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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美好生活的隐喻，玫瑰也是多灾多难。回顾历史，不仅施害者的铁蹄会践踏玫瑰，使之香消玉殒；同样可悲的是，受害者还要穿着自己不幸的草鞋，继续践踏心底最后的玫瑰。
举例说，当外敌入侵，如果还有人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那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许多人相信，在国家遭难之时维持风雅的生活是不道德的。
想起有关梁实秋的一段公案。1938年，梁实秋为自己在重庆主持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写了一篇编者按，其中几句是这样的：
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很快，这一番肺腑之言招致了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的攻击，而消极抗战的罪名让梁实秋从此背负了几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在内地的报刊上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其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梁实秋并非不主张抗日，而是站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立场想象另一种可能，即在追求政治的独立之外，还要须臾不离不弃文学的审美价值。梁实秋没有否定枪炮在保家卫国时的立竿见影，但他同样试图保卫中国人生活中的玫瑰。这非但不是投降主义，反而是以一种和风细雨的日常抵抗来维护一个文明人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