无光的家居气息。楼上的平台更不讲究，地面是光光的水泥地，仆人遵照吩咐拿出了几把藤椅，是那种五个卢比一把的本地货。一个仆人蹲在楼梯旁的小房间里刷盘子。这就是印度内地的农村：也许除了电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明这是一个正在拉贾斯坦冉冉升起的政治家族，毕希西瓦先生的父亲曾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当年他跟考尔先生的派别斗争得非常激烈，尼赫鲁先生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

毕希西瓦夫人很漂亮，三十三岁，面色苍白，略显憔悴，头上得体地戴着暗红色的纱丽。一开始，她只说印地语。她说她讲不好英语；但后来她对我网开一面，结果她那一口英语无可挑剔。她在她父亲创办的教牧学院接受过教育，学的是印度古典音乐，还学会了纺线。后来，她获得了音乐、英语和印度文学学士学位。她现在仍然纺线。“我相信甘地的教导。”但她放弃了文学，“我不喜欢现代文学，看不懂。我也不喜欢印度的现代文学。我喜欢莎士比亚、勃朗宁和雪莱。”

她不喜欢政治生活。“我丈夫不是政客，他是劳动者。”这是甘地的话：善事的践行者。“我也坚信应该改善被压迫者的生活，但我希望能默默地改善，不想成为公众人物。不过我希望我丈夫更有知名度。人们应该认识到他的才干。如果他是个诚挚而勤勉的人，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毕希西瓦先生回来了，他高大，圆胖，穿着长裤和一件褐色运动衫。他看上去心烦意乱，气喘吁吁，显然是被吉申格尔事件弄得精神紧张。他还错过了撒拉达纳村的会议，我们马上就要去那个村子。也许是今天这个不幸的日子里的一件幸事，也许是出于神意：陪同我们前往的是一位苦行僧。他身材矮小，精力旺盛，从头到脚都裹着藏红色的衣服。他看上去冷得要发抖，但其实是他的藏红色头饰造成的效果，那块头饰是用一整块棉布缠出来的，缠得非常巧妙，形状介于主教冠冕和小丑帽之间，左右两条遮耳盖垂在耳朵上。

在拉贾斯坦这个地区的村子里，房屋总喜欢挤作一堆：广袤的空间突然变得局促起来，一种人工建造的固态物质出现在眼前。撒拉达纳村就是这样。我们在两个茶棚旁边停了下来，黑暗的棚屋里闪着火光。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我们朝村子的另一头走去。毕希西瓦先生甩开大步走在村子里，脚下尘土飞扬。穿着橡胶凉鞋的苦行僧一路小跑地跟着，两条遮耳盖支棱了起来。我们像赛跑一样快步疾走，走过一棵棵剥了皮的树，迈过一堆堆碎石，路过一间间破旧的院子，跨过一条条污秽的排水沟。狭窄的巷子弯弯曲曲，时而转弯，时而突然把我们带进一块小小的空地。我们经过了一群抽烟的人，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厚厚的、温暖的土地上，围着一个黄铜盘子，上面摆着烟具。然后，我们出了村子，又来到那两个茶棚旁边。

有些人来到毕希西瓦先生身边，低声跟他说话。一致同意，一致同意：在各种印地语中，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都十分明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男人蹲在地上，把一口很小的黑锅架在用草秆燃起的熊熊大火上面，在炒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毕希西瓦先生说：“他们自己开过会了。全村都决定支持我。”

“一致同意。”一个头戴黑帽的村民一边说，一边摇着头。

再好不过了。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出人意料地完成了。

开车回阿杰梅尔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参选国会议员的政客，毕希西瓦先生这身裤子加运动衫的装扮并不合乎常规。我问：“这么说，你不穿家纺的衣服 ？”

他以为我在指责他。他扯着他的褐色运动衫袖子说：“这是家纺的。有时候，我是为了方便才穿长裤的。但我经常围腰布，我喜欢腰布。”

就是说，今天他只是没穿惯常的衣服。他不是我以为的那种跟甘地夫人的新型竞选相配的新型政客。他是国大党人，渴望遵循旧有的风格；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原则都是从他叔叔那里吸收来的。当国大党分裂，以甘地夫人为首的政府变成了少数派政府时，国大党的邦一级首脑曾经为站在哪一边而犹豫不决，毕希西瓦先生承认，他当时也跟着他们一起犹豫。当邦一级国大党宣布支持甘地夫人时，他就跟着他们站了过去。新型政治属于甘地夫人，而且只属于甘地夫人。在拉贾斯坦，国大党的组织和整个权力结构都一如既往。似乎是甘地夫人凭着一人之力，把独立以来一直在执政的党变成了抗争的党。

但对于毕希西瓦先生来说，竞选的输赢仍然是一场赌博。一九六七年，他获得了十四万五千张选票；他的主要竞争者，来自印度人民同盟党的候选人，得到了十万零八千张选票。但那一年，毕希西瓦先生还有穆库特先生和乌代浦大公的支持。现在乌代浦和人民同盟都在支持穆库特先生。乌代浦大公会让毕希西瓦先生失去拉其普特人的选票；吉申格尔事件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影响。

那天晚上，毕希西瓦先生要动身前往农村开展为期两天的活动。他的竞选指挥部设在一栋别墅的一楼：一间光秃秃的中厅，壁炉空空如也，高高的蓝色墙壁上开着椭圆形的窗，窗户紧挨着天花板，开裂的水泥地上铺着破旧的地毯，旁边的小厢房用栅栏和铁丝网封了起来。助选的工作人员有些是花钱雇来的（一个月四十卢比，也就是两英镑，每天工作两小时），有些是小政客，来此行使自己的权利。工作人员乡里乡气的举止让新德里运来的海报上的革命允诺变得像是空话。一些光着脚的男孩坐在地上，往纸箱上贴海报：投票支持毕希西瓦先生。站在竞选指挥部，站在这样一群人中间，毕希西瓦先生看上去确实心烦意乱。

然而，穆库特先生也有棘手的问题。按照正式的说法，他是反对派或组织派国大党推举的候选人。但组织派国大党在阿杰梅尔根本没有组织。穆库特先生只好依赖人民同盟的组织，而他和人民同盟不久前还是敌人。各个反对党派的核心领导人之间已经结成了联盟，就议席的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阿杰梅尔的议席分配给了组织派国大党和穆库特先生。

阿杰梅尔的人民同盟党人一直想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现在却不得不支持穆库特先生。人民同盟在阿杰梅尔的党主席夏尔达先生曾经在一九六七年竞争过这个席位，他不喜欢现在这种安排。他说：“这是人民同盟的席位，应该由人民同盟的人出面竞选。我比他们选的那个人更合适。你们见过他吗？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子，瞎子，看不见东西。我们的人总是来问我：人民同盟为什么不出来竞选，我为什么在帮那个瞎老头？”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联盟。自一九五一年创建以来，人民同盟已经越来越壮大，夏尔达先生说，这是因为国大党的腐败；而这段时期基本上是穆库特先生在阿杰梅尔主持国大党事务的时期。然而，人民同盟并不仅仅以反对国大党的腐败而著称。国大党不主张宗教对立；穆库特先生在维护穆斯林权利方面有着很好的口碑。而在北印度，人民同盟作为好战的右翼印度党派而崛起，号召印度人对抗穆斯林；在印度人内部，人民同盟又号召北方说印地语的雅利安人对抗南方的达罗毗荼人。他们主张对少数民族施行怀柔政策，他们的口号是“印度化”。最近，人民同盟嗅到了国会权力的味道，便弱化了他们的雅利安共同体路线，把自己的敌人设定为共产主义；但他们在共同体方面的声誉仍然是他们的力量源泉。

