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殖民地
1969

英属洪都拉斯是英国在美洲大陆上的最后一块领土，现任总督应该也是最后一任总督，但事情尚未尘埃落定。在总理和几位部长实行了五年的内部自治之后，洪都拉斯完全的独立仍然是个难题。问题在于由谁来继承。危地马拉宣称英属洪都拉斯归她所有，应归还于她。美国的调停已经失败。在英属洪都拉斯内部，反对派势力日渐壮大，指控政府准备把这里出卖给危地马拉。政府声称事实并非如此，却无可作为。只有独立后才能证实政府的说法，而独立又只能在政府的说法被证实后才能实现。

现任总督名叫约翰·保罗，他深居简出，只等移交。出任这里的总督之前，他曾在西非的塞拉利昂和冈比亚任职。出任英属洪都拉斯总督是他最后一次在殖民地任职。他五十三岁，自己的未来也不明朗。他已经不再是有资格领取退休津贴的官员，英格兰又没有什么职位在等着他。在英属洪都拉斯，他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他以女王的名义批准一些法案；他是公务员首脑；他处理对外事务。由他直接负责的事情只有防务——这里有一座小小的英国兵营——以及公共秩序，他和相关对口的部长一起领导警察部门。

“安全与稳定。非常重要，但也相当无趣。总督并不是一份真正的全职工作，这个职位有点与世隔绝，置身事外。这样才对嘛：这个国家在自行运转。总督不想碍事。”

总督的圆通老练就像一种敏感的知觉，是一种自然的冷静与忧郁的表达。他是个高个子，身体厚重，但仍然像运动员一样敏捷。上班时身穿白衬衫，打领带，不穿外套：这样的着装刚好表达了这份工作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模糊性质。

“只要这里还是一块属地，有总督就没什么奇怪的。但总督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如果你是大总督，事情会更加糟糕。可做的事情甚至会更少。我在冈比亚有一年就是那样的。我发现，要摆脱那样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起草一部共和国宪法。于是我就去了。我们把它送去给选民批准，结果被否决了。”

白色的滑雪橇和鱼竿倚靠在总督办公室的墙上，轻快而明亮。一把半开的伞挂在灰色的保险柜上。墙上有一幅地图：不列颠的这片领土几乎空无一物——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有十万人口——与拉美的其他国家极不协调：工业巨人墨西哥雄踞北方，西面和南面是危地马拉，那里有高山峻岭，有政治暗杀，有温带的花卉与果实，还有西班牙和玛雅的古老建筑。透过总督办公室装着铁丝网的窗户朝外望，可以看到总督府植物稀疏的花园和两棵高大的王棕。花园的墙外就是加勒比海，海在这里不是蓝色的，海里涌动着无数的鲶鱼，无休无止地清理着这座建在沼泽地上的城市排出的污水。

大英帝国在这里从来没有宏大的气象。起初在十七世纪，它是通过入侵西班牙美洲帝国的海岸线而成形的。其领土面积在上个世纪翻了一番。但大英帝国的行为被认定是入侵，从未达成和解；这里也从未变成一片遍布种植园的土地。第一批闯入者带着他们的黑奴，来砍伐洋苏木；他们的后继者向着内陆进发，去砍伐桃花心木。桃花心木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而灌木丛还在，一些小规模的族群散布其间：玛雅印第安人，他们在自己文明的庞大废墟间迁徙，就像任何衰落的移民群落那样；从西印度的圣文森特岛迁移来的加勒比黑人，一般的黑人认为他们格外黑，格外丑，而且体味难闻；来自尤卡坦 的西班牙人和混血难民；还有最近十年出现的数千名门诺派教徒，这是一个颂念《圣经》的德裔美国人教派，他们以每英亩十五先令的价格买下了几平方英里的热带丛林，把那里变成了美国拓荒者的开垦地。黑人伐木工的后代现在占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已经坚定地爱上了城市生活，居住在拥挤不堪的沿海首都伯利兹城。

从空中鸟瞰，伯利兹城是一团不规则的白色，挤在一片湿地林边，林中的水面偶尔反射出太阳的光影，像一个苍白的圆盘。海岸线参差不齐，遍布暗礁，仿佛乌云投下的暗影。一九六一年飓风来袭时，一座美国“独占”的小岛连同岛上的三个农舍一起沉没了，这座小岛曾在当地惹起过怨恨。瓦楞铁皮搭起的公共厕所悬在缓缓流过城市的宽阔运河上；一家夜总会里，店家在招揽游客们喂鲶鱼。

