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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上，如何達到“國家凝成”“民族融和”的世界大統一的五個階程，已在上節説過，現在讓我們轉一視向，來看一看古代人的各種觀念及其生活情況。
第一：先講到他們的“民族觀念”。
古代的中國人，似乎彼此間根本便没有一種很清楚的民族界線。至少在有史記載以後是如此的。或者他們因同姓不通婚的風俗，使異血統的各部族間，經長時期的互通婚媾而感情益臻融和。一面由於地理關係，因生活方式互相一致，故文化亦相類似。更古的不能詳説了，只看西周部族，在其尚未與商王朝決裂之前，雙方亦常互通婚姻。周文王的母親太任，從殷王朝畿内摯國遠嫁而來。周武王的母親太姒，是莘國的女兒。姒姓屬夏部族，任姓屬商部族。我們只看周文王、武王兩代的母親，便見那時夏、商、周三部族是互通婚姻的。商、周之際兵爭的前後，間王室對周族及商族人種種文告，亦並没有根據民族觀點的説話，他們只説商王室不夠再做天之元子，不配再爲天下之共主而已。並不絲毫有商、周之間相互爲異民族的意識之流露。到春秋時代，齊桓公創霸業，宋國首先贊助，宋襄公因此繼齊稱霸。那時許多姬、姜兩族的國家，並不把宋國當作異族看，宋國人亦絲毫不像有民族仇恨的痕跡可以推尋。孔子先代是宋國貴族，但絶對看不出在孔子生平有一點滴、周之間的民族疆界的觀念與意識。當時政治界乃至學術界所稱的諸夏中間，兼包有夏、商、周三代的後裔，是絕無可疑的。
我們再進一步考察當時對於蠻、夷、戎、狄的稱呼，則更見當時所謂諸夏與蠻夷的分別，並不純是一種血統上種姓上的分別，換言之，即並不是一種民族界線。據的記載，晉獻公一夫人爲晉文公母親的，叫大戎狐姬，晉獻公另一夫人驪姬，乃驪戎之女。可見狐戎、驪戎，若論血統皆屬姬姓，舆晉同宗，但當時卻都稱作城。又晉獻公另一夫人爲晉惠公母親的，叫小戎子，子姓爲商代後裔，而當時亦稱爲成。其他尚有姜氏之戎，則與齊國同宗。再看，又稱晉文公母親乃翟之狐氏女，又説晉文公奔狄，狄其母國，可見這裏的狐戎又稱狄，戎、狄二名有時可以互用，在當時並非純指兩種血統不同的異族。狐家如狐突、狐毛、狐偃、狐射姑，（即賈季）一門三世爲晉名臣，晉卿趙盾亦是狄女所生，赤狄、白狄終舂秋世常與晉室通婚。我們只看一晉國，便知當時盤踞山西、陝西兩省許多的戎狄，根本上並不像全是與諸夏絕然不同的兩種民族。
秦爲周代侯國，又是晉國的婚姻之邦，趙乃晉之貴卿，以後秦、趙爲戰國七强之二，秦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但其同宗的徐，（在今安徽省泗縣）尚書裏稱之爲淮夷、徐戎，則在當時是被目爲東夷的。春秋時齊國晏平仲爲名大夫，曾與孔子有交，但晏子是萊人，萊在當時亦被目爲萊夷。孟子生於鄒，春秋時爲邾，邾在春秋時人目光中亦常視爲東夷。楚國自稱蠻夷，但春秋中葉，晉、楚互爲諸夏盟主，到戰國時，楚國也常爲盟主。據古史傳説，秦、楚皆帝顓頊之後，皆是黃帝子孫。此層現在無可詳證。要之到春秋戰國時，所謂南蠻與東夷，無疑的亦皆與諸夏融和，確然成爲中華民族之一體了。
因此我們可以説，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另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爲“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裏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舆政治方式”。諸夏是以農耕生活爲基礎的城市國家之通稱，凡非農耕社會，又非城市國家，則不爲諸夏而爲夷狄。在當時黃河兩岸，陝西、山西、河南、河北諸省，尤其是太行山、霍山、龍門山、嵩山等諸山脈間，很多不務農耕的游牧社會。此諸社會，若論種姓，有的多與中原諸夏同宗同祖。但因他們生活習慣不同，他們並未完全走上耕作方式，或全不採用耕作方式，因此亦無諸夏城郭、宮室、宗廟、社稷、衣冠、車馬、禮樂、文物等諸規模，諸夏間便目之謂戎狄或蠻夷。此等戎狄或蠻夷，其生活方式，既與城市國家不同，因此雙方自易發生衝突。