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当中的汉奸

更富有的阶层在交易中消耗着他们的生命；经商是永恒的话题、最重要的追求、最高的乐趣，是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

郭士立：“论中国贸易”，1839年1月10日。

珠江三角洲原是一片热带雨林区，热带动物在此出没，好斗的泰人在此生存。后来它成了南越的一部分——一片不规则的土地，由广西、广东、安南 组成。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平定”了该地区。当时被称为南海郡的广州，是南方部落蛮人地区中唯一的中国文明前哨。再后来，一位名叫赵佗的秦朝将军在那里创立了独立王国南越，他还建造起广州最早的城墙和宫殿。汉朝军队在此建立起朝廷的中央统治，把广州作为控制整个南部地区的要地。然而中国一旦进入了文明间断的黑暗期——汉朝末至隋朝初（220—589），广州就不再属于中央帝国。

7世纪初，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兴盛的唐朝（618—906），广州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原来怀有敌意的蛮族部落开始采用汉人姓氏、汉人服饰、汉人习俗。北方来的移民开始在河谷的田野里耕种。被贬职的儒家官员们被发配到此，在僻静的乡村衙门里度过他们的流放生涯。近代广东缓慢地成形。

广州随之发展起来。随着其行政作用越来越重要，广州作为一个大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日益上升。这是因为，虽然广州城与中原大地之间横亘着绵延的群山，但它却是中国通向东南亚的大门。唐朝时，修建了官道，穿越了著名的梅岭，广州的贸易也愈加繁荣昌盛。然而，祸殃袭来。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袭击并洗劫了该城。百余年之后，当被重创后的广州还处于修复阶段时，起义首领黄巢却要求唐朝廷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长安当然拒绝让这一诱人的桃子落到他贪婪的手中，黄巢便纵容部下抢劫焚烧了广州。12万外国人被杀戮，广州几近毁灭。 ^[1] 假如广州仅仅是一个军事基地或行政中心的话，也许遭受灾难后它不见得每次都会被重建起来。然而到了8世纪，它已经能为自己拥有20万人口而自豪了，其中除中国人外，还有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他们以宝石、稀有木料、药材、香料，来交换中国的丝绸、奴婢、陶瓷等，唐朝因此而焕发出斑斓的异域色彩。 ^[2] 交易的兴隆及从中获得的利润，都足以激励地方官重振广州。在广州漫长的历史中，一个持续现象就是官僚勒索商家的伎俩。广州与其他中国国际港口城市一样，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激烈争夺的肥水之地。最终，税收落到了地方手里。在清朝（1644—1912）以前，贸易制度一直没有被中央统一化。后来，那个被我们现在称为“朝贡体制”的仪式，不仅被用来盘剥地方的财政收入，也被用来控制扰乱儒家王权。 ^[3]

最早出现的挑战者是商人，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是在北宋（960—1127）时期形成的。“挑战者”一词听起来像是来自欧洲，容易误导。当时商人和官员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 ^[4] 总之，无论何时何地，但凡有大规模交易存在，儒家王权就要确保对它的控制。在广州，公行因此而设立。对它的十几个成员来说，公行保证了他们在对外贸易上的垄断；对于皇帝的商业监督人即海关监督来说，公行代表了一个收入来源的有机体，那里汇聚了可以掌控的温顺的人质。从广义上看，公行对国家来说，则是掌控第二层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

这里没有含糊不清。“挑战者”是恰当的用词。历史上，直到13世纪，广州的历史一直是汉文化缓慢向南扩张的历史。到了17世纪，这个趋势调转了方向，外部世界开始入侵中国。西方的重商主义力量与中国大地上的垄断力量碰撞了。

表面上看，欧洲的商业公司与中国的公行似乎没什么区别，它们各自的垄断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国库，但实际上，二者有三点基本区别。

