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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国第一次发行个人身份证。身份证的发放是个人从家庭、单位或集体中解脱出来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个人可以成为独立的单元。同时，个体开始拥有了流动的自由，一个从“我们”到“我”的转变悄然开始。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之前大家都是集体人，社会文化也更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富才能民强，表现在社会中就是：你一定要属于某个集体，否则你没法生存下去。按照尊卑有序的排列，你所在的集体比较优秀，你也就比较优秀；你所在的集体不行，你就不行。当年，你要去任何机构办事，都需要有介绍信，并去你服务的机构开证明，有时候还需要户口本，“你”自己没用，你无法证明你是你，你自己的证明无效！
单位是一个统称，类似于管理学里面提到的“组织”：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公司、医院等等，都可以被叫作单位。在过去，大部分单位都是国家的，譬如学校、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等，通过各种途径到一个单位工作后，每月可以领取工资，退休后可领取退休金，这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美好人生。一个好孩子的标志是在学校好好读书，长大后能找一个好单位，然后干一辈子。单位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许多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其中的角色为了能进入一个好单位忍气吞声送钱送物的例子。某个人如果被单位开除，不异于遭受灭顶之灾，导致妻离子散甚至自杀的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在那个时候人们都离不开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离开了国有单位，成了个体户、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后来又有了各种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等，但人们仍然需要去一个单位服务，这样才算靠谱的人生。只不过人们对于好工作的标准在不断变化而已，从最早的军队、工厂再到事业单位的科学家、学校的教师、国有企业职工、外企职员，而现在又回到公务员。
即便在今天，如果一个人没有固定的服务机构，不仅你的父母会为你担心，社会上的人也会对你的能力和信用产生怀疑；当然，如果你服务的是一家名气很大的机构，则会让人对你另眼相看。许多银行的信用卡办卡政策规定，政府机构上班的公务员信用卡授权额度有多少万元，国有企业的员工多少万元，民营企业的员工多少万元，个体人员透支额度多少万元，依次递减。
在这种氛围下，有不少人利用自己所服务机构加持的光环去做了很多不三不四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单位是不一样的。不仅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如此。德鲁克在《巨变时代的管理》中就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在大型组织中工作的雇员成为每一个发达国家的主要风景线，如在工厂工作的蓝领工人和管理者；在庞大的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公务员；在迅猛发展的医院工作的护士以及在发展得更快的大学中教书的教师，那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到1990年几乎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会是组织的雇员，可能还是大型组织的雇员。”当年在美国，如果能够在风头正盛的通用汽车公司上班，大致就可以自动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是“单位人”：必须依赖于某个机构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如果离开，由于欠缺相应的工具和设备，个人不能或者很难生活得更好。
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通过分工提升效率的方式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之后大部分的管理思潮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流程再造是为提升组织的柔性化以便更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但这些管理理论基本上都站在组织的立场，探讨让组织更好地发挥员工的作用和价值，鲜少涉及个体与组织关系的变革。
虽然德鲁克在 1966 年出版的《卓越成效的管理者》中就提出了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这个概念，用来指那些核心工作内容为处理信息和知识的员工，譬如管理者、程序员、技术人员等，对比之前的体力工作者；但是即便在美国，知识工作者成为单位的核心员工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则更晚。
知识工作者通常具有独特的、隐秘的、跨组织适用性的知识能力，换句话说，知识工作者的这些能力可以跟不同的企业去结合，在很多企业都可以发挥作用，所以他们对组织的依附性较低，而职业的选择面更广，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家传统的公司里面，生产线上的工人虽然比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薪水低，但很多时候他们满意度都比较高，而知识员工则满腹牢骚，被人力资源部门称为“最难管理的人”。
知识与经验成为了除生产资料和工具外最有价值的一种资本，相对应之前雇佣者完全掌握生产设备、厂房、土地，知识工作者的自主权极度提升，所以华为公司在自己最早的《华为基本法》里面就这样描述：“第十六条 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第一次将知识与传统的劳动、企业家精神和资本并列，作为价值创造的源泉。