其他亦有雖是農業社會，雖亦同樣爲城市國家，但因他們抱有武力兼併的野心，不肯加入諸夏和平同盟的，此在同盟國看來，這樣的國家，其性質亦與山中戎狄河濱蠻夷相差不遠，因亦常以戎、狄、蠻、夷呼之。如春秋初期及中期的楚國，即其一例。又如吳國，他是西周王室宗親，但因僻在長江下游，距離當時文化中心過遠，其社會生活國家規模都趕不上中原諸夏，遂亦被目爲蠻夷。以後他與中原諸夏交通漸密，漸漸學到諸夏一切規模文物之後，諸夏間亦即仍以同文同種之禮待之。更可見的，如春秋時的秦國，僻居陝西鳳翔，他的一切社會生活本遠不及東方諸夏，但東方諸夏卻並不以夷狄呼之。逮及戰國時，秦孝公東遷咸陽，國内變法，其一切政制與社會生活，較春秋時代進步得多，但那時的東方人卻反而常稱他爲蠻夷，越到後期越更如此。此正因爲秦國在戰國後期，獨對東方各國採取强硬的侵略態度之故。所以戰國時代之秦國，其地位正如春秋時代之楚國，只因爲他是一個侵略國，所以東方諸夏斥之爲蠻夷。
可見古人所謂蠻、夷、戎、狄，其重要的分別，不外兩個標準。
一：是他的“生活方式”不同，非農業社會，又非城市國家。
二：則因其未參加“和平同盟”，自居於侵略國的地位。
這在那時便都叫做蠻、夷、戎、直到秦始皇時代，中國統一，全中國只有一個政府，而各地方亦都變爲農業社會了。國家統一而民族亦統一，凡屬國民，即全爲諸夏，便更無蠻、夷、戎、狄的存在了。
我們現在若把秦、漢時代的中國人，加以民族上的分析，應該可有如下之諸系。
第一：是華夏系，此爲中國民族最要之主幹。夏、周兩代屬之。
第二：是東夷系，殷人或當屬此系。此外如東方徐國、西方秦國等皆是。
第三：是荊蠻系，如楚國、吳國等屬之。
第四：是百越（同粤）系，越國及南粤、閩粤等屬之。
第五：是三苗系，三苗本神農之後，其一部分姜姓諸族併人諸夏系統，其一部分稱戎稱羌，則猶之姬姓諸族有稱戎稱狄的，也一樣摒在諸夏之外了。中國疆土至大，遠在有史以前，此諸族系，早已分布散居在中國各地。無論他們最先的遠祖，是否同出一源，但因山川之隔閡，風土之相異，他們相互間經歷長時期之演變，生活習慣乃至語言風俗一切都相懸絕。若非中國的古人，尤其爲之主幹的華夏諸系，能抱甚爲寬大的民族觀念，不以狹義的血統界線自封自限，則民族融和一時不易完成，而國家凝成亦無法實現；勢必在中國疆土上，永遠有許多民族和許多國家彼此鬥爭互相殘殺，而此後的中國文化史也將全部改觀。因此古代人對於民族觀念之融通寬大，實在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在西方歷史裏，同一雅利安民族，隨著歷史進展，而相互間日見分歧，結果形成許多語言、文字、風俗、習憤各不相同的小支派。直到現在，若非先認識此各支派的界線，便無從瞭解西洋史。但在，則上古時代，雖然有許多關於民族或民族間的分別名稱，常使讀史的人感覺麻煩，但越到後來，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體。秦、漢以後的中國，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線之存在。這不可不説亦是中西文化演進一絕不同之點。因此在西洋歷史裏，開始便見到許多極顯明極清楚的民族界線。在中國史裏，則只説每一部族都成爲黃帝子孫，這正是中國古代人心中民族觀念之反映。
其次：要說到“宗敎觀念”根據殷墟甲骨文，當時人已有“上帝”觀念，上帝能興雨，能作旱，禾黍成敗皆由於上帝。上帝是此世間一個最高無上的主宰。但甲骨文裏並没有直接祭享上帝的證據。他們對上帝所有籲請，多仰賴祖先之神靈爲媒介。他們的觀念，似乎信爲他們一族的祖先，乃由上帝而降生，死後依然回到上帝左右。周代人“祖先配天”的観念，在滴代甲文裏早已有了。他們既自把他們的祖先來配上帝，他們自應有下面的理論，即他們自認爲他們一族乃代表著上帝意旨而統治此世。下界的王朝，即爲上帝之代表。一切私人，並不能直接向上帝有所繚請，有所蘄求。上帝尊嚴，不管人世間的私事。因此祭天大禮，只有王室可以奉行。商代是一個宗教性極濃厚的時代，故説：“殷人尚鬼。”但似乎那時他們，已把宗教範圍在政治圈裏了。上帝並不直接與下界小民相接觸，而要經過王室爲下界之總代表，才能將下界小民的籲請與蘄求，經過王室祖先的神靈以傳達於上帝之前。這是中國民族的才性，在其將來發展上，政治成績勝過宗教之最先朕兆。
