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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群岛青翠多山，安圭拉置身其间，就像是一个错误，一个玩笑。长十七英里，宽两英里，这个岛屿如此平坦，以致安圭拉人在给你指路时，不会说向左向右，而是会说向东向西。岛上岩石众多，干旱少水。这里不生长棕榈树，也不生长大树。海滩上的红树林非常茂盛，看上去也许和哥伦布登陆时别无二致。当年的森林早已被砍伐殆尽；安圭拉人喜欢烧炭和造船，他们是一切可以长大的绿色事物的天敌。
岛上有些地方一度生长过甘蔗，但即使是在奴隶制时代，这也不是一个适合种植的岛屿。一八二五年，就是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之前九年，岛上大约有三百名白人，三百名有色混血自由民。这两类人蓄有三千黑奴。黑奴是一种负担。在加勒比的其他岛屿上，黑奴可以在周六去做自己的事情。然而在安圭拉，他们一周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出去自由觅食。
今天的安圭拉只有约一万两千人，其中半数在海外生活或工作：在附近的美属维尔京群岛，在哈莱姆，或是在白金汉郡的斯劳镇，本地人称那里为“斯劳白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岛上仍然有房子和小块土地；这座荒凉的岛屿早就被瓜分掉了。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在安圭拉，岛上挤满了过圣诞节的人。自从安圭拉一九六七年发生动乱，脱离了刚刚独立的、由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三岛组成的英联邦成员国，LIAT（利维群岛航空公司，“海盗能到的地方，我们就能飞到”）的子爵型飞机就不再飞往这里。但安圭拉人（在赶走了一个美国人以及他的DC-3客机之后）自行成立了三个小型航空公司——安圭拉航空、安圭拉航线和山谷航空服务，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制服，自己的五座派珀阿兹特克型飞机，定时往返圣马丁岛，用时五分钟，只需花费五美元。
与加勒比的其他社群相比，安圭拉人家园意识更强。这片土地自何时归属于他们已经说不清了，这里也没有屈辱的回忆。这里没有圣基茨的豪门，甚至连废墟也没有。
安圭拉人的历史是从一次传奇的海难事故开始的。弗莱明家族、霍奇家族、理查德森家族、韦伯斯特家族，这些家族现在已经肤色不一，而他们的祖先是白人拓荒者，即那次海难的幸存者。关于黑人的到来，人们莫衷一是。许多人认为他们是被贩运至此的奴隶。但有一位年轻人确信，他们在海难之前就来到了这里。另一位认为他们是在海难过后一两年来的。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又为何而来。“这些我忘了。”过往无关紧要。在过于漫长的时间里，安圭拉人生活着，就像一个在海上失事的社群。
他们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但他们拥有各种技能，比如造船和举行宗教仪式，后者持续地激励着这里的人。几乎没有哪个安圭拉人不是在神的指引之下行事。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大批安圭拉人逃往斯劳白金，这得到了神的认可；脱离圣基茨以及安圭拉人最近的许多大胆之举，同样得到了神的首肯。
安圭拉人非常虔诚，但他们并不狂热。他们像黑人一样，对各种新的信仰有着开放的态度。八年前，韦伯斯特先生——他曾经担任总统，现在已被免职——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场，在三十四岁之际脱离英国圣公会，加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希望在岛上看到更多不同形式的传教活动。“只要‘耶和华见证人’或是其他教派让一个或十个人改宗，他们就是在做善事，就是在为社群服务。因为我们的计划就是要让安圭拉人尽可能地保持虔诚，把偏激和不道德的思想排除出去。”
