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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文初稿作于1937年，是耶鲁大学“科学与哲学之光中的宗教”系列讲座（Lectures on Religion in the Light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中的第15讲。此系列讲座由德怀特·哈林顿·特里基金（Dwight Harrington Terry Foundation）赞助，由耶鲁大学及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随后，费利西亚·弗罗博伊斯（Felicia Froboese）将其翻译成德文，由托尼·沃尔夫（Toni Wolff）校对，荣格教授加以扩充，并于1940年在苏黎世出版，名为《心理学与宗教》。此版基于英文初稿和德文译本，并对德文译本稍做修正和补充。
——英文编者注
特里讲座创办者的初衷是促进来自科学界、哲学界以及其他人类知识领域的学者们，来积极推动对于宗教这一永恒话题的讨论。此外，耶鲁大学赋予我这个殊荣来主持1937年的特里讲座，因此，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阐述心理学，特别是阐述我所代表的那个独特的医学心理学分支与宗教之间的理论和实践关系。既然宗教毫无争议地属于对人类心灵最早、最普遍的表达方式之一，那么，显然任何与人格的心理结构相关的心理学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就是：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更是值得很多人密切关注的个人事务。
尽管我时常被称为哲学家，但我实际上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并且恪守着经验主义者所秉持的现象学立场。我相信，即使有人偶尔所做的反思不只限于对经验进行单纯的积累和分类，也不会与他那科学的经验主义原则相矛盾。事实上，我更加倾向于相信没有反思就没有所谓经验，因为“经验”恰恰就是一个吸收同化的过程，一个没有反思就不可能产生理解的过程。由此我想表明的是，我的心理学研究是基于科学而非哲学的立场。既然宗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的一面，那么我就采取纯粹的经验主义观点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的研究仅仅运用对现象的观察，而避免进行任何形而上的或哲学的考量。我并不是否认这类哲学考量的有效性，只是觉得我自己无法正确使用这类方法而已。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他们对心理学知之甚多，因为他们觉得心理学不外乎是对自己的了解。然而在我看来，心理学远远不止于此。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并不大，但它却与许多经验事实（empirical facts）密切相关，只是普通人往往体验不到而已。我想为大家展示一二，看看实用心理学是如何解决宗教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十分庞杂，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解释具体细节，而这显然不是在三次讲座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因此，我的第一次讲座主要是介绍实用心理学与宗教的问题，第二讲则通过心理事实来证明无意识中确实存在一种真实的宗教功能，第三讲则讨论无意识过程中的宗教象征。
由于我接下来的论述方式不同寻常，我不确定听众是否完全熟悉我所代表的心理学分支的研究方法与立场。该立场完全是现象学的，仅仅与事件、经验等事实相关。其真实性来自事实而非判断。例如，当提及处女生孩子这一母题（motif）时，心理学所关注的是存在这样一种观念的事实，而不是这一观念可能存在的真伪问题。该观念只要存在，就具有心理的真实性。如果某一观念仅仅发生在单个个体身上，那么该观念就是主观的；相反，如果该观念为某个社会所共有，成为代表普遍一致观念的公论民意（consensus gentium），那么它就是客观的。
这一立场与自然科学完全一致。正如动物学研究不同的动物种类一样，心理学研究观念以及其他的心理内容。一只大象因为存在而被视作“真实”的。这只大象既不是一种推论，也不是一种表述，更不是某个创造者的主观判断。它是一种现象。但是，我们却总是习惯于把心理事件视为随意任性的产物，甚至是人类生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偏见，会觉得凡是与心理相关的内容都是我们的主观臆造，是猜想与判断生成的幻象。然而，事实上某些观念存在范围之广、时间之久，使得这些观念可以脱离人类任何迁徙和传统的影响，而自成体系。这些观念并非由某个人创造出来的，只是碰巧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由这个人的意识表达出来而已。这并非柏拉图式的哲学，而是经验心理学。
谈到宗教，我必须首先厘清这一名词的概念。正如其拉丁词义所示，宗教是指对超自然状态，即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所指称的灵秘状态（the numinosum）
，所进行的谨慎细致的观察。这种神圣的精神状态就像一种充满活力的介质或效果，不是任由人类的意志产生的；相反，它却能够摄取并控制人类本身。人类往往成为这种灵秘状态的接受者而不是创造者。无论灵秘状态是怎样形成的，它是主体不受自己意志影响的一种体验。面对各种事件时，宗教的教诲以及公论民意无时无处不将这种体验解释为外力所致。无论灵秘是属于某一有形物体的特性，还是来自某种无形在场的影响，都会对意识产生一种特殊的改变，而这是始终不变的总体规律。
然而，当我们谈及宗教具体的做法或仪式时，也会出现一些例外。有很多宗教仪式性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借助某些具有神奇性的做法来制造这种神秘的效果，如祈祷、念咒、祭献、冥想及其他瑜伽练习、各种自我折磨的苦行等。但在实施这些行为之前，首先需要对某些外在的、客观的神秘原因抱持一种宗教信仰。例如，天主教实施的各种圣礼活动是为了赐予信徒精神祝福，但是由于这种活动无异于用一种神奇的过程来促使天赐恩泽，因此有人质疑：谁会有此能力，居然在圣礼活动中迫使神恩显灵？但是事实上，神恩不可避免地显灵了，因为（人们首先需要相信）圣礼是一种神圣的制度，如果上帝无意为此制度提供帮助的话，它就也不会创造出这一制度了。
在我看来，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心态，其形成与religio这一词根的初始用法有关，是指对某些被视为具有“力量”的动因所进行的细致考量和观察，如精神、邪魔、神灵、戒律、观念、理想，或者那些无论人类怎样命名的诸如此类的要素，只要它们足够有力、危险或有用，值得小心关注，抑或足够宏大、美丽或有意义，值得虔诚膜拜和热爱。通俗地讲，那些全情投入某种追求的人，经常被人们称为如同“宗教献身般地投入”其事业；正如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说，科学家一般是没有什么必须遵守的信条的，但是他们具有“虔诚的情怀”（temper is devout）。
我想说明的是，我这里所指的“宗教”
并非某种教义信条。确实，每个教义一方面始于对于灵秘状态的精神体验，而另一方面则始于πíστιs，即对灵秘体验及随之发生意识转变的信任或忠心、信念和信心。圣保罗改信基督就是这一转变的力证。由此，我们不妨说“宗教”一词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态度，一种对待因灵秘体验而发生转变的意识的态度。
将原初的宗教体验编撰成文，并逐条进行阐述，就汇编成了宗教教义。这些体验的内容已经被神圣化，并被固化成为一套刻板而详尽的宗教观念体系。对这些初始体验的践行和重复就逐渐形成一种宗教仪式以及一种不可改变的制度。当然，这并非一种毫无生命力的石化（petrifaction）过程；相反，这可能成为芸芸众生一种有效的宗教体验形式，历经千年却又无须改变。尽管天主教经常被指责为过度僵化，它依然承认教义是具有生命力的，其构成是可以变化发展的，甚至连教义的数目也是不受限制的，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量增加。宗教仪式也是同理。但是，所有的改变和发展都必须基于原初的宗教体验的事实框架，由此便搭建起一套独特的教义内容和情感价值体系。即使新教努力摆脱教条的传统和仪式的束缚，哪怕由此分裂成为400多支教派，也依旧属于基督教，仍是依托上帝化身为替人类赎罪的基督这一基本信仰体系来表述教义的。这是一个既定的框架体系，包含既定的内容，是一个无法与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思想感情兼容并蓄的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不仅佛陀、穆罕默德、孔子和查拉图斯特拉代表着宗教现象，密特拉（Mithras）、阿提斯（Attis）、西布莉（Cybele）、摩尼（Mani）
、赫耳墨斯（Hermes），以及众多异域神话所崇拜的神祇，也都代表宗教现象。如果心理学家采取科学的态度，就不得不摒弃每个宗教教义都声称自己是独特且永恒真理的情况。心理学家必须关注宗教问题中有关人本身的方面，因为他研究的是原初的宗教体验本身，而不是宗教教义对这些体验所做的衍化。
因为我是一名研究神经与精神疾病方面的医生和专家，所以我研究的出发点并非宗教教义而是宗教人（homo religious）的心理特征。这一类人会认真思考和观察某些因素是如何影响自己，并如何通过自己，来影响他的整体状况的。若是从历史传统或民族学知识的角度来命名和定义这些因素，则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命名和定义的话，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我能为宗教问题所做的贡献完全源自我的实践经验，来自我的病人以及所谓的正常人。由于我们对他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所以我认为，为了继续推进以下的论述，我最好先让读者至少了解一些我所从事的专业工作的基本脉络。
因为每一种神经症（neurosis）都与个人最私密的生活相关，所以让一位病人尽量完整地陈述其最初致病的种种复杂情况时，他多少都是有些犹豫的。但他为何无法自由地表述呢？为何会感到害怕、害羞或拘谨呢？原因在于，他在“仔细观察”某些能够构成所谓公共观点、尊重或声誉的外部因素。即使他信任自己的医生，不再害羞，他依然不情愿甚至害怕对自己坦承某些事情，就好像这些事情一旦被自己意识到，就会变得很危险似的。人们通常都会对那些看起来异常强大的事物感到害怕。但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有什么比他自己更为强大的呢？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每种神经症都隐含着某种相应程度的非道德化倾向。如果某人比较神经质，他通常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神经症是一种令人觉得羞辱的挫败，而往往是那些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并非全然不知的人，才会感受到这种羞愧，由此人们就会被这些“不真实”的事物打败。医生或许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向病人保证过，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没有真正患上心脏病或癌症，他的各种症状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病人越是相信他患上的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病”（malade imaginaire），自卑感便越是会渗入他的整个人格。他会说：“如果我的病是想象出来的，那么我这些混乱的想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为何要忍受这些？”当一个很理智的人用几近哀求的口吻向你证明他患上了肠癌，同时却又无比沮丧地声明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
我只能说，我们经常对心理（psyche）做出的唯物主义解释对于治疗神经症并没有什么帮助。要是我们能赋予灵魂一个化身（subtle body）
就好了，那么就如同说物质的俗身会罹患癌症一样，我们至少也可以说，这个喘着气的躯体确实患上了癌症，一种真实但却有点儿难以捉摸的癌症。这至少是一种真实的状况。然而，任何与心理相关的病症都让医学界觉得头疼——要么身体确实生病了，要么根本就没事。如果无法证明我们的身体确实生病了，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尚且无法让医生们发现这些完全呈现为器质性疾病的真实原因。
但是，究竟什么是心理呢？唯物主义将其解释为纯粹是大脑器质性运作的副现象或副产物，因此，任何心理困扰肯定是由于某种器质性或生理性的失调造成的。我们之所以发现不了确切病因，完全是由于目前诊断技术的不足。这一说法不免有失偏颇。心理与大脑之间所存在的不可否认的联系确实让这种说法听起来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尚不足以使之成为不可动摇的真理。我们不知道当病人患上神经症时，他的大脑运作是否真的受到了干扰，而且即使真的出现了内分泌失调，也很难说这失调就一定是原因，而非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导致神经症的真实原因是心理因素。人们在不久之前还很难想象，器质性或生理失调的疾病居然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心理学手段得以治愈。但是时至今日，医学界已经认可了身心失调类的所有疾病，都是由病人的心理因素导致的。因为读者们可能不熟悉这些医学事实，所以我来举一个癔病性发热的例子。当时病人体温高达102华氏度（相当于38.9摄氏度），但是在坦承其心理因素之后的短短几分钟之内，病人就痊愈了。另一位病人同时患有牛皮癣，而且当时几乎已经覆盖全身。我告诉他，我无法治疗他的皮肤病，但是我会关注他诸多的心理矛盾。我们用了6周时间，集中分析讨论了他内心的那些纯粹的心理难题。结果，就像得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副产品一样，他的皮肤病也完全好了。在另外一个病例中，病人刚刚做了一个结肠胀气手术，切除了40厘米的结肠，但是马上又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胀气。这位病人十分沮丧，拒绝了医生认为十分重要的第二次手术。结果，当我们发现了该病人某些私密的心理事实后，他的结肠便恢复正常了。
上述经验让我们很难相信心理作用是子虚乌有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想象出来的事实也具有一种实在性，只是视野狭隘的人无法看到这一点而已。这些心理事实并不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认为事实只能是以物质的方式存在是一种近乎荒谬的偏见。事实上，我们能够直接认识到的唯一一种存在就是心理的存在。反之，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物质的存在方式仅仅是一种推论，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事物，都只不过是我们的感官所觉知到的心理意象而已。
当我们忘记这一简单却基本的真理时，必然会犯大错。即使某种神经症完全是出于病人的想象，它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某人把我想象成为他的死敌，并因此杀了我，那我死亡的原因就是由于此人纯粹的想象。想象出来的境况确实是一种存在，它们就如同物质境况一样，是真实的、有害的或是危险的。我甚至相信，心理的困扰比流行病或地震更加危险。无论是中世纪的黑死病还是天花，这些流行病所夺取的生命都不及俄罗斯在1914年杀害的持不同观点或政治理想的人多。
由于缺少一个类似阿基米德点的外在支点，我们的心智（mind）无法理解其自身存在的形式。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存在的。不仅心理确实存在，而且心理就是存在形式的本身。
那么，对于患上自己想象出来的癌症的病人，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我会告诉他：“是的，我的朋友，你患上的确实是一种类似癌症的病。你内心停驻了一个致命的恶魔。可这个恶魔并不会扼杀你的躯体，因为它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最终会扼杀你的灵魂。这个恶魔已经破坏甚至毒害了你的人际关系和你的幸福，而且它还会不断成长，直到吞噬你全部的心理存在（psychic existence）。最后把你折磨得人不像人，而是一个恶性肿瘤。”
我们这位病人显然相信，他并不是那些病态想象的始作俑者，尽管他的理性心智会告诉他，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想象。如果某人真的患上了癌症，尽管事实上癌症就生在他的体内，他也绝不会认为自己要为这种坏事负责。但是一旦涉及心理，我们马上就会觉得自己要为此负责，就好像我们给自己制造了这些心理状况似的。这种偏见也是近期才产生的。就在不久之前，即使是拥有高度文明的人们也会相信，那些心理中介物（psychic agencies）会影响我们的心智和情感。包括鬼怪、巫师、巫婆、魔鬼、天使，甚至众神在内的心理中介，会在人体内制造出某些心理变化。在过去，一个认为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可能会对自己这一想法有着非常不同的感受。他可能会觉得有人对他实施了巫术或者他被妖魔附体，但绝对不会认为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觉。
事实上，我会把这位病人的癌症视作一种自发性的生长，源自他心中与意识不一致的那部分心理。这部分心理如同自发生成一般，不断侵入意识。谈及意识，有人会说，意识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存在，而癌症则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有其自身的心理存在。但凡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似乎都可以用这样的论调来解释。如果我们就此做一个联想实验的话，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并非自己房子的主人。我们的反应会被那些自发侵入意识的内容推迟、改变、抑制或者取代。许多刺激语无法得到来自我们意识的反应，却得到来自我们无法意识到的某些自发生成内容的反应。在我们之前的病例中，我们会发现，病人给出的反应恰恰来自其癌症想法根源的某个心理情结。每当一个刺激语触及与某个潜藏情结相关的事物时，有意识的自我做出的反应就会被这个心理情结的自发反应干扰，甚至取代。心理情结正如这样一种自发存在，能够干扰自我的意图。这些情结确实就像是我们的继发人格或局部人格，各自拥有不同的心理生活。
正因为我们的意识倾向于通过抑制（repression）的方式来消除情结，所以许多情结被意识分离出来。但是也有一些情结从未进入过意识，因此也就不会被任意地抑制。这些情结在无意识中慢慢滋生，带着不可思议且坚不可摧的信念与冲动，侵入我们的意识心智。我们的这位病人属于后一种情况。尽管他有文化、高智商，可他还是成了这些困扰和入侵的无助的牺牲品。他无法帮助自己来对抗这些病态想法的魔力，它们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他体内扩散。这一想法一旦在某一天出现，就再也无法撼动，而留给他的只有片刻摆脱的间歇。
这些实实在在的病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害怕有意识地觉知自己。帷幕之后可能确实隐藏着不为己知的事情，所以人们宁愿去“细致地思考和观察”那些意识之外的因素。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无意识中可能存在的心理内容抱有一种原始的“δεισιδαιμονíα”（惊恐）。在人们所有与生俱来的羞涩、耻辱和精明底下，都潜藏着对“灵魂之险”（perils of the soul）的隐秘恐惧。人们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内心存在这种莫名的恐惧，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恐惧不会来得无凭无据；相反，支撑这种恐惧的理由非常多。我们永远无法确保自己或邻居不会在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新念头。古代和现代历史都告诉我们：这些念头往往会非常稀奇古怪，简直就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这些念头几乎总是会带来一种魔力，令人陷入一种狂热的沉迷状态，而结果就是所有的不同意见者，无论他们多么有道理，都会被活活烧死，被砍头示众，被成群枪决。我们甚至无法安慰自己说这种事只会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不幸的是，这种事情不仅依然发生在现在，而且更会发生在未来。“他人即恶狼”（Homo homini lupus）是悲哀而永恒的箴言。人类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害怕那些潜藏在无意识中的非人性的力量。我们看似幸福地意识不到这些力量，只是因为这些力量几乎从未显露在我们的人际交往和日常环境中而已。然而，一旦人们聚集成群，集体人格中的各种动力就会被释放出来——每个人心中沉睡着的兽性和魔性会在他加入乌合之众后苏醒。身处群众之中的个体，其道德与智力水平会不知不觉地降低，直至意识所掌控的底线，一旦被群众的合力激活，便随时伺机冲破那条底线。
在我心目中，如果把人类的心理仅仅视为个人的事情，单纯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的话，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种解释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的日常工作与人际关系。一旦有些困难以无法预见和不寻常的方式出现，即使这些困难微不足道，心里一些本能的力量也会马上被唤起，这些力量往往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置信。我们也无法再用个人动机来解释这些心理力量，它们就如同人类遭遇日食时的原始恐慌一样。
集体的力量推波助澜所导致的性格变化令人惊讶。一个讲道理的温和之人也会被转化成为一个疯狂野蛮的禽兽。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此归咎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没有这种性格因素的话，它又怎能爆发出来？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火山口，而且我们都知道，一旦火山喷发，所涉及范围内的一切将被毁于一旦，无一幸免。希冀理性和常识来拯救我们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精神病院里一群集体发疯的民众，又该怎么办呢？其实疯子与暴民的差别并不大，他们都是被各种非人格化的强大力量所驱使。
