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

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

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

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

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在巨大的广州港对峙。这场因谈判失败而引发的鸦片战争，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该年1月中，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再次发起进攻，这让中国方面丢失了两座炮台，大部分舰艇覆没，五百来名将士战死。知道除了谈判停火之外已别无他选，满人琦善与义律签订的《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同时还得赔偿600万银圆，并让英方拥有直接与广州中国高级官员通话的权利。虽然北京和伦敦都不满意这个结果，但英国全权代表义律仍竭力维持了中英双方草约的承诺，直至因中方新一轮的防御措施而导致了2月26日英方的再次进攻为止。

钦差大臣琦善被皇帝好战的侄子奕山取代。于是，开启了又一轮无结果的谈判开始了。这期间奕山的副手杨芳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结果却是虎门要塞再次被敌方占领，老提督关天培惨烈牺牲。越来越不耐烦的英军正在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英军占领了外国商馆。面对威逼，广州的清朝官员们不得不答应恢复与英国通商。 ^[1] 3月停战，接着是英方严密监视和蛰伏的两个月。清朝官员们全力修整被击破的防线。琦善曾为了节省开支而缩减了三分之二的水师，此刻官方则下特令招募“水勇”。人口密集得犹如“梳篦密齿”的城东南和西南郊一带，被设置了特殊的路障。炮火舰也被赶造出来，佛山还架起了一门万斤大炮。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地派来了援军，使当地的防御军增达45,000人，还有训练了36,000名“水勇”。 ^[2]

义律和新抵达的陆军司令郭富爵士（Hugh Gough）始终焦虑地注视着这一切。 到了5月初，双方都意识到另一场冲突将无法避免，但中方加速了它的来临。杨芳倒是想等待更多的增援抵达后再行动的，但奕山因急于想获得大胜，而于3月21日夜里秘密下令炮舰轰击停泊在城外的英国军舰。 ^[3] 随之发生的海战几乎完全可预见：开战几天，英军击沉了71艘中国帆船，摧毁了沿岸的大炮，平扫了沿岸一带，但城市的中心地带依然完整无缺。英军虽然于1840年占领了舟山，但广州居民依然觉得：只要夷人企图进城，他们将败于汉人和满洲步兵之下。英军自己也意识到，仅仅一场海战的胜利还不够——帆船、炮火舰、炮台，均可重新建造起来，而广州必须低头。3月23日，他们发现新建造的浅水艇“复仇神号”可以逆流而上，绕过广州行驶，然后靠近水边，在城防线背后停泊。5月25日早晨，当奕山还在等待敌军从城南进攻时，郭富将军指挥的由印度和英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已经在广州北部登陆，他们向东进军，穿越稻田，占领了城北门外设有5座要塞的高地——整个城市受制于这个高地。 ^[4]

5月27日早晨，郭富将军正欲离开所在的营地去指挥他的部队攻破城墙——只要破了城墙，广州城就打开了，却撞上义律的信使送来一份信件：广州知府余保纯正式答应用600万银圆赎回城市，并保证奕山及外地官军在6天之内离开广州。作为答复，义律已经许诺保全城市，并下令郭富将军即刻停止进攻，守住英军占领的高地，直至这些条件得以履行。 ^[5]

郭富将军恼怒万分，他亲笔回信：“您将我们置于最危险的境地里。我所有的部队都处于可怕的侵袭之中，我与后方的联系不断遭受威胁，卫队被攻击。我的部队因必须时刻小心而备受折磨。无论您如何相信中国人，我则不然，我也不会以任何理由而松懈丝毫。” ^[6]

三元里事件序幕拉开。

1841年5月末那个闷热窒息的星期里，英军一边在城外那个高地上与痢疾和热病做斗争，一边疲惫地从高地俯视广州这座“羊城”。他们的脚下是11世纪建造的城墙：全长近10公里，高约8米，厚约6米，其中共有16个城门和一些瞭望塔。老城就在城墙的后面：里面有满人驻地、巡抚衙门、银库、兵器库等，那里狭窄的花岗石面街道，仅容轿子穿行。老城南面呈长方形的地段是新城，它亦有城墙，且有总督衙门。围墙之外，更远的地方，是一片商业区，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那一带的货栈和富商们的府第跨越了珠江伸展到河的南岸。