首先，欧洲的重商主义由一个完整的税务三角组成：王室、公司、国家银行。中国的体制只是二重结构：国家和公行，中间没有银行信贷，于是广州的商业显现不稳定性。

其次，公行须替外商向中国官方做担保，这点在欧洲闻所未闻。这个公行不情愿承担的担保商角色，在1736年后成了地方政府对中国商业的一种管理规定。所以，无论东印度公司与公行在发展贸易上做了何种努力，最终都会被海关监督限制住。到了8世纪，唐朝的藩镇对广州贸易如此压榨，以至于它不得不转移到河内。在18世纪同样的压力也存在。好几次英国人试图在别处做生意，如厦门和舟山，但那里的市场很快饱和，而且那里的官员也同样贪婪。东印度公司最后又回到广州，而它一再面对同样的隐形盘剥：检验费、肆意的关税，以及“犒劳费”。 ^[5]

第三种区别不那么明显，但确实存在。欧洲的商业公司致力于发展贸易，而公行的商人们尽力把贸易局限在现有市场的份额里，以此保证其在自己可控制范围内。无论双方的努力方向如何不同，贸易的确在增长，而且是自行增长，而且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它的增长程度令人惊异。双方都获得了巨额利润。公行里最大的富商浩官（伍崇曜），1834年时他的财富估计为2600万银圆。他在河南的宅邸豪华犹如宫殿，有五百来个仆人，他的花园“万松园”，举国闻名。 ^[6] 此外还有其他成功的商人：宁波帮商人、好几百来自山西的钱庄票商，他们在广州定居下来后专门从事与西北地区的大规模棉花交易，发放银贷。还有四千来名从福州、潮州来的船商，他们放出的船只穿越了整个东南亚水域，他们控制了广州绝大部分的流动资金，并为内陆交易做中介商。

然而，无论广州的商人们如何富有，他们最终既没有获得荣誉，也没有获得权力。近代开埠后，口岸的外国商人普遍遭到儒家文化的鄙视。虽然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简单，但官方对广州的商业盈利的确怀有敌意。商人们增加了国库收入也许的确重要，虽然他们有大豪宅、在地方上也有影响力，然而他们永远仅仅是商人而已。

城市本身也反映出这一点。广州不是汉萨镇。它在行政上划分为番禺和南海两个县城， 在政治上甚至都不是个整体。这是一个省城，而非商城，因为其商业区域坐落在城墙之外，几乎是一块非法侵占的地盘。在欧洲这类商人也许已经发展为纯资本家了，就像那些弗兰芒地区的商人，他们原先只是商贩，属于社会边缘阶层。 ^[7] 但中国社会是官本位，国家集权制，收税和垄断资本是唯一确保的发财之路。广州的商人因此只能与国家及其官僚相依并存，而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能挑战统治贵族阶级的强大阶层。无论他们到底具有何种社会地位和荣誉，有钱使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去买官，或者以士大夫的风度来大肆挥霍，这两种做法都在消耗资本。于是，中国的商人，永远屈尊于作为社会荣誉的象征——士绅。 ^[8]

其悖论是，商人们力图模仿士大夫生活方式的做法，惹来的却是鄙视与轻蔑，因为一个地主羡慕的是河南官场，而对商人用钱买功名以模仿士大夫，他甚至感到是一种威胁。传统社会大多数人认为经商不义， ^[9] 这种观点在中国进一步受到儒家思想的强化。但对此倒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抨击，而是在当地名流中老有一种对这个城市及其生意性质的反感。时间一长，广州城就成了道德沦丧、颓废，甚至是社会无信无义的象征。

人们必须意识到城乡之间的区别，因为这可以解释当时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例如，英国人对1841年三元里事件爆发之突然非常震惊。义律本以为，由于他们与广州人民具有共同利益而能和平共处（modus vivandi），而且即使北部发生战争，他们之间的贸易仍可继续进行。3月休战后，余保纯告诉义律，要是皇帝下令再次开战的话，他会通知义律，以便他们双方可以在远离城市的安全之地进行形式上的开战。 对义律来说，这意味着当地政府将仅仅走一趟战争形式，而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最终会使协调成为可能。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伟大城市中如此依赖对外贸易的人民，却被朝廷逼迫到了忍耐的极限。当我们成功控制了该城市时，很显然看到，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全然不顾百姓发自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抗议）；要么全然地、直接地、正式地无视皇帝的意志。事实上后来的做法，有点广东省自行主张的意味。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此地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们很清楚，只要我们一撤销保护……他们立刻会重新成为他们政府的压迫对象。

