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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立德
第一次读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那是1983年秋天，我刚刚完成了在台北和沈阳两年的语言培训和课程，心怀老师们的鼓励，回到大学攻读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对接下来要攻读的博士学位只有模糊的想法。报考博士的截止日期快要到了，我去见指导老师，她向我解释说，决定申请哪所学校，不仅要考虑学校的声望，还要考虑自己想从事什么样的学术研究。
我全然不知该怎么回应导师的建议。
“好吧，你想跟谁学呢？你自己想写什么样的历史著作？”她问我。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自己清楚的是，我想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史，但对如何选择适合我的博士去读，我并没有把握。再说了，这些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只要学校有名气，可以提供一点经费支持，我能够做研究就万事大吉。我不确定是否有选择的机会，甚至有没有学校录取我都不确定。
“拿着，”导师看出了我一脸迷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递给我说，“读读这本，下周再来，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看了看书名《大门口的陌生人》，“对一本历史书来说，这名字起得有点儿与众不同”，我心里这样想。向导师道谢后，我离开了。
周末，我第一次翻开《大门口的陌生人》。魏斐德重新讲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人打开广州城的那段历史，全书采用自下而上的叙事方法，引人入胜，事件错综复杂，叙述也纵横交织，不仅有人们熟悉的英国人对那段时期的记述，而且嵌入了华南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格局下发生的其他故事，它颠覆了我以前从中英文教科书上了解到的简单明了的叙事。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就像读一本小说。整个写法多少有小说的风格，到处都是戏剧性的场面，似乎可以搬上舞台，或拍成电影，并且书中修辞华丽，这是我以前在学术著作中从来没有读到过的，比如这样的句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了，儒家学说气息奄奄”（第137页）；“排外仇恨蔓延开来，徐广缙企图将计就计，而在他的背后，人们已隐约可见圆明园闪烁的火光”（第98页）。当然，后来我发现，作者早年曾怀有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想法，而且在大学毕业几年后还发表过一部短篇小说。我后来还了解到，《大门口的陌生人》是最早将新社会史学的方法引入中国研究的著作之一，也是从中国社会梳理出多个视角，并将这些融为一体，重新进行叙述的最早著作之一。这就是“中国中心观的历史研究”（“China-centered history”），只是当时还没有这种说法罢了。
过了一周，我去向导师还这本书时，坦率地对她说：“这本书太棒了！我还不知道历史能这样写。”她笑了，好像早就料到我会如此反应，说：“好啊，既然是这样，你也许应该申请去伯克利大学，跟随魏斐德学习。”这话真的应验了。
《大门口的陌生人》一经面世，人们立即就看出了魏斐德在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而且一致认为他已经取得了成功。有评论者说，魏斐德的论证有赖于风格和理论，同时也证据坚实，并指出，“书的整个结构是有点儿发散，但仍能拢为一体”。
有的读者对于魏斐德涉及的各种社会现象探求更深层的意义，比如团练的出现，农民叛乱问题日益严重，士绅阶层的分裂，强势宗族的作用，清帝国中央与地方政治以及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民众的民族主义（或者极类似的东西），等等。《大门口的陌生人》篇幅不太长，但人们却可以发现它写到了这个领域的整个前景所包含的无数个题目，在其后的20年乃至更长远的时间里，都会成为独立的研究焦点。
《大门口的陌生人》一经出版，就赢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普遍好评。这本书“精彩！……使人着迷！”慕尼黑大学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写道，“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提供了启发性的观察和解释……一部精湛之作。”
有评论者认为，这本书“清晰易懂，特别好看”
，研究“细致入微”
。澳大利亚的菲茨格兰德（C.P.Fitzgerald）撰文说，“这本书应该得到每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的重视。”
当然，并不是每位学者都认可这本书的独创性。邓嗣禹评论说，《大门口的陌生人》是本很难评价的书，“因为它缺乏连贯性和中心论点”