城里人口密集——至少有50万人， ^[7] 挤满了小贩、店主、手艺人。农民们纷纷从珠江三角洲各地区涌入广州，他们被那里每天能挣到两个先令的工钱吸引而来。 ^[8] 他们能干装卸活，搬运从广东沿海地区用潮州帆船运入广州的货物：盐、水产、大米、糖等。从广西运来的有大米和肉桂；来自云南的有铜、铅、宝石，还有黄金；福建运来了陶土器皿、烟草、蓑笠、糖、樟脑、红茶、雨伞等；浙江运送的有丝绸品、扇子和精致的绣品；安徽来的有绿茶；湖北、河南过来的有大黄和各种药材等。

广州回以燕窝、檀香木、异国奢侈品。67,000个男女老少在棉织业、丝织业、锦缎业劳作。 也有些在粗制滥造瓷器和廉价的玻璃产品，然后再以船运送往帝国的其他地区。庞大的珠宝行加工宝石、玛瑙、黄玉和珍珠等，一年盈利可达几百万银圆。木工组装师傅们制作出中国最精良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运来的象牙，被雕刻出复杂而奇异的形状。广州就像块吸铁石一样吸引着原材料和人工，加工制造后，再一一输出。

穿过河南，城区则与富饶的三角洲大地及顺德县冲积平原融为一体。在南端的区域，几乎都是些小岛屿，珠江的诸多支流在其中穿越流淌。南部顶端，在视野的尽头，是名门望族的宅邸区，他们的子孙后代占据了朝廷职位。他们宅邸的旁边是小户自耕农和一些佃户——他们是广东最能干的蚕茧养殖户。 ^[9]

英军把视线从城市移向北面著名的白云山，那是南海县和番禺县的分界。南下流放的苏东坡曾喜欢在那里漫步，广州的诗人们也爱在那里饮酒赋诗。群山的西侧，沿城北门大道，在山丘和稻田及树丛和渠道间，散落着“九十六村”，那是一个小康地区。常住人家产业不大但收入有保证，炎热时节，一些富裕人家从城里搬来此地建造起他们的乡间别墅。 5月的炎热中，在英军占据高地之外，那些被丘陵山包间隔穿插的一个个村庄间，有一个小村子，叫“三元里”。

用英国军事标准看，那八天里英军在岸上表现得很出色。官兵们没有吵闹、酗酒或违犯纪律现象。 ^[10] 然而，5000来个英国和印度部队穿行于城市的郊外，摩擦肯定少不了。英军无疑有抢劫的。 实际上，英文loot（抢劫，源于印度语）一词，首次被英国人使用，正是在鸦片战争中。英军向民间搜刮粮草几乎成了常规：如果一户人家向英军缴出粮食或牲口，这家门口就可贴上招牌得到保护。 ^[11] 三元里尤其受这类骚扰之苦。 据当时一份报告说：巡夜兵破除门户和栅栏，抢夺家畜，盗走衣物。 农民们还因英军架设枪炮破坏了风水或踩踏了稻田而愤怒。 但这些仍属于轻度骚扰，还不至于引发战争，不至于让农民们暴力动武。但另外两个事件的确激怒了当地人。

第一个事故：一位第37马德拉斯步兵团军官参观双山寺，他想看看中国人如何做尸体防腐， ^[12] 就擅自打开了一些坟墓。孝祖的广州人岂能容忍一个夷族军官的好奇！后来广州府志开列了5桩关于英军亵渎庙寺、掘开坟墓、乱扒拉尸骨的案例。 没有比这亵渎祖宗行为更能让崇尚孝道的中国人愤怒的了，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掘坟行为的真正企图在于盗墓。 ^[13]

第二种侵犯往往出现在任何一场军事占领中——强奸。当时英方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但7年之后全权公使德庇时爵士（Sir John Davis）承认，印度兵确实在三元里一带强奸过当地妇女。 ^[14] 若说掘坟触犯了“孝”，欺辱自家或邻人之妻女则激发了“义”。再加种族上对“黑皮肤”印度兵的厌恶，我们可以想象那席卷郊外的高涨民愤。