义律没有明白的是，对中国人来说“形式”要比“真实”利益更重要，因为中国人在政治上对英国人的反感正是源于后者不肯按正规模式进献贡礼。而这类细节对这位英国全权代表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对于上下级之间的互动，他一开始很愿意按既定形式行事，只要能把他的外交新内容传递到中国人那里就行。 ^[10] 对义律来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的感情，而他们明显是要和平与贸易。甚至在他攻打广州的时候，他的良好心愿都没变。

我目前的目标是：打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临时部队；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他们近几个月来强大的攻势准备；用罢免钦差大臣、加重其帝国国库缴纳部分满足英国王室正当要求，来驯服和削弱他们的士气和政府的财力。

但他并没有提议损害“我们面前这座硕大而富裕的城市，以及那里众多的温良居民” 。所以他愿意接受城市赎金，尽管郭富将军非常恼怒：作为一个领导，怎么能“像一只羽毛球那样蹦来蹦去”的，把“眼前的贸易”看得重于“国家荣誉”呢？ ^[11] 但对义律来说，容忍是贵族风度：“我认为这座伟大而富饶的城市免于毁灭，或者免于任何其他祸害，将是有史以来最值得纪念的军律严明典范之一。”

义律关于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天真，致使他确信英国应该直接求助于“人民”。于是各种布告被译成中文张贴出来。有一次他甚至请知府审批他的布告。 那些布告通常强调英国是与中国政府官员做斗争，而不针对百姓，广州百姓被告知：英国才是“该城真正的捍卫者”，他们还让老百姓“考虑一下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否才是居民们的真正隐患” ^[12] 。不幸的是，这些“伪”布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可以预料的是，如此公然冒犯中国皇权必定会激怒官员们。 但未能预料的是，地方士绅们也被激怒了。 夷人闯入了他们家门。布告原本是士绅们影响农民的手段，而士绅们控制了广州郊外的乡村。英国人恰恰在这点上犯了根本性误判。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反复向城市居民求助，会导致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农村人越来越怀疑城里人与敌人在共谋。 ^[13]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的确有着某些共同利益。义律甚至被告知，公行曾正式向林则徐申述，恳请他不要宣战而妨碍贸易。 无论这是否属实，林则徐本人确信，公行的商人们为了生意而背叛祖国。 这样一来，公行便处于比平常还要不利的财政处境。即使在和平时期，安全的商人也随时被“勒索”。 1773—1832年间，他们向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钱款总量达到400万两白银。其实仅伍姓一家就捐献了1,000万两。 ^[14] 鸦片战争中，他们的交纳增倍，因为他们须显得忠诚。当皇帝让怡良向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公行的一位成员就单独捐献了购买一艘配有现代装备炮艇的资金，此炮艇由英国利物浦的福西特（Fawcett）建造。 ^[15] 然而，无论捐献的数量有多大，这只能招致进一步的盘剥。商人阶层及被我们称为“买办”的大批中间代理们，依然遭受怀疑。广州的满族官员们坚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迟早会与外国人勾结。“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 成千上万的劳工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做工，更多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品和其他供应。这种与敌人打交道的举动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不爱国”，但林钦差则尽其所能来强化对贸易和劳工的抵制。渔船按规定只能允许装载一日的供应；乡勇被专门组织起来吸收有可能投向英国人的逃兵。 ^[16] 政府官员和地方“正义”士绅们对中英之间的友善非常反感且担忧。顺天府尹甚至提出把所有的中国船只限制在内河行驶。 ^[17] 不过人们对此无动于衷，直至1841年3月出现惊恐。

