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广东的团练

本大臣等兹通谕沿海乡村父老绅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会商，购置兵器枪炮，招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

林则徐，团练告示

对中国人来说，三元里的乡勇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官方有组织的团练自6世纪时的府兵出现时就存在了，而且自16世纪初起，只要常规军事防卫失败，地方的士绅们就会自发地武装训练非官方的团练。从历史上看，每当社会出现动乱危机时，士绅们组织的团练就成为地方上的一个正规防御力量，我们也把它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中的一个政治因素。正因如此，官方招募的雇佣兵“勇”与地方组织的“团练”，在定义上有着明确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勇兵总是远远先于团练兵出战，而每当官军作战不力或兵力不足时，后者才成为地方政府依赖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仅在局势持续恶化、地方权贵既有足够的资源又有足够利益牵扯而有兴趣出面领导时，训练有素的团练才会上阵。 ^[1]

广东省在本地潮州府（后来的汕头一带）和东莞县（位于珠江东岸的虎门背后）招募乡“勇”有自己的用意。那些人是宗族世家资助的半职业化的官军，他们主要在地盘争斗中成长发展。也因如此，该省在贫苦家族中间发展了这些军事传统。 此外，除了那些为挣钱而加入团练的“光棍”和游民外，广东省具有组织纯正团练的悠久历史。这是广东沿海一带海盗出没的特殊现象所致，盗匪们的频频抢劫骚扰很快迫使乡间组织起团练来自卫。

例如，1807年夏，武装的盗匪帮又开始在香山县 沿海的村庄用惯常的暴力进行骚扰。次年，海盗们顺上游蔓延到了三水县的西江与北江汇合处。那年冬天，邻近澳门沿海的新会县也遭到抢劫。类似的袭击继续反复出现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村庄被抢劫、焚烧，几百名妇女老少被劫持。

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因卷入与英国的贸易危机， 一直没有对海盗骚扰做出什么反击，直到1809年7月清军在总兵许廷桂的率领下，在香山县沿海一带与海盗激战一场，结果清兵溃逃，并一路抢劫掠夺逃向县城。

这时，有两个关键的举措得以实施：一个叫郑应元的进士，他一边向因饿慌而进行抢劫的官军提供粮草，一边“召集乡勇”保卫沿岸，不让官军入村。与此同时，两广总督百龄下令，沿海各府在官方监督下武装训练团练，但发给团练的武器在击退海盗后得归还县衙门。 郑的措施和百龄的宣布开辟了一个团练积极活跃的新阶段。接着，起码另外三处也发起了地方防卫运动：

香山县的李作元与知县一起恢复了该县的保甲登记制，并组成了团练。

南海县的举人周端佩把几个带有围墙的村庄连接为一个军事联盟，总部设在大榄。

还是在南海县，魁岗出生的举人、私塾老师陈观光出面“招募乡勇”，“部伍成军”。

这时，零散的海盗纷纷汇聚于那个臭名昭著的海盗张保的旗下。尽管张保本人更倾向于避开防守严密的香山和南海县，而聚焦于防守不强的县城，但汇聚起来的庞大盗匪帮已具有包围攻打三角洲城市的能力了。1809年夏季，顺德县和番禺县一带沿河的富饶地区连连遭受袭击，村民随之纷纷自行武装起来，最终把以张保为首的盗匪们赶下了海。一个月之后，海盗们又在人烟不那么密集、远在南岸的新宁县一带出现。从9月10日到10月8日，他们烧杀抢掠，摧毁了整个地区。接着，张保率领300来条木船逆流而行至虎门西侧，再次袭击番禺和顺德县，直至团练将他们驱逐。

这次是1809年最后的大规模袭击。之后海盗侵袭虽从未被彻底根除，但在鸦片战争前的30年里，他们一直被挡在内河之外，这主要得归功于地方团练的存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广东省会不定期地使用团练和雇佣军，只要地方形势危急，他们就随时被招来，但再也没有出现1809年那样的统一而持续的军事化，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1838年军机处对鸦片交易发布了一系列禁令。广州遵令逮捕了许多购买者。但这只能让销售另辟渠道。由于无法公开运输鸦片，购买者不是在当地雇佣流氓让他们武装保卫船运，就是贿赂水上巡查官员。 ^[2] 当省官员发现水师的腐败后，立刻撤除负责水上巡查的下级官员，而让地方行政官员直接负责巡船。当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足以禁销鸦片时，林则徐和水军提督关天培甚至雇佣起密探安插在船员中间。 然而，贿赂的数量如此之诱人，以至于事实证明每一个人都可被收买，水师已无可救药地被侵蚀殆尽。水军们早已习惯收贿渎职，当鸦片战争爆发时他们甚至拒绝作战。例如，穿鼻战役之中，水师指挥官不得不当掉身上的衣物来允诺部下：参战者每人可得两块银圆的赏金。 ^[3]