1841年5月29日，一队英国巡逻兵来到了三元里附近的华东村。几个士兵擅自闯入了张绍光家，当着他的面欺辱了家中女人。双方打起来，村民们拿着棍棒，扛着锄头赶来驱逐士兵。然后他们鸣锣召集附近的村民来助战。于是，所有16岁到60岁的男子都带着武器赶来，武器通常是大刀和长矛。妇女们负责分配运送食物和水。随着越来越多的勇士加入了原先的队伍，四周所有的路口都设立起了路障，安排了埋伏。次日上午10点来钟，烈日下，英军营地前的山头上聚集了5000来名武装起来的村民。英军几乎顷刻集合，郭富将军让副司令布瑞尔（Burrell）少校指挥主力阵地的英军，他本人则率领第26喀麦隆团、第37马德拉斯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军发起进攻。中国乡勇们快速撤退了约5公里，似乎被击退了。这时，郭富将军看到他部队的一些士兵因中暑而开始掉队，就命令孟加拉志愿军部队撤回大本营。中国队伍则按兵不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西北面来了2000来名非正式兵，他们有的携有枪支；从石井来了500来名受过训练的“水勇”。此刻，山头上聚集了约7500人。乡勇人马受到援军的鼓舞。突然，他们亮出了一面面旗帜，面对敌人的火力，开始慢慢前进。英军后退，重组，然后决定：必须在夜晚降临前驱散中国队伍，以免他们进攻大本营。于是，下午一点，郭富将军下令发起总攻，令哈菲尔德中尉率领的第37马德拉斯步兵团第3连进军左方，与第26喀麦隆团建立通讯联系——该团正在向一个大村庄发动进攻。郭富的第37步兵团（15名军官、294名士兵）移向右方，将中国队伍击退到了5公里外。第37团对他们成功地转移了敌方对大本营的威胁而感到满意，就开始撤离。这时，突然一场山间酝酿日久的夏季暴雨倾盆而下，将他们从头到脚灌了个透。暴雨滂沱，把他们浇得晕头转向，郭富将军及其随从与部队失联，枪弹也不管用了，这组人马开始在泥泞的地里跌跌撞撞摸索前行，企图寻找走出稻田的道路。

“大雨完全淹没了田埂小径。我们面前一片汪洋大海。有时前面领队的小组会突然消失在一个深沟或渠道里，根本没法躲开它们。雷鸣和闪电可怕极了。” ^[15] 通过棠夏村的时候，队伍散乱的英军又遭到中国乡勇的袭击，但他们边打边撤，这才回到高地，下午4点左右与司令汇合。不久，经历了同样遭遇的第26喀麦隆团人马，也陆陆续续回到营地，那时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哈菲尔德中尉率领的部队没有联系上喀麦隆团，他们此刻仍在7500名中国乡勇间，在大雨中寻路。

大雨冲散了哈菲尔德中尉的部队，他看不见第26团，于是下令部队调头回转城市。中国乡勇们很清楚他会把部队调往哪个方向，便派了一支由严浩长率领的支队到敌方附近，牛栏岗旁的一个水村里去阻击英军。当哈菲尔德中尉的部队鱼贯行军在水村的田间小道时，严浩长突然发动了袭击。战乱中，一名印度兵被鱼叉击中，另一个叫伯克莱的年轻少尉冲出防线上前营救。严带人立刻包围了伯克莱，并用刀剑猛砍。另一名乡勇捡起了少尉掉落的火枪，虽然下着雨，乡勇还是点燃了火枪，上膛的子弹击中了少尉的胳膊。少尉被营救出来，英军在河对岸的小山包上重新组合。现在英军们的火枪不管用了，他们的刺刀无力抵挡乡勇们的长矛，还好乡勇们没有进攻。突然，雨停了，英军赶紧躲入旁边的小灌木丛里，然后他们组成一个方形队伍围住印度兵，好让他们解下头上的包布来擦干淋湿的枪膛，子弹重新上了膛。当中国人开始推进时，印度兵寥寥几声，发射出了三四排子弹。突然，雨又下起来了，就像刚才突然停住那样，这次下得和前次一样猛烈。这时，天色渐黑，英军快速形成防御方阵，以仅有的刺刀作战。乡勇们用火把围起了包围圈，不让任何一个英军逃离出去，一边让邻村继续增派援军。

这整个过程中，英军已派出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他们备有新式的布伦瑞克来复枪（一种线膛枪），其枪膛不易受潮卡住。在熊熊火把的照明下，他们奋力作战突围：打散了乡勇的队伍，营救出伯克莱少尉和他的部队，于当晚9点回到营地。英军的全部损失为：一个二等兵被杀，一个军官和14个士兵受伤。