事实上，只要患上任何一种神经症，就可以召唤出一种理性手段根本无法对付的力量。我们之前提过的癌症病例就清楚地说明：在如此显著的无稽之谈面前，人的理性和智力是多么的无能。我总是建议我的病人们，把这种显而易见的荒谬视为他们未知的一种力量和意义。经验告诉我，认真地对待这些事情，并寻找适当的解释，才是更为有效的方式。但是，只有当某种解释能够产生与病态相当的假设效果时，这种解释才是适当的。我们的这位病人所面对的那种意志和暗示的力量已经超过了他的意识所能抗衡的程度。在这种危险的情境中，如果我们试图说服病人相信，他自己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制造了自己的症状，并暗自维系着这一病症，这实在是个糟糕的策略。这种暗示会马上使病人丧失斗志，还可能道德沦丧。更好的方法是让他明白，他的情结源自一种与他的意识人格相抗衡的自发力量。而且，这种解释比将其还原为个人动机的解释更符合事实。明显的个人动机固然存在，但并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仅是涌现的动机而已。
在古巴比伦史诗中，当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傲慢狂妄地藐视诸神时，众神便创造出了一个与其势均力敌的人，来制约这位英雄的野心。我们的这位病人也有着与吉尔伽美什几乎相同的经历：他是一位思想者，曾经或一直用他的智力和理性来解决问题。可以说，至少他也是通过打造自己的命运来实现了自己的雄心。他用确信不疑的理性法则来统治万物。然而不巧的是，他的本性从中逃脱，并裹挟着坚不可摧的、荒诞的念头卷土重来，实施报复。这种念头即认为自己患上了癌症。这正是无意识耍弄的一个聪明手段，残忍无情地让他依然受制于无意识。这是对他所有的理性观念，特别是他所坚信的全能的人类意志力，最为严重的打击。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那些习惯于将理性和智力错误地用于打造唯我独尊的人身上。
然而，吉尔伽美什逃脱了众神的报复。他做的那些警告性的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梦告诉他如何打败敌人。而我们的这位病人，即使生活在一个诸神已经绝迹，而且声名狼藉的时代，也做过类似的梦，但他没有听从梦中的指示。一个有头脑的聪明人怎么能如此迷信地把梦当回事呢！对梦的偏见其实就是一种病症，一种严重低估人类心理的病症。人类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却被智慧与内省的严重缺失抵消了。此外，我们的宗教确实是在谈及不朽的灵魂，然而它对人类的心理却没有什么好话。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人心只会堕入永恒的地狱。这两个要素，尽管不是完全地，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心理的低估。相对于这些较为近期的发展而言，更为古老的因素则要追溯到人们对任何与无意识有牵连的事物的原始恐惧和厌恶上面去了。
意识，想必一早就被视为洪水猛兽。在那些相对原始的社会中，我们至今仍可以观察到那里的人们是多么容易失去意识。例如，“灵魂之险”的一种情况就是失去灵魂。当部分的心理再次回归为无意识的时候，就是所谓灵魂的遗失。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狂”（running amok），类似德国神话中的“失心疯”（going berserk）。这是一种或多或少的失神状态（trance-state），通常伴有破坏性的社会效应。即使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情绪，也有可能导致意识的严重丧失。因此，原始时期的人们培养出了各种详尽复杂的礼仪方式，如轻言轻语、放下武器、五体投地、手掌向上。甚至我们当今的仪式也同样展示着对可能存在的种种心理危险的一种“宗教的”考虑。例如，我们期待通过彼此祝福的方式带来好运气，握手时不可以把左手放在衣袋里或背后，如果你想表达特别的谢意，则需要用双手握手，我们需要在位高权重的人面前脱帽鞠躬，意思是露出你毫无保护的脑袋，以此来讨好那些可能在突然之间便会失控暴怒的权贵们。在原始人类出征前的战阵舞中，有人就会忽然变得异常兴奋，甚至导致流血事件。
原始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对潜在心理危险的持续关注，有着各种降低风险的做法。圈设禁忌领域就是这诸多做法中的一种。无数禁忌的设定就像是在仔细慎重观察过那些心理区域之后划出的界限。有一次，我在东非埃尔贡山（Mount Elgon）南坡的一个部落里，就犯了一个大错。我当时想仔细询问一下在树林里经常可以发现的那些鬼屋的事情。在一次闲聊中，我提到了“selelteni”这个词，意即鬼怪。马上，每个人都沉默不语，显得尴尬难受。他们都不再看我，因为我大声说出了一个应该轻声说出的字眼，因此有可能招来一些非常危险的后果。为了继续会议，我不得不转换话题。正是这些人曾向我保证，他们从来不做梦，做梦是酋长和巫医的特权。巫医旋即向我坦白，他也不再做梦了，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地区长官。“自从英国人来了之后，我们就不再做梦了。”他说，“地区长官通晓各种战事和疾病，知道我们应该去哪里居住。”这种奇怪的说法基于一个现实，即梦曾经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指导政令，是来自上帝（Mungu）的声音。因此，凡夫俗子说自己做了梦是不明智的。
梦是来自未知的声音，一直对新的谋划、新的危险、祭祀、战争以及其他麻烦事提出警示。一位非洲黑人曾经梦到他的敌人将他抓入监牢，活活烧死。第二天，他召集所有亲人，恳求他们用火烧他。他们同意了他的乞求，绑起他的双脚，放入火中。这个人的双脚当然就残废了，但他却躲过了仇敌带来的宿命。
许多神奇的仪式就是为了防御人们心中那些无法预期的、危险的无意识倾向。而关于梦是一种神圣的声音，是神的信使，也是无尽苦恼的源泉这一独特事实，丝毫也没有令原始时期的人们心神不宁。我们从希伯来先知的心理状态中，可以找到这一原始思维的余迹。他们不太情愿聆听这种声音，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为了遵从上帝的旨意，让一个像何西阿（Hosea）这样虔诚的人娶一位荡妇，实属不易。自从开启了人文观念的大门之后，人类就出现了一种倾向，通过各种成文的法律规则来约束这一任性不羁的“超自然”影响力。而这一进程，通过各种层出不穷的仪式、制度和信仰，贯穿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在过去的两千年中，我们发现，基督教的制度肩负起了调节和保护这些影响力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作用。在中世纪的教会著作中，并没有否认人的梦中会出现神示，但是教会并不鼓励这种观点，而且拥有裁决某种神示是否真实的权力。教会确实也会认可某些梦是上帝的旨意，但教会往往在承认梦里包含某些直接神示的同时，却又不愿意，甚至反对人们认真对待梦。因此，至少从这一点上来看，教会对最近几百年来人们对待精神方面的态度转变，并非完全不欢迎，因为这种转变有效地阻止了人类早期喜欢认真对待梦和内心感受的那种内省的态度。
新教教义推倒了许多基督教会精心构建的壁垒，但是很快就体会到了允许个人接收神示所导致的分裂效果。一旦教义所精心构建起来的樊篱被拆除，宗教仪式失去其权威性之后，人类便不得不在没有宗教教义和仪式保护的情况下，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而这些教义和仪式恰恰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精髓所在。新教教义主要是失去了传统基督教所具有的那些细致的部分：弥撒、忏悔、大部分的礼拜仪式以及神父的代赎功能。
我必须强调的是，上述说法并非一种价值判断，我也无意于此。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然而，新教通过强化《圣经》的权威性，来取代其教会所失去的权威。但是，正如历史所示，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圣经》中的内容，而且对《新约》进行科学批判也无助于增强人们对《圣经》神圣性的信仰。此外，另一个事实就是，随着所谓启蒙运动的影响扩大，大量受过教育的人们选择离开教会，或对教会变得漠不关心。如果这些人全是那些无趣的理性主义者，或是神经质的知识分子，那么所造成的损失倒也不值得遗憾。可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有宗教情怀的，只是无法认同当前的信仰方式而已。若非如此，我们会很难解释为何布克曼运动（the Buchman movement）会对那些多少受过些教育的新教徒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些背弃了教会的天主教徒们往往会暗地里或明确地倒向无神论，可是新教教徒一旦有机会，就会走上分裂教会的道路。天主教会的绝对主义似乎会使教徒拥有一种同样绝对的否定精神，而新教的相对主义则会接纳各种不同的门派。
或许读者此时会觉得，我对基督教历史的讨论有些偏离主题，而且仅仅是为了解释人们为何会对梦和内心感受产生偏见。然而，我之前所说的这些，完全可以成为我和那个癌症病人的对话内容。我会告诉他，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他所遭受的困扰，而不是把它视作病态的无聊之物。所谓认真对待，就意味着要承认它是一种对事实的诊断结果，即一种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确实存在的事实，一种问题已经出现并正像癌症一样滋长的事实。“但是”，病人自然会问，“滋长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会回答：“我也不知道。”我确实也不知道。尽管我前面说过，这滋长的东西是一种补偿性的、无意识的形成，可我们对其具体的性质或内容一无所知。它是基于我们意识当中不为人知的那些内容，对无意识的一种自发性呈现。
我的病人很好奇，想知道我如何能知道他的问题的根源。我冒着让他大吃一惊的风险，告诉他，他的梦会给我们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我们会把这些梦的制造者视为一个头脑清晰、目的明确的个体。这是一种大胆的设想，也是一种冒险之举，因为我们即将完全信任一个被认为不足信的事物——人的心理，其存在仍被不少当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否定的人的心理。当我向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陈述我的研究方法时，他的回答颇具代表性：“这确实很有趣，但是也很危险。”是的，我承认这种做法有危险，就如同神经症本身有危险一样。如果我们要治疗神经症，就不得不冒些风险。我们都清楚，做毫无风险的事情，其效果也不好到哪里去。对癌症实施外科手术同样具有风险，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为了病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通常会情不自禁地让我的病人把心理想象成一个长了细微肿瘤的化身。人们对心理抱有很大的偏见，觉得它无法想象，比空气更虚无缥缈，或者只是一个由逻辑概念构成的知识体系而已。因此，当人们无法感受到任何心理内容的存在时，就会认为心理并不存在。人们便不会相信，在意识之外还存在某种值得信赖的心理作用，而梦也被视为荒谬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研究方案遭到最严重的质疑，而我也确实听到了人们用尽这世上的各种观点来批驳梦的那些隐约依稀的幻象。
然而，尽管没有任何深入的分析，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在梦中存在的冲突和情结，可以通过联想测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情结是构成病人现有神经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了解神经症的内容方面，梦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与联想测验一样多的信息。事实上，梦可以提供更多信息。神经症的症状就像长出地面的嫩芽，而主要的根茎部分却在地下伸延。植物的根茎代表了某种神经症的内容，它是各种情结、症状和梦境的母体（matrix）。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梦能够准确反映出心理发生在地下的隐蔽进程。如果我们可以到达那里，就如同触及了疾病的“根茎”。
既然我并不想继续讨论关于神经症的精神病理学，我建议选择另外一个病例，以便说明梦是如何揭示心理的内部未知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是由什么构成的。做梦的人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十分聪明，富有学识，但患有神经症。当时他需要我的帮助，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神经症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并确信这一病症开始慢慢地侵蚀他的士气。幸好他所具备知识的完整性还没有受到影响，仍可以自由地运用其完好无损的智力。基于此，我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自行观察和记录他所做过的梦。我当时并没有帮他分析或解释这些梦，而是过了许久之后才开始分析。因此，我即将开始叙述的这些梦的内容完全没有被改动过。它们呈现出一系列心理事件所具有的完整的、未受丝毫影响的发展顺序。这位患者从未读过任何的心理学读物，更没有接触过分析心理学著作。
这一系列的心理事件由400多个梦组成，因此我无法在这里呈现出所有材料。但是我曾经发表过一个由74个梦构成的选集，涵盖了关注某些宗教的母题。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位患者曾经受过天主教的教育，但是他不再虔诚地信仰天主教，而且也不再对任何宗教问题感兴趣。他属于那种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这类人对于任何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宗教观点仅仅会感到惊讶而已。如果有人相信，在意识之外的无意识也是一种心理存在，那么只要我们不误解某些梦的宗教特性，我这个患者的病例就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有人强调只有意识是存在的，而否认无意识也是独立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这些梦是否真是从有意识的内容中汲取出来的材料。一旦事实支持我们对无意识的假设，我们便可以把梦作为可能的信息源，来了解无意识中的宗教倾向。
我们无法期待梦以我们熟悉的方式来谈及宗教。但是在这400多个梦中，确实有两个梦显然与宗教相关。下面是做梦者本人记录的文字内容：
所有的房子都有一种剧院的氛围，有舞台和布景。有人提到萧伯纳的名字。剧目似乎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场景中有英文和德文的告示，其中一个写道：
这是一个普天下的天主教会，
这是主的教会，
所有感到自己是主的工具的人都可以进来。
这告示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此教会由耶稣和保罗创立”——如同公司宣传其历史悠久的广告一样。
我对我的朋友说：“来吧，让我们看看这个。”他应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在感受宗教的时候，非要聚在一起不可？”我回答：“作为新教徒，你永远不会明白。”一位女性在一旁点头，表示认同。然后我看到教堂墙壁上显示出类似宣言的话语：
战士们！
当你们感受到置身于主的力量之下时，请不要直接向他致敬。言语是传递不到主那里去的。我们郑重告诫你们，不要沉溺于有关主的各种讨论中。这是徒劳，因为任何有价值和重要的事物都是不可言说的。
（签名）教皇×××（名字无法辨识）
然后我们走了进去。里面很像清真寺，特别像圣索菲亚大教堂：没有座椅——空间效果很好，没有画像，装饰墙壁的只有装裱的文字（如同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古兰经》文本）。其中一个文本写道：“不要阿谀奉承你的恩人。”刚才点头认同的那个女人忽然泪流满面，哭泣道：“那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了！”我回答道：“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但是她消失了。刚开始，我面前有一根柱子，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换了个位置，就看见一大群人。我不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所以独自站在一旁。但是他们非常清晰，我可以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齐声说道：“我们坦承我们处于主的力量之下。天国与我们同在。”他们庄严肃穆地重复了三遍。之后管风琴开始奏乐，他们合唱了一首巴赫的赋格曲。但是原本的歌词被略去了，有时只有一种类似花腔的歌唱，随后就是不断地重复如下的歌词：“其余的都是纸张。”（意味着不会给我留下任何生动的印象）当赞美诗合唱部分渐渐结束时，仪式中令人愉悦的部分开始了。就像学生的聚会一样，人们都兴高采烈，平易近人。我们四下走动，交谈，彼此问候。现场还提供酒（来自一个神学院）和其他点心及小吃。教会的健康标准是喝醉，因此，似乎是为了表达每个人对增进会员情谊的喜悦之情，一个喇叭高声播放着轻快的爵士乐，是《查理与我们一起》这首歌的副歌。一位牧师向我解释：“这些有点粗俗的娱乐方式是得到官方批准和认可的。我们必须稍微向美国的方式靠近一些。像我们这样一大群人聚在一起，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具有坚决的禁欲倾向，这使得我们与美国教会具有原则上的差异。”随后，我带着一种极大的解脱感，醒了过来。
正如你们所知，关于梦这一现象的著作不计其数，但是几乎都没有涉及梦的心理。这显然是因为对梦进行心理学的阐释是一件艰难而冒险的事情。弗洛伊德通过他在精神病理学领域收集的观点，做出了勇敢的尝试，来阐明梦的心理复杂性。尽管我十分敬佩他尝试的勇气，但却既不认同他的方法，也不同意他的研究结果。他将梦纯粹解释成为一种表象，在其下面隐匿着被精心掩藏的东西。毫无疑问，神经症患者确实会将他们不接受的东西隐藏于内心，这与正常人没什么不同。但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这一类行为是否可以应用到诸如梦这种正常且普遍的现象上呢？我怀疑我们是否可以把梦设想成为别的事物，而非其呈现给我们的那样。我十分想引用另外一部犹太权威著作《塔木德》中的内容：“梦，自释其意。”换句话说，我把梦视为其本来的样子。梦是如此复杂难解的事物，我不敢贸然对其可能存在的狡猾或欺骗倾向做出任何假设。梦是自然发生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视为将人引入歧途的巧妙伎俩。当人的大部分意识和意志削弱消解的时候，梦就发生了。它被视为一种自然的产物，同样发生在那些没有神经症症状的正常人身上。况且，我们对梦的心理过程知之甚少，所以当我们试图用梦以外的各种因素来解释梦的时候，就需要十分谨慎。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我们的梦是可以言及宗教的，而且梦的意欲即在于此。因为梦具有连贯的、精心设计的结构，所以它会体现出某种逻辑和某种意图，也就是说，它具有一种有意义的动机，该动机可以直接表现为梦的内容。
梦的第一部分是支持天主教会的陈述，较为严肃。某种新教的观点——宗教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受到做梦者的排斥在梦的第二部分中，较为怪异的是，教会转为采用一种坚决的世俗立场，而梦的结尾部分是一个支持反对禁欲倾向的声明，但对禁欲的反叛是任何现实生活中的教会都不愿意也不可能支持的。尽管如此，做梦者梦中的那位牧师却把反对禁欲视作一项原则。精神灵性化和心灵的升华是基督教会的核心原则，对任何与之相左的观点的坚持都等同于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基督教从来就不是世界性的，也从来不会青睐美酒美食，而且对礼拜仪式中加入爵士乐是否可取更是疑虑重重。那些“兴高采烈、平易近人”的人们，以享乐主义的方式，在那里逍遥自在地交谈，这不由得令我们想起一种被当代基督徒嗤之以鼻的古代哲学理想。人群的重要性在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得到了强调。
因此，尽管天主教会在梦中得到极大的推崇，但梦里却始终伴随着一种奇怪的、与基督教基本态度不可调和的异教观点。真正的不可调和性并没有出现在梦中，它被“令人愉悦”的氛围掩盖住了，危险的对立在这样的氛围中变得模糊混杂。新教中关于个人与上帝关系的理念，被淹没在一大群人以及相应而生的集体宗教情感中。对聚众的坚持和对异教理想的暗示都与当今欧洲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极为相似。现代德国的异教倾向令所有人震惊，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来解释尼采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体验。尼采与这些当时尚未出世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一样，在他们的无意识中，沃旦（Wotan），这位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日耳曼表亲，终于在世界大战中诞生。在我治疗过的那些德国患者的梦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沃旦式的革命即将发生。我在19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指出，德国即将产生一种特殊的新发展。这些德国人绝不是那些研究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而且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复活了异教徒们以羊献祭的做法，另一方面却对尼采的体验一无所知。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何把自己的神称为沃旦，而不是狄俄尼索斯。在尼采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尼采最初所指的神，事实上就是沃旦，但是作为一名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献学家，尼采却把他称为狄俄尼索斯。从比较的观点来看，这两位神其实有许多共同之处。
显然，在我这位患者梦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丝毫没有对集体情感、大众宗教以及异教思想的反对，除了那位很快便陷入沉默的新教徒朋友。一个奇特的事件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那位不知名的妇女。她起初支持对天主教的颂扬，随后却突然泪流满面，并且说：“那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了。”此后就消失了。
这个女人是谁？对于做梦者而言，她是一个模糊且陌生的人。但是当他做那个梦的时候，他已经很熟悉这个“不认识的”女人了，她经常出现在他以前的梦里。
这个女性人物在男性的梦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她有一个专业性的名字——“阿尼玛”（anima）。这一人物主要源自无法考据的远古时期，人类在神话故事中曾描述过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这一心理直觉通常会投射为一些类似神灵合体、神圣交融，或是造物主为雌雄同体等观念。爱德华·梅特兰德（Edward Maitland）是一位为安娜·金斯福德（Anna Kingsford）写传记的作家，他也讲述过他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神（the Deity）的双性本质的内心体验。此外还有赫耳墨斯哲学中提到的两性体和内心的阴阳人，同性的亚当（the homo Adamicus）。这正如中世纪的一位评论家对《炼金术论丛》（ Hermetis Tractatus aureus ）的评述：“尽管他看起来是男性的身体，可体内却始终携带着他的夏娃，即他的妻子。”
