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速地变革、危险以及复杂性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并变换形式出现。

请考虑固体废料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每个政府层级的每个部门，从能源到水质、到计划、到税收、到公共健康各个部门都有涉及。没有税收部门的配合、没有桥梁领域、没有我们当下操作时采用的克服潜在对抗的程序，美国政府中相关的职能部门解决这些问题时甚至都无法启动。当他们进行交流时，他们经常站在自身固有利益的立场进行阐述，关心公共利益的程度远不及推进某项服务自身部门的议程。

请考虑臭氧层耗尽、世界性的饥饿、人口爆炸以及艾滋病等问题。没有看透这些纷繁复杂问题的智慧、不能对这些问题内部各个层面进行分析、不知道如何界定和获取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我们就会像漂浮于茫茫大海般晕头转向。不能把握政治现实、经济脉搏和科学数据（物理环境及其变化方面的数据）——所有的一切都同步变化——我们便不能逆转生存质量恶化的趋势，因为所有人都共享一个地球。

最后，考虑恐怖主义以及与之关联的自由受限的问题，可知的和不可知的“敌人”对越来越多的无辜民众构成威胁。尽管恐怖主义的形成几乎都有其复杂的根源，但是恐怖主义却常常被简单化地对待。我们习惯性地、不加批判地接受我们国家媒体对国际事务的叙述。但是每个国家的媒体一般大都曲解他们国家“敌人”的思维并照此行事。当我们自己的国家或盟友攻击或杀戮平民，这样的行为便被政府（以及代表政府的媒体）定义为正当防卫。不道德的行为被我们的政府所掩盖、轻描淡写或者说成是最后的防卫手段。类似的行为发生在我们的敌人身上就被突出渲染或者大肆宣扬，并常常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暴徒行为、种族复仇以及政治迫害通常就这样产生了。“良善的”与“邪恶的”这样的词汇被随意地用于对暴力行为和恐怖行为（强加给敌人的，不管是真实的敌人还是想象的敌人）做出解释。

但是恐怖主义的问题与保障重要的人权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请让我们来考虑大量支持本观点的证据中的很少一部分证据。国情监控——一个欧洲公共利益的“看门狗”团体，报告了一份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提出的要求欧盟在反恐措施上予以配合且长度超过40项要求的信件。大多数要求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包括“犯罪调查、数据监控、边境控制和移民政策”。托尼·布尼安，国情监控的主编评论道：“很多要求都与反恐毫无关系……”与此同时，英国议会联合人权委员会，包括部长和贵族起草了一份报告，严厉批判英国政府提出的反恐、罪案与安全清单。报告指出这一清单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并质疑清单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及其中所隐藏的扩大警察权力的做法。

实际上，全世界的政府似乎都准备放弃对传统公民权力的保护及对公民权力本身的保护，以适应正在全面扩张的警察和政府权力——这些都是在搜寻那些所谓恐怖分子的旗号下进行的。据2011年11月2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随着美国在辩论反恐战争有多么无情，印度的领导人抓住了美国遭‘9·11’袭击所提供的机会，推动了一项更加严苛的反恐法。这一法案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对……”新的法令允许当局“监听电话、监控电子邮件、拘留人们长达6个月而无需负责、在监狱实施秘密审讯以及让证人身份保持隐秘”。根据《泰晤士报》报道，“在一项先前类似的印度法律下，超过75000名人士被捕，但是只有1%的人犯罪，很多被告在监狱中遭受了数年的折磨且没有保释的可能”。

当然，很少有政府会长期宣扬它们自己是侮辱自由且拒绝基本人身自由的政体。这些受到关注的人权事件提醒我们，区分自由社会和警察国家对政府的制约是有限的。取而代之，我们需要最好的法律思维以提供合适的警力和政府权力，并同时还保留对这些权力的制约，这是人类基本自由的基础。

这只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对所面对的世界的管窥一豹或极不全面的分析。 9wddmipOa3z6pJvswqBSMFFL4kEw5WmCCsbIdhlmTOzqDKIvznXkkT7pK3Nuv4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