在乡勇们获得首战胜利之后，三元里四周更多的村民和丝织工们拥来参战了。5月31日早上，胜利的捷报传出后，12,000名志愿者前来加入那原先约7500人的队伍，他们再次会合到山坡上。对此，郭富司令恼怒万分，他向知府余保纯发信，警告他：若这场对峙持续下去的话，他将进攻广州城。

“知府姗姗而至，他向司令保证那些村民的行动官方并不知道，也未获准，他将立刻派遣一名政府要员去下令解散他们回家。” ^[16] 于是，余保纯偕同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及一名叫摩尔（Moore）的英国上尉，穿过山包，前往乡勇阵地。当他们来到乡勇队伍跟前时，中国人不让摩尔通过，三名中国官员只好自己前往。然后，根据梁星源那著名的叙述，他们告诉领队的士绅们：合约已签订，既然外国人不能再侵犯我们，你们就让他们离开吧。他们还警告士绅们：若再发生什么事件，一切将拿他们问罪。 当村民们还在纷纷发牢骚示威时，士绅们已悄悄溜出人群回家了。群龙无首，非正规的乡勇才愤愤不平地渐渐解散了。

到了1841年6月1日下午，英军开着军舰离去，广州城得以解围。 ^[17] 这就是三元里事件。对英国人来说仅是一场小战役，都不足以让义律或郭富将军在他们的正式函件里上报，但对中国人来说这可是一场伟大的民众胜仗。带有桃园结义色彩的英雄传奇，紧随着事件结束而广泛流传起来。当地传说，在开战前，三元里一鸣锣，即从103个村里陆续赶来了25,000人。乡勇中的一个诗人领袖后来这么形容那震撼人心的场面：

怀清结忠义，团练皆英翘，

分曹斗白战，领队题红绡，

龙韬经指画，虎旅整有条。

地方志中的官方记载似乎也有点夸张，说有10个英军被杀，其他粗略的记载就更离谱了，它们宣称有上百个英国士兵被杀。祁墳本人还听到英方用一万银圆赎回在三元里被杀的英军尸体的说法。 但对他们来说记录和事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整代广州人都坚信农民军队击败了英军的进攻。

三元里前声如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护卫，

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

由于所有这类版本的流传，正式的和半正式的记载被歪曲了。当时，连夏夑、梁廷枏，甚至魏源等人，都完全夸大了事件的重要性：

……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议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然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

无疑，共产党的史学家们更加推崇这一叙事。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军事上战败的耻辱，只能怪罪清朝官员的腐败懦弱，从民间传说里他们则提炼出一场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如今，在中国大陆，每一种儿童读物里都载有对那场战役的类似叙述。三元里的每一块额匾、每一件纪念死者的遗物，都被广东省的地方文物局珍藏着——三元里战役变成了邦克山和阿拉莫要塞两场胜仗的总和。 在对这个事件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基础上，形成了第一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人民运动：

因得民心，唤起国民；

因得民心，乡民先行；

因得民心，自发即兴。

对上面的每一种说法，我们都必须进行审视。这倒并非因为想驳斥“原始民族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老调，而是因为三元里事件在后来的20年里，是中国南方发生如此众多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前奏，如团练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秘密社会、宗族斗争、排外运动等。除非我们充分理解三元里事件，不然后来发生的所有事件，就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

注释：

[1] 关于这些事件，可靠的记录如此之多，无须一一注释出处。我所参考的资料包括：H.B.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 - 1860. Shanghai,1910,chap.10；E.Holt, The Opium Wars in China ,chap.9-10；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1931年10月，第6卷第3期，第1—2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台北，1963年；W.H.Hal.and W.D.Bernard, The Nemesis in China,Comprising a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That Country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pp.79-161；F.17/46(“1841,China,from Captain Charles Elliot,A.R.Johnson,and Robert Morrison”)；F.17/48(“1841,China，March 25-August,from Plenipotentiaries”)；W.1/461 (“China,Hong Kong and India,1841:Military”)。

[2] Yen-yü Huang,“Victory Yeh Ming-ch’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 (1858-186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46,n.3,March,1941；夏夑：《中西纪事》，第6卷，第10页上；梁廷枏：《夷氛闻记》，1874年，第3卷（傅斯年图书馆藏有的这部名著版本没有页码，故我只能注明卷数）；E.H.Parker, 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 War, pp.32-37；史澄：《广州府志》，1879年，第81卷，第35页下；Hal.and Bernard, Nemesis ,p.190。

[3] Parker, Chinese Account ,pp.31-32.