在这座城市，死后若能埋在“一个整洁而干燥的墓穴”里是件走运的事情。临近傍晚，身穿外套、打着领带的黑人——他们对疾病的免疫力在中美洲素有名声——跟在灵车后面，一路挥动着白手帕向墓地走去，墓地就在城外。下葬后，他们悠闲地站在比他们更高的墓碑中间，仿佛一种象征。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在暮色中舞动着手帕，仿佛在阴阳界上举行一种奇异的告别仪式，但其实他们只是在驱赶蚊子和沙蝇。

在伯利兹城，英国国旗是黑人为抗议危地马拉的主权要求而举起的旗帜。英属洪都拉斯的黑人不是种植园的奴隶，他们是林业人员。尽管直到最近，伯利兹城的一些私人宅院还会向世人展示从前用来惩罚奴隶的牢房和当年的镣铐，但黑人们总是充满自豪地回忆起那段日子：他们确凿无疑地相信自己属于英国，曾经跟自己的主人并肩战斗，抗击西班牙人。

“如果你在这里提起奴隶制，”反对派的黑人领袖说，“人们就会诧异地盯着你，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危地马拉人开玩笑说：危地马拉应该收回洪都拉斯，英国应该收回她的黑人。墨西哥人也在讲类似的玩笑：让洪都拉斯归墨西哥，让小黑佬们归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副总统是他们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之一，他不觉得这个玩笑有趣。他不想要那些黑人，他也惧怕墨西哥。墨西哥也对英属洪都拉斯虎视眈眈，声称自己拥有大半个英属洪都拉斯的主权。但除非危地马拉有所行动，否则墨西哥不会轻举妄动。危地马拉副总统陷入了绝望。他是印第安人，也是个爱国者；他认为危地马拉已经失去了英属洪都拉斯——她的第二十三个区。那片土地被英国人肆无忌惮地糟蹋，让那里住满了黑人，而现在他们既不需要那片土地，也不需要那些黑人。

“我们不存在黑人问题。黑人只要抻一抻肩膀，就会令十个印第安人四处逃散。我们是个弱小的种族。英国人把黑人从刚果、安格拉和苏丹运到了这里。他们可以在酷暑中工作，我们印第安人做不到。黑人不容易生病，疟疾奈何他们不得。黑人跟印第安人交媾后生下的是混血人种（sambo），这个人种退化得很快。”

但副总统会换人。危地马拉的主权要求随时都可能演变为危地马拉人的圣战。但只要英属洪都拉斯一直属于英国，任何事情就都不会发生；只要英国总督还在，只要英国国旗还在总督府飘扬，黑人的归属问题就只有理论意义。在人们心目中，英国国旗代表的不是抗议，而是秩序的持续。

总督府是一栋白色的两层木质结构房屋，看上去像一栋庞大的私人宅第，里面只有三间卧室，但是极其宽敞。整栋建筑的平淡风格掩盖了它的年代。它始建于一八一五年，不同于帝国后来的总督府。它经常无人照管，还经历了很多次飓风的袭击。上一次飓风是在一九六一年，挟裹的汹涌浪涛淹没了底楼，令中央的桃花心木楼梯面目全非，那原本是整栋建筑中唯一一处可圈可点的设施。

“冈比亚的总督府要宏伟得多。东非的几位总督以前也驻扎在那里。他们对总督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照料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而我认为他们的看法非常正确。那里的总督府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当然了，现在这栋房子跟这个国家的资源很相配。”

总督府每年要花掉英属洪都拉斯政府一万一千英镑。这笔钱涵盖了所有的开销：装饰着纽花字母图案的瓷器和银器都是通过伦敦的英联邦采办处买来的；三位管家：劳埃德、加尼特和乔治；厨师莱昂内，洗衣工阿德拉；总督对外办公室的两位秘书；总督本人。总督的副官是当地志愿卫队的助理。

“他是兼职的，现在这份工作已经不需要特别正式。我们每天六点半降旗，由警察局的哨兵来做。在冈比亚，降旗有专门的仪式，乐队奏响——叫什么来着——《撤退》。我们在这里试过一次，我得说，气氛欢快，令人振奋。我们佩戴了徽章，那次来了三百五十到四百位客人。国旗在《撤退》的鼓点中缓缓降下。但这个仪式对我们来说太劳民伤财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举行过。

