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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講尙書，今天還有些話該補充。我曾吿訴諸位，書須懂得一部一部的讀。譬如書經，若能辨其眞偽，除去虞、夏、特別注重西周書，這樣便易讀，對此書内容更易淸楚。其次，讀一部書，該要進一步了解此書的作者。從事學問，不能只看重材料。若只看重材料，便可不要一部一部地去讀。書不要讀，只須翻便是。若要一部書一部書的讀，便該了解道一作書之人。每一部書應作一全體看，不專是零碎材料的拼湊，不專為得些零碎知識而讀書。我們必須了解到每一書的作者，才懂得這一書中所涵蘊的一種活的精神。
即如我此刻講尚書，或許會和別人講法不同。此因講的人不同，所講内容及其精神便會不同。諸位不要認為學問則必是客觀的，其中也有做學問人之主觀存在。即科學亦復如是，文史之學更然。應知學問背後必然有一個「人」。自然科學背後也要一個人，只是其人之個性較不透現。如做一杯子，只是一杯子，此是兩手或機械所成，人性表現較少。文史之學背後，則每有一種藝術存在，或說精神存在。所以我們讀文史方面每一書，必定要讀到此書背後之人。
西周書並不是一人所寫，它是零碎許多篇文章之結合。但我們可以說這部西周書背後有一重要人物，就是周公。在孟子書裏有所謂「名世者」。在一個時代出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就可用來代表此一時代，所以稱之為「名世者」。「名世」不是說在這個時代有名，乃是他可以代表這一時代。周公可以代表西周時代，代表此一時代之精神，代表此一時代的種種特殊點，或說是此時代之個性，故周公可說是當時之名世者。也可說從西周直到春秋末年孔子起來，周公就是一代表。孔子以後是新時代了，應稱為孔子時代，已不是周公時代了。因周公在此時代中已成過去。
今試問周公的思想，和其理論，和其對於當時人類社會所有的抱負，即周這一個人和其精神，我們應從那裏去看？我想，也便可在西周書裏去看。我上一堂特別舉出幾句話，所舉並不是周公的話，然而同樣可以代表周公這一人的觀點和理想，也可說在大體上則是受了周公的影響。所以我們讀西周書，就該在書背後讀到周公這個人。
我上一堂講辨眞偽，不僅古文尙書是偽，今文尙書也有偽。但我今天要補充上一堂講法，偽書並不是說就沒有了價値。東晉時人偽造了一部古文尚書，為何直到南宋朱子，下及淸代諸儒，才能判定其偽？他用了什麼方法來欺騙一千年以上的讀書人？因尙書裏本有很多話，為古代人所常說，但後代是遺失了。東晉偽造尙書的人，把此許多遺失的話來做他作偽的材料，他都用來裝進他的偽古文尙書裏去。因此古文尙書雖偽，中間有很多材料並不偽。諸位若把閻百詩、惠定宇的辨偽的話拿來看，便知偽古文尙書裏有許多話見於先秦古籍。在此許多話裹，正有許多重要思想、重要觀念，有不少古代留下來的重要材料保留著。或許這些材料，還比我們現在所見的今文尙書裏的材料更重要。
可見辨眞偽是一件事，甄別使用材料又是一件事。如我們講中國古代天文，儘可使用今文尙書之堯典，但我們並不信堯典是堯時的眞書。我們不細讀古人書，便有很多材料不會用。如胡適之、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就只根據老子、論語以下；但在此前中國還有很多思想理論應該講，都不講了。倘使我們今天再要來編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至少該從周公講起。周公以下很多人的思想，周公就是他們一個代表人。在孔子以前中國古人的一般觀點，學術思想上的一些大綱節目，至少可以從周公身上做一個扼要的敍述。
我在上次已說過，中國人在那時已經有一個世界一統的大觀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個共主，當時稱之為「天子」，即是上帝的兒子。亦稱「王」，王者往也，大家都嚮往他。中國古代有夏，夏王便是上帝的兒子，天下統一於厦王室之下。後來商、周迭起，可知周亦不能永此統治，將來還要有新王朝代之而起。中國古人此種觀念之偉大，實是歷久彌新。
今天我們人類已經可以上月球，世界交通便利，即如一家。然而在我們人的腦子裹，這世界究是支離破碎的，有耶教、有回教、有共產主義、有資本主義，四分五裂。若和中國古代人的世界覲來相比，這裹顯有不同。若使科學再發達，而終於沒有一個「天下一家」的觀念，那豈不更危險？縱使宗教復興，但以往各宗教信仰上對内對外各項鬥爭，也沒有統一過。只有中國，唐、虞、厦、商、周一路下來，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地廣人多，四千年到現在。推溯到我們古人早有此一種政治觀點，確是了不得。說來似平常，但從政治觀可推廣到整個人生覲，乃至整個宇宙觀，中國此下思想學術俱從此發端。今試問為何只有中國人很早便來講這一套？而這一套則正講在尙書裏，我們豈可把它忽略了！
中國人必稱周公、孔子，那是有理由的。我們撇開周公來講中國思想，把戰國先秦來比擬希臘，眞所謂從何說起。我們講中國史，斷不該只從戰國講起。講中國思想，也斷不該只從老子、孔子講起。至少要追溯到西周，從西周書，從周公、召公講起。而這樣講的話，偽古文尙書裏也就有很多材料可用。
諸位不要說我不學思想史，這些和我無關。做學問的先把自己關在一小圈子裏，坐井觀天，所見自小。若說此刻沒有工夫，這卻不要緊，可慢慢來，此事不爭遲早。又如諸位認為我此刻講了題外之言，但題外或許更重要。我的講題是「歷代史學名著」，因此只在歷史系的人來聽，中文系、哲學系的人都不會來聽。在學問大範圍内，重重築關築牆，但關外牆外，自有天地；別要把我們的興趣、理想、抱負，都被關死。或許我這番話可幫諸位另開一條路，通到關牆以外去。
此刻接下講第二部書，孔子的春秋。