阿尼玛被认为是男性身体中存在少量女性基因的心理表象。这一假定极具可能性，因为在女性的无意识想象中根本找不到这一形象。相反，在女性的无意识中却也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形象，扮演着相同的角色，那是一个男性形象，而非女性形象。这个女性心理中出现的男性形象被称为“阿尼姆斯”（animus）。这两个形象最为典型的表征是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憎恶的事物。阿尼玛激发人的非理性情绪，阿尼姆斯制造令人愤怒的陈词滥调和各种无理的观点。两者都是我们梦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他们通常会将无意识人格化，让无意识表现出一种格格不入、令人生气的性格。其实无意识本身并没有这样的负面品质，只有当无意识被这两个形象人格化了之后，并且开始影响意识的时候，才会展示出这些负面品质。因为他们仅仅是部分的人格，所以表现出来的要么是劣质的女性，要么是劣质的男性，从而构成令人恼怒的效果。一个受到这种影响的男人会受制于莫名其妙的情绪困扰；而一个受到这种影响的女人则会变得争强好辩，制造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观点。
在教会的梦中，阿尼玛的负面反应表明了做梦者女性的一面，他的无意识与他意识中的态度不一致。这一冲突始于墙壁上的文字：“不要阿谀奉承你的恩人。”做梦者是同意这句话的。这句话的意思看起来也很合理，所以没人会明白为什么那个女人会对这句话感到如此绝望。因为我们并没有深究这一秘密，所以此刻我们只能尽量满足于这样一种说法：这个梦里存在一个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在进行了生动的抗议之后，就离开了舞台，不再关注事态的进展了。
于是，我们可以从梦中获悉：做梦者内心的无意识在天主教教义和异教享乐主义之间发挥了调和功能，做了些许让步。显然，无意识的产物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僵化的、确定的观点；相反，它是对内心反思活动的一种生动展示。或许，这一无意识的产物可以用以下方式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一宗教事务呢？你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这还不够好吗？但是禁欲主义——哦，好吧，哪怕是教会也需要适当调整的——电影、收音机、5点钟的灵修茶会等——为什么就不能来点圣酒和快乐的熟人呢？”但是出于某种隐秘的原因，这个令人尴尬的神秘女人，以前梦中经常出现的熟悉女性，却对此深感失望，并且选择离开。
我必须承认，我发现自己很同情这位阿尼玛。这种妥协和让步显然太廉价、太肤浅了，但是这恰好是做梦者，以及许多不把宗教太当回事的人的特点。我的这位患者并不是很看重宗教，他肯定曾经以为，宗教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引起他的关注。然而他来找我，则恰恰是因为一种令其担忧的体验。作为一个十分理性且知识渊博的人，他已经发现，在面对他的神经症以及病症引起的各种令人萎靡颓废的力量时，他对理智的态度以及他全部的哲学理论完全起不了作用。他发现，他的世界观中竟无一物可以帮助他重获足够的自我控制力。因此，他的境遇就如同一个被自己迄今为止一直珍爱着的信念和理想所抛弃的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的是，这个人需要重拾童年时期的宗教，以期找到救治的方法。然而，这种试图重新唤起他早年宗教信仰体验的尝试或决定却不是有意而为之的。他仅仅是做梦梦到了而已；也就是说，他的无意识对他的宗教信仰做出了一个奇特的陈述。正如同灵与肉这对基督教意识中永恒的对手，在彼此奇妙地消解了冲突对立的本性之后，居然达成了和解。人的灵性与世俗性在未曾料到的和睦气氛中握手言和。这一效果略显怪诞，颇具喜感。灵性那不可融通的严厉似乎被那充满着美酒与玫瑰芬芳的、近似于复古风格的欢悦气氛所消解。梦境所描述的所有的事件兼具精神与世俗氛围，恰好钝化了现实中道德冲突的尖锐，忘却了所有的精神痛苦和折磨。
如果这就是对愿望的一种实现，那么它无疑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因为这正是我的患者已经做过的那些出格的事。他自己对此也并非完全没有察觉，因为酒正是他危险的敌人之一。另外，梦确实对这位病人的精神状况做出了不偏不倚的陈述。它呈现的正是被世俗性和乌合之众的本性所败坏的宗教。梦里充斥着宗教的情感，但却不是对圣意的那种神秘体验。一种宗教一旦失去了具有生命力的神秘感，就只剩下众所周知的这些特征了。我们也会明白，这样一种宗教是无法给人以帮助，或是具有任何道德效力的。
从整体来看，这个梦对患者而言确实是不利的，尽管从有些侧面隐约可见一些积极正面的特性。其实，我们的梦很少是完全积极或完全消极的。通常积极与消极的两个侧面同时存在，只不过一方会比另一方更强一些。这样的梦显然为心理学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来探讨宗教态度的问题。如果此梦是我们唯一拥有的钥匙，仅依靠它来解锁最深层的含义恐怕是行不通的。所幸的是，我的患者所提供的一系列梦都指向了突出的宗教问题。如果我想对患者有所帮助的话，就不对单独的梦做出解释。作为一种规律，梦通常会以一个系列的方式出现。既然我们的意识在被睡眠打断的情况下仍可以保持其连续性，那么或许我们的无意识进程也可以保持其连续性——甚至可能比意识事件的连续性更强。在任何情况下，我的经验都让我支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梦是将我们一连串无意识事件连接起来的那些可见的环节。如果我们想要照见梦更深层的起因，我们必须摸索整个链条，找出它在这串由400多个梦构成的链条中的位置。
我们发现，患者所记录的这个梦插在两个重要却又离奇的梦之间。前一个梦提到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正在进行一个奇怪的庆典，一个带有明显巫术特征的、为了所谓“改造长臂猿”而举行的典礼。后一个梦也与类似的主题相关——将动物转变为人的巫术。
这两个梦都让我的患者觉得十分惊讶、难以接受。关于教会的梦，更多是表面行为的彰显，所表达的是一些在其他情境下也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思考而得出的观点。然而这两个梦却在性质上显得十分怪异、格格不入，它们所带来的情绪恰恰是患者想尽力避免的。事实上，第二个梦的记录文字写道：“如果选择逃避，终将一无所获。”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这句话居然和梦中那个不认识的女人说的话不谋而合：“那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有关教会的梦实际上是一种想从具有更深层含义的梦境中逃离的意图。那些梦的含义就出现在此梦前后的两个梦当中。
这一系列梦中的第一个，即教会之梦前面那一个，谈及一个要改造一只猿猴的典礼。若要充分解释这一点，则需要许多的细节，因此我必须限制自己，我只需要陈述，猿猴指的是做梦者本能的人格，而他本人为了迎合纯粹的知识分子态度，已经将此完全忽略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他的本能击败了自己，并不时地以无法控制的爆发方式来攻击他自己。对猿猴的“改造”意味着在意识的等级建构中，重建他本能的人格。这样的改造只有在意识态度发生重大转变时才有可能。这名患者自然害怕无意识的倾向，因为迄今为止，无意识带给他的都是最不利的影响。随后做的教会之梦，表现出他尝试从教会寻求庇护，摆脱恐惧的意图。第三个梦涉及“将动物改造成人”，显然在继续前一个梦的主题（theme），即改造猿猴的唯一目的就是稍后再将其转变为人。换句话说，这位患者不得不经历一次重大的改变，将他那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本性重新整合起来，从而造就一个新人。现代理性已经忘记了这些古老的说法：老人去世以获得新生，获得精神的重生，以及诸如此类的那些老派而“神秘的荒谬”。我的患者是一位现代的科学家，因此每当他意识到自己陷入这类想法的时候，就会不止一次地感到恐慌。他很担心自己会因此而发疯，反观那些两千多年前的人，却会十分欢迎这样的梦，会希望法术带来重生，为生命的更新而高兴。然而，我们如今的态度却是十分傲慢地回视这些迷信的雾霾，以及中世纪或原始时期的轻易信从，完全遗忘了那理性意识的摩天大厦的低层，承载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过往。如果没有这些大厦的低层，我们的理智只能悬浮在半空，难怪它会变得神经兮兮。理性真正的历史并没有保存在那些已知的书卷中，而是在每个人活生生的心理有机体中。
然而，我必须承认，复兴观念所采取的途径，很容易令现代理性的人感到震惊。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很难将我们所理解的“重生”与梦境中描绘的重生方式联系起来。但是在我们讨论梦里暗示的那些稀奇古怪、出乎意料的改造之前，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之前提及的其他明显与宗教相关的梦上。
在患者一系列众多的梦中，之前那个教会之梦出现得比较早，而下面这个梦则出现在整个过程的稍后阶段。下面是记录的文本：
我走进了一间奇怪而庄严的房子——“聚会屋”（House of Gathering）。背景中有许多蜡烛在燃烧，并构成一种奇特的图案，由四个端点向上排列。外面，在房子的门口，站着一位老人。人们正在走进来，大家都不说话，一动不动地站着，在内心凝聚自己的精神。门口的那个人说起房子的来客：“当他们再走出来时，就干干净净了。”我自己也走入房内，发现自己可以很好地集中精神。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危险的。宗教不是你用来摆脱女人形象而交的税，因为这一形象是无法摆脱的。悲哀啊，那些用宗教来替代灵魂生活另一面的人。他们犯了错，将被诅咒。宗教不是替代品，而是待灵魂所有其他活动完成时的最终收官之作。从你自己充实的生命中，你可以生成自己的宗教。只有到那时，你才会得到祝福！”当最后这句话声音刚落，尚在回响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音乐声，管风琴弹出的简单和弦令我想起瓦格纳的《火曲》。当我离开房子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座燃烧的山峰，心里想：“那无法扑灭的火是神圣的火，不熄之焰即为圣火。”（萧伯纳，《圣女贞德》）
我的患者对这个梦的印象极为深刻。对他而言，这是几次庄严且有力的体验之一，对他的生活及人性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难看出，这个梦与教会的梦是平行对应的。只有在这一次的梦里，教会变成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房间，令人凝神静气、聚精会神。梦里没有出现任何对典礼，或者其他人们所熟悉的天主教特征的描述，唯独描述了燃烧的蜡烛。蜡烛被排列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形，这可能是源自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它们排成四个金字塔或尖顶，这可能预示着最后看到的燃烧的山峰。然而，数字四却经常出现在患者的梦中，并扮演重要的角色。圣火，正如做梦者自己观察到的那样，指的是萧伯纳笔下的《圣女贞德》。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无法扑灭之火，也是神性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属性，不仅《旧约》中提过，而且作为一种对基督的隐喻，也出现在一部奥利金（Origen）曾经引用过的、非权威的基督箴言录中。奥利金在其《布道书》（ Homilies ）中曾经引用过此话：“Ait ipse salvator：qui iuxta me est，iuxta ignem est，qui longe est a me，long est a regno.”（“救世主亲喻：无论谁靠近我，就是靠近火焰，无论谁远离我，就是远离天国。”）自赫拉克利特时代以来，生命就被视为不息的火焰；而基督也自称为“生命”，因此不规范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象征着“生命”的火焰恰好与梦中的内容契合，因为它强调“生命的充盈”是宗教唯一的合法源泉。四个燃烧的尖顶几乎起到了代表着上帝或类似存在现身的标志性作用。在诺斯替教派中的巴贝洛体系中（Barbelo Gnosis），便有四束光围绕着“自生”（Autogenes）（非主创造的自生体）。这一奇怪的形象可能与诺斯替教派中的科普特体系（Coptic Gnosis）所提到的单生者（the Monogenes）是对应的，这在《布鲁西抄本》（ Codex Brucianus ）中有所提及。书中单生者的特征就是一个四位一体的象征。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数字四在这些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总是暗指着一种类似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四列十全的思想。
四位一体（quaternarium，or quaternity）的思想由来已久。它不仅出现在基督教的象征与神秘推测中，更是在诺斯替哲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从那时起，其影响贯穿整个中世纪，一直深入到18世纪。
在我们讨论的梦中，四位一体在由无意识创造出来的宗教礼拜中，是最有意义的指征。做梦者独自走进“聚会屋”，而不是像教会之梦中那样，与朋友一起。进来后，他遇到一位老人，而这位老人在他之前的梦里曾以圣人的身份出现过，并且指着地上的某处，说那是做梦者所属的地方。老人将礼拜的性质解释为一个净化的仪式。从梦的文本中看不清楚他意指哪种净化，从什么当中得以净化。唯一确实发生的仪式看似一种聚精会神或冥想，渐渐导入令人欣喜的声音。在这一系列的梦中，声音经常出现。它总是发布权威的宣言或命令，要么是令人吃惊的常识，要么是深奥的哲学含义。通常在梦即将结束的时候，几乎总是有最后一句话，作为一种规律，这个十分清晰、令人信服的声音响起，令做梦者无法辩驳。它确实如同不可辩驳的真理一般，不可能被理解成其他东西，而就是对无意识所经历的那个漫长的、深思熟虑、权衡斟酌过程的一个犀利尖锐的最终总结。很多情况下，这声音都来自某个权威的形象，如军队的司令、轮船的船长、年老的医生。有时，正如这个例子，只是一个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有趣的是，我们这位有学识、具有怀疑精神的患者会怎样接受这个声音。有时，这个声音所说的内容并不完全适合他，但是他也毫不质疑，甚至谦逊恭敬地接受了。于是，在几百个认真记录的梦中，这个声音揭开了自己的面纱，它就是无意识最重要，甚至最具决定性的代言人。我绝不是仅从这位患者那里观察到在梦中以及在一些奇特的意识状态下会有声音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不得不承认，无意识时常能够彰显出一种比实际的意识感悟更加优越的智慧和意图。这无疑是一个基本的宗教现象，是我们在一个当其处于意识清醒的精神状态下，最不可能产生宗教现象的人身上所观察到的。类似的观察在其他病例中也并不罕见，因此，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用其他任何方式来构成这些事实。我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是：那声音所代表的思想只不过就是这个人自己的想法而已。这也有可能，但是只有当我思考过某个想法之后，我才能说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这就好比只有当我在意识清醒时，以合法方式赚取的钱，才能称为我自己的钱。如果有人把钱作为礼物送给我，那我肯定不会对我的恩人说“谢谢我的钱”，尽管事后我可能对旁人说“这是我自己的钱”。对于梦中的声音，我自己也有类似境遇。这声音带给我一些内容，就像是一位朋友在告诉我他的想法。如果把他说的话视为我自己的想法，那实在不是一种体面的做法，也不够实事求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区分自己意识努力生成的产物和明显无疑属于无意识的产物。也许有人会反驳，认为所谓的无意识仅仅是我自己的心智，因此这样的区分是多余的。但是我根本就不相信所谓无意识的心智就仅仅是我自己的心智这一说法，因为“无意识”这个词意味着我自己根本对此意识不到。事实上，无意识这个概念是一种假设，是为了方便而已。实际上，我自己就完全意识不到，换句话说，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声音从何而来。我不仅不能随意制造这个现象，更无法预期那个声音会说些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个声音的成因说成是我的无意识，抑或我的心智，是很轻率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准确的。你在梦中感知到声音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你也可以听到大街上的各种噪音，但你绝对不会把那噪音说成是你自己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合法地将这个声音说成你自己的，那就是你假设自己的意识人格属于整体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大圆圈中包含的小圆圈。当一个银行小职员带着朋友在市区逛街时，他指着银行大楼说：“这是我的银行。”这时，他就是用了同样一种优属的特权。
我们可以设想人格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意识及其涵盖的一切，其二是无意识心理那广袤无边的内域。就前者而言，它或多或少是可以有清晰的定义界限的，但是就总体人格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无法给出完整的描述或定义的。换句话说，每一种人格中还有许多无法限定、无法界定的添加物，因为人格由可以觉知的、可以观察到的部分构成，但这一部分却不包含我们为了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的一些因素。这些未知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格的无意识部分。
因为我们能观察到的只是这些未知因素的影响后果，所以并不知道它们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相比那些意识内容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将无意识的影响因素假定为一种心理本性，但我对这种比较也不是很确定。然而一旦我们对这种可比性做出假设，就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讨论的推进了。既然只有当心理内容与自我相关联时，才能被觉知、被意识到，那么具有很强个性特征的声音现象，也有可能源自某一个中心，一个不同于意识自我所产生的中心。如果我们将位处上层的自性（self）视作完整的、无限的、无法界定的心理人格的中心，将自我（ego）视为从属于或包含在自性之中的话，这样的推理是可行的。
我并不喜欢那些以复杂为乐趣的哲学论辩。尽管我的论述也看起来晦涩难懂，但它至少是一种真诚的尝试，意图解释那些观察到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说：既然我们无法知晓天下事，那么实际上，每种体验、每个事实、每个物体都包含着一些我们未知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谈及一个完整的经历时，“完整性”这个词只能指经历中有意识的那一部分。正如我们不能假定我们的经验涵盖客体的全部一样，绝对的完整性显然必须包含那些未曾被体验过的部分。同理，像我说过的那样，对每种经验和心理而言，它们绝对的完整性包含了意识在内的、更大更多的领域。也就是说，在普遍性规律中，心理并非例外。只有在我们的心理机制允许的情况下，宇宙才能被建立起来。
我的心理学经验不时地表明：某些心理内容源自一个比意识更为完整的心理。它们往往含有意识所无法生成的优越的分析、洞察或知识。我们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直觉。一说出这个字眼，大多数人都会有同感，好似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是：我们无法制造直觉。相反，总是直觉来找我们。当你有了一种预感时，它是自己生成的，而你若是足够聪明敏捷的话，你也只是抓住了它而已。
因此，对于那个在神圣房子的梦里出现的声音，我的解释是：它是一个更为完整的人格产物。在这个完整的人格中，做梦者的意识自性（conscious self）只是一个构成部分，而且我相信这也可以解释，声音表现出了比做梦者实际的意识更为优越的智慧和条理。正是出于这种优越性，那个声音里透露出绝对的权威。
那声音所传达的信息里包含了一种对做梦者的态度进行批判的奇怪意味。在教会的梦中，做梦者试图通过一种廉价的妥协来调解生命中矛盾的两面。如我们所知，那个未知的妇女，即阿尼玛，表示不同意并离去。而在目前这个梦中，那个声音似乎取代了阿尼玛的位置，不仅进行了情感上的抗议，而且对两种不同的宗教给出了权威性的言论。根据这种言论，做梦者倾向于用宗教取代文中所说的“女人的形象”。那“女人”就是指阿尼玛，这可以从下一句话中得到证实，那句话中提到用宗教来取代“灵魂生活的另一面”。正如我前面所解释的那样，阿尼玛就是所谓的“另一面”。她代表着隐藏在意识门槛之下的（即无意识中）、少数的女性特质。因此，这里所含的批判意味便是：“你试图用宗教来逃避你的无意识。你是在利用它来取代你灵魂生活的一部分。但宗教应该是一个完整人生的硕果和顶峰，即一个同时包含着两面的人生。”
与同一系列中其他的梦进行仔细比较之后，我们便可以准确地看出“另一面”究竟是什么。这位患者总是试图躲避自己的情感需求。实际上，他害怕情感令自己陷入麻烦，陷入诸如婚姻和其他责任的麻烦，如爱情、献身、忠诚、信任、情感依赖，以及对各种精神需求的顺从等。所有这些都与科学或学术生涯毫不相关，况且，“心灵”这个字眼就是对理性的亵渎，不适合触碰。
阿尼玛的“神秘性”在于对宗教的神秘暗示。这令我的患者十分困惑，因为他只知道宗教是一种信条，此外便一无所知。他也知道宗教可以用来取代某些尴尬的情感需求，可以通过去教堂来绕过这些麻烦。做梦者的焦虑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偏见。而另一方面，梦中的那个声音是非正统的，而且是惊人地违反常规：它对待宗教非常严肃，而且将它置于生命的顶点，一个包含了“两面”的生命，因此颠覆了他最珍爱的学术与理性观念。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令我的患者担心自己就要发疯了。那么，我需要说的是，我们——古往今来智识相当的人们——很容易同情他的困境。若要对“女人的形象”，即无意识，进行认真思考的话，对于已获启蒙的理性常识而言，将是何其沉重的打击啊！
