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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位博闻强记的同学，我们经常互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今，他在家里养了只一米多长的蜥蜴，还经常牵着它在小区里散步。可惜我们已很少见面。
而当年我们曾经认真讨论且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让你牺牲，全人类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你愿不愿意去死？
记得当时我们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愿意！”
这是一个很具八十年代理想主义风格的回答。如果人类真有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解决方案，一个人的牺牲可以让其他所有人从此幸福无比，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回答——前提是并不兑现，也不思考“为什么偏偏是我？”
时至今日，我依旧有着并不稀薄的家国情怀，并热切地爱着这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时，我的回答可能还是“愿意”但已不再响亮。这不是因为我较年轻时少了牺牲精神，或者信奉了杨朱，而是因为我畏惧这背后的逻辑——需要一个人去死才能换来的美好世界，一定不是美好世界。
而当年之我又为什么会不加思索地给出那个肯定的答案？在我那么年轻却轻言可以舍弃生命时，是不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以至于急于将它抛弃？是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死本能在我的身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由此产生了牺牲的激情？或者只是因为空虚和无聊，愿意以自己的死为荒谬的人生找寻意义？又抑或逃避选择：无论是将自己交给死神还是生神，结果都是一样——我不选择了，神为我决定一切。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有一句话感人至深：“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被救者是不是也应该包括救人者自身？有没有一种完整的慈悲，既救起世界又救起自己？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决定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那么最可行的济世方案是不是人人自救，即救全世界？
我想说的是，完整的慈悲是既要慈悲地观照众生，也要慈悲地观照自己。唯有如此，才可能做到众生平等、无分别心。慈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合理的欲望给予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