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攻读伤寒专业研究生

我在中医学校学习工作的7年间，与既是同学又是同事、同舍的樊海叔叔情投意合，更是朝夕相处，相互帮扶，终于双双同时于1985年考入南京中医学院，跨入研究生的行列。

当时的研究生竞争十分激烈，全国报南京中医学院伤寒专业的有58个人，上线的有10个人，面试的有5个人，有2个人分别转入内科班、温病班，剩下的3个人学伤寒。我是宋立人老师的研究生，还有2个是陈亦人老师的研究生。南京中医学院是我国五所老校之一，当年南京中医学院成立的时候我才出生。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之所以影响全国，跟当时的学术带头人有关，他叫宋爱人，是苏州名医，是我导师的父亲。当年宋爱人如果从苏州到南京的话，南京报纸上都要刊登“宋爱人先生今日抵宁”的消息，说明当时的盛况。宋爱人先生到南京中医学院以后注重教学和培养人才，我的导师宋立人和陈亦人先生当时都是青年才俊，是他们共同努力，编著了在20世纪非常有影响的《伤寒论译释》上、下两本书，在当时极其出名，影响非常大。当时书上署名的是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组，实际上是他们几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我成为宋立人老师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陈亦人教授在伤寒教研室当主任，在我面试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从农村去的，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看到了中年女教师鄙晲的神态，也看到陈亦人先生赞许的眼光。陈亦人老师当时教我们研究生《伤寒论》，我受益匪浅，而且他对我非常好，当然他没有当面夸我，但是他给别人公开讲，我是他赞许的三个青年伤寒学者之一，已经非常难得了。还有可以证明这句话的就是，陈老师在我1992年出版《经方各科临床新用与探索》这本书出版后，亲自在硕士、博士生课堂推销这本书，然后把钱寄到西安。而我们宋立人老师作为当代中医学家，知识渊博，他最大的功绩就是主编了《中华本草》，这一套书当时定价两千六百元，收载了八千至九千味中药，是当代“李时珍”。陈亦人先生和宋老师对我都非常好，而陈亦人先生尖锐深刻的治学观和我们宋老师宽厚平和的治学观都对我以后学术风格的养成产生了深厚影响。

作为一个伤寒专业的研究生，我到了南京以后，怎么学呢？有一天我走在南京的大街上，说实话当时我确实觉得，考上研究生就是以后做大学问的基础，是当博士、教授的料，不做基本的研究工作、不积累资料不行，恰好在大街上多看了一眼，就发现了装帧非常漂亮的读书卡片，我一下子几乎用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三千张。尽管我说的比唱的好听，我还是想用歌曲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走在南京的大街上，买了卡片我喜洋洋。图书馆里把身藏，不管他白天还是晚上”。就是这样，我在这三年里养成了读书、读文献、记卡片的习惯，前后记了两千多张，由于我积累了这么多卡片，以后还真是派上用场了，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说我也是吃张仲景这碗饭成长起来的。因为当时我刚到四医大，正好赶上“第四军医大学首届青年教师成才奖”的评选活动，在这个展览上，除过30多篇论文，我的2000多张卡片也引人注目。其实初选名单里没有我，结果两个教授坚决要求把我加上，主管的人说“因为他不符合条件啊，因为他不是本科毕业啊，教龄也不够两年”，结果，众议难违，拨乱反正，我成为获奖者。之后我也就有了提前晋升讲师的资格，这也是带家属随军的必备条件。王欢和她妈妈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在当时一个西安户口3000元还办不到的情况下，于2000年由渭南迁入西安市。

实际上，我从小时候起就收到了经方带来的恩惠。在边读书边做卡片笔记的过程中，也是我深入思考乃至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当时我除过对读书学经方感兴趣，无他。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发表过6篇文章，加上在南京上学的三年，一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那个时候是有稿费的，我的稿费虽然不能和工资相比，却也解决了不少问题。记得当时我用两篇文章的稿费给我女儿买了一个三轮车带回去，那时她才两岁，我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伤寒专业的研究生，我不大相信运气学派，我更力求实效，故很早就开始了以经方新用为重点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先后发表五苓散以及经方在循环系统、神经精神疾病、肝胆疾病、骨伤科、皮肤科、妇科、五官科的应用综述文章8篇；也系统学习了张景岳、张锡纯的著作，发表了“景岳研究伤寒特色初探”“试论张锡纯对伤寒学说的贡献”等文章；并就《伤寒论》的第131条、桂枝汤证治等发表了多篇争鸣文章；还发表了“试论《伤寒论》一分为三的方证观”“《伤寒论》研究的思路探讨”“伤寒中风析名”“试论比类取象的科学性及其实际意义”“《湿热病篇》表里辨”“《内经》论目浅述”“《内经》修辞析隐”“《内经》五味宜忌”等论文。《结胸证研究》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提出了“胸非胸中论”的观点，论证了胸与胸中的区别和联系，总结出“结胸证的病机特点是有形之邪阻结胸脘”，“治法特点是祛邪开结”。该论文后来分7篇发表，并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当时我也是风华正茂、锋芒毕露。比如说，五苓散，我既在《国医论坛》发表过五苓散的综述，也在《四川中医》发表过“五苓散不主蓄水证质疑”，在《陕西中医》发表过“也谈蓄水证——与杨中芳同志商酌”的争鸣文章，这主要是锻炼了我对经方的情感，和经方如何研究的思路，实际上我就走向了经方新用、经方活用、经方扩大应用的治学之路。我的日语翻译能力强，也勤奋。研究生期间发表过“肾病综合征的汉方治疗”“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甲亢性心功不全8例”“小建中汤治遗尿”等译文。从此我对小建中汤刮目相看。2015年我还成功地运用小建中汤治愈一例遗尿患儿。当时主要抓住偶有腹痛，面色无华，食欲不振，声低气怯，舌淡脉弱等主症。有意思的是，小孩的母亲告诉我，病是好了，但“一日不可离此君”——麦芽糖了。还有一篇是“甘麦大枣汤治疗小儿情绪性惊厥”，非常有实际意义，因为农村中这种病非常多，但国内中医文献中没有见过，而日本人用这个方剂治疗非常符合临床实际。据说我小时候就有这个毛病，谁也不敢惹，不然就“气死了”。我现在还遗留“顶的真”的毛病。

我当时因一篇小文章被《南京中医学院院报》的张老师看重，让我参与院报学术版的编辑。我趁机，也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思，连载了我翻译的“伤寒论再发掘”的长文。还发表了渭南中医学校杨恒茂老师的专业文章。杨老师看到文章后激动地说，这个怎么也相当于一篇省级学术会议上达标的论文啊。我乐在心里。看来，我的经方人生在青年时期已经比较丰富了。 xpETVOHqOGostXWhBAFUF+lZzuJ/IQRIrddAKt4NxbSm/DRC9deKo18G4BG6sw/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