“我们不想从苏联或柯西金那里吸取思想。”夏尔达先生说，“我们有自己的遗产，自己的文化。我们有《吠陀》，这是人类写的第一本书。在《吠陀》的光芒下，其他民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因此，当我们拥有这样一笔古老的遗产时，我们相信我们的种族是伟大的、高贵的。我的祖父哈比拉斯·夏尔达写了一本书，名叫《印度至上》。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书里列举了各种各样的事实和数据，用来说明印度人为什么比其他种族都优越。”

夏尔达先生五十多岁，身材矮小，体格结实，穿着一件棕色的条纹西装。他戴着茶色眼镜，总是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个“瞎老头”，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太好。其实，恰恰是视力问题让他不得不放弃律师行业，做起了经销水泥和布料的生意。他住在圆屋山下一座新盖的水泥平房里，房子对面是一堵石墙，用牛粪涂过的墙面正在风干。他的客厅里有个玻璃橱，里面有些小摆设；小小的葡萄苗从两只威士忌酒瓶里长了出来，一只瓶子是棕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幅肖像画，仿佛一幅染了色的照片，画中人是哈比拉斯·夏尔达先生，《印度至上》的作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的婆罗门，蓄着下垂的胡须，他在英国殖民时期当选过中央立法会的成员，获得了“大臣阁下”的称号（仅次于“骑士”封号），他因为起草《禁止童婚法案》而闻名于世，这个法案从一九三〇年起禁止儿童婚姻，至今仍被称为《夏尔达法案》。

“我们家族是最早起来反抗这个国家的社会丑行的。”夏尔达先生说。但现在，他的党派在全力支持印度建设核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在全力支持保卫神圣母牛的运动，两者并行不悖。人民同盟和任何地方的极右翼党派一样，善于运用愤怒和简化的学说，但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是矫情。他们喜欢谈论危险和痛苦，“我们的文明到了危险关头”，夏尔达先生说——他们能够从当前的苦弱中，魔法般地召唤出一个富强的未来，未来的印度会再次像她神秘的过去那般纯净，那是非常遥远的过去，远在英国征服之前，远在穆斯林入侵之前。

“我们需要原子弹来保卫国家安全，但这是一项关系到印度全局的政策，我不会跟村民过多地谈论这个。”但母牛就不同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母牛对我们国家很重要，所以不应该宰杀母牛。德里有一位候选人拉姆·高佩尔·谢尔瓦拉先生，他把保护母牛当作他唯一的奋斗目标。政府应该保护母牛，而且应该提供健壮的公牛，这样就可以繁殖出更好的品种。也应该妥善安排饲料，因为这一带经常有饥荒，成千上万头牲口会死于饥荒。”

他认为穆斯林不会反对这项提议。“住在村子里的穆斯林是农民，他们喜欢像印度人那样生活。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狂热分子出于自私的目的，才会想方设法在印度人和穆斯林之间制造鸿沟。”但后来，当我们谈起四万张穆斯林选票的投向时，夏达尔先生用他那直截了当、心无芥蒂的口吻说：“这些选票会分化。但一般来说，大部分穆斯林不会把选票投给人民同盟。”

我正要离开时，一个打着赤脚、裹着破腰布的仆人送来了一份报纸，内地版的《祖国》，这是人民同盟刚刚在德里发行的英语日报。关于吉申格尔的报道和对政治谋杀的指控仍然醒目地占据着头版。

穆斯林的选票不会投给人民同盟。但穆库特先生认为，凭他为穆斯林做过的事情，他们会投票给他本人。这是兴高采烈的一天，他做了一晚上的演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似乎认为，跟昔日的敌人联手之后，留给对手的选票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们坐在一辆助选吉普上，从阿杰梅尔前往军事城镇纳西拉巴德，汽车外面是被连续八年的干旱洗劫一空、几乎变成了荒漠的乡间土地。穆库特先生在司机和我之间坐着，或者说斜躺着。他瘦小、脆弱，动不动就东摇西晃。他围着腰布，罩着黑色马甲，优雅的头颅向后仰着，失明的眼睛闭了起来，一双精致的手不时地握住空气。他说话时，那张宽大的、富有表现力的嘴有时会在两个句子之间不出声地一张一合，仿佛喘不过气来。他那柔和的态度和脆弱的情态，让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变得柔和起来。我侧着身子，努力倾听他兴致勃勃的谈话，不时会觉得自己像是在送一个爱饶舌的伤残人员奔赴医院，而不是在追随拉贾斯坦的政治大师经历一整天的竞选苦战。

阿杰梅尔街头出现了一种宣传单，号召人民同盟的支持者抵制穆库特先生。穆库特先生说，这是毕希西瓦先生那一派耍的又一个花招；然而人民同盟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忠诚连他都感到震惊。穆库特先生说话的语气不太像一个看清了其所属国大党的错误的人，而像一个终于能够开口抨击国大党过失的局外人。人民同盟说，国大党腐败了。说得没错，穆库特先生说。“权力腐蚀了我们，我们的政客变成了徒有虚名的甘地主义者。”但他本人对此无能为力，他从未担任过部长。现在他跟人民同盟结盟了，他看不出这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有什么复杂性。他的立场很简单：他在以一个甘地主义者的身份对抗英迪拉派国大党，英迪拉派国大党是非法的、激进的、西化的。

“甘地的意识形态跟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他的政治策略的基础是手段应该跟目的一样正当。”他认为甘地夫人的做法不符合这一原则。他也很担心国有化。“国有化会毁了这个国家。我们的国有企业都经营得一团糟。”他对私有企业的支持拉近了他和人民同盟的距离，人民同盟跟共产主义誓不两立。但穆库特先生似乎既不关心效率，也不关心资本主义，而一种甘地式的怀疑——对机器的怀疑，压倒了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他反对国有化的缘由。穆库特先生听说，机器已经把西方毁了；机器也将毁掉印度。“甘地让我格外钦佩的地方，是他在一九三一年围着腰布去了白金汉宫。”

我问他，这种举动为什么值得钦佩。

“因为他把贫穷的印度景象展现在了世界面前。”

“尼赫鲁先生说过，在像印度这样贫穷的国家，其危险在于贫穷可能会被神圣化。”

“他说过这样的话？”穆库特先生停顿了一下。这种思想很新鲜，很“西方”，也许令他在智力上难以处理。“我从没听他说过。”他无声地把嘴张开，又合上；他的头又向后仰了过去，眼睛闭着，像个呼吸困难的病号。

我们经过一座新修的湿婆神庙，竹子搭的脚手架还没有撤掉，这座庙是农民为庆祝八年干旱结束而修的。白色的庙宇矗立在一片刚长出的荆棘丛中，显得有些凄凉，这里以前是一片林地，干旱快结束时闹了饥荒，树木都被砍去烧成木炭了。再往前，就到了军事区：光秃秃的地面上搭着新旧不一的营房，士兵们扛着来复枪，三三两两地在沥青路上跑步。

纳西拉巴德的主干道上摆着水果和蔬菜摊，亮闪闪的。我们在这里停下，一双双毕恭毕敬的手搀扶着穆库特先生钻出吉普，领着他，一肩高一肩低地走过蔬菜摊，穿过窄窄的人行道，向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办公室走去。办公室外面的门楣上挂着落满尘埃的镜框，里面镶着勒克瑙大学颁发的文凭；办公室里，门的上方漆着色彩鲜艳的印度宗教图案。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玻璃橱占据了一整面墙，里面摆满了印度的法律书籍，清一色的棕色封面，玻璃橱的边框漆成了黄色，隔板上不太整齐地贴着红色的标签。

