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
1962

我来自特立尼达，一个比印度的果阿邦还小的岛，所以广袤的空间总是让我迷醉。踏上旅途，坐上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去看大河高山，这种愉悦只有外面的世界才能提供。但此刻，在印度待了六个月之后，我的迷醉染上了不安的色彩。因为，这里的广阔超乎想象，天空如此宽广深邃，日落景象不可能一瞥就尽收眼底，必须一点一点地加以欣赏。这里的景致因为广阔而变得单调乏味，又因为极度的单一和特殊的贫瘠而令人恐慌：弯弯曲曲的小块田地里，奄奄一息的庄稼，身材矮小的人民，营养不良的牲畜，还有正在崩溃的村庄，以及即使仍在建设、也散发着衰败气息的城镇。黎明到来，夜晚降临；一个又一个的火车站，彼此无法分辨，站牌狡猾地隐没，旅客们到达又离去，拥挤的人群与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骤然而至，让人茫然不知所措；旅程还得继续，直到这种广阔失去意义，让人无法再忍受下去——我想要逃离的，正是这无穷无尽的贫瘠与衰败的重复。

这里所说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印度，显而易见的事情能够让人无法忍受；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常常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在那样的时刻，我希望忘记印度，我逃到一等候车室或卧铺车厢里，与其说是为了私密或舒适，不如说是为了寻求保护，躲避那些卧倒在月台上的羸弱身躯、舔食残羹冷炙的饿狗，以及被玩笑般虐打的犬只的哀号。到达印度那一天，我在孟买体验过这样的时刻；那时的我觉得，印度只是一种对感官的折磨。五个月后，我在查漠又一次体验到了，这个国家单一而又令人恐慌的地理环境在此地向我显现：北方，是群山，攀升而上，连绵不断；南方，越过寺庙的塔尖，是广阔的平原，我已见识过这番广阔，而今它激起的只有不安。

然而，在这些不断重现的时刻之间，还有许多不同时刻：恐惧与急躁被热忱和愉悦取代，走下火车，走进城镇，会发现贫瘠的气息只是表面现象，印度比我访问过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欣欣向荣。在旁遮普小城，我听到铁锤撞击金属的声音，在海得拉巴 的化工厂，我看到厂里的许多设备都由印度设计和制造——这样的见闻让人意识到，她正身处一场工业革命之中；也许是因为各种误导，我从未真正信任过这样的革命。遍布印度各地的新居民区揭示出，除了谈论古印度文化（遇到这样的人，我总想拿铁杖打他），印度的审美意识已经复苏，有能力用国际化的材料创造出本质上属于印度的东西。（古印度文化招摇过市，让新德里的阿育王酒店成了最荒谬的建筑之一，其可笑程度只有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一座招摇地宣示其信仰的建筑——能与之相比。）

我去过一些不知名的村庄，有半发达的，也有不发达的。从前，在这样的村庄里，我能感觉到的只有绝望，现在我发现绝望更多属于我这个观察者，而不是村民。我学会了越过污垢和躺卧在绷线床上的人去看问题，去寻找进步和希望的迹象，无论它们多么微弱：道路用砖石铺成，尽管路上也许覆有污秽；稻子成行排列，而不是散乱种植；村民面对官员或游客时，脸上挂着轻松的表情。我学会了寻找这些微小的征兆：数月之间，我的视力得到了校正。

但显而易见的事情总在淹没一切。我是一个旅行者，当一个特定的地方变得熟悉，不再那么让人害怕，就又到了继续前行的时刻——穿过永远不会变得熟悉的广阔土地，并为此感到悲伤不已；逃离的愿望又会重回我心里。

就很多方面而言，这个国家的广阔只有地理上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太广阔，印度人似乎才感觉有需要进行细分和区隔，把土地分割至方便管理的比例。

“你是哪里人？”这是一个印度式的问题，对于按照村庄、地区、社群和种姓来思考的印度人而言，我回答说我是特立尼达人，这只会让他们困惑。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嗯，我是印度人。但我家几代人都生活在特立尼达。”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发生三四次。现在我常常不再解释。“我是墨西哥人，真的。”

“哦。”对方很满意。停顿。“你是做什么的？”

“我写作。”

“写新闻还是写书？”

“写书。”

“西部小说、犯罪小说还是浪漫小说？你一年要写几本书？你能挣多少钱？”

于是我开始编造：“我是老师。”

“你是什么学历？”

“本科。”

“只是本科学历？你教什么？”

“化学，还教一点历史。”

“真有意思！”在从帕坦科特 到斯利那加 的巴士上，一个男人这样说，“我也是化学老师。”