。即使是对本书不吝赞美之词的学者，也会保留一些批评意见。吕西安·比昂科（Lucien Bianco）极力推荐这本书，赞扬书中将外交关系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他最后说：“要穷尽这本著作太过丰富的全部主题，还有许多可以说的。要知道，一本书包罗万象并不为过，这本书提到了很多问题，但并非作者都自有研究心得。”
对一些人来说，《大门口的陌生人》或许过于雄心勃勃，但正因如此，这本书对我自己和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来说，才极具启发意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作者提交的博士论文，它很快就出版了，这给人印象至深。魏斐德当然是奇才，可在完成博士论文的一年后就将它出版，这是少有人能达到的成就，即令他是神童。魏斐德的博士论文1965年提交，由列文森（Josep.Levenson）、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沃尔夫冈·埃伯哈德（Wolfgang Eberhard）签名同意通过答辩。我们将博士论文和本书比较，显然可以看出没有做什么修改。本书仅拿去了博士论文中的《城市》这一章，将它的大部分内容放在了第四章和附录中。论文的其余内容全都保留了下来，章节和标题都与论文的完全一样，只作了细微的调整（例如，本书开篇几页内容，曾是博士论文的“序言”，现在调整为本书第一章的一部分）。主要增加的内容是导言部分（其中有一句名言“让我们进入地方史吧”）和两个新的附录，一个是关于人口压力，另一个是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大门口的陌生人》在这位28岁的年轻作者脑海中已经完全成形，并在他担任助理教授第一年后付印，此时他还不到30岁。
阅读下面这段简短的论文摘要，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魏斐德本人激动的心情，摘要不是以通常枯燥乏味的格式写成，而是采用了广告文案的风格：
本论文叙述了二十年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最后一段宁静日子，欧洲的“野蛮人”仍手托帽子恭敬地与骄傲而闭塞的清帝国臣民进行贸易，而这一时期结束时，清帝国因叛乱而分裂，同时受到征服中的西方军队的攻击。这种文化冲击下首当其冲的，是广州这座了不起的港口周围富饶而肥沃的地区。论文考察了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后西方对广州冲击下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各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论文重点关注广东的排外运动与团练的发展，从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到1858年反抗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并试图分析，这样的社会发展是如何与塑造近代中国的其他因素关联起来的，如欧洲帝国主义、灾难性的太平天国运动、清帝国分裂与地方各自为政、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上述任何一个话题，都足以写一篇学位论文，然而，对于像魏斐德这样天赋极高、充满好奇心的人来说，书写历史的全部目的就是试图用所有搜集到的线索编织成一幅历史图景。
近半个世纪后，我们再回顾《大门口的陌生人》，依然觉得它成就斐然。再次阅读这本著作，魏斐德完美衔接的风格——深入探察经验细节，然后再将它们与更宏大的历史发展或重要而深刻的理论见解联系起来——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使得本书保持着独特的新鲜感和魅力。这本书至今仍继续出现在课程大纲中，而且对于将要重新讨论19世纪中期中国近代史转折点或者研究晚清叛乱的任何学者而言，本书依然是重要参考，这一点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后来的学者，比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2005年）一书中，都再次肯定了魏斐德关于三元里事件性质的主要结论。本书涉猎广泛，一些问题（如鸦片战争对地方非法经济的影响等），即使到现在也少有研究。
第一次接触本书的中国读者将经历一次真正的探险。你会发现，作者以一种让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讲述你本以为已经了解的一些历史。严肃的学术研究以一种激动人心和具有挑战性的方式呈现——正如我多年前发现的一样，是的，历史可以这般书写！——但像魏斐德这样能写出如此出彩的中国经典近代史著作的写作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我们所有有幸跟随魏斐德学习的人，十分高兴地看到出色的新译著将把导师的这本极了不起的历史著作带给这个国家的新一代读者；魏斐德从这个国家获得了很多，也为这个国家奉献了很多。
（韩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