穆库特先生说：“他是我的弟子。”

律师是个中年人，穿着一件巧克力色与紫色相间的运动衫。他说：“我的一切学识皆受教于穆库特先生。”他说话声音很大，仿佛在对整条街讲话。

他们让穆库特先生坐在一张藤椅上，为他端来了一大块苍蝇爬过的cachoree，这是当地的一种油炸美食。

那位律师说：“穆库特先生造就了我。他无偿地为这里的很多人服务，纳西拉巴德人还记得这些。”

穆库特先生向后倚着，细长的腿从椅子上垂下来。他摸索着去找cachoree，为了让他吃起来方便，他们已经把它弄成了小块。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像是准备叹气。

律师也指出了穆库特先生竞选的劣势。在这间办公室里，有些人是出于利益关系才跟穆库特先生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余的都是人民同盟的人，他们大多是小店主，即便是那位身穿奶油色西装、脚登尖头黑皮鞋、涂着眼影粉的冷峻的年轻人，也出身于小店主家庭，他本人是一位教师。人民同盟是活跃在城市的政党，没有乡村组织，只有国大党有乡村组织。抓住乡村组织才是竞选的关键；而穆库特先生唯一拥有的武器是他的影响力。毕希西瓦先生的优势在于他属于执政党，执政党有办法给各方施加压力。

“我告诉你他们是如何赢得上次邦议会的递补选举的。”律师说，“当时这个地区在闹饥荒，农村人没有工作，政府机构在有些地方开展赈灾活动。他们教给赈灾人员一个口号：你们如果投票给另一边，赈灾工作就一概停止。”执政党现在又故技重演，这一回他们的目标是“不可接触者”（也叫贱民），执政党使出各种手段贿赂他们，尤其是通过国有化的银行给他们贷款。

阿杰梅尔一位很有地位的基督徒曾经向我抱怨：贱民在政治上获得这么多关注，越来越不好管束了。他们被“提升”得太快，根本“立足”未稳；贱民举行了几次罢工。“对有些贱民，我不得不严词以对了。”那位基督徒说。我以为眼前这位律师想表达同样的意思，只是用了曲折的非基督徒方式。于是我问他：“就是说，那些低种姓的人现在的表现很差？”

“很差？”律师不明白我的问题。他是印度教徒，他的社会感不同于基督徒，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感到愤愤不平。种姓不是阶级。一个人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都不会否认自己的种姓，也不会试图摆脱自己的种姓，无论他的种姓有多低。没有人试图“僭越”种姓；任何人在种姓上拥有的安全感都不会受到其他种姓的威胁。因此我的问题让律师摸不着头脑。“没有，”他最后说，“他们表现得不差。他们只是被愚弄了。”

但穆库特先生能给大家提供什么呢？他拿什么来对抗对手对民众的吸引力？他的竞选诉求是什么，母牛保护吗？穆库特先生对我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每一个阿杰梅尔人都知道他的过往表现。在国会任职期间，他不仅呼吁禁止宰杀母牛，惩罚宰牛者，还提倡允许母牛在任何地方自由地吃草。

“我们太以西方为导向了。”穆库特先生说。他现在坐直了，瘦瘦小小、干干净净地盘腿坐在藤椅里。“你去村子里看看。现在那里的人都想穿夹克，打领带。看看我们印度自己的草医学，我们努力了那么久，人民才慢慢接受了，这些草药比现代药物便宜多了。还有那些水管。”

我说：“水管，穆库特先生？”

“村子里都通上水管了。在村子里通水管，这太过头了。城市里通水管没问题。但在农村，从井里打上来的健康水已经够好了。但现在他们把水管通到很多村子里去了。对我们的女人来说，去井边打水是让她们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现在，他们并没为女人找到其他的运动方式。同样，我们有自己的chakki（一种磨），可以在地上碾谷子。现在它们被电磨坊或者燃油机磨坊取代了，全村人都把谷子送去这种磨坊，结果女人又丧失了一项运动。以前即便是在城里，小户人家也是自己用chakki磨稻子的。现在一切都西化了。这属于道德败坏，因为它对女人的健康和习惯产生了不良影响。除非为她们找到新的活儿干，否则这些东西自然会让她们变懒。”

在一个闹饥荒的地区！出自一位候选人之口！但穆库特先生仍然可以深入乡村，争取选票，因为他是个甘地主义者，而且自知德高望重。他通过服役和牺牲赢得了声望。为服役而服役，为牺牲而牺牲。“自从考特先生和我离开了国大党，”穆库特先生说，“国大党就再也没有一个服过刑的人了。考特先生蹲过监狱，我蹲过监狱。”民主制度、法律实践和权利意识，这一整套价值都被吸收进了另一套价值观，都被吸收进了一个概念：戒律——印度的正道；由此而产生的歪曲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

吉申格尔星期二晚上遇刺，星期五晚上，全印度的广播都在宣布：警方已经“破”案，而且逮捕了一名学生。星期六，被逮捕人的详细“口供”传遍了阿杰梅尔，下午，街头出现了用印地语写的小传单。

爱情故事：一场政治歌剧

布希姆·贾特，谋杀吉申格尔大公的凶手，已经供认不讳，整个案情水落石出了。大公在离吉申格尔几英里的地方拥有一座农场。布希姆·贾特和他美丽的姐姐在农场里为大公干活儿。大公利用姑娘的穷困，长期跟她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布希姆·贾特，这位十九岁的少年无法忍受大公对姐姐尊严的践踏，决定靠自己来伸张正义，于是用他的土制手枪射杀了大公。

但政治斗争总是歪曲事实，贩卖谎言。某些政客立即召开追悼会，极力展现他们的悲恸，号召选民通过击败英迪拉派国大党来为大公报仇。

你会把选票投给一个把你的女儿或姐妹的尊严当成儿戏的政党吗？面对这些王公贵族的死，我们应该额手相庆，而不是潸然泪下，这些王公唯一的贵族习气就是深谙如何占贫苦姑娘的便宜。站起来，彻底粉碎这些荒淫无耻之徒吧，让他们再也不要嘴上念着甘地的名字，向你们索要选票……

穆库特先生还有羞耻心吗？居然坐上了他的仇敌人民同盟的膝盖。竞选应该是政策的角逐。穆库特先生不应该为了个人私利而误导选民。穆库特先生在焚烧大公尸体的柴堆上翻炒了自己的选票大餐。

这个故事的其他版本同样辛酸：布希姆·贾特的姐姐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做了吉申格尔的情妇。布希姆·贾特被自己的种姓驱逐，因为他卑躬屈膝，让大家蒙羞。吉申格尔把农场上的一栋房子送给了布希姆，出钱让他接受教育，还答应把整个农场送给他。但后来，农场里有一口井喷水了。在沙漠里，水就是金钱；而吉申格尔正在担心政府要“取缔”自己的王公身份，可能让他失去私产，所以就不想兑现他对布希姆·贾特的允诺了。

吉申格尔是十八世纪一个画派的名字，但它现在跟一位农妇、一座农场和一口井联系了起来：一出农民的戏剧。这跟那天下午在梅奥学院举办的颁奖盛典所反映的王公气派相去甚远。校长在演讲的讣告部分追思了吉申格尔，回忆起当年那个杰出的、受人欢迎的大男孩，就像死去的斋浦尔大公，“他去英国玩马球——他最喜欢的运动——的时候，客死在英国”。