由于虎门炮台实在不堪一击，“复仇神号”威胁着整个郊区，随着居民们逃离城市，恐慌蔓延开来了，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正是在这个时候，士绅们对城市的所有反感和对外国人的所有嫉恨都表现了出来，接着农民也开始流露这类情绪。突然间，随时随地都有了“汉奸”的影子，是他们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夷人进入。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就一直在很随意地使用。例如，嘉庆皇帝就把那些充当暹罗贡使的中国商人称作“汉奸”。 而且，至少到了1823年，鸦片走私犯也被称为“汉奸”。 那些仅仅因为商业或外交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也被这个指控刺痛着。教授外国人汉语，或者替他们起草汉语文件的人，尤其被视为“背叛”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叛徒。 那个翻译了洪仁辉1759年禀文的人，就被当作汉奸处死了。过了很久后，在律劳卑事件中 ，当英国人无视所有这些先例而在商馆外张贴中文布告时，举报汉奸的事例又出现过。那时，梁阿发 正在向那些等待参加乡试的学人发宗教传单，当局就以为他是为英国人写布告的“汉奸”。为此，他被衙役从广州追捕到澳门，后来他逃到了新加坡。 ^[18] 甚至在正常场合下，一个懂中文的外国人会很当心不要在一个中文布告前停步，因为他怕自己的买办会因为教他中文而受处罚。 最后，鸦片战争爆发，“汉奸”一词更是被滥用，以至于广州的整个商界都被认为是汉奸。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抵制与英国通商后，持续引发对城里商人的敌意，他把那些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人都叫作“奸商”。 而他在1840年的奏折中表明，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大批与敌人有交往的商人、船夫、劳工。林钦差对广州的商人充满鄙视。他刚抵达广州时就处死了公行一两个成员，以杀鸡儆猴。 ^[19] 浩官 ^[20] 当时恳求谒见林钦差，随即得以在粤秀书院被安排接见。伍崇曜一被领入，立刻向林则徐殷勤地表示：一旦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可以献出全部家产。林轻蔑地答道：“本钦差不屑你的钱财，只要你的脑袋，如此而已。”随即他下令关押浩官。据说，情急之下，伍商人向北京送去了大量钱财，这才得以幸免。显然，他再也没有忘记林的敌意。后来，在太平天国动乱时期，林被任命为广西巡抚，似乎重新受到重用，浩官则谨慎地向他捐献资金镇压起义，同时还送去了为官员们治病的西药。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品，甚至为他们工作，都可以理解。但当中国领航员们引导英国船只穿越珠江盘横交错的支流时，这种勾结就是几近叛国，公众便加入愤怒的谴责浪涛。 ^[21] 官面上，皇帝的钦差大臣力图把自己的遭贬归罪于无处不在的“汉奸”们，是他们削弱了他的水上防务。坊间，广州人民开始寻找罪魁祸首。一夜之间，乡勇开始频频杀戮汉奸，就像杀戮英国人那样。仅三元里地带就被杀了一千二百余名无辜之人。抢掠成风的清军将无辜的农民一律当成汉奸，借口肆意抢劫掠夺。

可以理解人们需要替罪羊。政敌必须被贬到无处不在的“汉奸”行列里。英国人又够不着，而那些日积月累的挫折感、无望、恐惧只能对身边近处的目标发泄。至于士绅们，他们可能更是出于理性考虑。儒家认为，失败由道德颓败导致。而广州当时的情况，他们认为是一部分国民过多长期地与夷人“私密”相处而变得精神堕落所致。正如《中庸》所言：“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换句话说，寻找替罪羊，归咎于他人，可谓人性常态。无以名状的压力往往导致它的受害者们四处寻找叛徒。我们见证过1919—1920年美国土著主义的红色恐慌：强化外部生活秩序，清洗社会的外来因素，其实是防御内部骚乱的一种措施。 ^[22]

于是乎，对广州人来说，“汉奸”的形象，便包含了上述所有的反城市、反贸易、反外国人的成分。农民们也将汇入到乡村士绅们的纯粹主义和“正义”中来。

注释：

[1] 我对这段历史的概述是基于Harol.J.Wience, China ' 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 .Hamden,Conn.,1954,chap.4;Hisayuki Miyakawa,"The Confucianization of South China," in A.F.Wright,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1960,pp.21-46；Chi L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Cambridge,Mass.,1928.我尤其参考了Edward H.Schafer的新著 Vermilion Bird:T ' ang Images of the South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7。作者慷慨地让我阅读了他未发表的手稿。

[2] Edward H.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 ' ang Exotics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3,pp.28-32.