待到周代崛起，依然採用商代人信念而略略變換之。他們認爲上帝並不始終眷顧一部族，使其常爲下界的統治人。若此一部族統治不佳，失卻上帝歡心，上帝將臨時撤消他們的代表資格，而另行挑選別一部族來擔任。這便是周王室所以代替殷王室而爲天子的理論。在尚書與詩經的大雅裏，都有很透徹很明白的發揮。满代的祭天大禮，規定只有天子奉行，諸侯卿大夫以下，均不許私自祭天。這一種制度，亦應該是沿著商代人的理論與覲念而來的。殷、周兩代的政治力量，無疑的已是超於宗教之上了。那時雖亦有一種僧侶掌司祭祀，但只相當於政府的|種官吏而已。至於社會私人，並非説他們不信上帝，只在理論上認爲上帝既是尊嚴無上，他決不來預聞每一人的私事，他只注意在全個下界的公共事業上，而應由此下界的一個公共代表來向上帝籲請與蘄求，這便是所謂天子了。
配合於這個“祭天”制度（即郊祀制度）的，同時又制定下“祭祖”的制度（即宗廟制度族的始祖，其身分是配天的，常在上帝左右，因此亦與上帝一般，只許季祭，而不許諸侯卿大夫們祭。如魯國的君主，只許祭周公，不許祭文王。這明明是宗教已爲政治所吸收融和的明證。換辭言之，亦可説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很早便爲政治觀念所包圍而消化了。相傳此種制度，大體由周公所制定，此即此下傳統的所謂“禮治”。禮治只是政治對於宗教吸收融和以後所產生的一種治體。
但我們不能由此誤會，以謂中國古代的宗教，只是一種政治性的，爲上層統治階級所利用。當知中國人觀念裏的上帝，實在是人類大羣體所公共的，一面不與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連最高統治者的帝王也包括在内。只要此最高統治者脫離大羣立場，失卻代表民衆的精神，他也只成爲一個小我私人，他也並無直接感通上帝之權能。而另一方面，上帝也決不爲一姓一族所私有。換辭言之，上帝並無意志，即以地上羣體的意志爲意志。上帝並無態度，即以地上羣體的態度爲態度。因此説：“天命靡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夏、商、周三代王統更迭，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們若説；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念吸收融和了宗教觀念；我們也可説，中國古代的人道觀念，也已同樣的吸收融和了政治觀念。我們可以説，中國宗教是一種渾全的“大羣教”而非個別的小我教。當知個人小我可以有罪惡，大羣全體則無所謂罪惡，因此中國宗教裹並無罪惡覲念，由此發展引伸，便成爲將來儒、道兩家之“性善論”。“性”是指的大羣之“共通性”，不是指的小我之“個別性”。其次小我私人可以出世，大羣全體則並無所謂出世。充塞於宇宙全體的一個人生境界，是並無出世可言的。
因此中國宗教，很富於現實性。但此所謂現實，並非眼光短淺，輿味狹窄，只限於塵俗的現狀生活之謂。墙人的養，只是“渾全一整體”，他看“宇宙”與“人生”都融成一片了。融成一片，則並無“内外”，並無“彼我”，因此也並無所謂“出世與人世”。此即是中國人之所謂“天人合一”。上帝與人類全體大羣之合一。將來的儒家思想，便由此發揮進展，直從人生問題打通到宇宙問題，直從人道觀念打通到宗教觀念。因此我們可以説，中國人的人生觀，根本便是一個渾全的宇宙觀。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根本便是一種宗教。這一個源頭，遠從中國古代人的宗教觀念裏已可看出來了。
第三：說到“國家觀念”。