这个岛屿拥有自己的先知——冈布斯法官。当他在本地的一本新周刊上发表传道文章时，称自己为“乔治·冈布斯兄弟（先知）”。他并非无名之辈，上流人士和底层民众都会向他求教。被圣灵感动时，他会随着横笛与鼓的伴奏转圈，“戴着帽子的小个黑人”（这是一个安圭拉人的描述），他传播福音，有时也发出警告。据说如果一个特定的地方、一片田野、一段道路让他有发狂的感觉，过几天就准会有灾难发生。十二月的时候，就在韦伯斯特先生宣布安圭拉要脱离英联邦之后三四天，冈布斯法官又出去布道了。我没有看见他，但别人告诉我，他没有新消息要发布，只是让大家祈祷。冈布斯法官没有新消息就是好消息。
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也留了下来，为了把整个社群凝聚在一起：在危机爆发之际，出现了一些果断敢行的家族。这些德高望重的人遵循着古老的仪轨，其起源已被遗忘。肤色只是偶然的事情，让安圭拉人最为愤怒的，是七十英里之外的圣基茨人宣称：安圭拉人的反叛只是一个奴隶岛的反叛，而黑人只是在忠诚地追随白人和棕色人种。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本来就是安圭拉人，而安圭拉人都称自己为黑人。韦伯斯特先生看起来可能属于地中海和印度之间的任何种族，也自称黑人。的确如此，安圭拉人不仅失去了历史意识，还失去了种族意识。这并非容易传达的事情，尤其是要传达给圣基茨人——后者现在正在摆弄“黑权运动”的概念。
安圭拉人从来都不喜欢与圣基茨人有行政关系，他们也讨厌圣基茨总理罗伯特·布拉德肖。由于对安圭拉人的冷漠感到愤怒，布拉德肖扬言要把安圭拉岛变成沙漠，让安圭拉人去舔盐。由布拉德肖来统治独立的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三岛，这样一个设想让安圭拉人感到害怕；一九六七年二月发生了一场骚乱，当时作为独立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圣基茨人派出一些选美皇后到安圭拉高中去表演。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却没有多大效果。催泪瓦斯袭击了选美皇后和忠诚的观众，却没有波及外面愤怒的安圭拉人。第二天，一百名警察从圣基茨飞来增援。他们搜查房屋，把安圭拉人的领袖抓到了丛林里。
这是一场全体叛乱的信号。监狱长的住所被纵火；监狱长逃跑了。接下来的三个月，警察局不时在夜里遭到枪击。代理监狱长所住的酒店也被纵火，他也跑了。第二天，银行行长被人袭击。两天后，几百名安圭拉人冲击了警察局。十七名警察没有还击，他们被带上飞机，送回了圣基茨；安圭拉人设立了自己的五人警察力量。
十天后，出于对外部干预的恐惧（牙买加差点派出了军队），并被宗教热忱所引领，安圭拉人袭击了圣基茨，枪击了警察局和自卫队总部。袭击者共有十二个人，他们的袭击计划是公开的。下午，人们去往港口，朝着离港前往圣基茨的五十英尺快艇挥手。只过了五个半小时，快艇就停靠在了圣基茨的主码头。安圭拉人本来打算绑架布拉德肖，随后发现他们早先没有想到要安排汽车做交通工具，现在也只能吓吓他就算了。
后来有人报告称，有三十五个圣基茨人入侵安圭拉；临时总统乘坐阿兹特克型飞机飞越所谓的登陆区，扔下传单，敦促入侵者投降。但其实并没有入侵者。战斗结束了。接下来的只是言辞之争而已；分裂已成事实。安圭拉成了全世界最小的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很含混。它仍然认为自己是英联邦成员，希望伦敦帮助其制宪，并批准其脱离圣基茨。伦敦无所适从。其实两百年来，没有谁真的想要安圭拉，也没有谁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这个地方是一个错误。
这里也会讲求种种形式。走下派珀阿兹特克型飞机，你会穿过安圭拉移民局和海关；机场的建筑有两个房间，这两个机构共用其中的一个房间。移民局的人身着黄卡其布制服，佩戴安圭拉徽章，使用的是安圭拉橡皮图章。如果你需要安圭拉驾照，需要付一美元，缴费的地方是在位于狭长低矮的行政楼中的警察局里。五个警察已经足够了，犯罪很少发生。有个女人在吵架时用四个字母的词骂人，警察过来进行“警告”，很大程度上只是例行公事。岛上有一座监狱，关了一个犯人。他是因涉嫌谋杀而入狱的圣基茨人，已经坐了一年的牢。没有地方法官，无法审判他，韦伯斯特先生希望在独立问题解决之后，马上把他遣送回去。