直到我的这位患者已经在他的第一批梦中观察了差不多350多个梦的时候，我才开始对他进行治疗。随后，他那些令人苦恼的经历开始反扑，卷土重来。难怪他想从这样的冒险中逃跑！但是幸运的是，这个人是有宗教情怀的，也就是说，他会“认真考虑”自己的经历，并且具有充分的信念和信心，或是足够忠于自己的体验，使得他可以专注于此。他从神经症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每当他试图背叛自己的经历，或者想否认那声音存在的时候，神经症状就会马上复发。他就是无法“熄灭那火焰”，最终不得不承认他的体验中具有不可理解的神圣特征。他不得不承认，那无法熄灭之火就是“圣火”。这便是他治疗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或许有人认为这个案例纯属例外，因为相当完整的人生本身就并不多见。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人格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他们的人格中有太多的替代成分，从而失去了真实的人格。但如此一来，对我的患者而言，就是患上了神经症，而且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平常所说的“宗教”就是一个替代物，而且对人格的替代所达到的程度令人震惊，以至于我需要十分严肃地问自己：这种“宗教”（我宁愿称之为信条）究竟对人类社会有什么作用？替代物的一个明显目的是：通过选择一个适当的、被自成体系的教义和仪式粉饰过的象征，来取代一种直接的体验。天主教会以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来维持这些象征，而新教“教会”（如果这个词还适用的话）则通过对信仰福音的坚持来维系。只要这两项原则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人们产生直接的宗教体验。即使人们产生了直接的宗教体验，他们也会寻求教会的帮助，因为只有教会才知道这种体验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魔鬼，而自己对此是需要接受还是需要排斥。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遇见过很多曾经有过直接宗教体验的人，但他们既不情愿，也不能够屈从于神职机构的权威决定。我不得不与他们一起经历激烈冲突所导致的危机，一起经历疯狂所带来的恐慌，一起经历极度的困惑和绝望。这些状况既荒诞又恐怖，所以我充分意识到了宗教教义和仪式的无比重要性，至少可以用作保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如果患者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一定会坚持建议他去忏悔，接受圣餐，这样可以防止他产生直接的宗教体验，因为直接的宗教体验显然对这位患者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而对于新教徒的患者，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新教的教义和仪式已经被淡化，所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而且新教中没有忏悔，牧师都不喜欢讨论心理问题，更不幸的是，他们甚至对心理学都很无知。而天主教的“良心导师”往往具有更多的心理学技能和洞察力。此外，新教的牧师们在神学院里接受过科学训练，而科学的批判精神破坏了信仰的纯真；相反，在天主教牧师的培训中，那强大的历史传统却易于强化其制度的权威性。
当然，作为一名医生，我也会赞成一个所谓的“科学”教义，即坚信神经症的心理内容无非就是源自婴幼儿时期被压抑的性欲或权力意志。这种贬低心理内容的做法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不少病人，避免他们直接面对宗教体验的风险。但是我知道这种理论只是部分正确，它只说明了神经症心理的某些方面。而那些我自己都不能全信的东西，我是不会告诉我的病人们的。
那么人们可能会问我：“但是如果你让那虔诚的天主教徒去找牧师，去忏悔，不也是在告诉他一些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吗？”——这就是在假定我是一位新教徒。
为了回答这个批判性的问题，我必须首先说明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从不宣扬自己的信仰；如果一旦被问及，我当然会坚持我的信念，但这些信念并不会超出我实际的知识范畴。我只相信我知道的东西，其他的都是假说，而假说之外的许多东西，我只能把它们归为未知事物了。它们现在并没有干扰我。但我确信的是，一旦我开始觉得我应该要知道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干扰我了。因此，如果某位患者深信他的神经症完全是由性欲引起的话，我不会干扰他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这种信念如果深植于心的话，是一种良好的保护机制，可以避免直接的宗教体验那可怕的模糊性所带来的冲击。只要这样的防御机制仍在起作用，我是不会把它拆掉的，因为我知道病人的思维如此局限拘囿，一定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一旦他的梦开始摧毁这保护性理论时，我就需要支持他那更为广泛全面的人格，如同我在前面描述过的那个梦的案例中所做的。以同样的方式，基于同样的道理，只要这想法对他有用，我也支持那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假设。不论是这两个案例中的哪一个，我都会加强防御手段来对抗重大风险，而不会去追问这种防御是否属于终极真理这样的学术性问题。因此，如果防御手段奏效，而且只要它还有效，我就会很高兴。
对于这位病人，还没等我触及他的病症，他那天主教的防御就早已解除了。如果我当时还建议他去忏悔或做类似事情的话，他一定会嘲笑我的，就像他嘲笑那个关于性欲的理论一样，两者对他都丝毫不起作用。但是我自始至终都在努力让他明白：我完全支持那个声音，我视之为他未来更博大的人格中的一部分，注定要把他从片面性中拯救出来。
对于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某种学术平庸而言，如果一个科学理论能够简化问题，就是一种非常好的防御手段，因为现代人对任何冠以“科学”之名的事物，都怀有巨大的信任。这样一张“科学”的标签能让你马上心平气和，几乎如同“罗马一开口，问题不再有”。我认为，任何科学理论，无论多么精妙，从心理真实性的角度而言，都比不上宗教教义有价值。原因很简单：理论必须是高度抽象而且完全符合理性的，而教义借助形象的比喻来表达包括非理性在内的整体意义。这就可以确保对诸如心理这种非理性事实进行更好的诠释。况且，教义一方面把它持续的存在和形式归功于所谓的“神启”，或是对“真知”的直接体验，如神人合一、十字架、处女诞子、无染受孕、三位一体等；另一方面归功于许多世纪以来，众多的伟人智者延续不断地穿越时间、跨越空间的合作。也许有人还不清楚，我为何将某些教义称为“直接体验”，教义本身不就是防止发生直接体验的吗？然而，我所提到的基督教意象（Christian images）并不单指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对其教义的意义所进行的发展与强化是在其他宗教中都没有发生过的）。基督意象在异教信仰中也经常出现，此外，它们也会作为心理现象，以各种各样的变化方式自发地重复出现，就像在远古时代，它们起源于各种幻象、梦境或出神。这些观念从来都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人类学会有目的地使用心智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在人类学会制造思想之前，思想先行找上门来。“他并不思考——他只是感知到自己的心智在运作。”教义就像梦一样，反射出客观心理（即无意识）的自发性和自主性的活动。对无意识进行这样的表达，可以比任何科学理论更有效地防御进一步产生的直接体验。科学理论不得不摒弃体验中的感性价值观，而教义却在这方面独具优势，非常能打动人心。一个科学理论很快会被另一个取代，而教义却可以绵延无数代。受难的神人可能至少流传了5000年，而三位一体的观念则可能更为久远。
教义所表达的灵魂远比一个科学理论更为完整，因为后者所表达和说明的，仅是有意识的那部分心智而已。何况，一个理论除了用抽象的语言来解释现存事物之外，别无他用。相反，教义却擅长以悔悟、献身和赎罪的戏剧形式来逼真地表达无意识的过程。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令人们不免感到吃惊的是，新教的分裂竟然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自从新教成为勇于冒险的日耳曼部落的信条以来，他们的好奇心、占有欲和鲁莽这样独特的天性，使他们无法忍受教会的平静，至少无法长久地忍受。他们看上去像是尚未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来接受上帝的拯救，并臣服于那个矗立在雄伟教堂中的神。也许教会中的罗马式统治（Imperium Romanum）或罗马式和平（Pax Romana）太多了，至少相对于他们旺盛的精力而言正是如此，而这充沛的精力至今也没有被完全驯化。对于上帝，他们很可能需要一种更加原汁原味，没有那么多管控的体验，如同那些生性喜欢冒险、不安分的人一样，他们太年轻，还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保守或温顺。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摒弃了教会在上帝与人之间的调解作用。拆除了这道防护墙之后，新教徒便失去了用以表达无意识要素的那些神圣意象，并且失去了人类自远古时代起就会使用的一种安全的手段，用来应对无意识那些无法预期的力量——宗教仪式。因此，大量的心理能量被释放出来，并立刻踏上了好奇心和占有欲这两条老路。如此一来，欧洲就孕育出了恶龙，吞噬了大半个地球。
从那时起，新教就成了教派分裂的温床，同时也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温床。迅猛发展的科技如同给人类的意识心智施加了一种魔咒，让它忘记了无意识是拥有许多无法预期的力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战后精神痼疾的凸显，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反思，去怀疑白人的脑子是否正常。在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我们都十分确信，理性的方式可以改善整个世界。现在我们却看到令人惊讶的景象：国家接管了神权那古老的极权统治，随之而来的，却是不可避免地对自由观点进行压制。我们再次看到，人们互相残杀，仅仅为了支持那些幼稚的理论，美其名曰如何建立人间天堂。我们不难看出，以前那些来自下界的力量——权且不说来自地狱吧——或多或少被成功地锁在一座庞大的精神大厦中，还能发挥一些作用；而今，这些力量却正在创造或试图创造出一个毫无精神魅力的国家奴隶制度或国家监狱。如今，不少人都相信：单凭人类的理性，已经无法完成给火山扣上盖子这一艰巨的任务了。
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命运。我不会将此归咎于新教或文艺复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现代人，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自罗马时代以来教会所精心建立和加固的保护墙，而且现代人因此已经接近那既能毁灭世界，又能创造世界的熊熊烈火。人类的生活加快了速度和强度。我们的世界在不安和恐惧的惊涛骇浪中穿行。
新教主义始终既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又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如果它作为一个教会继续分裂的话，必然会褫夺人类所有的精神防护，使人类不得不直接体验无意识中伺机而出的各种力量。看看所有发生在所谓文明世界中的那些不可思议的野蛮行径吧！它们完全由人类和他们的精神状况所造成。看看那些魔鬼般的毁坏冲动吧！它们就是由那些完全无害的绅士们，我们可以想到的那些通情达理、值得尊敬的公民们创造出来的。然而一旦整个事情搞砸了，无法形容的破坏力张开地狱之口，却似乎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尽管它完全是人为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盲目地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十分低调谦逊、微不足道的有意识的自我，尽职工作，简单谋生罢了，那么就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理性地组织起来的、被我们称为国家的凝聚体，完全是由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驱动的。这种力量没有人情味，令人害怕，无法监督。这股魍魉般的力量往往被解释为出于恐惧，认为邻国已被恶魔附体而带来的恐惧。既然没有人可以识别出自己是怎样被附体的，有多少是属于无意识的，人们就只能简单地将个人状况投射到邻居身上，开枪杀人、施放毒气便因此成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最糟糕的是，他这样做居然还是对的。所有邻居，如同我们自己一样，陷入某些失控的、根本无法控制的恐惧之中。在精神病院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身陷恐惧的病人远比那些受到愤怒或仇恨驱动的病人更加危险。
新教徒被留下来独自面对上帝。对新教徒而言，没有忏悔、没有赦免、没有可能获得任何类似赎罪的天赐良机。他不得不独自消化自己的罪。而且，因为没有了适当的宗教仪式，他便已无从获知神意，对神的恩赐便也将信将疑了。因此，新教徒出现了一种对良心的过度警觉，即这种愧疚之心，如同久病不愈带来的所有不悦一样，让人长期不舒服。但也正出于这个原因，新教徒便有独特的机会，令其对原罪的感知可以达到天主教徒难以企及的程度。因为对天主教徒而言，忏悔和赦免触手可及，可以用来帮助他们消解过度的紧张和焦虑。然而，新教徒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紧张和焦虑，而这些情感会进而磨砺他的良心。良心，特别是愧疚的良心，如果用于高层次的自我批评，可以成为一种天赋，一种名副其实的恩典。而若将自我批评视为一种内省式的思辨活动，它便是我们试图了解自己心理状态时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做了一些令自己困惑不解的事，并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令我做出这样的行为”时，你需要愧疚心及辨析能力的刺激，来发现你真正的行为动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看清支配自己行为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愧疚心的刺激甚至可以激发你去发掘一些之前属于无意识的事情，这样一来，你就有能力跨越无意识的门槛，洞悉这些非人性的、让你沦为无意识的杀戮工具的力量。如果一名新教徒在完全失去教会之后得以幸存，而且仍然坚持做一名新教徒的话，也就是说，一个人毫无防范地面对上帝，不再需要防护墙或社团的保护的话，他就拥有了独特的灵性机会，来获得直接的宗教体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成功地将体验无意识的意义传达给了我的患者。我们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评价这样的体验，只能从对有此体会的人产生价值的角度来看待它。因此，你可能会留意到一个事实：某些显然没用的梦竟然对一个聪明人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他所说的，抑或你不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你就不应该对他的情况进行判断。宗教的精灵是风，它任意地吹着。因为心理与其表征不可区分，并没有一个可以进行判断的阿基米德支点。心灵是心理学的客体，而且，要命的是，它还是心理学的主体。这是不可摆脱的事实。
在缺少经验的人看来，我挑出来举例说明“直接体验”的几个梦，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它们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梦，而只是对个人体验的一些适度的见证而已。如果我可以按照它们发生的顺序来呈现这些梦，将整个过程中出现的那些丰富的象征性素材都呈现出来的话，它们会勾勒出一个更为清晰的人物形象。但是即使整个系列中所有梦境的总和，也无法与传统宗教中任何一个部分的优美和表现力相媲美。每一种教义都是历经了千百年的时间、汇集了千百家智慧的结晶与硕果，将个人体验中所有的偶然性、缺陷和瑕疵都净化掉了。尽管如此，个人体验本身的不足以说明它就是直接的人生，就是今日新鲜喷涌的热血。对于追求真理的人而言，它远比最完美的传统更加令人信服。直接的人生始终是个体性的，因为生活就是由个人承载的，而且任何源自个人的东西都是独特的，因此也是短暂的、不完美的，特别是诸如梦这一类自发的心理产物。尽管许多人都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同的人不会做相同的梦；正如没有人具有绝对的独特性，无法完完全全与众不同一样，也不会有性质完全不同的个人产物。即使梦如同不同民族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一样，是各种素材高度中和的产物，但是某些梦的母题却总是以几近相同的形式反复出现。我把这些母题称为“原型”（archetypes），用来指全体人类在不同神话中，在个体的无意识所促发的心理产物中那些共同的构成要素，那些具有集体性（collective nature）的形式或意象。我们假定这些属于原型的母题可能源自人类思维中的共同模式，而这些模式不仅通过人类的传统和迁徙，也通过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后一种假说不可或缺，因为即使在人类根本不可能直接沿袭传统的情况下，十分复杂的原型意象也可以被自发地重现。
这一关于前意识（preconscious）原始观念的理论绝对不是我自己的发明，“原型”这个词的词源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词出自人类纪元最初的几个世纪。我们发现，这一理论与心理学相关的内容出现在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著作中，后又出现在尼采的著作中。法国文学家休伯特（Hubert）、莫斯（Mauss）和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都提到过类似的想法。我只是通过着手研究某些细节，为这个曾被称为“原始观念”“范畴”“良知属性”“集体表征”等的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而已。
在上面讨论过的第二个梦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我从未思考过的原型。那就是燃烧的蜡烛排列成四个金字塔形尖顶的奇特造型。这种安排将数字四放在人们原本应该看到圣像的圣坛或帷帐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那个大堂被称为“聚会屋”，我们便可以假设：只要在祭拜场所出现宗教意象或象征，数字四这一特征就会表现出来。四列十全——借用毕达哥拉斯的术语——确实指的是一种“内心的聚会”，正如我们患者的梦中所示。该象征也出现在其他梦里，通常表现为一个分成四份的圆圈或包含四个部分的圆。在同一系列的其他梦中，它还曾表现为一个未被分开的圆、一朵花、一个方形场地或房间、一个四角形、一个圆球、一个钟表、一个有中央喷泉的对称花园、四人同舟、在飞机里或桌子旁、一桌四把椅子、四种颜色、一个有八条轮辐的车轮、一个有八束光芒的星星或太阳、一顶分成八瓣的圆帽、一只四眼熊、一间正方形的牢房、四季、一只盛放了四种坚果的碗、一个表盘分为4×8=32个等份的世界钟，等等。
这些四位一体的符号在这一系列400多个梦中出现了不下71次。从这一点来看，我说的这个情况就并非例外了。我曾经观察过许多出现了数字四的案例，而且总是可以找到该数字的无意识根源，即做梦者最初在梦中梦到数字四时，并不知道它的意义，也从未听说过数字四的任何重要象征意义。如果是数字三的话，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因为无人不知三位一体所代表的象征性数字。但是对我们而言，特别是对于一位现代科学家而言，数字四并没有比其他数字体现出更多的意义。数字象征主义及其漫长的历史根本不在我们这位做梦者的学识兴趣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梦反复强调数字四的重要性，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称这一现象源自无意识。在第二个梦中，四位一体的神圣性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它所指的意义即为我们所说的“神圣”。既然做梦者无法将这一特征追溯到任何意识性的根源，我便运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来阐明这一象征的意义。我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完整叙述整个过程，所以我会要求自己只谈最明显的线索。
许多无意识的内容似乎都是以前的心理状态余留下来的，因此我们只需要回溯几百年，就可以找到与我们的梦类似的意识水平。在我们这个案例中，我们只需追溯不到300年的时间，就可以回到那些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身边，知道他们曾经多么严肃地讨论圆形变为方形之谜。这一玄奥的问题本身就是对更为古老、完全无意识的事物的心理投射。但是当时的科学家们知道，圆形代表着神：“上帝是智慧的化身，他的中心无处不在，而他的圆周却无边无垠。”一位哲学家引用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话时，曾这样说。一个像爱默生（Emerson）一样生性内向、喜欢反省的人是不可能不触及同样的想法的，也会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圆形的意象——自从赫耳墨斯哲学的主要权威著作、柏拉图的《蒂迈欧篇》（ Timaeus ）问世以来，圆形就被认为是最完美的图形，被赋予最完美的物质，如黄金、世界之魂或自然之魂、被创造出的首缕光芒。而且，由于宏观宇宙，即大千世界，是由造物主“用圆形和球形”建造出来的，即使是整个世界中最小的组成部分——圆点也拥有这一完美的特性。正如那位哲人所说：“在所有的形体中，最简单、最完美的便是球体，它栖息在圆点之中。”这一静止隐匿在物质中的神性意象，便是炼金术士们所谓的原始混沌（original chaos），或天堂之域、海中的圆形鱼、蛋，或简单称为“圆形物”（rotundum）。此圆形物拥有开启混元之门的神秘钥匙。正如《蒂迈欧篇》中提到的，只有造物主这一完美的存在，才能化解四列十全，化解四个要素的合围。自13世纪以来的一部伟大的权威著作《图尔巴哲学论坛》（ Turba Philosophorum ），又称《哲学家合集》，曾经写道：那个圆形物可以将铜一解为四。因此那极为抢手的哲学之金（aurum philosophorum）便是圆形的。如何获得这一处于休眠之中的造物主的神性呢？人们对此意见不一。有人希望把他放入一种含有特定浓度或某些成分的主要物质中；有人则试图用一种叫作coniunctio的合成术来制造圆形物质。《玫瑰园哲学论坛》中一位佚名作者写道：“将男人和女人围成一个圆圈，从中抽取一个四角形，再抽取一个三角形。再做成一个圆圈，你就可以得到点金石了。”
这神奇的石头被视为象征着雌雄同体的完美生命存在方式，与恩培多克勒哲学中的σφαĺρος，与ὲυδαιμονὲστατος θεὸς，以及柏拉图所说的全能的双性存在，都是相对应的概念。早在14世纪初期，佩特鲁斯·波努斯（Petrus Bonus）就把石头（lapis）比作基督，视为基督的寓意。在13世纪一本名为《奥利亚·奥拉》（ Aurea Hora ）的伪托马斯主义的小册子中，该石头的神秘性甚至被一度提升到高于基督教本身神秘性的地步。我提出这些事实，无非是想说明：在我们许多已知的先哲眼中，包含四这个概念在内的圆形或球形，就是一种对神性的比喻。