“照常规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招待会。总督府是一个各色人等可以欢聚一堂的地方。我没有在批评什么，但这里的人往往只喜欢跟自己人聚在一起。招待会都是我妻子操办的。我们没有女管家，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这项娱乐活动就不能举办了。

“我们原先有一辆不错的新车，但最近被撞坏了。那是一辆崭新的奥斯汀公主，可能要报废了，真让人恼火。我们已经把它送回英格兰维修了。所以现在我们只好先凑合着用一九六二年版的路虎。”

总督的路虎是巡视用的。他的巡视属于正式的官方行为，但他总是很低调，像是微服私访，因为英属洪都拉斯的总理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他不想跟总督有公开、正式的“冲突”。

“他很明智。只会讲些虚情假意的话。”

总督只去过一次议会，只见过一次当地人设计的议会执杖者法袍，具体的样子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黑色的上衣、白色的花边袖口、白色的硬领和红色的长炮。执杖者以前是个装卸工，他抱怨着身上的打扮。议会一再休会，总督从来没有机会做皇家施政报告。

“这并不让我心烦。”总督说。

总督重新捡起了画笔。“它让我远离是非。”他在冈比亚画的水彩画，画风精确、细腻而清澈，挂在总督府灰色的墙壁上，点缀在陈旧的官方照片之间。墙上还挂着一幅失去了光泽的油画，画的是伯克希尔丘陵，另外还有一幅泰晤士河的风景画。

“总督，”总理说，“就像施洗约翰，日渐式微。总督府已经不再是总督府。现在的总督府是总理办公室和议会。”

总督府旁边就是总理的官邸，一座毫无优雅可言的木质结构平房，白色的外墙配着蓝色的装饰，这是总理所属党派的颜色，屋顶盖着红色的马口铁。

餐厅里挂着一幅美化总理形象的肖像，是当地一位画家照着总理的照片画的。画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朝气勃勃，透着顽皮的神情，戴着眼镜，身穿一件敞领衬衫。顽皮的神情来自眼睛和嘴；画上的嘴唇有些裂口，像是瘀肿和皴裂。画家画嘴的时候费了一番周折，最后终于凭着从收音机里听总理的声音，才把嘴给画对了。每天早晨，收音机的《起身劳作》节目里就会传来总理的声音。总理是多种族混血：玛雅印第安人、欧洲人，还掺杂了一些非洲人的血统。他看上去是白人，这幅画却把他的皮肤画成了黑色。

总理乔治·普赖斯阁下并不住在他的官邸里，而是住在自己家的旧屋，在伯利兹城破败的市中心。那座房子建在一些高高的桩子上，没有粉刷，在风吹雨打中变成了黑色。房子毫无特色，在一道高高的篱笆后面紧闭着，门前也没有台阶。

总理每天回家很早。他没有结婚，由一位邻居帮他做饭。他很少在家中接待访客，也很少把工作文书带回家。他读小说，最喜欢托马斯·曼的作品，也读神学著作。他上床睡觉之前总要祷告。他每天五点起床，五点半做弥撒。他从不会因为作政治决策而焦虑不安，经过晚上的祈祷和休息，决策会自动进入他的脑海。他八点钟准时上班。他没有白头发。

乔治·普赖斯青年时代的学习是为了成为神职人员——那张让人不安的嘴是一位固执神父的嘴——连他的反对者都说，岁月和权力都没有改变他。他对金钱不感兴趣，并且以乐善好施著称，他的外间办公室总是挤满了恳求救济的人。他的公务车是一辆路虎，他马不停蹄地在空旷的乡间巡视，问候众人，检查工作。然后，一天的公众生活戛然而止，天天如此。

“普赖斯先生跟其他人不一样。”反对党领袖说，“我们都有妻子和家人，消遣和娱乐。普赖斯先生只有一个心思：赶走英国人。但我们相信，他很乐意让危地马拉人来取而代之。”

“这件事情很微妙。”总理的副手说，“微妙的是，如果危地马拉来接管洪都拉斯，普赖斯先生的损失会比较小。普赖斯先生的肤色和他化的种族妆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些依据。”

“以宗教信徒的身份去巡游，”反对派的二把手说，“这通常是一种有效的做法。但普赖斯想戏弄谁？他一直梦想着一个辉煌的拉丁天主教的中美洲帝国。”

“虽然看上去不像，”危地马拉副总统说，“但普赖斯确实是黑人。如果他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玛雅印第安人，而且是个爱国者，他就不会跟那些黑人搅在一起。”

