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考上渭南地区中医学校

本来我读经方、背伤寒是为当一个好的赤脚医生，不料改革开放、教育制度的改革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理想之路的大门。于是我就认真备考，在备考过程中，感想很多。好些日记就是我当时情感的真实反映。

到1978年，我离开初中文化学习已经7年了，A+B+C=D这些都是从头开始学习的，虽然我的数学差，但是语文、物理、化学还可以，结果于1978年考上渭南地区中医学校，正式步入医学殿堂。应该说是我经方梦的超越，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当时的背景是，“文革”十年，文化荒废，求学无门。因为突然有了难得的求学机会，给自己增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是默默无闻地“修地球”（农民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黑色幽默），没有人不是主动地、如饥似渴地吸吮医学的养料。

在我们班50名同学中，约有一半人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甚至还有上过3年制五七大学的。上了中专，是自以为是地放手攻读我喜欢的《伤寒论》，还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学好各门课程呢？我的态度是坚持“门门及格，总分领先，优势突出”的原则，第一学年下来，我和樊海在全年级200人中并列第四。在学中药的过程中，班上采取轮流上台讲学习体会的方法互帮互学，我的演讲初露锋芒，在全校师生中有了名气。

从第二学年学习《伤寒论》开始，坚持学伤寒，背经方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当我向给我伤寒启蒙的党老师借他的《伤寒论教学参考资料》时，党老师虽说“中专学生就是回来当医生，学好会使用的就行了。不像大学生，不一定用得上这些参考资料”，但还是借给了我。这本书有注家，思路开阔，还是对我系统学过《伤寒论》后的深入钻研起到一定作用。

渭南中医学校当时也是被农村包围。非常幸运的是，这里的田间小路更长、更宽、更适宜边走边背书，三年里的许多时间我就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尤其喜欢暑假，留在学校，在那田间小路上，天昏地暗地背诵；在那无人干扰的操场上、教室里，反复多次地徘徊领悟。幸好当时没有灯红酒绿诱惑、学而无用的后顾之忧、“我爸是李刚”那样豪言的刺激，甚至因为可以“裸婚”而没有房车的压力，正好使我心无旁骛地练童子功了。所以，“文革”后三四年上中专、大学的青年中人才辈出。

幸运的是当年的老师中有一批学验俱丰的高年资医师，如渭南中医学校的“三把刀”李树怀、亢海荣、杨恒茂老师，还有诊断老师秦智义、温病老师卢增民、内科老师邢建民等，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当然，最有影响的还是伤寒老师。下面是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友通讯》2015年1期刊登的我的回忆文章。

我与中医学校的三个伤寒老师

教我们《伤寒论》课程的主要是裴玉衡老师。当时她年轻漂亮，刚从哈尔滨进修伤寒回来，热蒸现卖，我听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课程结束后，按照她的介绍，借阅了“文革”后第一本伤寒论原创专著，山东中医学院李克绍副教授的《伤寒解惑论》，书虽不厚，见解新颖，亮人眼目。当然，也有一些我不认可的观点。我年轻气盛，胆大妄为，竟写了一篇《读伤寒解惑论后的一点看法》的争鸣文章。裴老师很赞赏，力排众议，建议发表。此处女作在我中专毕业前几天，全文发表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上。留校后，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伤寒论》的论文，都由裴老师审阅过。要说裴老师，可是最早鼓励我考研究生的老师了。这在当时我都没有底啊。研究生，和我这个中专毕业生，差距太大了。裴老师说，“在进修时我还是知道大家对《伤寒论》的熟悉程度的，你考，没问题”。有意思的是，我们中专毕业生当时的社会地位不高，没有几个对象供挑选。一方面裴老师给我做媒，也就是介绍她的学生，一方面她又不想让我这么早谈恋爱。说考研究生是大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是正常人，不是英雄。何况谈恋爱也未必影响考研究生啊。暗地里我想，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好，踏实。假如目标定得太高，谈恋爱结婚太迟，备考效果未必好，要是犯个错误什么的，那可就因小失大，吃不成商品粮了。前几年见到裴老师，她说当年她要不是觉得她女儿小我太多的话，愿意将她女儿许配给我。我心里想，你咋不早说呢，害得我博士晚读了十几年。

王灼性老师我在上中医学校前就认识，他也教过部分伤寒内容，而且他是我的班主任、乡党，对我多有关心和帮助。想起来真没少吃人家送他的点心。王老师医德高尚，深得患者信任，善于用经方，如葛根芩连汤治疗小儿腹泻等，一成不变。即使再配合输液也能给他坐诊的诊所和个人增加一点收入，也不违医疗成规，但他不屑一顾，我行我素。现在近80岁的他早已是真真正正的渭南名医，声望很高，这与他深厚的伤寒功底不无关系。王老师人如其名，情感热烈，心直口快，还真有点“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之风。刚入学他就以其侄子王冀青（当时兰州大学的高才生，其后是教授）寒假都不离校，一学期就攻了四门外语的天方夜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心里的标杆。我和樊海考上研究生后，王老师非常兴奋，到处宣扬，还给我们送了笔记本，并题词鼓励。据传王老师曾说，“我在中医学校没什么功劳，就是培养了两个研究生嘛”。这句话还让人提到会上，认为他太突出自己，掩盖了大家的功劳。我觉得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王老师作为老师的代表当之无愧。斯人斯言，也只有王老师能说这句话。

薛振斌老师以前也教过《伤寒论》课程，但没给我代过，而他在《伤寒论》方面的学术修养和发表的有关论文还是给我有所教益的。前多年，薛老师和我交叉在合阳县妇幼保健院坐过诊。听患者讲，薛老师说“王三虎是我的学生哩”，自豪之情，可以想见。

我上的是伤寒专业的研究生，以后在第四军医大学也凭伤寒方面的一些论文书籍获奖晋级。十几年前，长安张志刚写了一本《伤寒三字经》托人找我这个“伤寒专家”作序，我说“我虽不是伤寒专家，但确是从伤寒起家的”。如今，我在中医诊疗肿瘤领域的一些见解和方法，也往往与《伤寒论》有关。如果说，这样也算是成功的话，那肯定有一半功劳是老师的，是母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