在许多拉丁文的著述中也有表明：潜在的造物主，沉寂并隐匿在物质中的造物主，等同于所谓的哲人，即第二个亚当。亚当·卡蒙（Adam Kadmon）是一个具有灵性的人，常被等同于基督。原本的亚当并非不朽之身，因为他是由四种可朽的元素构成的，而第二个亚当则是获得永生的了，因为他是由一种永不腐朽的纯净精华制成。因此，伪托马斯主义者称：“第二个亚当从纯净元素中走来，并走向了永恒。既然他是由单一的纯净精华构成，便可得永生。”同一本拉丁文著作中还引用了一位被拉丁化（深受罗马天主教影响）的阿拉伯作者的观点，他名叫西尼尔（Senior），是中世纪非常著名的权威人士。他说：“世上只有一种物质永远不死，因为它安住在不断的增长之中，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他将这种物质解释为第二个亚当。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家们苦苦追寻的圆形物质就是一种心理投射，非常类似于我们梦的象征意义。我们有许多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梦、视像，甚至幻觉，都常常与伟大的哲学作品交织在一起。我们的祖先远比今天的人类更加天真纯朴，因此会把无意识的心理内容直接投射到身边的事物上。而周围的物质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接纳这些投射，这是因为彼时的物质尚不为人知、无法理解。于是，每当人们遇到神秘的事物，就会毫不自疑地将自己的假设投射到这个事物上。但是由于我们今天已经熟知那些化学物质了，便不再会像我们的祖先那样自由地进行投射了。最终，我们只好承认：四列十全是某种与心理相关的事物；而且我们不知道，是否在遥远的未来，这种心理事物将不再被视为投射了。目前我们只能满足于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人类的意识当中已经不见踪影的“上帝”这一概念，却以三四百年前人们意识中熟知的形式重新归来。
我不必强调我的患者对这段历史全然不知。我们可以引用那位著名诗人的诗句：“挥舞草耙，驱赶天性，可她总是旋即再现。”（“Naturam expelles furca tamen usque recurret.”）
这些先古哲人的想法是：上帝是在创造那四个元素时首次示现的。圆圈中的四个等份就象征着这四个元素。因此，我们在布鲁西安古卷（Codex Brucianus）中的一篇科普特语论文中，看到有关自生者/独生者（the Only Begotten）的论述：
他就是那个居住在单子（ the Monad ）中的人。单子在造物者体内，来自无人知晓的地方……单子来自造物者，以船的样子，载满各种好东西；以田地的样子，种满各种树木；以城镇的样子，住满各种种族的人……围绕它四周的屏障，是12扇大门构成的工事……自生者的母亲城也是如此。
在另一个地方，自生者自己就是一座城，他的成员就是四道大门。单子是一束光芒，是神的一粒原子。人们想象自生者站在一个由四根柱子支撑着的平台上，这与基督教布道者四个一组的说法相呼应，或者与教会的象征——立于有翼之轮之上的四人像相呼应，其中包括：天使、雄鹰、牛犊和狮子。这也是一个与福音书中的新耶路撒冷十分明显的类比。
一分为四、合四为一， 四种颜色的奇观，以及一项炼金任务的四个阶段——黑化（nigredo）、白化（dealbatio）、赤化（rubefactio）和黄化（citrinitas）——总是萦绕在先古哲学家们的头脑中。四象征着“太一”（the One）的局部、品质和侧面。但是为何我的患者梦中会重现这些古老的推测呢？
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是知道这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例。我和我的同事们观察过的许多病人，都自发地生成同样的象征意义。我当然不会相信这一象征源自三四百年前，只不过在那个时期，同样的原型观念更为常见罢了。事实上，正如《蒂迈欧篇》中所述，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前就出现了。而且这种观念也并非希腊古典时期或古埃及时期的遗产，因为实际上，它贯穿人类历史、遍及人类大地。比如，我们只需要稍稍回忆一下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如何看重视四位一体的，就明白这一点了。
尽管四位一体的观念历史悠久，被设想为史前的象征，经常与一个创世神联系在一起，但是奇怪的是，当它发生在这些现代人身上的时候，人们却很少这样去理解它。我一直很有兴趣去观察这些人：如果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象征的历史，只能依靠自己的方法时，他们会如何解释这个象征。于是，我小心翼翼，不用自己的观点来干扰他们。然后我发现，他们往往会认为它象征着自己，或自己内心的东西。他们觉得它与自己紧密相关，像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背景，一轮在无意识深处创造生命的太阳。尽管有些曼荼罗的图案几乎完全就是在重现以西结（Ezekiel）所见的异象，但是人们几乎不会意识到这种类似性的意义，即使他们能够认出以西结的幻象（随便提一下，这个知识如今已经相当罕见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系统性盲视（systematic blindness），而这种理解力的缺失仅仅是一种心理偏见而已，一种认为上帝超越人类的偏见。尽管这种偏见不是基督徒独有的，但有些宗教确实并不认同这一偏见；相反，如同某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一样，那些宗教坚持认为上帝与人类有着核心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要么表现为先验的同一性，要么表现为以实践或启蒙（initiation）的方式来达到的目标。例如，我们熟知的阿普列乌斯的变形，以及某些瑜伽的方法。
运用比较的方法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四位一体大致可以看作是对上帝在其造物过程中示现的一种直接表征。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现代人梦中自发出现的象征性符号，与其远古意义相似，即象征着内在的上帝。尽管大多数相关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类似性，但我们的解释仍有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上帝这一概念是“非科学的”假说，就不难解释为何人们会忘记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思考。而且，即使人们珍惜对上帝的信仰，他们内心对上帝的信念也会被所受到的宗教教育而打消，因其总是把这种观念贬斥为“神秘的”。然而，正是这一“神秘的”观念，恰恰被梦和幻觉强加给了意识。我本人以及我的同事们已经见过太多产生了相同象征意义的案例，所以我们不再怀疑它的存在。况且我自己的观察从1914年开始，我等待了14年，才将结果公之于众。
如果有人把我的观察视为证明上帝存在的某种证据的话，那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我的观察只能证明上帝意象（God-image）的原型是存在的，而这在我看来，是我们能够从心理学角度对上帝做出的最有把握的断言。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很有影响力的原型，它的频繁出现似乎对任何一位自然神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而且，因为对这一原型的体验具有很高程度的灵秘性，所以它属于宗教体验的范畴。
我无法不让大家关注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是三位一体，而无意识呈现出来的信条却是四位一体。现实中，正统的基督教信条并不完整，因为恶的原则在教义层面是缺失的，没有体现在三位一体中，而是化作魔鬼，多少有些尴尬地单独存在着。尽管如此，教会似乎并没有排除魔鬼与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一位天主教的权威曾经就此问题做出如下回答：“然而，关于撒旦的存在，我们只能在它与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去理解”，“如果不联系上帝三位一体的意识，那么对魔鬼进行的任何神学解释，都是对它实际定位的歪曲”。按照这种观点，魔鬼也是具有人格和绝对自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成为“基督的对手”，一个真实的、人格化的对手。“这里揭示了上帝存在的另一种新的自由：他自由地允许魔鬼在侧，允诺其王国永存不衰”，“强大魔鬼的理念与耶和华的概念是无法兼容的，但是与三位一体的概念却不冲突。一神三位的神秘性为上帝存在的奥秘开启了新的自由，甚至有可能创立一个人格化的魔鬼，既与上帝并存，又与其对立。”因此，魔鬼相应地具有一种自主的人格、自由和永恒，他这些形而上的素质与上帝十分类似，可以与上帝分庭抗争。因此，魔鬼与三位一体的关系甚至类似于一种负面的亲缘关系，不再被否认，不再被视为非天主教的思想了。
四位一体中包含魔鬼的理念，这绝对不是对无意识的一种现代推测或凭空捏造。我们在一位16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及医生——吉拉德·多恩（Gerard Dorn）的著作中，找到了对三位一体和四位一体象征意义的讨论，后者被归因于魔鬼。多恩打破了整个炼金术的传统，因为他严格地采纳了基督教的立场，认为三即为太一，而四则不是，因为四是在第五个元素（quinta essentia）中获得归一的。按照这位作者的观点，四位一体实际上是一个“邪恶的诡计”，或“魔鬼的欺骗”，而且他相信，当天使堕落的时候，魔鬼也“跌入四位一体和各元素的领地中”。他也对魔鬼创造出的“四角”（数字四）“双头蛇”（数字二）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详细描述。确实，数字二就是魔鬼本人，即四角双体（the quadricornutus binarius）。
既然将上帝等同于个人，是一种接近异端邪说的、极其复杂的推论，那么“内心中的上帝”就会产生一个教义上的难题。然而，现代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四位一体不仅直指内在的上帝，更是指向了上帝与人类的同一性。与教义相悖的是，在现代心理中出现的是四个方面，而不是三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容易地推断出：第四面代表的是魔鬼。尽管耶稣语录中提到“我与圣父为一体：见我者如见我父”，但是若过于强调教义中基督的人性，认为人可以等同于基督及其同质本体的话，则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是疯狂之举。但这恰恰是自然象征的意图所在。从正统的观点来看，自然的四位一体会被宣扬为一个“邪恶女人”的象征，主要的依据是它可以同化并吸收代表着基督教世界中应受谴责的那一面，即第四面。在我看来，教会不得不阻止那些认真对待这些结论的意图。她甚至还会谴责获得这些体验的方法，因为她无法认可被自己分离出去的东西，却被本性重新统一起来。本性的声音在所有四位一体的体验中都清晰可闻，这就唤起了人们对任何与无意识有关事物的怀疑，哪怕只是隐约可见的关联，也会引起人们自古就对无意识产生的那些怀疑。对梦的科学研究也只不过是古时候的占梦术披上了新的伪装，因此与那些“故弄玄虚”的艺术一样，令人生厌。我们可以在古老的炼金术论著中，找到与梦的象征有着密切对应的内容，它们和梦一样，是离经叛道的另类。但看似我们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来解释其神秘性和保护性的隐喻。古代炼金师们所说的象征性话语，与现代人的梦一样，都是来自无意识，来自本性的声音。
如果我们仍生活在中世纪，我们便会很容易地把梦和类似的东西置之脑后，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对终极事物没有疑虑，相信世界起源于基督的创世。遗憾的是，我们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对所有的终极事物表示怀疑，人们相信有记载的史前期可以更大幅度地向前延展，人们都充分意识到即使有任何的灵秘体验，也完全是心理作用。我们不再想象有一个天界环绕着上帝的宝座，我们也不再梦想着去银河系后面的九天之外寻找上帝的踪影。然而，人类的心灵却仍庇护着神秘，因为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所有的宗教体验都可以归结为奇特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们想探寻宗教体验对于亲历者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如今便拥有许多机会，以各种可以想到的方式来展开研究。而且，如果宗教体验有任何的意义，那么对于亲历者而言就意味着一切。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经过认真研究之后而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人们甚至也可以将宗教体验定义为某种与最高价值一致的体验，而无须考虑其具体内容。现代人的心智只要仍听从于“身处教会之外便无法获得救赎”（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这一裁决，就会把诉诸心理视为最后的希望。除此之外，人们还能从哪里获得体验呢？答案或多或少与我曾经描述过的一致。自然本性的声音会做出回答，所有关注人类精神问题的人都会面对新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正是因为我的患者的精神需求，我不得不认真地去尝试理解某些无意识造成的象征性符号。由此而展开的讨论会过多地牵涉到一些知识及伦理后果，所以我只好满足于对此进行较为简单的描述。
宗教主要的象征形象总是特别善于表达某种相关的道德和精神态度，如我想说的十字架及其宗教含义。另一个主要象征是三位一体，具有绝对的男性特征。然而无意识却将它转化为一种四位一体，一种统一，就像三位一体中的三人是同一个上帝一样。只要是“出于自然的想象”，古代的自然哲学家们便可将三位一体表现为水、空气和火这三种“精神”（spirits）或“活力”（volatilia）。而就另一方面而言，第四个构成要素是大地（earth）或肉体（body）。圣母的形象就是用来象征后者的。用这种方式，古代的自然哲学家们将女性的元素加入了三位一体的实体中，由此造就了四位一体或四等分的圆，象征着雌雄同体、阴阳并俱的点金石，即智慧之子（the filius sapientiae）。中世纪的哲学家们毫无疑问地用第四种元素来指代大地和女性。恶的原则并没有公开提到，但是出现在主要物质的毒性和其他暗示中。现代人的梦中所出现的四位一体是无意识造成的。正如我在第一章解释过的，无意识往往人格化成阿尼玛这一女性形象。显然，四位一体的象征意义源自她。她可能是孕育四位一体的母体——天主之母，正如大地被认为是上帝之母一样。但是，因为女性和魔鬼一样，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中并不具有神性，没有名列神位，所以一旦宗教象征必须表现为四位一体的话，魔鬼这一元素就会呈现为象征的一部分。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想象出，这种进展对人类精神所造成的深远后果。
尽管我并不想妨碍大家对哲学的好奇心，但我还是不愿意让自己迷失在关于四位一体的象征所引发的道德和知识方面的讨论中。它具有深远的心理重要性，并且在实际心理治疗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心理治疗法的话题，但是基于心理现象中具有的宗教性，我不得不在自己的心理治疗学研究中挖掘那些早已湮没在尘埃中的古老象征和形象。当我还是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时，我就从未曾怀疑过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因此，我也不会介意对诸如四位一体的象征、四等分的圆、异教尝试改善三位一体教义等做出冗长的讨论是否会显得有些牵强和夸张。但实际上，我所有关于四位一体的言论只不过是对我解析案例时所用的压轴例子做的简要介绍而已，简略得令人遗憾。
在我们研究的这一系列梦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圆圈。例如，它表现为一条蛇，在梦里缠绕着做梦者。在后面的梦中，它表现为一只钟、一个有中心圆点的圆圈、一个练习射击用的圆心靶、一只永动钟、一个球、一个地球仪、一张圆桌、一个脸盆等。差不多与此同时，正方形也出现了，表现为城市广场或市中心的喷泉花园。然而，正方形稍后的出现却又与圆的运动相关：人们绕着广场散步、发生在方形房子里的巫术仪式（将动物转变为人）、房间角落里有四条蛇、人们围绕着房间的四角转圈、做梦者驾驶出租车绕着广场转圈、一间方形的牢房、自行旋转的空广场等。在其他梦中，圆圈表现为旋转，如四个孩子举着一个“黑环”走进一个圆圈。随后，圆圈再次与四位一体同时出现，如一只银碗的东南西北四个基准方位上摆放了四颗坚果，或一张桌子周围摆放四把椅子。中心似乎都被着重强调，而中心的象征表现为圆环中央有一颗蛋、一群士兵组成的星星、一颗绕圈旋转的星星，圆圈的东南西北代表着四季、极点、宝石等。
所有这些梦都指向一个意象，它对我们的患者而言，也是突然出现的视觉印象。他之前也有过几次这样闪现的片段或视像（visualizations），但这一次的印象是最深刻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和谐的印象。”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我们怎么想，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只有病人的感觉最重要。这是他自己的感受，而且只要这感受能够深刻改变他的状况，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批驳它。心理学家只能从中关注和记录事实，如果他觉得可以胜任此项工作的话，他可能会去尝试理解，为什么这个幻象对此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此幻象是病人心理发展中的转折点，也有人用宗教的语言将其称为——皈依。
下面是对这个幻象的文字叙述：
这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圆圈，有一个共同的圆心。这就是世界钟，支撑它的是一只大黑鸟。
纵向的圆圈有一个蓝色的表盘，白色的边缘，被分成4×8=32等份。有一个指针绕着它转动。
横向的圆圈由四种颜色构成，上面站着四个手持钟摆的小矮人。外圈是一个圆环，曾经是黑色的，现在却是金色的（之前由4个孩子托着）。
世界钟有三种节奏或律动方式：
1.小律动：蓝色纵向表盘上的指针每次推进1/32；
2.中律动：指针旋转一圈，同时横向圆圈推进1/32；
3.大律动：32个中律动完成后，相当于金环旋转一周。
这个幻象总结了前面梦中的所有暗示。它似乎努力把之前那些破碎的符号，如圆圈、地球、正方形、旋转、钟表、星星、十字架、四位一体、时间等，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我们当然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抽象的结构会产生“至高无上的和谐”。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的两个圆圈，以及他在世界之魂的概念中提到的和谐的全面（harmonious all-roundness），我们就会找到理解的途径。同样，“世界钟”这个词暗示了球体具有和谐音律这一古老的想法，因此与宇宙系统相关。如果它仅仅是苍穹及其安静旋转的幻象，或者是太阳系规律性运动的幻象，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并欣赏那完美和谐的画面。我们还可能假想：柏拉图式的宇宙幻象正透过梦幻般的意识迷雾，隐约闪烁。然而，这个幻象中却存在一些与柏拉图式和谐完美的画面不一致的东西——那个具有不同性质的圆圈。不仅运动轨迹不同，就连颜色也不同。纵向的圆圈是蓝色的，而包含四种颜色的横向圆圈却是金色的。蓝色圆圈可能很容易理解为象征着天空的蓝色半球，而横向的圆圈可能代表具有四个基准方位的地平线，被人格化为四个小矮人，以四种颜色为特征（在他之前的梦里，四个定位点曾经表现为四个孩子，还曾表现为四季）。这个画面马上令人想起中世纪时期对世界的表述，用一个圆圈，或由四个布道者或梅洛塞西亚（melothesia）
构成的一个“荣耀之王（rex gloriae）”图形，那里的地平线由黄道带构成。关于基督凯旋的表征，则可以从类似荷鲁斯（Horus）
和他的四个儿子的画面中展示出来的。这里还有一些来自东方的类比：比如佛教的曼荼罗或圆圈。这些图案通常由环状的莲花构成，里面有一个方形圣殿，圣殿有四个大门，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和四季。图案中间是佛像，或更常见的湿婆（大自在天）和他的迦梨女神（Shakti），或是对应的金刚形象（霹雳金刚）。这些图案是凝神打坐时的用具，一种帮助修行者从自身意识转化为神性全意识的仪式性的用具。
无论这些类比多么令人震惊，却都不能完全令我满意，因为类比图案十分强调中心，这种强调所达到的程度会让人觉得，似乎这些图案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表达中心形象的重要性。但是在我们的案例中，中心位置却是空白的，只有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圆点。我所提及的平行线所描绘的，是创世或统治世界的神，或者其他依存于天界的人。我们这里的象征符号是一个钟，代表着时间。这个象征让我想到的类比，则是占星图的设计（horoscope）。它也有四个方位，一个空白的中心，以及另外一个惊人的对应之处：前面的梦里经常提及的旋转，而且多数为左向旋转，即沿逆时针方向旋转。占星图有12个宫位，从左至右地依次推进，即沿逆时针方向转动。
但是占星用的天宫图只有一个圆圈，而且并没有对两个明显不同的体系进行对比的含义。所以，占星图也是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类比，尽管它帮我们明白了象征物中的时间含义。如果不是恰好发现了中世纪象征主义的宝库，我们恐怕会不得不放弃对这一视像的心理对应的探索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位生活在14世纪早期，鲜为人知的作者的作品。这位作者是纪尧姆·德·迪居勒维尔（Guillaume de Digulleville），在成为夏利修道院的僧侣之前，他是一位诺曼诗人，曾于1330—1355年写过3首朝圣诗，分别为《人生之旅》《心灵之旅》和《朝圣之旅》。在《心灵之旅》的最后一篇中，我们找到了对天堂幻象的描述。
天堂由49个不停旋转的球体构成，被称为“世纪”（siècles）、百年，是世俗的世纪概念的原型。但是正如为纪尧姆引路的天使所解释的，教会所说的“in saecula saeculorum”意味着永恒且超凡的时间。一个金色的天堂包含着所有的球体。当纪尧姆向上仰望金色的天堂时，他突然发现一个小圆圈，直径只有三英尺宽，具有蓝宝石的颜色。他这样描述这个圆圈：“它从金色的天堂的某处出来，又从另一处进去，游遍了整个天堂。”显然，这个蓝色圆圈像个飞盘一样，在一个与天堂的金色球体相交的更大的圆圈上滚动。
于是我们便有了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金色的，另一个是蓝色的，而且一个从另一个当中穿过。那个蓝色的圆圈是什么呢？天使再一次为满是诧异的纪尧姆解释：
此圆即为日历，
全程绕转不息，
昭示圣人们的节日，
以及何时需要欢庆。
每位圣人走完一圈，
每颗星星代表一天，
每个太阳都是一段，
天宫三十天的时间。
那蓝色的圆圈就是教会的日历，所以我们便有了另一个平行对应物，即时间这个元素。在我们的这个视像中，令人记忆深刻的是，时间是由三种律动来测量或作为特征的。纪尧姆的日历圆圈直径为三英尺。此外，当纪尧姆注视着蓝色圆圈时，三个身着紫衣的精灵突然出现。天使解释说，当天是三位圣人的节日，然后他接着讲述整个天宫。当他来到飞鱼标志的时候，他提到12名渔夫的节日，就在圣三一主日之前。纪尧姆就是在那里询问天使的，他一直都不是很明白三位一体标志的意义，他求天使开恩，给他解释一下这个谜。于是天使回答：“好吧，三位一体中有三种主要的颜色：绿、红、金。”人们可以在孔雀尾巴的羽毛中看到三色合一。天使接着说：“万能的王可以把三色合一，那他能否将一种物质分解为三种呢？”“金色，”他说，“属于圣父，红色属于圣子，绿色属于圣灵。”随后，天使警告诗人纪尧姆，不要再问任何问题了，说完便消失了。