既然得在官军身上花费额外的钱财，那为何不索性直接花钱买雇佣军呢？再说，广州四周的河面上有的是疍民——船户人家。是啊，他们属于受排挤阶层，不准参加官方的科举考试，但他们全是出色的水手。当地人形容他们为地上的虫子、水里的蛟龙。于是，1840年3月12日后，林则徐上奏皇帝：

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 即与提臣关天培密商，取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佣此等民人以为水勇。

以每月支付每人6银圆，再加6银圆家庭补助的酬金，林则徐很快招募了5000多名这样的“水勇”。这笔资金由公行、当地的盐商和福潮的船商们共同负担。但凡疍民所受到的官方赞誉有10%的可信度，他们后来的战绩的确值得人们颂扬。

采用这个方法不无冒险。说白了，这也就是说把成千上万的爱闹事造反的人武装起来了。但这不仅有效，对北京的朝廷来说，还挺省钱。对于迫在眉睫的军费不足的另一个弥补办法，就是让地方承担防御费用——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已经普遍使用此法，这也符合道光皇帝的吝啬本能。所以，在1840年7月英军占领了舟山后，道光皇帝下令用地方上自资的团练守卫沿海省份。 ^[4] 这样一来，中央军费越来越难以筹集。随着专制权力延伸，地方资源仅限于地方使用，于是在省与省之间派遣官方军队就越来越难。例如，当林则徐欲从江苏调遣官军时，本该向该官军提供粮草的沿途粮站，却出现要么粮仓空空、要么因为当地村民吝啬而守着不给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及他的继任者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在广州本地征兵，来取代和扩充作战官军。

但组织团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林则徐本人对团练就很热衷。1837年他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就发现乡勇们对抗蓝正樽叛乱非常成功。他信奉儒家道义，因此在理念上认同“百姓之义”。他一再威胁将对英方使用这个最终武力。例如，1839年3月，他向外商发出警告：若无视他的禁烟措施，继续贩卖鸦片，爱国人马将随时汇集赶来，把他们彻底扫尽。 三个月之后，当英国商船在九龙停泊时，他警告义律：若商船不立刻在广州登记或驶回英国，愤怒的沿海民众必将奋勇而起，将蛮夷赶尽杀绝。 ^[5] 这些威胁并非什么权术或耍弄外交辞令，而是体现了真实的信仰所具有的神秘性。对于林则徐和晚清时期的一些官员来说，儒家史学中的民是无法估量的，民众可以拯救一切或摧毁一切，也可以重建或推翻一切。即使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这个信念却丝毫未动摇。

这种神秘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不止于此。在鸦片战争中，英军“无敌号”舰艇横行霸道，英军轻易攻下清军的阵地，中国老百姓普遍意识清军的无能，他们拼命在自己的文化根源里去寻找任何可能应对英军的招术，甚至不惜利用歪门邪道。

所有熟读中国武侠小说的人，对拳脚高手、剑侠或气功师一类的传奇都非常熟悉，这些功夫高手飞檐走壁，或者轻弹手指而推倒墙壁。这些不合逻辑但广为百姓喜爱的、含有迷信甚至充满幼稚想象的传说，让知书达理的中国人想象的故事世代相传。任何一个学者，无论他的师承有多严，都知晓这个传统。其实，在正宗学说的和歪门邪道的书里展现的思想流派和主张都证明，二者的区别，并非如皇帝《圣谕十六条》中所指出的那么巨大。比方说，二者都强调完善心灵和掌握自控的重要性。功夫大师作为至高的道德典范，必须知行合一。剑侠技艺高超但缺乏义气，最终会败给超然的对手。此外，异端邪说和正统儒家（尤其是公羊派）都认为，学习就是为了获得一系列真知。 而真知具有不同的深度，当一个学者认为自己驾驭了一种真知时，他却发现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奥秘。正如打太极拳，只有长年练习，方能理解其中的真谛，所以学者们得把所有经典著作都背诵下来，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如此神奇地理解招数和成功，也代表了传统思想方法的总趋势。起码，这让一个学者也会具有类似秘密社会拳师的一些感悟。道家哲学宣扬这些。宋龙渊注释的《道德经》是公羊派喜用的版本，它充满了对灵魂的隐喻、感悟的奥秘，以及宇宙诸能量的控制。