在邮局你可以买到安圭拉邮票，由一家英国公司设计和印制，并销售给海外收藏者，他们从中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邮件照常到来；在半是法国人、半是荷兰人居住的圣马丁岛上，安圭拉设置了两套邮箱号码，打破了圣基茨的禁邮令。在邮局旁边的财政部里贴着一张关于新增百分之二所得税的告示。为了促进消费，提高收入，酒税和汽油税已经降低，并且取得了成效。人们告诉我，安圭拉的汽车之多前所未有。
政府节俭而高效，并继承了行政大楼。十五人议会经选举产生，负责治理。这样的政府结构就像一个成熟的社群，长期以来是围绕着德高望重的人组织起来的。这个岛屿自理事务，并且富有成效。只过了半天，我这个访客就必须提醒自己这个岛屿的规模及其古怪之处。它就在那里，在几个美国人设计的新国旗中：白色的背景上，三只橙色的海豚围成圆圈，下面是一条绿松石色的色带。它也在充满幻想情绪的、由一个本地“组织”创作的国歌里：
……一个金色玉米在风中起伏的岛屿！
一个充满阳光、自然和谐的岛屿。
我听人说，海滩每晚都有人看守，以防圣基茨人入侵。每隔十四天，就会举行秘密军事演习；在独立之际，安圭拉人拥有四挺机关枪、五十五支步枪、十五支猎枪和两盒炸药，现在他们的武器已经不止这些。有人在谈论再次袭击圣基茨；有人甚至暗示要召来一架战斗机。圣基茨仍然宣称拥有安圭拉，并在旅游小册子上印制广告。（“迷人的岛屿……适合想要远离全世界的度假者。”）但安圭拉人的处境很安全。他们知道圣基茨有自己的政治纷争，那里许多人站在安圭拉人一边，况且一百二十人的圣基茨军队处理岛内事务就够忙了。安圭拉人并不经常谈论布拉德肖和圣基茨，更多地谈论自己的纷争和政治。
海难和被孤立的遭遇，使得这个社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独立让他们迅速地开始成熟，他们领会到这是一座奇异的岛，它是声名在外的度假胜地，旧日的种种规则和虔敬早已开始消失。几个月前，在那条奇怪的简易跑道上，一架派珀阿兹特克型飞机的引擎被人在夜里用榔头砸坏了。据说是因为家族纠纷。
在安圭拉，只有一家叫“汇聚”的酒店有电力供应。这家酒店就像是简陋的汽车旅馆，九点钟就熄灯。酒店的主人是先知冈布斯法官同父异母的兄弟杰里迈亚·冈布斯，负责经营的则是杰里迈亚的妹妹，她曾在美国待过很多年，说话时带着美国口音；这里美国黑人的氛围很浓。
我知道杰里迈亚·冈布斯。别人向我描述他时，称他为“那个聪明的安圭拉人”，他是唯一一个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人。他在本地做了很多善事，是安圭拉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人。他曾接受美国多家报纸的采访；在联合国陈述安圭拉的情况；并带领安圭拉代表团前往美洲国家组织大楼（结果发现大楼已经关闭）。
他就在那里，审视着周围，令人畏惧（在圣基茨时有人告诉我，千万不要嘲笑安圭拉人），他妹妹带着我四处参观。
“小伙子，你可以把电动剃须刀插在这里。你早晨可没有刮胡子。”
她个头很大，大家叫她B女士。我认定她是一个“人物”。各种人物像铅一样压在我心上；我决定住在汇聚酒店期间不刮胡子。
吃午餐的时候，杰里迈亚吮着鱼说起话来，低沉的声音传遍了餐厅，一开始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他们把那叫作叛乱。”他也有美国口音，“全世界最和平的叛乱。叛乱？这是一场因为长年被漠视而产生的叛乱，就是这样。国家小有什么错？小国就不能有尊严？小国就不能自豪？小国……”
我试图打断他的高谈阔论：“冈布斯是一座古老岛屿的名字。”
“有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给了这座岛一座图书馆。有一个人在医院设立了X光部门。这个人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布拉德肖又做了什么？带来警察、塑胶炸弹、催泪瓦斯，这些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现在他说我是大恶棍，是叛乱者的头头。”
我没听到有人这样讲过。
“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乔·路易斯和玛丽安·安德森