当乔治·普赖斯还只是英属洪都拉斯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煽动者的时候，危地马拉对洪都拉斯的主权要求对普赖斯是有用的。而现在他身为总理，这种主权要求令他深陷泥淖，削弱了他的力量。

“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料到，那种生活那么快就走到了尽头。加纳 之后，没有谁能做什么，也没有谁想做什么。”

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间，总督在特立尼达旅行，那是他第一次目睹殖民地的景象。那次旅行让他开始考虑到殖民地部门供职。“我喜欢那种氛围，喜欢人们的友善。别忘了，在当时，对于我这种接受过公学教育——现在这差不多是个贬义词——的人，在工商业领域工作的机会要比现在少得多。”总督以前生活在多塞特的韦茅斯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在战争开始前向殖民地部门提交了工作申请。我当时在剑桥，一九三九年六月离开了英国。我认为我也会得到常规的任命，得到恰当的安排，而不是没有固定职位，随意被差遣。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战俘。我在皇家装甲军团服役，一九四〇年在加来 被俘。战争结束后，我被临时指派为塞拉利昂的副官。离开军队后，我加入了殖民地部门，当上了行政区专员。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摆脱掉常规军的任命。不是因为军队特别需要我——这一点我完全肯定——而是按照原则……

“副官的工作是你能得到的最美妙的工作之一。那时候，你几乎完全要靠你自己。你会对那里的人产生深深的依恋。我们都有一种参与感。人们现在开始谈论殖民主义……人们倾向于在最近这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背景下看待帝国。但我认为这样讲才公平：如果没有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统治，就不可能有知识的传播。我想非洲是最富有争议的例子。我觉得事情一定有其积极的一面。这不是对当地人的批评，他们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囚徒……

“那是我一生中收获最多的一段时光。你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了解，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会被我们以前常说的‘秘书处’过分地蒙骗。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独处。夜晚来得很早，当时没有电灯。我们的孩子都还很小，所以我们十分忙碌。那时候我们读很多书。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巡视。当然，那时候我们都是步行，到处看看周围在发生什么。”

伴随着八点的钟声，一辆路虎驶过短短的门前车道，停在了总督府的廊柱前。身材修长的总理身着尤卡坦风格的敞领麻花边衬衫，紧随着自己的助理，从车里一跃而出。

“早上好，阁下！”

总理喜欢称呼别人的头衔，而且说的时候总像是给它们加上了引号。

这一天是总理每周固定的巡视日，来访作家会与他同行。总督身穿白衬衫，系着领带，问候了总理。礼节性的会面简短而仓促。助理跑过来关上路虎的车门，我们很快就上路了。

“草（早）上好 ，维吉尼亚小姐。”

总理向路人挥手时就会转移注意力，弃我们的谈话于不顾；他挥手的动作像是在给人赐福。

主干道上站着九个人，围着一小块正在修补的路面。公共工程处的车又抛锚了，总理做了记录。后来，我们路过了公共工程处挖的一些土堆。

“恰治·普赖斯，把路弄干净啊！”路上有人喊话。

我们经常停车。

“草上好，草上好。”

总理穿着飘逸的衬衫、宽松的棕色长裤和黑色的大头鞋，大跨步地走在前面。他的助手一路跑着，保护着他，抵挡着冲上来的恶狗。肌肉结实的年轻黑人司机站在汽车旁边，嚼着口香糖，他身材高大，穿着靴子、牛仔裤和羊毛衫，戴着墨镜。

“草上好。我是恰治·普赖斯，我是总理。让我看看你们的厨房，看看你们今天草上做了什么吃的。”

他揭开锅盖，查看了盛早餐的盘子，他给他们赐福。然后我们直奔路虎。

乔治·普赖斯离开神学院后，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当地一位靠木材生意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那里找了一份工作。他在他身边待了十四年，给他当秘书和旅伴。

“我们周游了世界。我记得有一天，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店里，我估算了一下我们餐桌上的人的身价。我算出来的是三亿美元。如果你总是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你就不会觉得特别忌妒。我很早以前就有‘荣华富贵皆为过眼云烟’的感觉。特顿很有钱，但他是个卑琐的人……

“以前，我每次走进银行都会觉得：你正在进入资本家的神庙。我想，我有时候会把这样的想法说出来。特顿并不总是喜欢我说的话。一天，我从一九三一年的教皇通谕中引述了一段话给他听，我记得是《第四十年》，谈论的是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提到了最低生活工资，等等。他用心在听，我以为我让他心动了。最后，他说：‘恰治，教皇对做生意狗屁不通。’