孔子春秋可說是中國第二部歷史書。實際上說，春秋乃是中國正式第一部歷史書。尙書各自分篇，只如保留著一些文件或檔案。試作一淺譬。如我們眼前有一個少年棒球七虎隊到美國去打了敗仗回來。各方歡迎講話，應有盡有。報紙上連篇累牘，剪報的貼在一起，標題「歡迎七虎隊回國」，卻只有他們打敗仗之詳情，不在這許多文件中。尚書有些處是如此。孔子春秋則不然，它是歷史書中之編年體，前後兩百四十二年，從魯隱公元年開始，照著年月日一年一年地順序編下。以後中國便不斷有編年體的史書，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通鑑開始，中間有七、八十年時間未編上。這事顧亭林日知錄裏曾說過。此下資治通鑑開始至今，一年也沒有斷。這樣沒有一年中斷的編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國有。至於從春秋到通鑑，中間斷的八十年，在我的先秦諸子繋年裹，也逐年來把它審訂了。諸位或許又要認為只學歷史，不學諸子，看我書名便不想看。遇到學諸子學的，也只想在我那書裏找尋些對諸子有關材料。那我對此一方面的貢獻，也就全無可說了。
孔子春秋因是一部編年史，故其書取名春秋。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標舉「春秋」兩字，便代表了每一年。又每年四季共十二月，每月三十日，逐年逐月逐日，有事即載，無事即闕，亦有一事而連續分載在幾天幾月幾年幾十年的。如是般的歷史記載，實在該當得我們把「偉大」二字來批評它。我們說孔子春秋是中國一部極偉大的歷史書，實也一些不過獎。但春秋實非孔子首創，孔子以前已有。左傳昭公二年載：
韓起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蛊在魯矣。」
可見孔子以前，魯國早有春秋。墨子書裏也說：
吾見百國春秋。
則春秋各國皆有。但為何韓起到魯國始見春秋呢？孟子書裏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可見當時各國都有歷史記載，而書名不同。更應是史書的體裁也不同。魯春秋之體裁，或許更接近一王室之所規定，所以韓起見之，要說一禮在魯了。
孟子書裏又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這裏另有問題，該作一交代。上次講過，中國古代有詩書兩種，孔子教人也常詩書並舉。我們此刻講中國第一部古史是尙書，第二部是春秋，如何孟子卻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把詩和春秋合在一塊講，這是什麼意義呢？其實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書裏，而有在詩裏的。古詩三百首，其中歷史事蹟特別多。遠溯周代開始，后稷、公劉一路到文王，在詩經的大雅裏整整十篇十篇地詳細描述，反復歌頌；這些都是歷史。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歷史，或許比西周書裏的更重要。西周書裹僅是幾批檔案與文件，而詩經大雅把西周開國前後歷史，原原本本從頭訴說。今若說，那時更接近歷史記載的是詩不是書，此話也不為過。
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諸侯都得跑到中央來朝貢。而周天子在那時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許多諸侯一同助祭，就在這廟裹舉行祭禮時唱詩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歷史功績。所謂雅、頌，便是如此般的用來作政治表揚。又如周天子有事派軍出征，在臨出以前有宴享，宴享時有歌舞。打了勝仗回來，歡迎凱旋，同樣再有宴享歌舞。此等歌詞或是策勵，或是慰勞，皆收在詩經裏。那時遇禮必有樂，而禮樂中亦必寓有史。這些都是周公制禮作樂精意所在。所以我們讀詩經，固然可說它是一部文學書，但同時也可說它是一部歷史記載。不僅雅、頌是史，即諷刺亦何嘗不是史。到後來，王者之迹熄了，諸侯不常到朝廷來，朝廷也沒有許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專是些諷刺，那究不可為訓，所以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但究亡在什麼時候呢？照一般說法，這應在宣王以後至於平王東遷的一段時期中。
但是「詩亡而後春秋作」，此語又該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歷史記載。那時四方諸侯來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卻分派很多史官到諸侯各國去。這些證據，在先秦古籍裏尙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記，記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轉到外面的。那時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們雖在各國，而其身份則仍屬王室，不屬諸侯。如春秋載「晉趙盾弑其君」，「齊崔抒弑其君」，那時晉國、齊國的史官，下一個「其」字來稱濟君、晉君，可見趙盾、崔抒所弑，照名義上講，並不是晉史官、齊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來，義不臣於諸侯。崔抒可以把當時齊史官殺了，但不能另派一人來做。於是齊史之弟便接其兄職再來照寫「崔抒弑其君」。崔抒再把他殺了，又有第三弟繼續照樣寫，崔抒沒奈何，只得不殺了。而在齊國南部尙有一位南史氏，聽了齊國史官記載「崔抒弑其君」，兄弟連被殺害，他捧著筆趕來齊國，預備續書此事；及聞_史已定書其事，崔抒不再殺害而止。那眞是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國人重視歷史精神的一項可歌可泣的偉大故事。