般的存在。你在一代人里只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就是我，是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在乎这里。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安圭拉岛上接连发生了四次干旱。我知道贫穷的滋味。我还记得大萧条的时候，我在纽约，连地铁也坐不起，必须走过一百个街区去学校。那时候我连一个苹果都吃不起。”
困境并未让他消沉。他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他五十五岁，尖鼻子，留着胡子，头发灰白稀少，就像是从三十年前的《洗冤记》和《草原上的哈莱姆》走出来的西部黑人。他给人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吃饭、走路和谈话的方式；是因为外面的岩石和灰尘。他是开辟疆域的人。
“你是来写东西的，对吗？”
我带着刺骨的羞愧说，是的。
“你去写吧。他们络绎不绝到这里来，坐在海滩上，整天写作。”他的声音开始以美国人的方式作响，“大自然就希望你们这样。”
我决定永不涉足他的海滩。
那天下午，我们在尘埃弥漫的路上相遇。他开着他那辆高高的吉普，一辆适于开辟疆域的车，我开着从他那里租来的车，一辆低矮的敞篷迷你吉普。
“你还好吗？”
路上的灰尘让我窒息，我已经迷了两次路（按安圭拉的指南针寻路的结果），却没有告诉他：他先前卖过一张地图给我。
“你写下来告诉他们。你告诉他们这群叛乱的野蛮人的故事。”
独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安圭拉人悬挂的是旧金山的旗帜，由一个编辑捐赠，他是一个在岛上被称为“旧金山团体”的组织中的成员。一九六七年八月，这个团体在《纽约时报》上为他们所写的《安圭拉白皮书》打了整版广告。
《白皮书》称，不能因为安圭拉人没有电话，就说他们很落后。“你知不知道，当一个安圭拉人想给另一个安圭拉人打电话时，他会怎么做？他沿着路走过去和他说话。”但缺少电话是反对圣基茨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吉普，很难在岛上四处行动。有些住在岛西面的人（主要是黑皮肤的人，偶尔也有金发碧眼的变种）从来没有去过东面（许多浅色皮肤的人住在那里）。
安圭拉人“甚至不想要一家希尔顿式的酒店”，因为那会把他们变成“巴士售票员、服务员和仆役的国家”。他们不想一次迎接超过三十位“客人”；客人如果不和总统共进午餐就离开，那是不礼貌的。他们不想接待“观光客”。
《白皮书》——此文向外国人承诺，只要花一百美元就能获得荣誉公民身份——为安圭拉赚了两万五千美元。有些安圭拉人觉得《白皮书》让他们显得很荒谬。但以总裁身份签署《白皮书》的韦伯斯特先生告诉我，他支持这份文件。而杰里迈亚·冈布斯仍在扩建他的酒店；其他人也按照不同的标准成立了自己的企业（粗野的酒吧、纪念品摊、冰激凌售卖点、非常私人化的企业，未来这里的旅游业很可能就是这样的）；韦伯斯特先生自己说，他希望看到安圭拉成为旅游度假地。
这就是安圭拉人的困惑之一。有太多的人想要提供帮助，他们在安圭拉找到了一种轻松的事业，一部小小的黑色喜剧。安圭拉人从未看穿这个笑话，总是认真倾听，越来越恐惧和执拗。
波多黎各大学的利奥波德·科尔教授是“旧金山团体”的成员，六十六岁，奥地利人，一九三八年前往美国定居。长期以来，科尔一直在倡导幸福小社会的理论。他的《众国的崩溃》一书于一九五七年在伦敦出版（现在已经脱印）。一九五八年，科尔对威尔士国民党发表讲话，该党希望威尔士从英格兰分裂出去；他现在在斯旺西大学休一年的假。科尔觉得小社群“在经济上优于更大的国家”，认为安圭拉是“理想的试验地”。独立之后，安圭拉领导人迅即向周边诸岛寻求支持。他们与科尔及“旧金山团体”在波多黎各会面。“我的团队，”科尔说，“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被接纳了。”
有传言称，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
愿意以每年一百万美元为代价，换取把安圭拉用作船队基地的权利，这样的传言似乎很早就证明了安圭拉在经济上能够站得住脚。直到今天，这个传言仍在西印度流传，而科尔似乎也仍然深信不疑。但在圣基茨和安圭拉，人们说那只是杰里迈亚·冈布斯编造的故事。韦伯斯特以总裁的名义给奥纳西斯写了两封信，却没有回音。确实有一些美国人愿意在商业上提供帮助，但用科尔的话说，那“都是来自不明不白的利益集团”。
