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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情景是，自己畏步不前者逼迫别人冲锋。他们不参与现实的反抗，却像督战队一样朝着无辜的人开枪。他们的理想状态是自己毫发无损，却能撒豆成兵。
人生活在欲望与恐惧之间，难免有自私的倾向。否认人的自私性，就是否认人本身。所以，我宁愿世人能正视自私，承认人的局限，并在此基础上变得谦卑，而不是自以为怀着公心，从此道德完美，却难掩逼人就范的嚣张。而这恰恰是历史上那些道德乌托邦不断走向反面的原因。
如果理解“消极自由”的概念以及以赛亚·伯林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就知道理性利己主义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伯林看来，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最终导致血流成河，是集体自我导向的“积极自由”彻底压倒了个人的“消极自由”。当人民主权轻易地摧毁了个体主权，公意压倒私意，不仅个体最低限度的自由开始丧失，整个社会的自由也将全面溃败。
譬如讨价还价，一个人的自私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的自私进行平衡。相较而言，集体以善之名发起的冲锋则更有可能轮番冲垮任何个体。
大家都要去造官府的反，你因为护着家里的十亩地不想去，这种不合群看似自私，但你有不造反和不同去杀人的权利。如果非要强迫你去，那就是意志的悲剧。而那些标榜无私者也未必无私。就算他们真的乐于冒险犯难，至少还有一种私心——那就是实现他们的理想。在一定时候这种对理想的狂热会压倒一切。
201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离开了人世。有人称之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最后一次死亡”。“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广为传扬。然而，一个标榜理想主义的政治强人，独揽一国大权几十年，还有比这更现实主义的吗？
人为意义而生，有些人爱自己的理想甚于爱世间一切人。他们既可以为理想牺牲自己，同样可以为理想牺牲一切人。
我曾谈到一个社会可能出现的两个极端：在乌托邦时代是理想主义信过了头，为明天不要今天；在后乌托邦时代是现实主义信过了头，为今天不要明天。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今天明天都不要，只是以善之名义，完成死本能的驱使。而这方面，切·格瓦拉是最好不过的例子。
十多年前，我经常在巴黎的游行队伍里看到有格瓦拉头像的红色旗帜。在那里，格瓦拉代表着革命、自由和公正。然而当我真正开始阅读他的一些资料时，顿觉毛骨悚然。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格瓦拉曾对伦敦《工人日报》（Worker）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他不只一次怂恿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古巴人为此死光也无所谓，并谴责赫鲁晓夫对他的“背叛”。
还有比这更浪漫而吊诡的事情吗？一个时刻想着输出革命解放全人类的人，也时刻想着为人类按下核按钮，并且一厢情愿地以为在核爆炸中死去的人都面带笑容。
同样反讽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狂热分子，《时代》杂志曾将他与特蕾莎修女相提并论，而萨特更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完人”。在我眼里，格瓦拉只是一个被死本能诅咒了的人。他表面上热爱人类，其实生无可恋。如果跟着这个狂热分子的意志走，恐怕人类早已在自己制造的几道闪电之中归于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