男生们穿着白色紧腿裤，黑色长外套，头上裹着长长的拉其普特粉色头巾，仪态非常优雅。他们坐在莫卧儿风格的比卡内尔亭台的台阶上，对面看得见棒球场、空白记分板和学院的草场，远处是阳光照耀下的褐色阿杰梅尔群山。荣誉嘉宾是加拿大高级专员。亭台较低的台阶上坐着其他嘉宾，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拉贾斯坦的几位王公：哥塔大公、来自焦特布尔家族的一对夫妇和乌代浦大公。一百年前（几乎就是一百年前的今天），乌代浦大公的先人最先响应总督梅奥勋爵的倡议，捐出十万卢比（在当时值一万英镑），集资兴建了王公私立学院。

亭台下方的开阔地带坐着学生家长，很多人是箱贩和商业高级经理，有些人甚至是从遥远的加尔各答赶来的。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阿杰梅尔相聚。他们是印度谦卑的中产阶级，这个新兴工业社会的产儿，但他们没有共同的传统，也没有多少根基，他们拥有的只是每个贫穷国家中产阶级所共有的脆弱。在贫困的印度，他们的抱负很远大，期望却很少，很容易安抚。印度总是威胁着要压垮他们——看看那些站在棒球场边上的仆人吧——就像沙漠、农民和新政治已经压垮了吉申格尔和他的古老姓氏一样。

但乌代浦大公此行的目的并不只是参加颁奖仪式。他一直在奋力抵制甘地夫人和她的党派，他以王公的风范、自由职业者的风格忙碌着，哪里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来阿杰梅尔是为了助穆库特先生一臂之力。他坐着一辆一九三六年版的墨绿色敞篷劳斯莱斯，带着他的司机、竞选秘书和两位保镖。他几乎立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当天晚上，当男生们在梅奥学院演出《仲夏夜之梦》的时候，乌代浦大公在集市上对着一群会众发表了讲话。他的名字像是具有魔力，一下子就吸引了一万五千人前来倾听。

第二天是星期天，是关键的一天。乌代浦大公将跟穆库特先生和夏尔达先生一起走访阿杰梅尔选区内的几个曾经属于乌代浦的地区。这个小使团的出发地是位于八号公路的爱德华七世迎宾馆，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建筑，离它不远处有一座仿莫卧儿风格的钟塔，是当年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周年而建的。

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夏尔达先生身着西装，散发着“西方”与商人的气质，但他心中怀着一个人民同盟党人对一个未经染指的印度的牧歌式梦想；他坐在一辆吉普车里，车上载着卧具和其他补给。穆库特先生，这位甘地主义者和老一辈国大党员，如今却郑重其事地穿起了白色紧腿裤和奶油色长外套，他坐在一辆灰色的大轿车里。乌代浦大公坐着他的劳斯莱斯敞篷车，他四十多岁，中等个子，体形适中，戴着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身穿深蓝色尼龙防风夹克。三十六岁的选举秘书个头很高，挺着肚腩，蓄着卷曲的络腮胡子，一缕缕的黑发闪闪发亮。他穿着一袭宽松的白色棉布衫，看上去像个圣人。两位保镖身穿卡其色制服，头裹橙色头巾，挎着来复枪，高高地坐在劳斯莱斯尾部：仿佛在大声地向世人宣告拉贾斯坦的王公们此时面临的危险。

乌代浦是整个使团的明星，这是公认的。在纳西拉巴德村，我们的第一站，穆库特先生的讲话极其简短，我的吉普拐错了弯，当我赶到会场时，他的发言已经结束了，他盘腿坐在临时搭起的讲坛上，闭着眼睛，祥和、安静、耐心地坐在乌代浦穿着小羊皮鞋的脚边，像一个安于自己无足轻重地位的人。乌代浦却没有忘记他。“人们问我，‘穆库特先生不是个盲人吗？’我说，‘他看不见外在的世界，内心却洞明烛照。当你走进神庙、清真寺或者教堂的时候，你会闭上眼睛祈祷。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的内心却没有失明。’”

穆库特先生坐在那里，岿然不动，就像在神庙中静心的人。但今天还有很多安排，突然——夏尔达先生没有发表讲话——集会结束了，静心和安详的状态一扫而空。乌代浦和穆库特先生敏捷地爬下讲坛，无比迅速地上了车，结果我很快又把他们跟丢了，直到三十英里之外的比瓦尔才赶上他们。

比瓦尔之后是荒漠，布希姆之后又是荒漠。没有水渠灌溉的绿洲，没有树木，也没有骑自行车的农民，只有岩石、时隐时现的仙人掌和空空如也的道路。有时会看到一只骆驼，有时会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穿着补过的皮凉鞋，背着自制的土枪：这里是盗匪出没的乡间。但在这片荒野中，经常会有一小群拉其普特人跑到公路上来，拦住使团，争睹他们从未见过的大公风采（乌代浦的一位大公上次到这里来是一九三八年）。乌代浦在劳斯莱斯里站了起来，人们击鼓欢呼，有时候居然会冒出喇叭的声音。

人们给他戴上花环，把沉香木灰涂在他的额头上，往他身上洒红色和紫色的水（他的深蓝色尼龙外套就是为这个准备的）。他们的仪式极其隆重，仿佛他是庙里的一尊神（他的墨镜恰好让他显得高深莫测）。他们用火围着他的脸划圈，火是熠熠闪光的樟脑灯，火焰在铜盘中燃烧。有一次，一个女人用手拿着东西喂他吃。乌代浦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位大公，他还是Hinduon ka suraj，印度太阳，这是古代拉其普特骑士的称号，已经与他们的宗教融为一体。在某一站，一个男人高喊：“你是我们的神！”乌代浦迅速而正确地回答：“神灵普照你和我。”

穆库特先生没有被遗忘。劳斯莱斯开动后，拉其普特人就转过身来围住灰色的大轿车。每到这种时候，夏尔达先生总是不耐烦地冲我招手，催我上路，所以我不知道沙漠里的人有没有为他们对大公的忠诚从穆库特先生处索取回报。

刚过中午，我们来到了城墙环绕的代奥格尔。主城门处一片混乱，拥挤的人群中，一匹披着白布的白马在等候乌代浦的到来。我们使团的播音员激动万分：“你们的大公来了。一千四百年来，你们心怀大公，而现在他来了，印度太阳。你们盼云彩、盼雨水一样地盼望着他，现在，你们的大公来了。”就像是电影里的壮观场面，城墙内的人早已倾城而出，裹着鲜艳头巾和纱丽的男男女女也早已急急忙忙地越过沙漠，来到卡尼·戴维神庙，卡尼·戴维是这座城镇的女神，乌代浦要在她的神庙里演讲。

我觉得，夏尔达先生跟他的两位政治宿敌在一起时有些失语。他低声对我说：“人民同盟，这些人全是人民同盟组织的。”

没多久，乌代浦开始向来自沙漠的听众讲话了——黄沙、城墙、关隘和雾霭笼罩的起伏山脉，映衬着听众鲜艳的头巾和微笑的脸庞。乌代浦谈论着甘地夫人如何威胁到民主和宪法，穆库特先生盘腿坐在有顶棚的讲坛上，两位保镖站在金合欢的阴凉里，扫去劳斯莱斯上的尘土。