有一个星期六，我在机场遇见一个本地人——那天就像赶场一样，从阿兹特克飞机上卸下许多纸箱、篮子和包裹，女人们等待着领取她们的男人从美属维尔京岛寄来的信件、便条和汇款——那个本地人冲我耳语，说起黑手党和他们在当地的密探（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判断，我觉得他已经向许多游客耳语过）。我问韦伯斯特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说法令人困惑，他说散布黑手党传言是安圭拉的官方政策，是为了让黑手党离远一点。他还让我不要过多关注白人“配角”。到了这时，我才开始觉得，我正在陷入古老的、安圭拉固有的阴谋诡计之中。
有一些人尽管也不想和圣基茨重新统一，对于未来却不如韦伯斯特先生或科尔教授那么乐观。在独立后这混乱的一年里，他们没有看到什么“发展”，也害怕一旦安圭拉正式宣布脱离英联邦，会有可怕的后果。安圭拉会像罗得西亚一样，被视为不法之地，引来一些不法之徒。
新周刊《灯塔》（有打印的和胶印的，设备由一家波士顿公司捐赠）发布过一篇社论，反对单方面宣布独立。社论在岛上引发了一些疑虑，让独立显得更为困难。
“如果现在把我们的种种权利出卖给美国商人，”在一家酒吧里，年轻的电气工兼编辑对我说，“我们会成为加勒比甚至全世界的笑料。不要误会，”我一边记录，他一边慢慢补充道，“如果英国无所作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自行其是。”
“我要把他的卵蛋放进绞干机。”在机场跑道上，一个年轻人拿着《灯塔》愤怒地对韦伯斯特先生说。这样的语言暴力曾经只属于圣基茨的布拉德肖。韦伯斯特先生藏起他的不悦——那天是星期天，他的安息日——让年轻人平静了下来。
感到害怕的人、胆大妄为的人、“配角”和“黑手党”：这就是我这个访客到达时，这个岛上阵营的粗略划分，我穿过错综复杂的剧情向前探寻，感到这些剧情似乎并未按照种族或肤色的区分来展开。责任、被激起的欲望与恐惧现在抵销着旧日的信念，带来了种种纷争，瓦解了自成一体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本是独立的意义所在。
有一个加拿大人想办广播站，出于某种原因他想启用几片海滩。杰里迈亚·冈布斯则计划成立安圭拉银行（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建楼了），让很多人感到恐慌。他还计划修建“医疗中心”。“问题在于，我怎样才能让我的人民理解？他们会像反对美国医疗协会一样反对我的计划吗？”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听说他想聘用一个能用魔法进行治疗的美国人，这让我想起了杰里迈亚同父异母的兄弟冈布斯法官。
安圭拉人曾经相信杰里迈亚·冈布斯能够带领他们引进美国的大型投资，但这些项目动摇了人们的信心，他也失去了议会顾问的职务。我在安圭拉的时候，感觉他已经名声扫地，他常常待在汇聚酒店生闷气。他对安圭拉人的态度只要一顿饭的工夫就会改变。有时候他是一个爱国者。“如果圣基茨袭击我们，他们会后悔的。我猜，等我们和他们的事情了结之后，英国政府只能用饼干和糖浆来救济他们。”有时他又对安圭拉人感到绝望。“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本可以粉饰一下这句话，“问题在于，”他在一次氛围阴沉的饭间说，“殖民主义把安圭拉人变成了空壳。”
有一个美国人带来了一个方案，议会在考察之后否决了。杰里迈亚·冈布斯的情绪也随着事情的进展发生着变化。这个美国人想要的是“特许经营权”：土地许可，另外据我所知，还有二十五年的采石和街区建设专有开发权。议会和从特立尼达飞来的议会律师对他的考察持续了八个小时；晚餐时他出现在杰里迈亚·冈布斯的餐桌前，这是一个肚腹柔软的年轻人，穿着骇人的舍伍德绿长裤，看起来像是受了打击。我后来听说，考察快结束时，他的眼泪都要快掉下来了。
抑郁的杰里迈亚·冈布斯穿着拖鞋在餐厅里轻轻地走来走去，倒水、递面包，像一个仍要向他的农场工人尽到责任的人。饭后他带着我穿过铁丝缠绕的门，走到露天阳台上。沙蝇和蚊子在伺机袭击我们。他平静地用他的大手拍打着，杀死它们，然后又拍一拍手。
“这个律师是谁？他是宪法律师，公司律师还是刑事律师？他懂不懂经济？你告诉韦伯斯特，他必须拟定一个开发计划，否则会吓跑很多人。投资者可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早晨，伤心的美国人走了，绿色的方格夹克和他的裤子很配。