“是特顿让我从政的。他说：‘你要从政。’他让我参加一九四四年的伯利兹市议会竞选，我落选了。但现在，即便有医生劝我放弃政治，我也不会放弃。”

但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位殖民地的政治家，既是这里的第一位领袖和教育者，也是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过时的人。政治作为这位失意神父的事业，就像一片无人居住的教区：不再有回应。危地马拉的主权要求让英属洪都拉斯的政治变得流于表面，陷入停滞。发展也像独立运动一样，开始退潮。总理以前到村子里去的次数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带来新闻的人。

“他们好像并不想要一位弥赛亚，”总理的副手说，“他们想要的似乎是参与，或者是集体领导。我认为总理已经感觉到了乡村的这种变化。他最近扩大了内阁。”

“我老了，”总理说，“不再是当年那个斗士了。”

“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变化跟他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总督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不断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脱离那份工作。我极其幸运。在老殖民地部门工作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人都离开了。剩下的确实只是极少数人。”

外部世界在入侵。老一辈人有总理的赐福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儿子从海外求学归来，对两个党派都心怀不满。他们谈论越南，谈论黑权运动。他们瓦解了黑人对旧时代奴隶制的忠诚。

“白人把土地都买完了。英国的殖民主义试图控制黑人的思想，让他们不愿意使用土地。英国殖民者串通起来，让他们的黑人奴隶永远充当伐木工人。对黑人来说，做伐木工已经成了一种生殖器的象征。”

英属洪都拉斯的政治始终潜藏着“种族—宗教”的暗流：黑人—新教徒在城镇；罗马天主教徒在乡村。现在，种族问题有可能让原来的政治问题变得愈加无关紧要。这位出于政治虚荣而刻意维持着深色皮肤的白皮肤总理，此时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

总督得到了一份“黑权运动”最近一次集会的报告。

“他们昨天晚上吸引了一百五十个人。我必须承认，他们说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

我们围坐在总督府跟前新修的小池塘边上喝东西。海风轻柔而湿润。

“你认为他会跟我共进午餐吗？”美国领事问。他很关心这件事情：“黑权运动”在当地的发言人才二十一岁，他依靠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在美国读大学。“但愿有人给我一万两千美元，让我的儿子去上大学。”

领事友善而聪慧。他对过渡状态的英属殖民地有一些经验。他去过英属圭亚那，当贾根政府被黑人的种族骚乱和美国支持的罢工推翻时，他去“关注”过事态进展。

美国在这里有利可图：这是帝国更替的实质性问题。

急于再度活跃的总督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

“政府没有义务为我再找一份工作。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们一直很幸运。我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女儿的教育，而现在我们多少已经快熬出来了。”

总督将离开殖民地部门，怀着对他工作过的国家的依恋之情，但他不会特别伤感。他会继续关注旅游业给这些落后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关注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一切举措。

“就拿冈比亚来说，在有些地区，你无法让人们去上学。这是最糟糕的人力浪费。那些人，就在此时此刻，仍生活在毫无希望的地狱里，而他们大概要活上六七十年。”

总督也会带着对冈比亚的午夜移交仪式的记忆离开：英国国旗徐徐降下，灯光熄灭，又重新亮起，新冈比亚国旗取代了英国国旗，冈比亚人跟他握手，他们兴高采烈，但在那一刻，他们也设法表达了他们自己对总督的关心。

那天午夜降下的国旗此刻正悬挂在总督一家在汉普郡的农舍，它挂在窗外，庆祝总督的女儿通过了大学预科考试。

总理打算在凉爽的山松岭地区为自己修建一座隐居地。

“普赖斯先生懂得生存之道。”总理的副手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家，我看普赖斯先生的政治生涯不会结束。”

但无论是总理脸上的那种神职人员的恶作剧神情（有时像是一种傲慢），还是他每天的巡视，都已经明显地流露出了撤退的痕迹。他会战斗到最后，但他也对他的支持者说：“我时日将尽，我即将离开。”

他从不在意世俗的一切。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浸润在世俗事务之中，他经常反思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奇特之处。

“总是梦见我在教堂里，有人在做弥撒——那是特顿，我的老雇主，也可能是平克斯，特顿的一位经理——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这个很想站在那儿的人没有站在那儿，而那个老罪人却在。”

（翟鹏霄 译） xOcwL/o9CH/9Oj5etg5CgB+YjydG0knruzjn8F0jpnaBKCNiCUF0q2l1vwUpJO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