随着知识工作者成为核心劳动力，在国内外已经出现了一些不依附于某个机构的个体，他们依赖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服务更多机构和个人，譬如许多优秀的设计师在家工作，为多家机构服务。但是能够自雇的人员还是少数，因为并非所有的工作都可以个人完成，一般对协作要求比较高的岗位需要更紧密的团队合作。
个人崛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经历了从短缺到充裕，再到过剩的阶段，生产的产能已经不是问题，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人购买成了新问题，这也是我国政府近年提出供给侧改革的缘由。在这种大环境下，社会不仅比拼效率，而且更依赖于创新，能够生产出满足用户显性和潜在需求的产品才是王道，这个时候对于知识工作者尤其是高水平知识工作者的需求就更加迫切。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长兼创办人乔布斯说自己花了半辈子时间才充分意识到人才的价值，他说：“我过去常常认为一位出色的人才能顶两名平庸的员工，现在我认为能顶50名。”
高水平人才一定是短缺的，对于这种短缺的人才，通常不是他依赖于某个组织，而是这个组织在依赖他了！
随着知识工作者的出现并成为核心劳动力，他们对于机构和单位的依赖性越来越低。凭借独特的知识和经验，那些高水平的知识工作者与企业更像合作的关系而非雇佣：双方互相成就。
2006 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当年的年度人物授予“YOU”——所有网民，封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白色的键盘和一个电脑显示器的镜面，从镜子里购买者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像。授奖理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互联网上使用和制作了内容。”《时代周刊》认为，社会已经从机构向个人过渡——即该杂志所提出的“向新数字民主主义公民的转变。”该杂志还提名了26位“2006年度重要人物”（People Who Mattered），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罗马教皇奔尼蒂克十六世（Benedict XVI）和布什政府的三人组合（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等。
当时正是Web 2.0大行其道的时候，之前单纯的由编辑发布内容、网民去阅读的方式已经转变为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声，他们通过博客、播客、维基（Wiki）、微博、SNS等方式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交流。2006年3月，Twitter成立，此时Facebook刚刚成立了2年。2016年，Facebook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显示，它的月活跃用户数量为16.5亿，移动用户数量为15.1亿。Facebook公司还称，它的日活跃用户数量为10.9亿，移动日活跃用户数量为9.89亿，人们经常开玩笑说，Facebook成为地球上人口超过中国、印度的“地区”。
沧海桑田，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将大部分人收入网络中，各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互联网及其关联的新技术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4.0，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人们购买商品需要去供销社，而且基本可以满足需求。那个时候，农村大部分人家是很少买东西的，都可以自给自足：粮食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自己家种的，要吃什么自己做。更早一些，甚至穿的衣服都是自己裁剪、缝纫的。除了食盐等物品不能自己生产，基本上不需要购买别人的产品和服务。
经济学家认为，分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生产力先进的表现。你是否发现，越发达的地方分工越细，人们需要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越多；反之，落后的地方更多是自给自足。而今天，在我国的大城市里，按照罗辑思维CEO罗振宇的说法：“我随时可以打开手机的一个应用，下面有几百辆汽车和上千万个师傅准备为我服务，有各种合法服务准备上门。就在过去一两年，每个大城市的普通员工活得像一个国王，而路易十四才300个厨师。”
互联网时代，不仅生活上极大便利，知识工作者工作上所需要的资源也得到充分供应，让每个人大部分工作可以在家里、在路上便捷地完成。即使不依赖某个机构，人们也可以生活得很好，这是最好的时代！
同时互联网的出现，尤其移动互联网的深化应用，涌现了更多的个人知识和经验价值化的方式，相应服务于知识工作者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知识型精英开始摆脱他们的“单位”，并能够活得更好。管理学教授陈春花曾经讲述了她在新希望六合公司时的一个例子：
“我的公司招收接近800名新入职的员工，他们此时就在青岛基地培训，我花很多心思来设计这个新员工入职的环节，甚至告诉人力资源的同事，要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和他们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恋爱的程度越深，他们理解和爱上公司的概率越大。但是回想起 10 年前，或者更早一些，像新希望这样的公司，是不需要花费这样的脑筋的，很多年轻人会渴望走向社会，走向岗位，走向一个好的组织，让自己得以充分地发挥。但是今天，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微妙，个体本身的能力已经超出组织界线。”
在未来，许多人将不满足服务于某个机构，他们更渴望自由因而更愿意自雇，通过自己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更多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合作。人们不会再轻易地把自己固化在一个组织里，或者一种角色里，他们期望更自主、更有创新地工作来发挥自己的才能。
互联网为知识工作者提供了独立工作的工具和机会，社会化的知识分享方式让员工可以不必依赖某一家具体的机构而生存，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人的价值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