[3] J.K.Fairbank and S.Y.Teng,"O.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in Ch ' 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 . Cambridge,Mass.1961,pp.135-144.

[4] Shigeshi kato,"O.the Hang or the Associations of Merchants in China,"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 1963,8:45-83；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 New Haven and London,1964,chaps. 1,2,4;Hosea Ballou Morse, The Gilds of China,with an Account of the Gil.Merchant or Co-hong of Canton . London,1909,pp.24-47;John Steward Burgess, The Guilds of Peking . New York,1928,pp.211-213.

[5] 关于广州贸易的研讨，我主要参考了以下研究：T'ien-tse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1514 15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 Leiden,1934；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于《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第97—145页；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年；J.K.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 . Cambridge,Mass.,1953,2 vols.;程维新：《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情形》，载于《食货》，1935年5月16日，第1卷第12期，第26页；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 . Shanghai,1910、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3rd ed. London,1921;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 .Cambridge,England,1951；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1719-1833. Paris,1964,4 vols.

[6] H.F.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 . Shanghai,1923,p.48；G.Allgood, China War,1860:Letters and Journals . London,1901,p.24.

[7] Henri Prenne,"Stag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Bendix and Lipset,eds., Class,Status,and Power:A Reader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London,1954,pp.504-506.

[8] Etienne Balazs,"The Birth of Capit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1960),pp.196-216；Ping-ti Ho,"the Sal.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954),pp.130-168.

[9] Everett E.Hagen, O.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 Homewood,Ill.,1962,pp.60-66.

[10] 义律想做成律劳卑（Napier没成功的事，所以他愿意通过公行“禀告”，而非直接“照会”总督来行事。对他来说要紧的是让对方知道，自己是个政治代表，而不是一个什么商务代理，哪怕用屈尊的形式向对方传递这个信息。但巴麦尊（Palmston否决了“禀报”方式，而坚持直接与总督对话。见W.C.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 1833-1860 .1937,pp.31-37。

[11] R. S.Rait, The Life and Campaigns of Hugh,First Viscount Gough,Field-Marshal . Westminster,1903,1:168,p.171.

[12] W.H.Hal.and W.D.Bernanrd, The Nemesis in China,Comprisi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War in That Country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 London,847,p.73.

[13]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卷，第91页；《中西纪事》第13卷，第1页上；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Seattle,1960,pp.489-490；《林文忠公全集》，第2卷，第5页上（并见第一章第15页，注2）;John J.Nolde," The Canton City Question,1842-1849: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 ' s Antiforeignism and Its Effect upon china ' 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Ph.D.thesis,Cornell,1956,pp.34-49.

[14]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1911. New York,1962,p.3； Chinese Repository ,2:23-239 (May,133-April,134);T.F.Tsiang (Chang T'ing fu),"Government and Co-hong of Canto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4:606 (Jan.1932);Wolfram Eberhard, 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 Leiden,1962,part 2.

[15] 《夷氛闻记》，第3卷（并见第一章第10页，注2）；Hal.and Bernard, Nemesis ,pp.95-96.

[16] Hal.and Bernard, The Nemesis, pp.134,207。Arthur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London,1958,p.36。《林文忠公全集》，第6卷，第2页上—2页下；第8卷，第34页下；第9卷，第1页上（并见第一章第15页，注2；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27页。

[17] 《林文忠公全集》，第8卷，第31页上—35页下；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pp.94-95,101-102.

[18] W.H.Medhurst,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London,1838,pp.278-282.

[19] E.Holt, The Opium Wars in China. London,1964,p.79.

[20] 伍崇曜，著名的怡和行第五代，他自1833年9月起接管家业。见《广东十三行考》，第226—234页；Arthur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 ing Period ,pp.867-868;Wolfram Eberhard, 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pp.82-84.

[21] Hal.and Bernard, Nemesis ,pp.133,139.

[22] Stanley Coben,"A Study in Nativism:The American Red Scare of 1919-192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9. 1:52-75 (March,1964). q0TlJI43iiU/fxbJMfSWDOQapcF1vDuCHWuXZnWN0xfn9A0l7BwcAJ76szBuW4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