乌代浦脱掉了贝雷帽，换上了拉其普特头巾。一个人，却有着众多角色。但乌代浦是个很棒的演说家，因为他欣然接受了他的每一个角色——神，拉其普特人和民主人士——并让它们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不是神，我只是神的某种代表。我们都供奉湿婆，Ek Ling Nath 。”他不是政客；他不想要任何人的选票。“我不是人民同盟的支持者，我支持自由。”拉其普特人鼓起掌来。“我们这里没有警察，我们不需要警察。我们不像英迪拉派国大党，我们之间有爱，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听众因为他的政治妙语而大笑，为他阐述的拉其普特人的忠诚基石而鼓掌。

接下来，我们把穆库特先生留给了选民，其余的人来到乌代浦属臣的府邸吃午饭。这是一座光秃秃的破败宫殿，选举在这里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属臣和他的幼子穿着光彩闪耀的拉其普特朝服等在那里，布满尘土的院子里铺了一块红地毯，鼓乐奏响，面带微笑的门房接过了客人的佩剑，内室里，女人唱起了歌。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的老家臣走上前来，背诵了一段讲述君王职责的古老诗文。然后，另外一些面带微笑的人也走了上来——每个人都面带微笑——行屈膝礼，献上象征性的贡金：有人给了一个卢比，也有人给了五个卢比。

“你瞧，”乌代浦用英语说，他的脸上仍然是红一块紫一块的，“我们是多么不受欢迎。”

报纸对甘地夫人的前景感到悲观，乌代浦的成功之旅让毕希西瓦先生这边的很多人灰心丧气。他们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魅力人物。甘地夫人麾下最能干的部长查万先生的来访是一次失败之旅；而甘地夫人本人不会到这里来。毕希西瓦先生这边的人能指望的只有拉贾斯坦的首席部长，他是毕希西瓦先生的政治后台，星期二要到阿杰梅尔来，但他几乎没有任何魅力可言。他是地方上无可置疑的党魁，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来演讲，而是解决一些党内纷争，它们已经威胁到了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

阿杰梅尔的国大党以派系斗争著称。一九五四年，当毕希西瓦先生的父亲活跃于政坛时，阿杰梅尔的行政班子几乎瘫痪了。关于当地的国大党，尼赫鲁写了一段长长的、不耐烦的“批示”：“……一直让我们头疼……当地政府不是有效的政府……我们的社区项目在阿杰梅尔实施得最糟。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一项工作也没有做成。”这就是阿杰梅尔的传统。而且随着执政日深，当地的党组织内部聚集了大批心怀不满的人，都想借在这次大选中消极怠工来发泄不满。毕希西瓦先生希望独立，通过“建立”自己的队伍来跟各种旧有的纠葛脱钩，却让局面更糟了。一个满腹委屈的人对我说：“毕希西瓦先生的处境就像一个糊涂的男人，不再信任诚实妻子的忠诚，反而去相信放荡女人的赌咒发誓。”

现在我听说，甘地夫人之所以不来阿杰梅尔，是因为对毕希西瓦先生感到不满。她还记得国大党分裂时，他曾经怎样地犹豫不决，现在她想让他吃些苦头。那些还记得毕希西瓦先生父亲的人说，毕希西瓦先生根本无心参选，他是被妻子逼的。大家一致认为穆库特先生的助选人员更加无私，不轻易为物质利益所动，蓄意来搞破坏的人也比较少。这里流传着很多关于蓄意破坏的说法。一个在国大党内身居高位的人告诉我，毕希西瓦先生所有的助选人员，无偿工作和有偿工作的人都计算在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来搞破坏的。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听说了拉瓦特人的事情。拉瓦特最开始是兽皮匠中的一个种姓，后来他们进入了地位较高的行业：农业、军队和警察机构，他们的上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二十五年前，焦特布尔的大公颁布法令，承认他们属于拉其普特种姓。但在阿杰梅尔，拉瓦特仍然被视作很低的种姓，几乎等同于贱民。因此他们本来应该是英迪拉派国大党和毕希西瓦先生的坚决支持者。但当时发生了一场危机。几周前，纳西拉巴德的一个拉瓦特人的年轻妻子被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拉瓦特人诱拐了。整个族群遭到了双倍的羞辱：通奸的丑事（在印度，通奸者将受到监禁的重罚），再加上诱拐者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向警察求助，警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些拉瓦特人认为，毕希西瓦先生和支持他的基督徒默许了警察的不作为。有人在拉瓦特人的聚居区散发传单：

拉瓦特们，兄弟们！毕希西瓦·纳斯·巴瓦佳先生视我们妻女的荣誉为草芥。认清他！

拉瓦特人有五万张选票。吉申格尔、乌代浦、拉其普特、拉瓦特人和捣乱分子：那个星期一，毕希西瓦先生似乎已经身陷重围。这也是《印度时代》对阿杰梅尔局势的非常粗略的判断。一两天后，一张穆库特先生“富有人情味”的大幅照片——一位双目失明的候选人——登上了新德里《印度斯坦时报》的头版。

拉瓦特人的事情是库戴尔先生告诉我的。库戴尔先生年届五十，是国大党人，他有一个小小的抱负：成为毕希西瓦先生的选举执行官。任命将于星期二首席部长来访时举行。然而当我星期一晚上见到库戴尔先生时，他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有些紧张，对我说：“我担心知识阶层正在被巧妙地从全印度的政治领域清除出去。”

库戴尔先生是一名律师。他住在八号公路旁一条污秽的巷子里，房子是拉贾斯坦风格，高大的三层楼，回廊围着中央庭院，庭院顶上装着铁栅栏，用来防范不速之客。我们沿着狭窄封闭的水泥楼梯，经过他的律师事务所和仆人的房间，来到了平坦的屋顶和他的起居室，起居室的色调是粉色和红色。包布椅子沿着三面墙排开，房间里面有一个玻璃橱，里面放着贝壳做的装饰品、塑料做的印度神像和其他小摆设。房间里那么多椅子显得像个等候室，但库戴尔先生确实有那么多客人。他跟选民保持着接触，为担任竞选执行官做好了准备。

拉瓦特人让他担心，但他不怎么担心乌代浦的巡游。“这种公共会面只是娱乐节目，净凑热闹。无足轻重。”赢得选举靠的是选票，赢得选票靠的是做工作。“我说的‘工作’指的是直接接触选民。把他们从屋里领出来，送他们去投票间。我以一位热忱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告诉你，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最后两三天所做的工作。”这既是库戴尔先生做出的允诺，也是他发出的威胁。

他说：“我足不出户就可以影响到某些行政区的选举，这需要一周时间。但如果我出去巡游，两三天就足够了。”

我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是群众领袖。”他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他是婆罗门，是城里人。他说，在想到为穷人服务之前，他在桥牌和象棋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他走了出去，“深入到社会最底层，走到贱民和舞蛇者中间”。很少有人这样做。在阿杰梅尔，大家都知道库戴尔先生在一些底层群体中很有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说库戴尔要参加战斗，就开始担心了。”

因此，在这最后的夜晚，库戴尔先生在预演着他的角色。他的态度有些孤注一掷：尽管他很愿意为毕希西瓦先生出力，但也完全可以袖手旁观，让毕希西瓦先生自作自受；如果首席部长和毕希西瓦先生想让他效力，如果他们还在乎舞蛇者的选票，明天就一定会来找他。库戴尔先生已经拿定主意，明天决不采取任何行动。明天是湿婆神节，他是湿婆的信徒。对他来说，那一天是神庙、祈祷和静心的日子。