我們此刻在談中國史學名著，我想聯帶應該知道些中國歷來的史官制度，以及歷來中國人那一番重視歷史的傳統精神纔是。此下歷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處不提，只講孟子這兩句話。大槪在宣王時，或許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國去。其時周之王政一時中興，尙未到崩潰階段。此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卻大見功效，即是所謂「詩亡而後春秋作」了。
其時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發生事變呈報中央王室，並亦分別報之其他各國之史官，此之謂「赴吿」。大槪魯國守此制度未壞，各地史官赴吿材料均尙保持完整，因此韓起見了魯春秋而說周禮在魯。孔子則是根據此項材料來作春秋。當然並不是全部鈔撮，在孔子自有一個編纂的體例，和取捨的標準，及其特殊的寫法。所以說：
筆則筆、削則削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當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則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轉歸了「學術」，遂開此下中國之史學。所以孟子說：
其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是說春秋一書的底材，還是魯史舊文。但從孔子筆削以後，則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魯國史，也不是一部東周王室史，而成為一部諸夏的國際史，亦可稱為乃是那時的一部天下史或稱世界史。用那時的話來說，主要則是一部「諸夏覇政興衰史」。孔子為何要如此般來編寫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道理，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由此一轉手，政府的官史，遂變成了民間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說：
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當時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國，隨時報告所在各國之事變。此項制度，自有其意義與作用。但到平王東遷，此項制度作用已失，意義全非。孔子把來脫胎換骨，化臭腐為神奇，他的春秋所載，遂成為整個全中國、整個全天下的歷史。時代儘管雜亂，他所寫出的歷史，則是一個統一體。而且在此歷史之内，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則只是「時代性」的，而孔子春秋則成為「歷史性」的。春秋時代轉瞬即過，而中國歷史則屹然到今。時代的雜亂，一經歷史嚴肅之裁判，試問又那得不懼？孔子以前的亂臣賊子早已死了，那會有懼？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歷史上的亂臣賊子，則自將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懼。
春秋在當時，已嶄然成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諸侯間各自的國別史，而成為一部當時的大通史，亦可說是當時的世界史。有此人類，有此世界，即逃不掉歷史批判。所謂歷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誰也逃不出歷史大自然之批判。
而另一部分則是「道義的」，由自然中產生道義。自然勢力在外，道義覺醒則在内。孔子春秋則建立出此一大道義，明白教人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此項道義，論其極致，乃與歷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謂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義，應該著眼在此一點上去認識。
但今天我們中國的學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觀點。今天的中國學者們，好像認為中國歷史就無資格放進人類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條貫、大榜樣則只有西洋歷史。只可惜西洋人寫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幾百年來才有。孔子春秋則確然是在他當時的一部世界史。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乃是說在其書中所表現的，乃是其時諸夏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說是人類當時文化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了。遠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見解，正在全世界人類文化史、史學史上有它卓然無比的價値。