然而，尽管异端邪说作为老百姓的想象被容忍，但在社会上它们则遭到儒家官僚的抵制——他们在理念上憎恶民间佛教、百姓的道教，还有崇拜迷信的秘密社团。若真的相信那些非正统流派思想，就等于拒绝文明研习。但1841年1月7日穿鼻溃败之后，黔驴技穷的官员们只能转向民间，在那些传统中发掘巫术和秘方。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雇佣海洋潜水能手（他们均是些能在水里潜伏几个小时的江洋大盗）、受训的猴子、秘密社会的杀手等，总之任何能与夷人作战的东西都在为他们所用。 ^[6]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向秘密的、隐藏的、非理性的事物求救的做法，预兆了后来的义和拳——那时朝廷本身亦转向中国文化中那个更黑暗的势力求救。显然，结果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越薄弱无望，投靠黑暗势力的做法就越流行。而林则徐这样的人无视那些秘密招数，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是自强运动的先驱人物。关键在于，西方武器也好，秘密社会的隐术秘方也好，都不过是战术而已。

团练在林则徐手下发展兴旺，到了他的继任者琦善时就开始削弱了。这一方面因为琦善本人对武装游民不信任，另一方面也因为来自北京的相关决策。 ^[7] 道光皇帝一接到汇报：英军已被琦善平定，他们将从南方撤走，他就立刻下令缩减军费，并让各省解散无须作战的官军。1840年9月26日，800名来自福建的乡勇从浙江被解散回老家“以节靡费”。到了10月27日，朝廷获悉：江苏省所有的乡村团练均被解散，这之后不到一个月，怡良在广东又解散了2000名乡勇。

和平期短暂地过去了。紧接着穿鼻之战以后，琦善可以想到的增强连遭重创、无人把守的虎门要塞防卫的唯一办法，就是克服他自身的忧虑，在当地招募武装乡勇。他下令在东莞、南海、番禺各县征集5,800名乡民。 皇帝认为这是必要的，尽管那时琦善已被解职。 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奕山身上。奕山与其他精明的满人一样，一开始他也怀疑把历来具有造反精神的广州人武装起来军事化是否合适——这样他们太容易武装反叛了！他认为，从福建调兵南下，要比像林则徐那样把兵器发送给当地的村民团队更可取。然而，到1841年3月，保卫广州这一问题压倒了奕山可能有的任何想法，在三元里事件爆发前夕，他发现自己已经在下令番禺和南海两县立刻秘密武装起来自卫了。

那天早上，在城外高地上，知府余保纯对郭富将军撒了谎。官府确实在组织96个村子的乡勇。

注释：

[1] 关于团练历史的详细考察，英文可参阅让我本人受益匪浅的孔飞力的研究，见Philip Kuhn,“The Militia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h.D.thesis,Harvard University,1963。并见Suzuki Tadashi,“Min-dai katei kō,” Shikan ,37:23-40 (1952)。

[2] H.B.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 .Shanghai,1910,p.195；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 Cambridge,Mass.1964,chap.4.

[3] F.17/46,Elliot-Palmerston,Desp.46；E.H.Parker, 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 War . Shanghai,1888,p.12.

[4] Charles Gu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Late Emperor of China,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 London,1852,p.67；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1931年10月，第6卷，第3期，第181页（并见第一章第10页，注1）；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Seattle,1960,p.300；Franz 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8:469-483 (Nov.,1949).

[5] Arthur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London,1958,pp.51-52.

[6] 关于这方面颇为生动的叙述，可见Waley, Opium War ；《林文忠公全集》，第1卷，第22页下（并参见第一章，第15页，注2）。

[7] 《夷氛闻记》，第3卷（并见第一章第10页，注2）；Parker, Chinese Account ,pp.22-23. n2qF8MovJ72BiJ2s1xuLcq5oGuccFKrFfBi38bmEzYymVF0B4uRWAgZhKESvAh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