一大早，毕希西瓦先生就赶到圆屋来找首席部长，他来得太早了。他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他更加心烦意乱。他是跟一群乡下人一起来的，那些人都围着灰扑扑的腰布，罩着棕色背心，戴着甘地帽。他们在毕希西瓦先生慌张地带领下，像一群没头苍蝇，在宽敞的休息厅里忽而扑向前，忽而奔向后。当毕希西瓦先生站住不动时，他们就都往地毯上一坐，就像圆屋里的仆人以为四下无人时会做的那样。这些人在慌里慌张、七嘴八舌地把同一件事情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断定首席部长不在圆屋，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于是他们又一窝蜂地涌了出去。

但首席部长确实来了。他一定度过了相当繁重的一天，那天晚上七点半，他本来应该赶到市区，在柯萨纳吉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但他还待在圆屋里。不过一点也不要紧：湿婆神节、哈努曼庙每周的典礼、花展和吉安王的湖畔花园彩灯吸引了节日的人群；柯萨纳吉的会场只来了三四百人：政府官员、穆斯林和证明了他们的忠心的人。整整一个小时，音乐、歌曲和竞选歌差不多已经把我们的耳朵震聋了。听众越来越多。当首席部长终于带着他的全部党内要员来到会场时，我高兴地看到，库戴尔先生已经被请出隐修室，跟众人走在了一起。

首席部长跟人做了一整天的个性斗争之后，现在可以只谈原则了：赶走贫困。他只字未提拉其普特人和拉瓦特人，对穆库特先生没有丝毫贬抑之词，几乎没有提到毕希西瓦先生。毕希西瓦先生没有发言。他就像某些印度雕塑中的妻子形象，在主人脚边显得非常卑微，他安静而谦卑地坐在首席部长脚边，就像穆库特先生坐在乌代浦脚边那样。他身体向后，倚着自己的胳膊，挺起的大肚子显得优势在握；我觉得我从没见他这么放松过。

“他完全有理由放松下来。”第二天下午，当我跟库戴尔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纳西拉巴德的时候，库戴尔先生对我说：“昨天上午九点半，他见过首席部长之后就到我家里来，向我屈服。他带着妻子和妹妹一起来，他妻子眼中含着泪水。我对他说：‘然而你，毕希西瓦先生，你必须明白，我一直都在帮你，这是因为我相信甘地夫人的纲领，而不是因为我对你有什么情谊。’”就这样，库戴尔先生间接地宣布了他的竞选执行官身份。他又加了一句：“冲锋的时刻到了。”

但我们先在新建的湿婆神庙前面停了下来。库戴尔先生是湿婆的信徒，对湿婆的恩泽感念不忘，他对着湿婆的象征林迦做了一番敬拜。林迦立在水泥莲花台的中央，莲花台的边缘雕刻着排列成锯齿形的花瓣。裹着塑像的黄布上面沾了一些甜甜的东西，一堆黑黢黢的苍蝇不知餍足、如醉如痴地趴在上面。

“到纳西拉巴德后，”我们再次上路时，库戴尔先生对我说，“我会把你分别介绍给穆库特先生和毕希西瓦先生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跟我都是最要好的朋友，都会请你喝茶。有时候，我参与竞选就像娱乐。”

“就像业余爱好。”坐在吉普后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到了纳西拉巴德，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情况和库戴尔先生想象的一样糟。身材圆胖的杰恩先生是个小珠宝商（商号是“高级军用精品与金饰”），也是国大党阿杰梅尔乡村行政区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他让我们在门廊里倚着靠垫坐下，从陈列橱到门墙之间的这个温馨的小空间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日榻，他给我们端上茶和cachoree，告诉我们这里的局面：毕希西瓦先生如果能在镇上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在村子里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就算他走运了。“他们忽视了资历深的工作人员。他们引入的新手在这里喝酒、住宾馆、辱骂对手，以为这样就能赢得选票。”

穆库特先生麾下的那位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马路对面——给出了同样的数字。“噢，是的。”律师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事情正在向着有利于穆库特先生的方向发展，因为某个人在起作用，你可以说那个人就是我。再加上人民同盟和穆库特先生本人——他是一项重要的资产——还有竞争对手可怜的个性，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我们离开纳西拉巴德，向沙漠驶去。

“泄气？”库戴尔先生说，“我是个永不言败的武士。”

吉普车上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库戴尔先生可以反败为胜。”

“我是群众领袖。”库戴尔先生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很少有人会去的村子。那里的贱民建了一座湿婆神庙来纪念我。我在那里工作时，他们是一群嗜酒如命的人。我让他们起誓戒酒。这件事很不容易，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

一片沙漠落日的景象：赭石色的天空映衬着楝树和澳大利亚山茱萸的黑色轮廓。接着，在一片隆起的高地上，出现了一个围墙围着的村庄，然后是一座高大的门洞，一条土路，一座神庙，一群人出现了，围着我们的吉普车欢呼雀跃：“Indira Gandhi ki jai! 英迪拉·甘地万岁！”库戴尔先生说得没错，他在这里很有声望。人们把婴儿抱过来给他看，把以前认识的孩子叫过来；男孩子们念神庙大门上的铭文给他听，让他知道他们已经认识不少字了。库戴尔先生身材高大，秃顶，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他迈着笨拙的步伐走在贱民中间，眼睛在镜片后面快速地眨着。他是一个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不需要借助甘地的任何行头；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

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来到了一个村庄，库戴尔先生说他想在这里做一些“暗中侦察工作”。我认出这里是撒拉达纳，我跟毕希西瓦先生来过，这里的人向他保证“全体一致”支持他。但库戴尔认为，他能不能获得百分之四十的选票都成问题。撒拉达纳是贾特人的村子；贾特人刚刚组建了一个政党，他们敌视甘地夫人；头天晚上，穆库特先生跟这个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在撒拉达纳刚刚开过会。

“暗中侦察，暗中侦察。”我们的车一停下来，库戴尔先生就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去了茶棚，我们一声不响地坐在吉普车里。但我们的到来不可能完全保密，有人给我们端来了几杯茶。一个村民走过来，低声告诉我们，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村民支持毕希西瓦先生。“他只是为了安慰我。”库戴尔先生用印地语说。但又有一个村民走过来，低声说毕希西瓦先生的得票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九十。从茶棚回来的工作人员带回来的数字是百分之八十。

就是说，种姓牌在撒拉达纳好像没有发挥作用。我开始思索，甘地夫人是不是已经让库戴尔先生的工作变得很轻省了？她是不是已经让这次中期选举远远超出了库戴尔先生所理解（并且乐在其中）的地方政治？在阿杰梅尔，这次选举是不是意味着：在有些地区是甘地夫人对人民同盟，在有些地区是甘地夫人对乌代浦，在其他所有地区则是甘地夫人对可怜的老穆库特先生？

接下来，一路都很平静，库戴尔先生一行没有引起轰动。但当我们回到阿杰梅尔时，我们发现有人在散发传单，说库戴尔先生在搞破坏。

库戴尔先生说过，星期五将是繁忙的一天。但等工作人员都到齐，等我们从集市上买好吃的，已经是十一点半了。我们来到第一个村子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坐在简陋的小政务厅里，身边围着几百万只狂躁的苍蝇。工作人员把饭放在报纸上，库戴尔先生和我把饭放在干燥的菩提叶上；当地的富农和拉票人员已经等了我们一上午，现在继续等着我们把饭吃完。他们一副认错的表情，库戴尔先生暗示说，他是来训斥他们的。我们吃过午饭后，库戴尔先生私下训斥了他们。