此刻另講一問題。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著魯國史官舊史沒有更動，則試問他又如何般來改動舊史？此刻我們找不到魯國春秋之存本，此問題就無法講。孟子說「其文則史」，只是說大體上孔子春秋是依據魯國舊史的。但如在魯莊公七年公羊春秋說：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
此一條雖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對春秋舊文必有修正無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辭與事本該合一不可分，所以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但若說僅把舊史修改幾個字和幾句辭，如此寫下，此其價値究何在？此問題則成為自來治春秋者一大問題。
上一堂講過，尙書難讀，可是春秋更難讀。尙書難讀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難讀則並不在字句上。後人要在字句上來讀春秋，那是一條大錯的路。春秋須講大義。如孟子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所以孔子春秋誅亂臣，討賊子，這便是大義。又如說孔子春秋是：
内中國而外夷狄。
這在論語裏已有「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之語，夷夏之辨，這亦是大義。但所謂大義，亦不該求之過深，尊之過高。講大義若講過了頭，反會落入小節中去。中國古人尊經過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經，於是有許多不必講的把來講得過了份。亦如今日我們尊洋過甚，西方比中國富了，強了，那都對；但月亮不會比我們的更圓。此雖笑話，卻寓眞理。
又如春秋記：
趙盾弑其君。
孔子本是依舊史原文。但左傳所載事實，則晉靈公非趙盾所殺。又添上一節說孔子惋惜趙盾，說他逃出了晉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據左傳之事，即可見趙盾弑君之罪。左傳作者乃為趙盾求解脫。其稱孔子語，苟非偽造，即是道聽塗說，不足為據。又如春秋記：
許世子止弑其君。
此事左傳、公羊、穀梁三書所記各異。左傳說「飲太子藥」，這當然已很淸楚是兒子弑君了。而公羊左傳記得更明白，說：「止進藥而藥殺其父。」這顯然不成問題了。但榖梁傳卻說：「父病，子當嘗藥。」
許世子沒有懂得這禮，所以孔子責他弑君。「不嘗藥」與「飲太子藥」或說「進藥而殺其父」，這中間顯然有不同。榖梁傳無端加上一個不嘗藥之罪來講孔子春秋，這顯然是大錯。如此之類的問題，不知有多少。大家儘在此等處去講春秋，講得愈詳密，春秋大義便會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
最難講的便是春秋褒贬。若說孔子春秋沒有褒贬，此決不然。如「崔抒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贬嗎？然而褒贬只在他們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頗於事不詳。於是讀者遂來求孔子春秋之書法，又從書法中定出凡例。杜預注左傳，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這便愈講愈遠了。如春秋書「王正月」共九十一處，春不書「王」一百零八處，試問如何一次一次地來講求？當知春秋大問題，並不在這些上。現在我們脫離了經學窠臼，此等處皆可不理會。尤其如晚淸末年的公羊學派，所謂今文經學家，他們講孔子春秋，眞講得天花亂墜；像是大義微言，幾千年來被埋沒，由他們發現了。其實都是講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來附會夏統、商統、周統，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實很簡單，正月有事，就書王正月。正月沒事，便書王二月。二月沒事，就書王三月。若整個春天全沒事，便只寫「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寫一個王正月，恐人疑是史書有忘脫。故正月無事書二月，二月無事書三月，三月無事空寫一個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這一體例在宋代的理學家已講正了，但清代的考據學家又胡塗再來重講，反講到大錯特錯。
我們今天只且講一個結論。孔子舂秋只是中國一部編年史的開始，又是在當時是創闢的一部民間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點來寫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這樣講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這樣的書。中國人只為看慣了，把此大義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
或許諸位又會說，講史學又如何只講周公孔子？今天該講一番新史學纔是。但史學有新舊，歷史則只是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過他們的一套歷史著作直傳到今天，那我們不能不講。而且周公孔子都講的是大一統，而中國從秦漢以來便是一統到今天，那亦是千眞萬確的歷史。諸位不要儘想望西洋的新史學，而忽忘了中國的舊歷史。歷史亡了，史學又在何處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