他就坐在对过，而我们还要一起度过余下几个小时的旅程。

在印度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你必须说清自己是谁，定义自己在宇宙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按照种族或社群来思考问题，在印度的经验肯定会驱散我的思考。我是一个印度人，但以前我走在街上，周围不会全都是印度人，我也不会像这样悄然融入人群。这样的经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让我感到气馁，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总巴望别人会注意到我的不同；只有在印度我才发现，这种刺激对我是多么重要，而特立尼达的多种族社会和我在英格兰的局外人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成为少数族裔的一员总是让我感到富有吸引力，成为四亿三千九百万印度人当中的一员，则是一件让人恐慌的事情。

我在双重意义上是一个殖民地人：生长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之中，又被排除在英格兰和印度的大都市之外。我到印度来，希望找到大都市人的风范。我曾经想象，这片土地的广阔也许会在印度人的态度之中有所反映。但如我所说，我遇到的却是牢房与蜂巢心理。印度和小小的特立尼达之间的相似之处也让我惊讶，在这两个地方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大都市在别处，在欧洲或美国。我期望遇见大度、归属与自信，找到的却是种种自我怀疑的殖民地心态。

“外国让我喜欢得发疯。”一位异常成功的承包商的妻子说。这种疯狂的对象从外国食品延伸到德国洁具，再延伸到为儿子找一个欧洲妻子。她的儿子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身份，在餐桌上这样宣称：“哦，顺便问一下，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一个月要花三千卢比？”

“你只是游客，你不懂。”斯利那加巴士上的化学老师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国家。要是有机会，我明天就离开这里。”

而印度的某个特定阶层，通常是更为富足的那些人，特别热衷于向外国游客辩解：不能把他们看作贫穷、肮脏的印度的一部分，他们有着更高的价值水准和行为准则，这个养育他们的国家总是让他们恼怒。在他们看来，二流的外国货色，无论是人还是商品，都比印度的要好。他们暗示说，他们看待印度的态度和欧洲“技术人员”一样：这只是一个可供暂时剥削的国家。在自由的印度发现这种征服者的态度，这种掠夺的态度——一种疯狂的态度，就好像机会随时可能被拿走——是多么奇怪的事情，难道不正是这些人民、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给予了他们如此多的机会？

这种掠夺的态度属于由移民构成的殖民社会。和在特立尼达一样，这种态度在那些“假洋鬼子”（renonçant，一个精准的法语单词，用于描绘那些抛弃本土文化、一心想去法国的人）当中孕育了一种可悲的实利主义。而在印度，这种实利主义混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庸俗——可悲的舞场，可悲的“西式”夜总会，收听锡兰电台节目的半导体收音机，穿着皮夹克或方格粗呢夹克的唐璜们——尤其令人恐惧。这种实利主义带有一种魅力，就像有些印度人带有的魅力，他们在国外住了两三年，宣称自己既不是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

必须坦承，我这个观察者很少看见他们的困境。那位急于展示其西方性的承包商妻子，不但定期去找占星家算命，而且每天都去庙里祈求好运。那位教师抱怨印度人不讲文明、言行粗鲁，但我们的巴士刚到斯利那加汽车站，他就开始当众换衣服。

特立尼达人，无论是什么种族，都是真正的殖民地人。而印度人，无论其如何声称，都植根于印度。但作为殖民地居民，特立尼达人正在努力成为大都市人，而与我交谈的印度人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独特的国度，过去以及近十年取得了许多成就，印度人因此而成为大都市人，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殖民地人。

在这里，一个人期望遇见自豪的态度，碰到的却是掠夺的心态；期望遇见大都市人，碰到的却是殖民地人；期望遇见慷慨大度，碰到的却是心胸狭窄。果阿邦刚刚解放，就已成为邦与邦之间争吵的对象。独立十五年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政客似乎已经被作为乡村头领的政客取代（我曾经以为后者是特立尼达的印度殖民社群所特有的现象，对他们而言，政治只是一种游戏，所关涉的东西并不比公共工程处的合同要多多少）。对这些乡村头领而言，印度只是由乡村组成的复合体。于是，把印度视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似乎只是外界强加的看法，而这个国家的广阔原来也只是一种奇特的欺骗。

关于印度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它是一种比城市中产阶级、政客、工业家和相互分隔的乡村更大的东西。我们被频繁告知，“真正的”印度非此非彼。现在，我开始真正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用这个词！也许印度只是一个词，一个神秘的观念，足以容纳火车经过的所有广阔的平原和河流，所有睡在孟买的月台和步道上的无名氏，所有贫瘠的田野和发育不良的动物，所有被耗尽、被掠夺的土地。但也许，永远没有人会理解的，是这样一种广阔：印度是一种疼痛，是一个我会怀着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终又总是想要逃离的地方。

（马维达 译） c78J0W/3A4KT4/a9dG4Dj6CTAMhggzsvItyhmA/P/6VXSfftxeJ+GsV4J2+lkG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