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世界上最糟的一场内战。跨越长江流域各省的旅行者们，在那曾经人口密集的各地连日所见的，却是腐烂的尸体、冒烟的村子以及被遗弃的家犬。宁波已经变成了一座“死人之城”：50万百姓消失了，河道里“满是死尸和臭气冲天的污秽”。连续15年的屠杀和饥荒，让中国丧失了约一两千万条人命。

内战的损耗超出了人们对历史的想象，甚至更糟：这位历史学家，他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很像福楼拜笔下《淳朴的心》（ Coeur simple ）中的主人公，对这场大屠杀本身毫无兴趣。的确，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荒芜接踵而来，这时期可以说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一个增补：那些地区在之后的修复期里得以喘息而重振。但这并非我们一再关注这场起义的原因。这位历史学家之所以受其吸引，是因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成了一道分水岭。从线性走向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正是从这些动乱岁月里开始的。首先，帝国分裂成地方势力，然后清王朝衰弱，被推翻，最后出现军阀割据。然而，我们一旦接受这个历史线性下滑走向，混乱便随之产生：起义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还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中国农民历来造反的一个新形式而已？抑或是，它蕴含了各种新生力量，将在未来的年代里塑造并改变中国？

说中国没有变化显得很不入时。于是我们仍尽力在王朝更替类型上做区分，要不就是强调除政治以外的社会长期性发展。然而，朝代循环的的确确存在——只要看看儒家史学者对它的描述，以及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们就知道了，他们相信每一个朝代最终都会遇到大难时刻，而那时天命会授权于一个新朝代的建立者。于是乎，原来如此，将来亦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尽管会有不同，但没有任何进步可言，而是一系列的循环、重现、重复。

这种对中国历史想象的老生常谈，随着西方入侵亚洲而被打破了。古老的循环论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线性论。虽然清王朝很可能显现出了朝代衰败的各种常有征兆，但相对儒家王朝（而不是一个具体朝代）概念的溃散来说，这个传统的衰败意义就显得逊色。中国已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史中，史无前例。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我们没有世界史，也没有全球史。对许多人来说，根本没有全球一说。欧洲、中东、非洲、亚洲、美洲——每一处都被汤因比（Arnol.J.Toynbee）称为“明白易懂的历史单元”。这其中有互动，甚至有碰撞——地中海世界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但它们的历史均自成一体。罗马帝国派往汉朝的“使者”们，甚至还有去唐王朝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他们都是在另一个时期，去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的旅行者而已。仅仅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和地中海之间才有了真正的桥梁。而明朝实际上却又割断了那个连接。到了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地域势力从政治和形式上都自我封闭为一个行踪神秘的世界。所有来自这个文明以外的人们，对它来说均属蛮夷，不值一瞥，更谈不上惧怕。

然而，就在这段忘却中，一个新的全球历史正在形成。比如，对一位欧洲船长来说，驾驶一艘装载了香料和丝绸的货船，在海上航行25,700公里，已是可想象的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能想象的是，英国或荷兰巨轮上的押运员已经能够在相隔半个地球的距离外，来操纵一些地区了。克莱武（Robert Clive）在普拉西（Plassey）的胜仗，展示了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被欧化了的“第三世界”。

亚洲天亮，墓碑出现，

什罗普郡人的名字可见；

尼罗河潮水泛滥，

塞文人的尸体被淹。

如是，欧洲本体已经开始变化。到了1768年，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特（Richard Arlwright）的多轴纺织机组合，已在英国被用于棉织。过了不到15年，考特（Henry Cort）发明的搅铁法，提高了生铁冶炼技术。到了1835年，甚至连法国落后的冶金工业的生铁产量都达到30多万吨，而克虏伯（Alfred Krupp）已经为他的炼钢厂引进了蒸汽机。是好是坏我们姑且不论，世界正在经济上变得异于往昔，工业上日益更新。

然而，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着这场人类革新演变。她越长久地保持孤立，当这个最后的、庞大的、独立的历史单元的文化禁锢被粉碎时，她所受到的震颤就越强烈。那突如其来冲击的剧烈程度，已众所周知——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和封锁，简言之，鸦片战争（1839—1842）使中国的大门被打开。