我们很高兴地从天使的教诲中获知，数字三确实与三位一体有关，而且我们也得知，之前我们对三位一体进行的神秘性推测，也并没有离题太远。与此同时，我们遇到了关于颜色的母题。不巧的是，我的患者梦见的是四种颜色，而纪尧姆或天使，只提到了三种：金、红、绿。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引用《蒂迈欧篇》中的开篇语：“这里有三个，但第四个去哪儿了？”或者，我们可以从歌德的《浮士德》中引用完全相同的话，在第二幕中，著名的卡比利人出场那段，卡比利人从大海中带回的有关那神秘“冷峻形象”的幻象。
我们所看见的四个小矮人就是侏儒或卡比利人。它们代表四个方位和四季，以及四种颜色和四种元素。在《蒂迈欧篇》及《浮士德》《朝圣诗》中，数字四似乎出了些问题。缺失的第四种颜色显然是蓝色，它是属于黄、红、绿色系中的一个。为何蓝色会消失？日历或时间出了什么问题？还是蓝色本身有什么问题？
可怜的老纪尧姆显然也卡在了同样的问题上。三是有了，但是四在哪里？他急切地想了解三位一体的意义，诚如他自己所言，他从未真正理解过三位一体。令人稍感疑惑的是，那位天使竟如此匆忙地离开了纪尧姆，没有给他提出更多古怪问题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纪尧姆去到天堂的时候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否则他必定会对自己的见闻下某种结论。那么，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首先，他看到了那些球体，即那些获得了永恒赐福的人们居住的极乐“世纪”。然后他看到了金色的天堂，“金色的天空”，天主端坐在金色的宝座上，他的旁边是天后，她坐在一个褐色水晶制成的圆形宝座上。后者关于天后的细节所指的是这样的事实，即人们认为玛利亚是连同其肉身一起被带入天堂的，是唯一一个被允许在耶稣复活前保存肉身的非永生者。天主通常表现为凯旋的基督，与他的新娘，即教会，一起出现。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天主，作为基督，同时是三位一体的，而第四个人物的出场，即天后，恰好构成了四位一体。这天宫的一对儿，以理想的形式呈现出符合“太一”规律的“二者”结合（binarius sub monarchia unarii），多恩想必也会这样说的。况且，投射在“四角双体”物上的那个“四位一体和诸元素构成的王国”被擢升为最高代祷者（intercessor）玛利亚的褐色水晶宝座。因此，自然元素的四位一体性不仅体现在与天后或教会（通常两者很难分开）奥秘之体的联姻式密切结合中，也体现在与三位一体的直接关系中。
玛利亚身着的仙衣是蓝色的，她就是蓝色苍穹覆盖下的大地。但是为何没有提到圣母呢？根据教义，她仅仅是“受到赐福的女人”（beata）而已，并非神圣。况且，她所代表的土地，也代表着肉身及其黑暗。这就是为什么仁慈的玛利亚拥有替所有有罪之人辩护的代理权，而且尽管她有着这样的特权地位（天使们是不可能有罪的），她也只是与三位一体有关系而已。这种关系很难从理性上来理解，因为它是如此亲密，却又遥不可及。作为母体、容器、大地的玛利亚，她可以被比作一个“圆形物”，具有四个基准方位点的特征，因此可以比作一个四等分的球体，即上帝的脚凳，或者比作由“四个正方形”构成的天国，或者比作“基督隐身的大海之花”，或者，简而言之，可以比作一个曼荼罗。按照佛教密宗对莲花的观点，基于人们可以理解的原因，曼荼罗是女性化的。莲花是诸神永恒的诞生地，对应西方荣誉之王就座的玫瑰，通常由四个布道者托举着，对应球体的四等分。
从这一珍贵的中世纪心理学记录当中，我们可以洞悉患者这一曼荼罗的含义。它把四结合起来，可以和谐地运作。我的患者从小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长大，因此在不知不觉中，遇到了那个让老纪尧姆颇为担忧的难题。对身处于中世纪的人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关于对女性元素，对大地，对肉体，对孕育在玛利亚的子宫中这一神之所在，这一神圣救赎必不可少的圣器之中的一切，是完全排斥还是充分认可的问题。我这位病人生成的幻象，是对这一百年追问的象征性回答。这也可能是世界钟为何呈现出一种“最高和谐”印象的深层原因。这是第一次暗示着，在物质与精神、肉体欲求与上帝之爱那毁灭性的冲突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解决途径。之前在教堂的梦中展现出的可怜兮兮、徒劳无效的妥协，在这次的曼荼罗幻象中被完全克服，所有的对立都和解了。如果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古老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即灵魂是正方形的，那么这个曼荼罗就是通过其三重节奏来表达神性，通过其静态的四位一体，即分为四色的圆圈，来表达灵魂。因此，这个曼荼罗最深层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即为“心灵与上帝的统一”。
因为世界钟也表示“四等分的圆”以及“永动”，这两个令中世纪的人们冥思苦想的主题，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曼荼罗幻象中找到相应的表达。金色圆圈及其内容，以四个卡比利人和四种颜色的方式来表达四位一体，按照纪尧姆的说法，蓝色圆圈代表了三位一体以及时间的运动。在我们的案例中，蓝色圆圈上的指针转动最快，而金色圆圈转得缓慢。尽管蓝色圆圈似乎与纪尧姆的金色天堂有些违和，但是在我们的案例中，这些圆圈却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三位一体则是整个系统的生命与脉动，基于4的倍数32，表现为三重奏的律动。这与我之前表达过的观点一致，即四位一体是耶稣诞生的必要条件，因此是三位一体内在生命力的必要条件。由此，一方面是圆圈与四位一体，另一方面是三重节奏，彼此渗透，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纪尧姆的叙述中，三位一体显然已经足够，然而四位一体却隐藏在天主与天后的二元性中。进一步而言，蓝色并不属于天后，而是属于日历，代表着时间，表现出了三位一体属性的特征。如我们的案例所示，似乎各种象征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
象征的性质与内容发生相互渗透，不仅在一般性的象征中很常见，而且在其所表征内容的“核心相似性”方面也很常见。如果没有这种相似性，就没有相互渗透的可能。因此，我们也在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概念中，发现了相互渗透的现象，即圣父表现为圣子，圣子表现为圣父，圣灵表现为圣父或圣子，抑或圣父和圣子以告慰者（the Paraclete）
的身份表现为圣灵。从圣父到圣子的进程，以及圣子某个时刻在俗世现身，都代表了时间元素，而空间元素则被人格化为天主之母（母性源自圣灵的属性，某些早期的基督徒将圣灵视为“索菲亚智慧”。这种女性特质无法完全消除，仍然附着在圣灵的象征上）。但是四位一体则完全从教义中消失，尽管它曾经在早期的教会象征主义中出现过。我指的是圆圈中那个四臂等长的十字架，凯旋的基督和四个布道者，立于有翼之轮之上的四人像，等等。在后来的教会象征主义中，神秘的玫瑰、供奉的花瓶、标注的泉水和密闭的花园都作为天父之母的属性，作为具有灵性的大地的属性而出现过。
如果关于三位一体的各种概念仅仅被视为人类理性匠心独运的发明的话，那么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这些关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一直秉持的观点是，这些概念属于一种启示，就是柯普根（Koepgen）最近称之为“真知”（Gnosis）的一种灵性——请不要同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混淆。启示，是一种首次揭开人类灵魂最深处面纱时的豁然开朗，一种坦现澄清，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心理事件，尽管它当然无法告诉我们除此之外，它还会是什么，那就超出科学的范畴了。我的观点与柯普根那精致的表述十分接近，他这一说法也更为教会认可：“三位一体不仅是来自上帝的神示，也是来自人本身的一种启示。”
我们这里讨论的曼荼罗是用了一种抽象的、几近于数学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所主要讨论的问题。这一抽象的程度确实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如果没有纪尧姆的幻象帮助，我们可能就会忽略它深埋在人类历史中的广泛牵连。我们的这位患者对相关历史资料一无所知，根本不具备相关知识。他所知道的不外乎任何人在童年时期所接受的那些宗教教育的点滴而已。他自己完全不明白世界钟与任何宗教象征之间的关系。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是因为乍一看去，他的幻象中并没有任何令人想起宗教的内容。然而，在那个“聚会屋”的梦之后，相关的幻象马上就出现了。而这个梦恰好解答了他早些时候梦到的关于三和四的问题。梦里有个长方形的空间，四个边上摆放了四个装有不同颜色水的圣杯。一个杯子里装的是黄色的水，一个是红色的水，一个是绿色的水，还有一个是无色的水。显然没有蓝色的，但是蓝色在前一个幻象中与其他三个颜色都相关，即一只熊出现在洞穴深处的幻象。那只熊有四只眼睛，发出红、黄、绿、蓝的光芒。令人惊异的是，在随后的梦中，蓝色消失了；与此同时，熟悉的正方形也转变成了从未出现过的椭圆形。出现这一明显的扰乱，是因为做梦者对阿尼玛所代表的女性元素的抗拒。在“聚会屋”那个梦中出现的声音证实了这一点。那个声音说道：“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危险的。宗教不是你用来摆脱女人形象而交的税，因为这一形象是无法摆脱的。”这里的“女人的形象”正是我们所说的阿尼玛。
对于一位男性而言，抗拒他的阿尼玛是很正常的，因为如我前面所言，阿尼玛代表着无意识，以及被排除在意识生活之外的所有心理倾向和内容。这些心理倾向和内容之所以遭到排斥，有许多既真实又明显的原因。而有些心理倾向和心理内容则受到压制，有些则被自己抑制住了。这些代表着人类心理结构中反社会元素的心理倾向，也就是我认为每个人都有的那种“统计性犯罪”（statistical criminal），通常会被强行压制，被人们有意识地、故意地摒弃。但是那些仅仅遭到个体抑制的心理倾向则有些令人心存疑虑。它们虽然与传统相悖，不符合社会规范，却没有很强的反社会倾向。其实，我们抑制它们的理由也同样令人质疑。有些人抑制自己这些心理倾向仅仅是因为懦弱，而有些人则是出于对传统道德约束的考量，还有人则是出于尊崇。压抑是一种在半意识状态下不太情愿的放手，扔掉烫手的山芋，诅咒摘不到手的葡萄是酸的，或者为了不唤醒对自己欲望的意识，从而换个角度看待问题。弗洛伊德发现，压抑是导致神经症的主要心理机制之一。压制是出于某种有意识的道德选择，而压抑则更像是为了铲除异议而做出的一种不道德选择。压制有可能导致焦虑、冲突和痛苦，但绝不会导致神经症。神经症总是用来替代那些被认为是合理的痛苦。
即使我们忽视所谓“统计性犯罪”，人们的心理结构中仍然包含着大量劣质且原始的心理倾向，尤其是在那些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状态、较为原生态的人们心中。对于一个文明人，或受过教育，或有道德的人应该如何生活，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们也会不时地尽力实现这些远大抱负。但是，由于上苍没有赐予她每位子女同等的祝福，所以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具有天赋。因此，我们当中有些人恰好可以生活得顺顺当当，并受人尊重；也就是说，他们身上没有明显的会被人发现的错误。如果他们还会犯错的话，也只是一些小错而已，或者他们的罪过被厚厚一层的无意识掩盖住了。人们对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犯错的人会更宽容。然而，实际上，上苍对那些无意识犯错的人却一点也不宽容。她对这些人惩罚之严厉，就如同他们是有意识犯错一样。因此，我们发现，正如虔诚的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曾经观察到的那样，正是那些道德高尚的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另一面，从而表现出一些特别让人望而生畏的情绪，令亲人们无法忍受。高洁的品质也许会散发久远的芬芳，但是与圣人一起生活，却会让那些道德禀赋不高的人们心生自卑，或者激烈地迸发出不道德冲动。道德似乎是一种类似智力的禀赋。我们无法将其强行注入一个它原本就不属于那里的体系中。
令人遗憾却又毋庸置疑的是，总的来说，人类是不如自己想象或期望的那么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阴影，而且这阴影在个体有意识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得越少，它就越黑暗、越浓密。如果某种自卑情结能够被意识到，我们就会有机会纠正它。而且，由于它时常与其他兴趣发生关联，所以可以持续地得到调整。但是如果这种自卑情结被压抑，被意识隔离，它就永远无法被矫正，而且容易在某个无意识的时刻突然爆发出来。无论如何，它就是一道无意识的壁垒，将那些最善意的意图拒之门外。
我们的身上携载着人类的过去，也就是说，原始的、低级的人类无法剥离自身的欲望和情绪，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我们才能将自己从这种负累中解脱出来。如果一旦涉及神经症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应对一个被大大强化了的阴影。而且，如果这样的患者希望被治愈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他的意识人格与他的阴影和谐共处。
对那些身处这种困境的人，以及那些需要帮助病人重返正常生活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如同用砍头治疗头痛一样，只是对阴影进行压制是起不到丝毫作用的。同样，去摧毁一个人的道德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扼杀他身上那个较好的自我，从而使阴影也失去了意义。如何令对立的各个方面和解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使在古代，这个问题也令先哲们大伤脑筋。由此，我们想起了公元2世纪的一个另类传奇人物，迦坡加德（Carpocrates），一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在爱任纽（Irenaeus）看来，迦坡加德的学派如此教导人们：善恶仅仅是人类的观点而已，而人类的灵魂在离开肉体之前，如果不想再次堕入肉体的樊笼，就必须历经人类体验的完整过程，直至生命终结。这似乎表示：只有通过完全实现整个生命过程中的需求，灵魂才能将自己从造物主创造的肉体世界的监禁中解救出来。肉体就像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兄弟，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它的所有状况。正是基于这个意义，迦坡加德将《马太福音》中的第5章第25节（以及《路加福音》第12章第58节）翻译为：“趁你尚与你的敌人同行的时候，要尽快与他和解；以防你的敌人随时把你告到法官那里，法官又会把你判给衙役，打入牢房。我坦诚地告诉你，如果你不把所有欠账还清的话，你是无论如何也出不了监狱的。”还记得诺斯替教的另一条教义吧，其中提道，没有人可以从他未犯过的罪过中得到救赎。于是，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被基督徒对诺斯替教派的痛恨掩盖了。因为肉体的人，即“反对者”，无非就是“我体内的他者”，所以，我们便可以理解，迦坡加德式的思维方式会将《马太福音》第5章第22节翻译为如下内容：“但是我要告诉你，凡是无故生自己气的人，都将面临被审判的危险；凡是说自己一文不值的人，都将面临公决的危险；凡是说自己是傻瓜的人，都将面临地狱之火的危险。因此，如果你带着祭品来祭坛的时候，想起了你曾经反对自己的话，就把祭品留在祭坛前，然后离去；你首先需要与自己和解，再来供奉你的祭品。快去与你自己和解吧，趁你尚与自己同行；以防你随时可能将自己交给法官。”说到这里，便与那句非正统的教义名言仅仅一步之遥了：“人啊，如果你确实知道自己的所为，你便会得到保佑；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会遭到诅咒，成为违逆律法之人。”但是，“不公正的管家”这个从很多意义角度都很难理解的寓言，确实是更接近问题了。“主赞扬了这个不公正的管家，因为他的所为是明智的。”（《路加福音》，第16章第8节）在拉丁文的《圣经》中，表示“明智”时用的是“更为审慎”（prudenter），而在希腊文的《圣经》中，相对应的词是¦Õρονíμως（审慎地、理智地、聪明地）。不可否认的是，实际的聪明才智在这里起到了做出道德判断的法庭的作用。或许，若不考虑爱任纽，我们会把如此高明的洞察归功于迦坡加德学派，从而允许信徒们深悉如何保全颜面，并被人称道，就像不公正的管家那样。很自然的是，神父们的心智越健全，就越无法理解这种微妙的，并且从现代角度而言相当务实的论点的精彩之处。这也恰恰是危险所在，对于某种文明而言，如果它已经遗忘了人类为何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个大于自己的概念，便是一个最重要却也最难对付的道德问题。人类可以历经各种最为惊奇的事物，只要他们认为这些事物有意义。但是，困难恰恰在于意义的创造。它必须是一种信仰。然而，我们发现人类能够创造出来的最令人信服的事物都是廉价的、现成的，永远无法真正说服他来违抗自己的欲望和恐惧。
如果那些受到压抑的倾向性，即我所说的阴影，明显是邪恶的，就根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而，这阴影只不过是一些卑微的、原始的、无法适应的、令人难堪的东西而已，并非完全坏透了。它甚至还包含一些幼稚或质朴的特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人类生存带来活力，增光添彩，只是它不被允许。受过教育的公众，如同我们现代文明盛开出的鲜花，已经与其根茎脱离，而且也即将与其赖以生长的土地失去关联。现如今，没有哪个文明国度的社会最底层人民不是生活在不安和分歧当中的。在许多欧洲国家中，这一情况已经波及上层社会。诸多事件所呈现出的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我们的心理问题。这是因为，如果集体仅仅是由个体累加构成的话，那么集体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所有个体问题的总和。一部分人自认为是上等人，不可纡尊降贵；而另一部分人将自己视作卑微的人，期盼跻身上层。
这类问题从来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或政治伎俩得以解决。我们只有通过全体的、普遍性的态度转变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这种态度的改变并不是依靠宣传、大众集会，或者暴力来启动推行的。它始于个体的变化，接下来是个体好恶的转变，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只有这些个体性的变化累积起来，才能得到一个集体的解决方案。
受过教育的人试图压抑自己劣质的一面，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却会逼得后者进行反抗。这正是我那位患者的特点，他曾经梦到过一个意图“全面绞杀左翼”的军事派系。有人提出，左翼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了，但是该派系的回答是：“这恰好是应当全面清除左翼的原因。”这个梦展示了我的患者是如何对付他那个比较卑微的自己的，而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方法。相反，“聚会屋”那个梦则选择将一种宗教态度表现为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他的曼荼罗似乎放大了这一点。纵观历史，正如我们所见，曼荼罗作为一种象征，以富有哲理的方式阐述着神性；或用一种可以看得见的形式来展现神性，让人膜拜；抑或如同在东方那样，作为瑜伽修习的用具。天圆（完美）和地方，加上四种原则或元素，或心理特质
，结合在一起，来表达完整和统一。因此，曼荼罗的作用如同一个“具有联结性的象征”。正如以基督或十字架的象征方式来表达上帝与人的统一，我们希望患者的世界钟也有类似的和解意义。受到以往类比经验的影响，我们原本预期神性会占据整个曼荼罗的中心。然而，这位患者的曼荼罗的中间位置，却是空白的。神性并没有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尽管事实上，当我们根据以往的模型来分析该曼荼罗时，我们最终意识到，上帝的表征是圆圈，而圣母的表征则是正方形。与其说“圣母”，不如称其为“大地”或“灵魂”。即使排除了以往经验所导致的偏见，我们仍需坚持的一个事实是：（如同在“聚会屋”中，圣像的位置被四位一体占据一样）我们在那个曼荼罗中没有发现神性象征的踪迹；相反，却发现了另一个机制。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力为了迎合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忽视一个如此重要的事实。梦或幻象就是它所展示的，而不是其他事物的伪装。它是自然而然的产物，没有任何隐秘的动机。我已经见过几百个曼荼罗，作画的患者们并没有受到外部的影响。在这些大量的案例中，我发现了同样的事实：从来没有一个神性的象征占据过中心位置。通常，中心位置都会得到强调。然而我们发现那里的象征物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会是一颗星星、一个太阳、一朵花、一个四臂等长的十字架、一颗宝石、一只装满水或酒的碗、一条盘成卷的蛇，或者一个人，但从来不是一个神。
当我们看到某个中世纪教堂的玫瑰花窗中凯旋的基督时，我们自然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假设，认为这一定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同时，我们也会假设，任何植根于某个民族的宗教，如同他们选择建立的政治与政府形式一样，也是人们的心理表达。如果我们将同样的方法用于人们在梦中或幻觉中所见到的，或“主动想象”出来的那些现代曼荼罗，我们便可得出结论：曼荼罗是对某种我们禁不住称之为“宗教”的态度表达。宗教与最高或最有力的价值相关，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价值。这种关系既有自愿性，也有非自愿性，也就是说，你可以有意识地、自觉自愿地接受在无意识中掌控着你的某种价值。在你的价值体系中行使着最大力量的心理事实，扮演着神的作用，因为只有那势不可当的心理要素才会被人称为“上帝”。一旦神不再是力量强大的心理要素时，他就会减弱为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他的本质已死，他的权力尽失。为何古代的诸神丧失了威望，失去了在人类灵魂中的作用？因为奥林匹亚的诸神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一个新的神秘性出现了：上帝变成了人。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能够从这些现代的曼荼罗中得出某些结论，那么我们首先需要问问人们，他们是否崇拜星辰、太阳、花朵和蛇。人们一定会对此加以否认，但他们同时也会很肯定地说，那些球体、星辰、十字架一类的东西都只是他们“内在中心”的象征而已。如果我们追问他们，所谓的中心是什么意思，他们就会变得结结巴巴，说成这种或那种体验。说来说去的结果，都会与我的患者所坦承的内容十分相近。这位患者发现他那关于世界钟的幻象，带给他一种十分奇妙的完美和谐的感觉。还有人则会坦承，某种类似的幻象会在他们极为痛苦或深度绝望的时刻出现。对其他人而言，这无非又是对某个庄严非凡的梦境的记忆，或是长期劳而无获的斗争结束之后，和平重现那一刻的记忆而已。如果我们把人们讲述的经历总结起来的话，就可以这样明确地表达：他们找到了自己，他们愿意接受自己，他们能够与自己和解，从而也与逆境和不顺达成了和解。这几乎与下面的言论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他已与上帝和解，他舍弃了自己的意志，他让自己服从于上帝的意志。