[4] 中国有关奕山的盲动和英国的进攻战略的研讨，见Parker, Chinese Account ,pp.32-33；夏夑：《中西纪事》，第6卷，第10页上。关于“复仇神号”，见Hal.and Bernard, Nemesis ,pp.89-190。

[5] Henry Cordier,“Les marchands hanisters de Canton,” Toung Pao ,1902，2,3；284；夏夑：《中西纪事》，第6卷，第10页下；F.17/46,Elliots’s voucher to Aberdeen,unnumbered dispatch,Nov.25,1841.这是一个官方批准的行动，见：F.682/912：“奕山授权广州知府赎买广州城文件真实抄本”，日期注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6] Robert S.Rait, The Life and Campaigns of Hugh,First Viscount Gough,Field-Marshal .Westminster,1903,1:193.

[7] 据说，1908年广州市人口已有590,847。据这之后25年的城市人口调查，人口已上升到1,122,583。见 Shina sh ō betsu zenshi ,1:22及《广州指南》，第15页（注8）。

[8] 木匠一天可挣到7个先令，拣茶叶的童工，一天能挣3便士。与此同时，位处另半个地球的英国铁路工，每天不过挣5个先令而已。无从估计那时广州城里无手艺的劳动力，而100年之后，广州市的劳动力仅4万左右，占男性人口的5%。见Lee， Modern Canton ,p.93; Chinese Repository ,4:193(May,1835-April,1836);C.R.Fay, Life and Labou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47,p.171；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63-366；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1958年，第114页。

[9] Edward bing-shuey Lee, Modern Canton . Shanghai,1936,chap.1-2；G.Allgood, China War,1860: Letters and Journal .London,1901,p.23；A.J.du Boshe, La Chine contemporaine,d ’ après les travaux les plus récents .Paris,1860,pp.204-214；《广州指南》，广州，1934年，第5页；黄佛颐：《广州坊志》，第1卷；B.C.Henry, Ling-Nam,or Interior View of Southern China,Including Explorations in the Hitherto Untraversed Island of Hainan .London,1886,pp.59-60； Shina shiō betsu zenshi (Zazetteer of China b.Provinces,Tokyo,1917) 1:156；F.17/30,Gutzlaff’s report,Incl.1,Desp.4,Jan.10,1839；Hal.and Bernard, Nemesis ,pp.174-175.对长江三角洲最好的描写，可见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50-1870 . Cambridge,Mass.,1964,chap.1。

[10] Hal.and Bernard, Nemesis ,p.196.

[11] Arthur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London,1958,pp.109-110,186-196.

[12] J.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London,1842,1:231—232；Rait, Gough ,1:126；D.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1840,til.April,1842 .London,1842,p.148.

[13] 当时，卫三畏主编的《中国丛报》（S.Well.William, Chinese Repository ,10:530则坚持说，那些掘坟的亵渎行为是中国军队的追随者之所为。

[14] F.17/40,Davis-Palmerston,Feb.8,1848；Hal.and Bernard, Nemesis ,p.196.

[15] Rait, Gough ,1:155.

[16] Hal.and Bernard, Nemesis ,p.194.

[17] 这段叙述基于诸多史料的比较和综合。可见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人民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以下简称《三元里抗英简史》），载于《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1页。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州，1956年。《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949页。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6—738页。夏夑：《中西纪事》，第6卷，第11页下；第13卷，第8页上。Suzuki Chusei,“Shimmatsu jōgai-undō no kigen”, Shigaku Zasshi (Oct.1953). 62. 10:1—29.Holt, Opium Wars ,pp.129-130。Rait, Gough ,1:180。Bingham, Narrative ,2:242,323.Hal.and Bernard, Nemesis ,p.190。 China Repository ,(May,1836-Dec. 1836)5:192-193等。 3nd3tuhIZjaMpT7j1qgB56P3q8j+KCI2uQKNWieJXog79VNdOU/62ewtQ+Zlpz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