午饭很油腻，新修的饥荒之路——饥荒时期修建的公路网的一部分——非常平坦，库戴尔先生在车上睡着了。我们开过了一个村子。库戴尔先生醒过来后，对错过的那个村子感到抱歉，他说晚上会派一些工作人员乘巴士去一趟。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沙地上一条新挖的水渠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库戴尔先生决定把这个村子也交给他的夜班工作人员。

“好了，”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后，他说，“现在你看到的是纳西拉巴德行政区。你已经听到了两边对局势的估计。所以公布结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选举结果完全是这次……”他挥手指着公路和无垠的沙漠，“这次行动的成果，这次冲锋的成果。”

我们来到下一个村庄，这里更像一座小镇。一对低种姓人正在举行婚礼，仪仗队行进在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上，铜管乐队的制服破得触目惊心。我们坐在一个布料商的店铺里喝小豆蔻茶，库戴尔先生跟村子里的穆斯林首领谈了一会儿。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库戴尔先生说；傍晚，每个人都会知道库戴尔出来帮助英迪拉和毕希西瓦先生竞选了。“他们知道，选举之后，他们还得有求于我。”这话让他自己不安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帮过这些人，我为他们免费处理过案子。”

到下一个村庄时，我们没下车。人们看到我们来了，只有一个人向我们走过来，他是一个采石场场主，穿着夹克和套头衫。他用英语对库戴尔先生说：“人民需要指引。”

“他不支持我们。”库戴尔先生后来说，“他雇了很多劳工，他会让我们损失百分之三十的选票。但我不会在离选举只剩三天的时候跟人争执。”

阿杰梅尔的公共集会都要在星期六下午五点之前结束。但游说和私下举行的集会还可以继续进行。我从穆库特先生的儿子（也是他的竞选执行官）那里听说，穆库特先生和毕希西瓦先生当天晚上要在比瓦尔的扶轮社门前辩论。比瓦尔不像一个会有扶轮社的地方，但它不仅有扶轮社，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而且我现在才知道，印度一位非常有名的占星家B. C. 梅塔教授也在比瓦尔。梅塔教授是商业占星家，擅长预测市场波动。他的电报挂号是MEHTA（梅塔）。

这些都是梅塔教授的儿子告诉我的，就在那天下午，我们在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总部等候穆库特先生那会儿。梅塔教授的儿子是个律师，今年三十岁。梅塔教授只是商业占星家，所以对阿杰梅尔的选举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年轻的梅塔先生对穆库特先生的胜利充满信心，竞选总部显然也很欢迎他。“他父亲是个占星家。”穆库特先生的儿子向我介绍他的时候这样说。因此我觉得，穆库特先生在星相上应该没有什么失败的征兆。当穆库特先生穿着洁白的一尘不染的腰布和古尔达、套着黑色的羊毛马甲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就像是一个带着神圣荣光的人。他为每一个靠近他的人赋予了温和的气质，也让人对他充满了敬畏。

开车去比瓦尔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傍晚赶到那里时，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扶轮社有什么辩论。有人说，毕希西瓦先生怯场了，但我们总归是被戏弄了，只好在当地宾馆的前厅坐下，喝起了咖啡。我打听起了梅塔教授。年轻的宾馆主人说，教授不仅是他的导师，还是他的朋友。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告诉我们，教授吃过晚饭就过来。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占星术。”穆库特先生说，“我每年过生日时都会请占星家给我看看当年的运势。今年一月三十日，我的生命进入了第六十九个年头，我当时请人为我看了星相。”

他不肯说星图向他允诺了什么。我问他，梅塔教授是不是他的星相师，他咧开长长的弯曲的嘴唇，给了我一个微笑，没有作答。

他进入了思索状态。“选举会经历三个阶段。先是竞争的兴奋；然后是紧张的对峙；最后是做出反应，无论结果如何。”

“你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结果？”

他睁开失明的眼睛。“任何结果。”

但接下来，他变得有些烦躁，他想走了，人们领着他出去上了车。

梅塔教授是一个六十岁的矮胖老头，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身穿长裤和衬衫。他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气质，像一位见多识广、工作过度的医生。他不怎么爱说话。当他明白我想了解的事情之后，飞快地在一张大开纸上写下：英迪拉夫人会在自己的选区以五万多票的差额获胜，但她不会在中央赢得绝对多数……

我感觉，在经历了竞选总部的忙碌和乘车的兴奋之后，在比瓦尔宾馆那个闷热的小房间里，当穆库特先生因为那个遭到戏弄的夜晚而脸色阴沉时，他这边的人心境发生了变化。

星期天早上，穆库特先生的一些支持者有了失败的预感。他们把我当成是中立的见证者，过来告诉我，毕希西瓦先生的人正在市区的两个行政区里派发烈性酒；他们还说，明天街上将会流传以穆库特先生的名义发表的小传单，声明自己退出竞选，并一直都支持甘地夫人。

失败的预感。上午，败绩昭然。在通往纳西拉巴德的路上，沿途的每个投票间外面都有一个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英迪拉派国大党的帐篷，年轻人拿着选民花名册坐在那里，等着接待选民。十点半，早已是烈日当头，穆库特先生这边的帐篷才刚刚搭起，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帐篷，有的甚至连桌子都没有。穆库特先生的儿子一脸败象，说是对方在捣鬼。在一个投票间外面，穆库特先生的两个工作人员孤零零地站着，离人群远远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耸了耸肩说：“贱民区。”

在纳西拉巴德，一个年轻人快要哭了。从他记事起，国大党就一直统治着拉贾斯坦，国大党堕落又腐败，眼看就要寿终正寝了，甘地夫人却挽救了它。“你们赢了，你们赢了。”他对库戴尔先生说。库戴尔先生对这位年轻人的痛苦感到同情，眼睛飞快地眨着。

国大党没有寿终正寝。它的组织毫发无损，构成了甘地夫人和毕希西瓦先生的后盾。国大党没有真的分裂，只是出现了一些背叛，背叛的强烈程度足以引发阵阵欢呼，引来群众的围观（披着选区里五十万选民的外衣），引起库戴尔先生说的tamashas——热闹。在阿杰梅尔，穆库特先生代表的反对派国大党（也叫组织派国大党）只是一个幻影。

但穆库特先生还有人民同盟的支持。人民同盟在阿杰梅尔市区的势力很强大，让人喜出望外的是，民意测验的结果通常显示人民同盟的支持率很高：在城市高达百分之七十，在乡村也能达到百分之五十。根据乐观的民意测验，人民同盟在城市占有明显优势，穆库特先生也许仍然有望一搏。然而在市区，越是在人民同盟的地盘，穆库特先生的颓势就越明显。在纳雅集市——小商贩聚居的地方，人民同盟的堡垒——下午一点钟的统计结果是得票率低于百分之四十；穆库特先生的选举帐篷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桌子带来的正式感，只有一条长凳，小孩子在帐篷里跑来跑去，整个帐篷像是已经没人照管。

人民同盟的选民都在弃权，这是穆库特先生始料未及的。人民同盟跟其他党派结盟，支持宿敌穆库特先生，缓和了原来的印度“种族—共同体”立场——这些行为让它丧失了右翼的纯洁性。在支持者看来，人民同盟已经不再是一场征战的首领，它已经变成了“搞政治”、耍手腕的政党，跟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区别。下午晚些时候，到处都流传着穆库特先生败局已定的消息，一些原本打算弃权的人民同盟的人现在也准备出去投票了，投票反对穆库特先生。