一个现代的曼荼罗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对某个独特心理状态的坦白。在曼荼罗中没有神性，也没有任何对神性的服从或和解。神性的位置似乎被人的完整性取代了。
当人们谈及人类时，每个人都是指自我人格，即他能够意识到的自己的人格；而当人们谈及他人时，却总是假定他人都有着非常类似的人格。然而，既然现代的研究让我们知晓了无限延伸的无意识心理是个体意识的基础，并且包围着个体意识，我们就必须修正自己那有些守旧的偏见，再也无法认同人就是自己的意识。这种天真的假设必须马上受到批判性的质疑：谁的意识？事实上，要令我对自己的想象与他人对我的想象完全一致，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谁才是正确的呢？哪个才是我真正的个体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样的事实，即人既不是他自己认识的那个自己，也不是他人所知道的那个自己，而是某种确实存在、却又不为人知的自己的话，那么有关身份认同的同一性问题就越发难以解决了。我们确实无法界定心理存在的范围，及其最终的特性（ultimate character）。当我们现在论及人的时候，意味着他的无限完整性，一种不可言喻的、只能进行象征性表述的总体性。我选择了用“自性”这个词来指称人的完整性，它是个体意识和无意识心理内容的总和。我选择这个词是为了与东方哲学相吻合，因为东方哲学几百年来一直致力于探讨当诸神不再现身人世间时所产生的那些问题。《奥义书》中的哲学相当于一种心理学，这一心理学很早以前便认识到了诸神的相对性。可不要将这一观点与无神论这类愚蠢的谬误混淆在一起。世界仍同原来一样，只是我们的意识经历了奇异的转变。起初，在远古时代（如今仍可在一些原始聚落观察到），心理生活的主要部分显然是关于人类以及非人类的物体：正如我们今天的说法，这是一种心理投射。在完全投射的状态中，意识是很难存在的，至多表现为一大堆的情绪。随着心理投射作用的减弱，有意识的知识开始逐渐发展。令人不禁好奇的是，科学是随着人类发现天文规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科学是随着离它最遥远的心理投射作用的减弱而发展起来的。这便是人类开始对世界进行去灵性化进程（despiritualization）的第一阶段。接下来的发展，便是一步接着一步：已经成为老古董的诸神，被清出了山川大河，退出了树木与动物之中。现代科学已经将它的投射作用淡化到了一个几乎令人无法认出的程度，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充斥着各种心理投射。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无处不在：报纸、书籍、谣言，以及日常的社交闲聊中。在我们每个人现有的知识中，所有空缺都是由投射来填充的。我们仍然确信，自己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真实的性格如何。我们坚信，有些人具有我们自己身上所没有的那些坏品质，或者，他们干的那些坏事当然也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做的。我们仍然需要异常小心谨慎，不要毫无羞耻地把自己的阴影投射出来；我们仍身陷各种投射生成的幻想中。如果我们想象某个人可以勇敢到消除所有的投射，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可以觉知到自己内心大部分阴影的个体。这样的人便让自己背负上了新的问题，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冲突。他自己成了问题，而且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无法再说是“他们”做了这个或那个，是“他们”犯了错，必须要与“他们”抗争。他居住在那个“聚会屋”里。这样的人知道，无论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而且，如果他只要学着应对自己的阴影，便是在对外部世界做一些实在的贡献了。至少他已经成功地以绵薄之力分担了我们的时代所面对的那些巨大且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如此难以解决，因为人们相互间的心理投射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难度。当一个人连自己都无法看清的时候，如何能够一眼看清事物的本质；当一个人总是带着无意识的黑暗阴影去看待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又如何能一眼识穿问题的真相呢？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诸神最早身怀超人的能量且容颜俊美，居住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或黑暗深邃的洞穴、树林、大海中。随后，诸神汇聚在一起，合成了一个上帝，然后，这个上帝变成了人。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即使是神——人，似乎也走下了他的宝座，渐渐消融在普罗大众之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宝座是空着的。然而此时，普通人却因为对自己的意识产生了过分的自负而狂妄自大，从而开始濒临病态的边缘。这种心理状态表现在个体身上，就大致如同所谓理想化国家的那种过度膨胀和极权化的主张。就像国家牢牢控制住个体的方式一样，个体也幻想着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心理，将其牢牢掌控。他甚至还在荒谬的假定中炮制出了关于心理的一门科学，认为只要有理智（intellect），就足以理解那个远比它宏大许多的心理整体了；殊不知，它仅仅是构成心理的一个部分和一种功能而已。实际上，心理不仅仅是意识的母亲、制造者、主体，更使意识成为可能。心理所涉及的领域远远超越了意识的疆域，而意识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而已。岛屿又小又窄，而大海却是如此的广阔无垠、深不可测，而且大海的生命力，无论在种类还是程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岛屿上面任何已知的生命。所以，如果心理是一个空间问题的话，那么诸神究竟在“里面”还是“外面”其实并不重要。可能有人会反驳，认为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意识只是汪洋中的一个小岛。我们当然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意识的已知领域与无意识的未知范围是相对抗的。我们仅仅知道无意识是存在的，而仅是这存在的事实就已经限制了意识及其自由。无论是哪里，只要是在无意识的主宰下，意识就会受到束缚与控制。广阔的海洋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无意识在限制和威胁意识方面的威力。直到最近，经验主义心理学仍热衷于将“无意识”解释为意识的缺失，而这个词义本身也是如此表达的，正如阴影就是光明的缺失一样。如今，对无意识过程的准确观察已经认可了自古以来的这一想法：人的无意识具有一种创造的自主性，这是纯粹的阴影所永远无法拥有的。当卢克莱修·卡鲁斯（Carus）和哈特曼（Hartmann），也可以说，包括叔本华（Schopenhauer）在内，将无意识等同于创造世界的原则时，他们仅仅是将以往所有的学说总结了一下，而那些学说都是立足于内心的体验，将人格化了的神秘中介物视为诸神。这种做法适合现代意识的那种自我膨胀和狂妄自大，对无意识那危险的自主性却毫不在意，仅仅把它作为意识的缺失来消极对待。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假设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诸神或魔鬼，即便这种假设可能是一种拟人化的心理投射，也是对无意识的一种更为合适的表达。但是，因为意识的发展要求消除所有可能的投射，所以根本不可能继续保留任何关于神的非心理学教义。如果世界去灵性化的历史进程继续如此发展的话，那么任何外在的、具有神圣或魔鬼特征的事物就必须回归心理，回到未知人性的内心，那里显然正是它发源的地方。
首先，唯物主义的错误可能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无法在银河系中发现上帝的所在，那么人们的推论就是，上帝根本不存在。第二个难以避免的错误来自心理主义：如果上帝存在，他必然是某种动机促发的一种幻觉，如来自权力意志力的动机，或者被压抑的性欲。这些并非什么新的说法。当年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推翻异教徒所崇拜的神灵偶像时，早就说过类似的话语。那些早期的传教士们能够意识到，他们在抨击旧神祇的时候，就是在效忠新的上帝，然而，现代这些破除旧习的人们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以谁的名义大肆破坏旧的价值观。当尼采在砸烂旧牌匾的时候，他自认为是有意识、有责任的，但是他仍感到有种特殊的需要，要一个复活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来支持他。而这个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他个性的另一面，尼采在其伟大的悲剧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经常将自己等同于他。尼采并非无神论者，但是他的上帝已经死去。上帝消逝的结果导致了尼采自我的分裂，于是他觉得必须把另一个自我称为“查拉图斯特拉”，或者有时也称为“狄俄尼索斯”。在他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信件的签名便是扎格列欧斯（Zagreus），一个被色雷斯人肢解了的神。查拉图斯特拉的悲剧在于，由于他的上帝死了，所以尼采自己成了一个神；而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他并不是无神论者。积极的天性使他无法忍受城市里的无神论神经症。让这样一个人来断言“上帝已死”似乎是很危险的：他即刻就会成为自我膨胀（inflation）
的牺牲品。实际上，上帝绝不是对心理的否定，而是心理所能抵达的最强大、最有效的“阵地”，这与保罗对他的子民们所说的意义完全一样：“他们的上帝就是自己的肚子。”（《腓立比书》，第3章第19节）任何人内心中那些最强大，因而也是最具决断性的因素，也会迎和上帝的需要，促发同样的信仰或恐惧，屈服或献身。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专横的、无法逃避的事物都可以称为“上帝”，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绝对，除非人们可以通过合乎伦理的自由选择，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同样强大、不可战胜的阵地来抗衡这一自然现象。如果这一心理阵地被证明是绝对有效的话，那自然配得上被称为“上帝”，而且还是一种精神上的上帝，因为它源自自由的道德决策，发自人们的内心。人们可以自由决定“上帝”究竟是“精神上的”，还是像瘾君子对吗啡的渴求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从而决定“上帝”应是一种慈善的力量，还是破坏的力量。
无论这些心理事件或决策是多么毋庸置疑和清晰易懂，它们都很容易将人们导向错误的、非心理学的结论，即可以由人们自行决定是否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上帝”。可是，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某种心理倾向，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们的自由，使自由基本成为幻想，那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自由意志”不仅在哲学上是个无法估量的问题，在实践意义上也是一种用词不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发现有人会不受欲望、习惯、冲动、偏见、嗔怨，以及各种可能存在的情结的影响和控制。所有这些自然的心理事实，就像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一样，需要被抚慰，被服侍，令人畏惧，受人崇敬。而抚慰、服侍、畏惧、崇拜他们的不仅是这万神殿的所有者，更是其附近所有的人。奴役和占有是同义词。因此，在我们内心总有一些东西占据并限制或压制着我们的道德自由。为了隐藏我们心中这种无法否认却又令人十分不悦的心理事实，同时也可以空谈自由，我们便习惯于说一些让自己安心的话：“我拥有这样或那样的欲望，或习惯，或厌恶感”，而不是更真诚地说：“这样或那样的欲望，或习惯或厌恶感占据了我”。后面这种表述确实会从我们这里掠走哪怕仅仅是一丝对自由的幻想。但是，我扪心自问：这种做法，最终是否会比用语言迷惑自己更好一些呢？事实是：我们并不享受那种无法主宰的自由；我们不断受到某些心理因素的威胁，这些因素伪装成“自然现象”，随时都有可能占有我们。形而上的投射退场之后，我们在面对这种侵占时，变得手无寸铁、毫无防御，因为每一次冲动都会马上得到我们的认同，而不是将其称为“他者”。视其为他者，至少可以保持一臂之遥，防止它袭入自我的大本营。“守护的天使大军”（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始终在我们身边，就算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必要来创造这些。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仅仅是选择一个我们愿意为其效劳的主人，因此他可以发挥保护我们的功效，令我们免遭那些并未选择的“他者”的主宰。我们并非创造“上帝”；我们选择“上帝”。
尽管是我们的选择给予了“上帝”特征与定义，但是选择始终也是人造的，因此它给出的定义也是有限的、不完美的（尽管完美这个说法本身也并不完美）。关于上帝的定义只是一种意象，但是这一意象并没有把它所代表的未知的心理事实提升到智识的领域，否则我们便完全可以宣称我们创造了一个上帝。我们所选择的“主人”与我们将其投射在时空中的那个意象并不一致，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作用，就像心灵深处的一个未知数一样。我们甚至连某个最简单的想法的本质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去弄明白影响心理的那些终极原则了。而且，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心理的内在生命力。但是，因为这种内在生命力具有一种内生的自由，并不受制于我们的意志和意图，因此，很有可能发生的是，这种由我们自己选择并定义的、具有生命力的事物，竟会摆脱它的背景，摆脱那个人造的意象，甚至违抗我们的意志。于是，或许我们会认同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但是更为确切的说法是：“他已经扔掉了我们赋予他的形象。那么，我们可以在哪里再找到他？”这样的一个空位期（interregnum）是充满风险的，因为那些自然的心理事实会以各种各样的“主义”的形式，提出它们的要求。而这些一无是处的“主义”只会大量地制造无序和破坏，因为自我膨胀和人类的狂妄自大已经做出选择，将荒诞而无用的自我打造成宇宙的主人。这正是发生在尼采身上的例子，是在整个时代中令人无法理解的吊诡。
每个个体的自我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它的大脑是那么微弱无力，无法将那些从整个世界中抽取出的投射整合在一起。自我和大脑已经竭尽全力，却崩裂为碎片，即精神病医生所称的精神分裂症。当尼采声称“上帝已死”的时候，他道出了一个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真理。人们深受这句话的影响，并不是因为这是尼采说的，而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广泛存在的心理事实。其后果也很快显现：在各种主义的迷雾消散之后，大灾难便降临了。没有人想到要从尼采的宣言中得出哪怕一丝结论。然而，还是有人从中听出了一些可怕的声音，那如同古时候回荡在海面上、宣告自然界诸神走向末日的哀号一样可怕的声音：“伟大潘神已死。”
教会一方面把基督的生命理解为一种历史的神秘，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一种永恒存在的奇迹。这一点在弥撒的献祭中尤为明显。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对这种观点做出如下解释：基督曾经过着一种具体的、个人的、独特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所有核心特点都同时具有原型的特征。这一特征可以从基督的许多传记细节居然与世界各地流传的神话母题之间存在的大量相关性中辨识出来。这些无法否认的关联性也正是那些深入研究基督生活的研究者们很难从福音书中构建出一个完全脱离神话的人生的主要原因。在那些福音书中，事实的报告、传说和神话是交织成为一个整体的。正是这些构成了福音书的意义，所以，如果有人试图用批判的解剖刀将基督个体从原型当中分离出来的话，这些福音书马上就会失去完整性。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都或多或少清楚地认识到：基督的生活并非例外，就是一种英雄式的、命运多舛的原型。但是普通人也是在无意识地按照原型模式生活，如果这些原型不再被看重，那也只是因为人们普遍缺乏这些心理知识而已。确实如此，即使是梦这种转瞬即逝的现象，也经常明显地揭示出原型的模式。所有的心理事件都深深植根于原型当中，并与其交织在一起，因此每件个案都需要大量的批判性思维，努力将其独特性从典型性中确切地分离出来。最终，每个人的生活也同时构成了这个物种的永恒生活。因为时间的限制，每个人都不断地成为“历史”；从另一方面而言，（生活的）类型与时间是不相关的。既然基督的一生是一种高度原型化的生活，它就代表着那个程度下的一种原型生活模式。但是既然原型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种无意识的前提条件，那么一旦生活原型被揭示，这一类型的生活便也会揭示出每个人心中隐藏的、无意识的基本生活。也就是说，在基督的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也会同样地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基督教的原型中，所有这类的生活都被预先设置好了，并且被一遍又一遍地，或只此一次地讲述给人们听。在讲述过程中，我们所关心的关于上帝之死的问题也以完美的形式被预先准备好了。基督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在濒死状态下自我转化的上帝。
我们开始讨论的心理状态，相当于“你们为何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他不在这里”（路加福音，第24章第5节）。但是，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复活的基督呢？
我并没有期望任何基督教徒们会愿意追随我的这些思路继续探讨，因为这些想法对他们而言可能会是十分荒谬的。但是，这些话我本来也不是对那些有信仰的幸福的人说的，而是对那些生活中已经失去光明，神秘已经消散，上帝已经死去的人们说的。对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也不清楚返回以前的状态之后，是否真的会变得更好。为了理解宗教意义，可能如今唯一留给我们的，就是心理学途径了。这就是我为何需要从尘封的历史中，钩沉这些想法，将它们重新熔炼，注入直接体验的模子中，铸成新的形态。要挖掘出各种心理原型的教义和直接体验之间的关联，显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对无意识的自然象征所进行的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原材料。
上帝的死亡或者消失，绝不仅仅是基督教的象征。在上帝死后，人们对他的寻找一直在重复上演，直到今天，在达赖喇嘛往生之后仍在继续，而在古代，则表现为人们每年对寻找女神科莱（Kore）的庆祝活动。类似的活动如此广泛地分布在世界各地，这有利于证明人类生活中普遍发生过这样一种典型的心理过程：带给人们生命和意义的最高价值已经丢失了。这种典型的体验已经被重复过多次了，关于这种体验的表述也因此占据了基督教神秘性的核心位置。死亡或失去必须不断重复：基督总是会死去，总是会重生，因为与个体生命的时限相比，原型的心理生命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至于究竟依据什么法则可使原型不时积极地以这样或那样的面目示人，我并不清楚。我只是知道（而且我所讲的也是无数其他人都已经知道的）：目前是一个上帝死亡和消失的时代。神话告诉我们，人们是无法在摆放着上帝尸体的地方找到他的。“尸体”意味着一种外显的、可见的形式，曾经是一种代表着最高价值的设定。神话还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一最高价值会以神奇的方式再度出现，并已转化变形。这似乎是一种奇迹，因为当某种价值消失之后，似乎总是再也无法寻回了。因此，如果这价值还会重返的话，那确实是出乎人们的预料的。死亡之后堕入地狱的那三天，描述了已经消逝的价值是如何沉潜到无意识之中的。在那里，这个价值通过战胜黑暗的力量，重建了新的秩序，并再次回升到天堂，也就是达到了意识最为澄明的境界。至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目睹了上帝复活这一事实，则意味着发现和识别这一转化了的价值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过程。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明的，无意识是如何借助那些梦的帮助，制造出一个自然象征的，其术语即为曼荼罗。曼荼罗具有将各个对立面整合为一体的功能，或者说，具有调停和解的意义。这些推测出来的想法体现出原型被激活的症状，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我们发现，这些想法最早形成在炼金术的论著中，作为一些象征性的几何图案，力求表达出“哲人之石”，即点金石的本质。例如，我们在对《炼金术论丛》的评论中读到：
所有元素最终化为一物，此物即为这方形图案中心那个小小的圆圈。它是在宿敌或元素之间缔结和平的调解者，使得他们在相互拥抱中，彼此关爱。它凭一己之力，便可将圆化为方，化成许多人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东西，却从未有人找到过。
奥特留斯（Orthelius）对这一“调解者”——这块神奇的石头，有过如下叙述：
为了超自然的永恒的善，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调解者和拯救者，将我们从永恒的死亡、从魔鬼、从所有邪恶中解救出来。他带着双重本性：神性和人性；那人间的救世主也是如此，由两部分构成：天国的和俗世的。他以此令我们恢复健康，将我们从天堂和人间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疾苦中拯救出来。
这里的“救世主”并不是来自天国，而是来自大地的深处，也就是来自意识之下的深处。这些哲学家们猜测，那里有一个“圣灵”被禁锢在容器中；将赫耳墨斯之罐（炼金密罐，the krater of Hermes）中的“心灵”（Nous）比作一只白鸽。哲人这样写道：“投入这个陶罐吧，如果你能够做到，你可以通过认识自己被创造出来的意义，通过坚信你将会去到上帝的身边，来投入这个陶罐。是上帝把这个陶罐送到人间的。”