现在，两个进程，内部的与全球的，汇合起来了，甚至混为一体。随着历史氛围的演变，记忆犹新的事件被注入新的难以辨认的含义。一种惯常的衰败迹象，可能预示着彻底的变化。于是乱作一团，甚至在今天，人们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意义仍吃不准：是反叛还是革命？属传统型的还是全新的现象？

近代史学家们主要采用了四种观点，来证明太平天国运动者并非仅仅在形式上略不同于传统盗贼的土匪。

第一种假设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化式，它坚持认为：西方经济帝国主义导致了开埠后一个新劳工阶层的产生及因鸦片战争而失业的茶运船民阶层的形成。正是反叛者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的背景，使起义具有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基于最终平定了起义的士绅阶层的角色。以往，士绅阶层面对起义总有选择余地，他们可以支持执政的朝廷，也可以与有望成功的起义领袖达成某种合作，以图自身登上皇帝宝座。但这次，太平天国运动攻击了儒家士绅们广为接受的现状，使他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仅出于自身保命，他们不得不选择支持日渐衰弱的朝廷，而非站在威胁着社会传统的革命运动一边。

第三种观点最微妙。它认为，承认太平天国天王的合法性，意味着对一种新式统治者的认可。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并非认为清廷失宠于万能的天命，而是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超凡而合理的万能源泉，即天堂里的上帝，它取代了儒家的王权概念。

最后一种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他们认为公有财产制和千百年来的农民造反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异国式的乌托邦，而它只能存在于洪秀全的基督教经书里。

显然，针对这每一种观点，都有相对的反驳。马克思主义者们被告知：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无非是中国传统说法中的“无业游民”而已。而第二种有关士绅们的论点，遭到支持太平天国的学者们的反驳。也有人指出：在不够具体了解地方反起义势力的情况下，不能如此笼统地一概而论。对第三种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把王位在天意和超凡性上做比较，只适用于起义最后的朝代成形阶段，且是基于狭隘的哲学分析上，这类分析忽视了太平天国统治的传统性一面。最后，有人认为，洪秀全的乌托邦并非源于《圣经》，而是来自于本土的儒家神秘的公羊派传统。

简言之，尽管大家都同意，弄明白太平天国运动是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前提这一点，但在对它的定性上，却很难达成共识。其所以如此，用马克·布洛赫鉴别法看，部分原因是，在导因和条件之间存在一片混乱。明显的是，中国南方的动乱由于鸦片战争而恶化、发展。同样明显的是，西方的冲击“左右”了它的发展形势。无论哪种情况，对太平天国运动根源的探究，都会在时间上把历史学家拽入往昔，在空间上则将他引向东方，引向鸦片战争后20年间的广州，去面对那场动乱和冲突的严酷。

大家都很熟悉广州。关于这个城市作为中国和欧洲交接点的角色，已有详尽的研究。外国人的商馆、城里的公行、总督，所有这些，游记、国家档案、外交史都向我们介绍过了。然而，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商业和行政构架中，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一个巨大社会在中国南方的匍匐着，它在萌动。学者们对中国军事感到不安，地主们组织起团练，佃户们纷纷参加秘密社会，各宗族则为了瓜分财富和权力而互相争斗。总之，在官方版历史的表层下，涌动着民众的畏惧、民众的希望、民众的运动。

当然，这些并不代表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类地方史和民族、帝国或世界历史之间，向来都很难划出清晰的界限。然而，说到底，难道不正是这个融合，而使这个时段、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有意思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帕麦斯顿（Palmerston）子爵三世在伦敦大怒，白厅向北京施压，广东的一个农民被斩首。地方上发生的事件来来回回穿梭，编织着世界历史，中国变了。

于是，最终，对太平天国运动源头的追寻，变成了另外一种研究，变成了一个新的历史单元的解析：广州，广东，中国南方，它们本身自然都内在地互相连贯。

让我们进入地方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