杰里迈亚·冈布斯仍在遭受折磨。“他本来打算投很多钱，四年内都不能盈利。然后你们又让别人进来投资？这些人不懂经济。如果韦伯斯特还知道担心，他就会担心的。他打算修建那条公路，开放整片区域，让人们的房地产增值，在沿途建起房子。但这些人并不懂行。看看我，是我建起了这个地方，是我让安圭拉广为人知。现在其他人毁掉了他们小小的居所。观光客来到机场，出租车司机们冲向他，带着他到这儿到那儿。是我让这里广为人知。”他的声音高扬起来，“生活不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还应该有别的生活方式。”
我说，我觉得他为安圭拉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他说，在完成更多的事情之前，他还不会休息。“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里的人民。我知道贫穷的滋味，我知道干旱的滋味。我在乎这里。我记得小时候……”
在我的账单上，有一笔支出是用于购买安圭拉国旗的。我告诉B女士，我没有买过国旗。
“你想要一面吗，年轻人？”她挥舞着一面国旗，交到我手上，并且用夸饰的方式模仿一个鼓手队长说，“安圭拉，我来了。”
我把旗帜放到口袋里。安圭拉，杰里迈亚·冈布斯不愿开放的地方。
作为一种平稳治理的方式，独立取得了成功。作为保存一个古老社群的手段，独立也有其意义。然而作为“开发”和通过旅游业牟利的捷径，按照“旧金山团体”的天真设想，独立则是自寻失败。安圭拉还会让更多的支持者失望。刚刚独立，安圭拉政府就已经需要对反抗者实施镇压。
镇压来了，既严厉又荒唐。但这只是我这个局外人的看法，我想在这里寻找的是喜剧，是可以持续发展的事业。安圭拉的问题仍在延续：一个迷失方向的小殖民地；一个帝国丢弃在海上的部分货物；一个近乎原始的民族突然间重返自由国度；他们还要遭受花样翻新的或是由来已久的剥削。
我离开安圭拉时，杰里迈亚·冈布斯正在向一些男工（还有一个行动迟缓、爱沉思的筛沙女工）发布指令，他们要为酒店增建一座兵营似的建筑。前几天，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在联合国的代表厅看见了他。他身着黑色西装，宽大的左手小手指上戴了一枚戒指。四个英国记者正在记下他郑重的话语。
两天后英国将会入侵。杰里迈亚——他是美国公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爱迪生镇拥有冈布斯燃油炉服务公司——那天是安圭拉的请愿代表，负责向殖民主义委员会陈情。他言词清晰，毫无夸饰；他的语调流露出一种我所熟悉的哀切；但他就英国的入侵计划所说的每一点都是事实。
他现在是安圭拉的官方发言人。在安圭拉他重又受到欢迎。而当我在报上看到，穿绿裤子的美国人又回到了安圭拉，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是以律师的身份回去的。他没有法学学位，却拥有一座“包罗万象的法学图书馆”；他得到了执业许可。他做了更多的事情。他为安圭拉新宪法的制定提供建议（之前的宪法非常简短，是一位哈佛教授起草的，他不知何故在安圭拉失去了重要性）。《国家观察家》为新宪法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安圭拉政府不得没收外国或本地企业的财产；外国政府不得提起针对安圭拉企业的税务诉讼。安圭拉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一定要是安圭拉人，也不一定要是律师；他需要的只是安圭拉的律师执业资格，且年龄须在三十五岁以上。《国家观察家》还刊登了美国人在十二月申请的特许权的一些详细情况，这些权利是为开设基建材料工厂而申请的：免税二十五年，安圭拉政府每年将得到五百美元作为回报。
在英国人入侵后，这个美国人被带上一架塞斯纳飞机，带离了这座小岛。
“在对联合国已经失去信心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杰里迈亚·冈布斯在一周后对一些记者说，“尽管联合国有种种不完美，在这座小岛上，我们仍然将其视为小国以及世界各地善良人民的伟大希望。”
《纽约时报》在那一天引用了这段话。《纽约时报》还以新闻的形式刊出了两岁大的安圭拉国歌的部分歌词。安圭拉——作为一项事业，一个喜剧——似乎已准备好重新向前。
（马维达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