这个“心灵”或灵性，被称为墨丘利（Mercurius），而且炼金术中有句话就是指的这个奥秘：“智者寻找的一切都在水银中。”佐西摩斯（Zosimos）曾经为传奇人物奥斯塔尼斯（Ostanes）出过一个非常古老的法子：“去找尼罗河吧，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块具有灵性的石头。”一位评论家解释说，这指的就是水银。这个灵性，来自上帝，也是绿色的成因，是炼金术士们极为推崇的一种“福泽之绿”。迈琉斯（Mylius）这样说道：“上帝朝着他所造之物吹了一口气……一种萌发，淡绿色的萌发。”我们从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为圣灵所写的那首第一句为“O ignis Spiritus paraclite”的赞美诗中，可以读到：“云翳降甘霖，乾坤转挪移，石砾生润泽，河水出清溪，大地吐新绿，这一切都源自你。”从远古时代起，这一圣灵之水就在炼金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一“永恒之水”（aqua permanens），是圣灵同化为物质的一种象征，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圣灵化身为水。基督教相应的说法，自然将其说成是基督的血，正因为如此，哲人之水被称为“灵性之血”（spiritualis sanguis）。
这一神秘物质也被简单地称为“圆形物”，人们把它理解为自然之魂，与世界之魂一致。后者是一种神的美德，围绕在上帝身边的一个器物或球体。为此，迈琉斯写道：“（上帝）身边萦绕着爱。有人已经宣称，上帝就是一种理智而热烈的精神，虽然无形，可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化身为万千相，等身于千万物，通过多重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与其所造万物缔结在一起。”上帝的这一被阿尼玛遮盖起来的意象，与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关于基督和教会的比喻相吻合：“女人将囊括男人”（耶利米书，第31章第22节）。这与佛教密宗中湿婆被他的性力女神迦梨拥入怀中的概念是对应的。截然对立的男性与女性却在图像中央结合为一体，从这种基本意象中衍生出了宝石的另一种表征，即“雌雄同体者”。这也构成了曼荼罗母题的基础。上帝作为“自然之魂”延伸进入每个生命体，这就意味着一种圣火闪烁的火花，甚至存在于死去的物质中，存在于极度的黑暗中。中世纪的哲学家们竭尽全力，试图让这火花以一种神圣的形象从“圆形容器”中重新升起。而这类想法只能基于对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存在的认可，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何相同的想法会出现在世界各地。我们用来举例的梦可以说明，这些意象并非人的智力创造出来的，却是自然而然的启示。而且这些启示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被发现。那些炼金术士们也亲口承认，秘密有时会出现在梦中。
古代的自然哲学家们不仅清晰地感受过，而且也确实说过，他们用一个四等分的圆形来象征该神秘物质的核心本质，而这一神秘物质就是人本身。“神秘的哲学”中曾经谈及，在密封的容器中形成的白色之人。这一“白色之人”相当于佐西摩斯幻象中的牧师角色。在以阿拉伯语传播的《克拉底书》（ Book of Krates ）中，我们在灵性人与世俗人，即相当于诺斯替教义中的圣人（pneumatikos）与俗人（sarkikos）之间的对话中，找到了具有同样意义的暗示。灵性人对世俗人说：“你能够完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灵魂吗？如果你对它的认识恰如其分，如果你知道怎样使灵魂变得更好，那么你就能够辨识出，先哲们曾经赋予它的种种名称其实都不是它的真实名称……哦，那些以假乱真的模糊不清的名称啊，你给人类造成了多少谬误与苦恼啊！”这些名称反过来也是指哲人之石。在一部据说是佐西摩斯的论著中（尽管该文更像是出自阿拉伯——拉丁学派的文献），作者明明白白地谈到了这块石头：“因此，它来自人，而你就是它的矿质（原材料）；在你的内心，可以找到它，从你身上，就可以把它提炼出来……它与你不可分离。”所罗门·特里斯莫辛（Solomon Trismosin）对此做出了最为清楚的表述：
探究你的本性，
你只为其一部分而已，
你对其所知的一切，
就是你真实的本性。
而你以为自己不具备的一切
其实也在你内心。
特里斯莫辛如是说。
吉拉德·多恩也曾疾呼：“将你自己转化为充满生命的哲人之石！”我们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那些不懈追求哲人之石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已经领悟到了这具有启迪澄明作用的知识，即这石头的神秘本性就是人类自己，人的自性。显然，人们从未将自性视为等同于自我的一种存在，因此，自性被描述为“隐藏的本性”，存在于无生命的物质中，是一种精灵、魔鬼，或燃烧的火花。借助那些被视为关乎人类精神的哲学作品，自性这一存在从黑暗与禁锢中解放出来，最终获得重生，通常被奉若神明，堪比基督的复活。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关于自性的想法，与经验上的自我完全无关，但是却关乎与其大相径庭的“神性”，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便是与无意识领域中生成的超越意识的心理内容相关。
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回我们那些现代的体验了。这些体验在本质上显然类似于基本的中世纪和古典思想，因此，可以用与那时相同，或至少相似的象征来表达这些体验。中世纪对圆形的表征是基于对微观世界的想法，这一概念也可被用于石头。石头就是一个“小宇宙”，就像人本身也是一个“小宇宙”一样，是一种将宇宙内化的意象，并非向外探及那浩瀚无垠的远方，而是向内探入同样深不可测的心里，即从微小至超乎想象的精微。因此迈琉斯将这一核心称为“心尖”（punctum cordis）。
现代曼荼罗所表达出的体验，主要来自那些再也无法向外投射神圣意象的人们。由于神圣意象的回缩，进而转为内向投射，这些人面临人格膨胀和分裂的危险。因此，他们围绕中心构建出的圆形或方形环绕物，具有保护墙或“密封罐”的意义，目的在于防止爆发或崩溃。因此，曼荼罗所显示并维系着的，是一种对图像中心的专注，即对自性的专注。但这绝对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相反，它代表一种必需的自我控制，为了避免人格膨胀及分裂的自我控制。
如我们所见，这围墙也具有希腊语所称的“神圣围地”（temenos）的意义，是指属于神殿周边的辖区，或任何被隔离的圣地。我们这个案例中的圆形，便起到保护或隔离内在的心理内容或过程的作用，使其不与外界之事混合。因此，曼荼罗以象征的形式不断重复那些古老的方式和途径，而它们曾经一度就是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神圣围地”的居住者便是神。但是在曼荼罗中被囚禁的人，或者说，被妥善保护的那个居住者，看起来并不是神，因为其中所使用的象征，如星星、十字架、圆球等，并非意指神性，反倒是明显地代表着人类人格的重要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认定：人本身，或者他内心深处的灵魂，就是曼荼罗中的被囚禁或被保护的那个居住者。因为现代的曼荼罗与古代那些常常表示神居其中的神奇圆形如此接近，所以很明显的是，在现代曼荼罗中，人如同自性深深植根的土壤，就是神性的象征，而非神性的替身。
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这个象征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生成的，本质上始终是一种无意识的产物，如同我们的梦所展示的。如果我们想知道，当上帝这个观念不再被投射为一种自主实体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那么答案就是：无意识心理活动将取而代之。无意识会生成一个被神化了的人，或圣人的想法，此人被一种抽象的象征囚禁、隐藏、保护，被其消解了人格，被其取代。这些象征通常含有对中世纪微观宇宙概念的暗示，正如我那个患者梦中的世界钟一样。诸多引向曼荼罗的心理过程，以及曼荼罗本身，看似都是对中世纪猜想的直接确认。看起来就好像是病人们曾经阅读过那些古老的论著，那些关于哲人之石、圣水、圆形物、圆中取方、四种颜色等的论文一样。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炼金术哲学及其深奥的象征主义。
因此，我们难以对这些心理事实做出正确的评价。如果我们在做评价时主要考量这些事实与中世纪象征主义的显著对应性的话，它们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心理退行，即退化到古代的思维方式。但是，无论何时发生这种心理退行，其结果始终是导致人的适应力变差，以及相应的效率降低。然而，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心理发展案例，绝对没有出现这种典型现象。相反，病人们的神经症状以及人格分裂的状况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整个人格都在向更好的状态转变。出于这个原因，我不认为这里所讨论的心理过程应该被解释为心理退行，因为这就相当于将此心理过程说成是一种病态。我更倾向于将这种有关曼荼罗的、明显乱序的心理关联，理解为一种精神的持续发展，一种从中世纪早期，甚至更早的时期，早在基督教初始之际，便开始的精神发展过程。有文献记录证实，基督教的核心象征早在公元1世纪便已存在。我想起了古希腊的一部名为《大祭司科马琉斯向克娄帕特拉传授神圣艺术》（ Comarius ， the Archpriest ， teaches Cleopatra the Divine Art ）的论著。其内容源自埃及，丝毫没有受到过基督教影响的痕迹。但是也有一些仿冒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佐西摩斯的神秘主义文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只是在最后一位作者的文本中有比较明显的痕迹，尽管其主要的象征主义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并且与《秘义集成》（ Corpus Hermeticum ）中的赫耳墨斯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与曼荼罗相关的象征主义居然受到异教较为直接的影响，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显然属于现代心理的现象。这些心理现象似乎在没有直接传承的支持下，延续了诺斯替主义的思潮。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话，即如果任何宗教都是对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心理状态的一种自发性表述的话，那么基督教就是对那始自人类时代初期，并一直延续几个世纪的某种主导心理状态的表达。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持续主导的某种心理状态，并没有排除另外一些心理状态在不同阶段的出现，而其他的这些心理状态也同样可以表现为宗教。基督教曾经一度为了生存，不惜与代表着另外一种心理状态的诺斯替主义对抗。诺斯替主义被清除殆尽，而其残留下来的思想也遭到严重损坏，以至于想要了解其内在意义的话，不得不再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那些象征符号的历史根基能够超出中世纪的话，我们必然可以在诺斯替主义中找到它们。在我看来，一种之前受到压制的心理状态，如果在那些压制它的主要思想开始式微之时能够重新发威的话，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尽管诺斯替的异端主义遭到了镇压，可它却伪装成炼金术，历经了整个中世纪，得以蓬勃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炼金术由两个互补的部分构成：一方面化学研究得以正当进行，另一方面则是“理论学说”或“哲学”。正如公元1世纪出现的那些伪德谟克利特的文章所述，在人类纪元的初期，这两个方面早已融合在一起。公元3世纪的莱登古卷和佐西摩斯的著作也做了相同的表述。关于古代炼金术的那些宗教或哲学的观点，显然属于诺斯替主义。随后出现的观点，似乎也围绕着下面这个核心思路：世界之魂，那个孕育了初始混沌之水的造物主或圣灵，潜藏在物质之中，且始终保持着原始混沌的状态。因此，哲学家们，或自诩为“智慧之子”的人们，认为他们所说的主要物质，就是与圣灵一起孕育原初混沌的构成部分。他们认为，所谓“圣灵”是一种半物质状态的元气（pneuma），一种他们称之为“能发散的”，且在化学成分上与氧气及其他可分解化合物相同的“化身”。他们把这种有灵性的物质称为墨丘利，即化学中的水银（尽管“我们的墨丘利”并非普通的汞啊！），也是哲学中的赫耳墨斯。作为启示之神的赫耳墨斯·特利斯梅吉斯（Hermes Trismegistus），是炼金术的无上权威。他们的目的是从混沌状态中提取出原始的神圣灵性，并将这一圣灵称为“第五元素”“永恒之水”“酊剂”（tinctura）。一位著名的炼金术士约翰内斯·德·卢佩西萨（Johannes de Rupescissa）把这精华物质称为“人之天”（le ciel humain），指人类的天空或天堂。在他看来，该精华是一种蓝色的液体，像天空一样纯净不朽。他说，精华呈现天空的颜色，“太阳为其增辉，一如太阳令天空生色”。太阳的寓意是金子。他说：“太阳才是真正的金子。”他又继续论述：“这两样事物联合起来，影响我们内心……所有天空构成的天堂，和天堂中的太阳。”显然，他的想法是，这一精华物质，即蓝天衬着金色的太阳，能够在人们心中唤起相应的天堂和天堂太阳的意象。这是一幅描绘了一个蓝色和金色微观宇宙的画面，我认为它与纪尧姆的天国幻象有着直接的对应，只不过两者描述的颜色反过来了，在卢佩西萨所描述的场景中，圆盘是金色的，天空是蓝色的。而我的患者的描述与卢佩西萨的相似，似乎更倾向于炼金术的影响。
这神奇的液体，圣洁之水，被称作天空或天堂，很有可能是指《创世记》第1章第7节中提到的，来自天国之上的水。人们认为这水具有一种施洗的功能，如同教会使用的圣水，拥有创造和转化的特性。天主教会在复活节前夕的礼拜六仍然会举行福泽泉祝礼（benedictio fontis）。该仪式不断重演“圣灵下降，沉入水中”的过程。由此，普通的水便获得了神圣的特性，可以转化人类，赋予人类灵性的再生。这恰恰是炼金术关于圣水的想法。因此，如果炼金术中“永恒之水”的说法不是源自异教，并且更为古老的话，那么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很容易从天主教的赐福仪式中衍生出来的。我们发现，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炼金术的第一部论著中，曾经提到过神奇的水。况且，圣灵降临到自然界是一种诺斯替教的传说，对摩尼教（Mani）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通过摩尼教的影响，让这一说法成为拉丁炼金术的主要思想之一。哲学家们的目的是用化学的方式，将不完美的物质转化为金子、灵丹妙药或长生不老的仙药，但是，却以哲学的方式或神秘主义的方式，转化出了神圣的双性人，即第二个亚当，有荣耀的、纯净不朽的复活之躯，或称之为人类心智的启明之光（lumen luminum）、智慧（sapientia）。正如我和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都说过的，中国的炼金术也产生了同样的思想，即炼金经典之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金刚不坏之身”。
所有上述的类比，都是我将自己的心理学观察，融入与其相应的历史背景中的一种尝试。尽管人们可以找到无数与我们所描述的梦类似的现代事物，但是，若没有这种历史的关联性，这些观察到的内容就只能悬浮在空中，仅仅作为一种好奇。例如，一位年轻的女性曾经做过如下的梦。她最初的梦主要关于一次实际经历的记忆，某个新教教派的一次洗礼仪式居然发生在一个非常怪异，甚至令人反感的氛围中。这个梦可以让人联想到做梦者内心积累的所有对宗教的失望。然而，紧随其后发生的梦，却为她呈现了另一幅画面，令她难以理解，并且与之前的梦毫不相关。其实，我们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帮助她理解自己的梦，那就是在她的第二个梦之前加上一句“与之相反的是”。下面就是她的梦的内容：
她在一个天文馆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悬于头顶上方的是苍穹。空中有两颗星星，熠熠生辉。一颗白色的星星是水星，另一颗发出温暖的红光，而她并不认识那颗星。然后，她看到穹顶下的墙壁铺满了壁画，但是她只能认出其中一幅：描绘阿多尼斯（Adonis）在树中诞生的那幅古老的画。
她认为代表着“温暖感觉”的“红光”就是爱，那颗星星一定是金星。她曾经在一家博物馆中看到过一幅关于在树中诞生的画，并且曾幻想过阿多尼斯这个濒死却又复活的神必定就是重生之神。
在第一个梦中，曾经出现了对教会宗教的严厉批判，而在紧接着出现的第二个梦中有一个世界钟的曼荼罗幻象，也就是说，天文馆最完整的意义就是世界钟。天空中那神圣的一对儿联合出现，他是白色，而她是红色，因此将炼金术中那著名的一对儿颠倒过来了，在炼金术中，他是红色，而她是白色，所以她被称为“贝亚”（Beya，阿拉伯语为albaida，意即白色的那位），而他被称为“红奴”（servus rubeus），尽管他作为加布里修斯（Gabricius，阿拉伯语中的kibrit，意即硫黄），确是她的皇兄。这神圣的一对儿不禁令人想起纪尧姆的基督教寓言。阿多尼斯在树中诞生所表达的意义，与我的患者做的有关创造与新生的神秘仪式的那些梦，是彼此呼应的。
因此，从原则上讲，尽管这两个梦除了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痼疾之外，并无共同之处，但两者在极大程度上重复了这位患者的思维过程。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自发性的现代象征主义与古代的理论和信仰之间的关联，并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传统得以确立，甚至也不像人们有时凭空揣测的那样，会通过一些神秘的传统得以确立。我曾经十分仔细地询问我的患者们，但并没有发现他们曾经了解过相关的文献，或知道相关思想的任何信息。看起来，他们的无意识沿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在运作，而这种思维方式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会时不时地彰显出来。然而，只有当我们假设某种无意识状态是一种“先天的”遗传因素时，这种持续性才会发生。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观念的遗传，这一点是很难证明，甚至无法证明的。而我却将这种遗传的特性，设想为一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就像一种能够重复制造相同或类似观点的可能性。我把这种可能性称为“原型”。因此，对某一特定的、与大脑相关的心理活动而言，原型是一种结构性的特征或状态。
根据这些历史类比素材，曼荼罗所象征的，要么是之前潜藏并主导着人体，现在又被重新提取激活的某种神圣存在；要么就是助人转化为某种神圣存在的载体或场所。我知道，这种说法会让人回想起那些最疯狂的形而上的推想。如果这话听起来很疯狂，我感到抱歉，但这确实是人类心理的产物，或一直被塑造成的结果。任何假设自己不需要这些心理事实的心理学，必须人为地刻意排除这些事实。我将这称为一种哲学的偏见，不为经验主义的观点容纳。我或许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并非意欲用这样的表述来构建任何形而上的真理。这只是一种对心理运作方式的陈述而已。而且，事实上，在体验了曼荼罗幻象之后，我的患者确实感觉好多了。如果你们可以理解曼荼罗帮这个病人解决了什么问题的话，便也会理解他为何会有一种“无上庄严的和谐”感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阻止人们对深奥渺远的曼荼罗体验可能生成的各种后果进行妄自猜测。但是对我而言，遗憾的是，这种体验既不是晦涩难懂的，也并非遥不可及。相反，这种体验在我的专业领域里几乎是家常便饭。
我认识不少的人，如果他们想活下去的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自己的体验。他们只能在深海与魔鬼之间进行选择。魔鬼，就是曼荼罗，或相当于曼荼罗的事物；而深邃的海洋，就是他们的神经症。那些善意的理性主义者会指出，我正借助恶魔别卜西（Beelzebub）之力来驱除魔鬼，即用某种宗教信仰的诈术来取代真实存在的神经症。对于前一种指责，我无话可说，因为我并非形而上学的专家；但是对于后一种质问，请允许我说明：这并非一个关乎信仰的问题，而是关乎体验的问题。宗教的体验是绝对的、毫无争议的。我们只能说自己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经验，但是我们的反对者则完全可以说：“抱歉，我有过这种体验。”那么，对此的讨论便只好戛然而止了。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看待宗教体验，经历过这种体验的人便拥有了一种巨大的财富，成为一种生命、意义和美的源泉，带给世界和人类一抹崭新的光彩。这样的人拥有善念（pistis）
，能获得内心平和。我们凭什么说这样的一种生活不合法，这样的体验就是无效的，这样的善念就仅仅是虚幻而已呢？实际上，这世上难道还有比能够帮助你活下去的那些终极信念更好的所谓真理吗？这就是我为何对无意识所产生的那些象征进行如此认真的宗教考量的原因。它们可以用来说服现代人的质疑心态和批判思维；它们之所以令人信服，也出于一种很古老的道理：它们，无所不覆！而这恰恰是“说服”（convincere）这一拉丁词源的含义。能够治愈神经症的良药必须如同神经症一样，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而且，因为神经症十分真实，所以用来救治的体验也必须同等真实。如果我们想要对此做一种悲观主义的表达，那么，它必须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幻觉。然而，在真实的幻觉和具有治疗意义的宗教体验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措辞不同而已。例如，我们可以说，人生就是一种预后并不乐观的疾病：它缠扰我们多年，最终还是以死亡告终；或者，我们可以说，所谓正常，反倒是一种普遍的本质上的缺陷而已；或者说，人类是一种大脑注定会过度发达的动物。对那些消化不良的习惯性抱怨者而言，他们完全有权利这样想。没有人知道那些与生命相关的终极事物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自身的体验来了解它们。而且，如果这样的体验可以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爱之人的生活更加健康、更加美好、更加圆满、更加满足，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说：“这就是上帝的恩典。”
这里并没有展示什么超验的真理，我们也必须十分谦虚地承认：宗教体验超越教会，它是主观的，并且容易导致无数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所进行的精神冒险就是将人的意识暴露在那些尚未定义，甚至无法定义的事物面前的话，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来相信，有关心理的规律无处不在、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这些心理规律，虽非任何人的发明，但人类却可以从基督教义的象征中，获得有关这些心理规律的真知。只有那些无心的傻瓜才会想去摧毁这一切；真正热爱灵魂的人，绝不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