四点半，离投票站关闭还差半个小时，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总部里有三个人：一个枯瘦干瘪的老秘书坐在桌子旁边，守着已经清静下来的电话机；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围着腰布的瘦削会计垂着双腿，坐在一把直背椅上；还有一个男孩。有人拿着一张账单走进来，戴黑帽的会计没有变换坐姿，拿过账单想了一下，把它穿在了一根钉子上。我朝钉子伸出手，想拿过来看一下。会计一言不发，迅速地把钉子划过我面前，递给了那个男孩，男孩把它放在落满了纸屑的地板角落。

在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总部，在那栋别墅的开放式水泥回廊下面，毕希西瓦先生坐在藤椅里，身边围着工作人员。他处在笑得合不拢嘴的异常兴奋状态，正在电话里大呼小叫。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穿着长裤、衬衫和套头衫，毕希西瓦先生则穿着他的政客制服：家纺的腰布和古尔达。这套白色的盛装代表着甘地的美德，此时也代表着它的政治回报——身为国会议员可以享受的一切：新德里的公寓，两部免费电话，召开议会期间每天五十一卢比的津贴，全印度的免费头等列车座位（而且享有优先订座权），还有每个月五百卢比的工资。

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到毕希西瓦夫人也在场，她安静而羞赧地站在回廊里，就像站在舞台上。她拖曳着墨绿色的纱丽，在这么多男人面前，她低着头，谦恭地把头遮起，就像一位忧伤的古典人物——饱受践踏的印度女性的象征。

十天后，等边远地区的选民也投完票，计票开始了。天气已经变了，暑气已经来临。第二天就是春天节 ，八号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手推车上堆着一卷一卷的绿粉和红粉，那是为节日的欢乐准备的。计票在税务局院子里的凉棚下面进行，毕希西瓦先生和穆库特先生都不在场。“最高指挥官不必亲临前线。”一个计票员说。

穆库特先生正在自己的公寓里度过他政治生涯中最漫长的一天。他的得票情况将比我们之前料想得还糟。在阿杰梅尔市区——票数是按照行政区分别统计的——他只得到了一万九千张选票，而毕希西瓦先生得到了四万三千张。

我对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说：“这么说，梅塔教授给了你们错误的提示？”

“他没有给我们错误的提示，他推算错了。”

毕希西瓦先生在他的竞选总部。他现在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胜利，很平静，但有些疲惫。整个选举让他很紧张，他不能像库戴尔先生那样愉快地享受选举中“娱乐”的一面。他经历过眼看着关键人物要倒戈的痛苦时刻；拉瓦特人的事情也一度让他心惊胆战，他对那份诋毁他名誉的传单仍然耿耿于怀。“我要起诉，要让他们赔礼道歉什么的，我可以要求一二十万卢比的赔偿。”

但他最大的痛苦来自穆库特先生，他在穆库特先生的阴影下生活了那么久。我问他是否觉得他们会从此决裂？“我不知道。我昨天去看他了，他不跟我说话。”毕希西瓦先生非常急于让人知道，他虽然年轻，但他对人民也有付出，也做出了牺牲。他没有像穆库特先生那样坐过牢，但他因为社会工作太忙，直到三十二岁才结婚。“我从一开始就对服务公众感兴趣。在政府学院，我是童子军团长。不知道为什么，穷苦阶层总是很吸引我。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就在全身心地为农民工作。”

他把这些说得像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照着叔叔的模子塑造自己；他也是半个甘地主义者加半个政客，也认为自己有权染指政治权力，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宗教上的美德。但毕希西瓦先生本来完全有可能倒向另一边：反对甘地夫人。“这是考验我的时刻，”说起国大党的分裂时，他说，“要在原则和人格之间做出选择。”最后，他设法将两者结合了起来：甘地主义的原则和甘地夫人的人格。

整个下午，他的领先优势在不断地扩大，票数最后高达六万六千张。穆库特先生在巅峰时期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多数。种姓因素在任何选区都没产生影响，吉申格尔事件没有产生影响，拉瓦特人的诱拐事件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有乌代浦的巡游起到了一些效果。在那个偏远的行政区，他就是神，他让毕希西瓦先生在那里只领先了三千多票。各地选民出于他们共同的困境和需要，都把选票投给了甘地夫人和赶走贫困。

大约三点半，毕希西瓦先生和妻子一起来到税务局。他们都穿着家纺的衣服，他一身白色，她一身蓝色。他无力地微笑着，而她面带羞涩，仪态优雅。当他们向凉棚中央走来时，我们这些坐在行政区长桌子旁边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有人跑来献上了一个金银锡箔做的花环，这是给库戴尔先生的：获胜方的选举执行官。献给毕希西瓦先生的是第二个花环，用万寿菊和白色的金银花做的。

税务局的院子外面，人越聚越多。快要公布结果的时候，毕希西瓦先生和妻子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那些还没来得及向他们致意的计票员纷纷站起来，双手合十，表达了他们的问候和敬意。等候在外面的铜管乐队奏响了《布基上校进行曲》；一群白色的母牛和牛犊在四处游荡；一些人挤在一辆吉普车里，向人群挥撒彩色的粉末：春天节提前一天到来了。《拉贾斯坦祖国报》的单张“号外”正在四处分发：

毕希西瓦先生以绝对多数获胜

侄子击败了叔叔

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穆库特先生。

“我跟你一起去。”库戴尔先生说。当我们坐在车里时，他说：“我必须跟你一起去。多可怜，二十年了，这个人掌控着整个行政区的命运，现在却输给了自己的侄子，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侄子。”

在顶楼的公寓里，前厅拉着窗帘。窗帘扯得平平的，没有一丝褶痕。穆库特先生盘腿坐在他的窄榻上，一动也不动，闭着眼睛，头扭向一边。他穿着洁白的棉布衣服，在这一刻，白色让人觉得非常触目，就像是死亡和哀痛的颜色。水磨石地板上铺着一块席子，有六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其中有那个戴黑色帽子的会计。库戴尔先生没有说话，走过去跟其他人一起坐在地板上。

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走出来，为我搬了把椅子。他俯身对父亲说：“父亲。”然后说了库戴尔先生和我的名字。起先，穆库特先生没有动。接着，他突然把头转过来，面朝着房间，神情非常痛苦，摊开一只手，用手背使劲敲打着床榻。

没有人说话。

穆库特先生的儿子把茶端了出来。他把窗帘拉开了一点，缝隙中透出装着铁丝网的窗户、照在阳台白墙上的阳光和褐色的山丘。他把一件褐色的背心披在父亲的肩上，白色触目的效果缓和了一些。

“他们都在为英迪拉拉票，”穆库特先生说，“而不是那位候选人，竞选画面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他还没有接受自己的失败，还在诉诸人格政治的规则。我问，他和毕希西瓦先生会不会重新做朋友。他说：“我不知道。他昨天来过了，但一句话也没说。”他打开收音机，德里的六点钟英语新闻正在播报甘地夫人在全国排山倒海的胜利，播报各地老国大党人的失败，他们都和穆库特先生一样，错估了形势。

“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穆库特先生说，“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已经污染了我们的政治，我们就要没落了。”

库戴尔先生站起身来。

“身为竞选执行官，我必须在游行中露面。”我们出来后，库戴尔先生说，“否则，我的缺席会被人误解。”

我们在集市上赶上了游行的队伍。有人坐在卡车的车斗里，往大家身上扔彩色的小粉球。“等我七分钟，”库戴尔说着，消失在了人群中。当他心满意足地回来时，他的衣服、头发和脸上都沾着红色。红色，春天、凯旋和牺牲的颜色。

（翟鹏霄 译） ktPes30V+ZJiikwLm7Le9Q/tNXMSMZEJ8yMRm8CsfLnbWCPRGclJUx+v4opopX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