中國古代人，一面並不存著極清楚極顯明的民族界線，一面又信有一個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心於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羣全體，而不爲一部一族所私有。從此兩點上，我們可以推想出他們對於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覲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常願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於天下，來求天下太平。周初封建時代，雖同時有一兩百個國家存在，但此一兩百國家，各各向著一個中心，即周天子。正如天空的羣星，圍拱一個北斗，地面的諸川，全都朝宗於大海。國家並非最高最後的，這在很早已成爲中國人觀念之一了。因此在春秋時代，列國卿大夫間，他們奠不熱心於國際的和平運動。諸夏同盟的完成，證明他們多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念。
一到春秋末年，平民學者興起，這個趨勢更爲昭著。孔子、墨子以及此下的先秦百家，很少抱狹義的國家觀念的。即當時一輩游士，專在國際政治方面活動，他們自結徒黨，造成一個國際外交陣容，分別在某幾個政府裏掌握到政權，而互相聯結。另一批集團，則在另幾個政府裏活動，他們一旦把捉到政權，即把那幾個國家聯結起來。因此他們的政治地位，並不專靠在國内，而多分卻靠在國外。往往某一政府任用一游士，可以立即轉換國際陣容之離合。此等游士，當時謂之縱横家。從某一方面看，中國的縱橫家，還是沿著春秋時代的霸業運動而來。他們的性質，一樣是國際性的，是世界性的，並非抱狹義的國家覲念者所能有。
在戰國時代的學者中間，真可看爲抱狹義國家觀念者，似乎只有兩人。一是楚國的屈原，一是韓國的韓非。他們都是貴族，因此與同時一輩平民游士的態度不同。但韓非是否始終保持狹義的國家觀念，其事尚屬疑問。則其時始終堅抱狹義國家觀念的，可以説只有屈原一人了。但從另一方面看，屈原之忠於楚懷王，只是君臣間之一種友誼，或許屈原以爲我如此忠心於懷王，而猶遭讒間，縱使再往他國，也一樣可受寃屈，因此投江而死。這只是文學家的一種極端懇摯的感情作用，也不好説他抱的是狹義的國家觀念。如此説來，戰國時代有名的智識分子，便絕少抱著狹義國家觀念的了。
一輩智識分子的態度如此，平民農工社會更是如此。一國行仁政，別國民衆即相率襁負而往。此在孟子書裏，記載得很明顯。到後來秦國廣招三晉移民爲他墾地，三晉民衆也便聞風而集。可見戰國時代除卻各國貴族世襄階級，爲自身地位打算，因而或有採取狹義的國家觀念以外，其他民衆，無論是士大夫智識分子，或農工勞動分子，他們全不束縳在狹義的國家觀念裏。他們全都有一超越國家的國際觀念，或可説是世界觀念，即天下觀念之存在。這便是秦國所以能統一東方各國的一個大原因。否則那些國家，傳統都相當久遠，魯、衛、宋、楚、燕等國，從西周時代算起，至少都在八百年以上，即從春秋時代算起，亦多超過五百年。即如齊、趙、韓、魏諸國，從戰國時代算起，亦各有三百年左右的歷史。秦國人何能很快地把他們吞滅，正因他們的國家並不建築在民衆的觀念上。民衆心目中，並無齊國人、楚國人等明確的觀念。他們想望的是天下或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因此秦國用的文臣，如呂不韋、李斯等，武臣如蒙毅、蒙恬等，都是東方客卿，但都肯真心爲秦國用。而東方民衆亦不堅强愛國抵抗秦兵的侵略。秦國的統一，只能算是當時中國人天下太平世界一統的觀念之實現，而並不是某一國家戰勝而毁滅了另外的某幾個國家。
上面約略敍述了中國古代人對於“民族”、“宗教”與“國家”的三項觀念。這三項觀念的内部，又是互相關聯，有他們共通融成一整體的意義。這一種觀念與意義，始終成爲中國古代文化之主要泉源，促成了秦、漢以下中國之大一統。但這三項觀念，還只是外層的，消極方面的，我們現在需再説到一種内層主動而積極方面的，便是中國人的“人道觀念”。
中國文化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和平文化，這一種文化的主要泉源，便是中國民族從古相傳一種極深厚的人道觀念。此所謂人道觀念，並不指消極性的憐憫與饒恕，乃指其積極方面的像後來孔子所説的“忠恕”，與孟子所説的“愛敬”。人與人之間，全以誠摯懇慇的忠恕與愛敬相待，這纔是真的人道中國人的人道觀念，卻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人道應該由家族始，若父子兄弟夫婦間，尚不能忠恕相待，愛敬相與，乃謂對於家族以外更疏遠的人，轉能忠恕愛敬，這是中國人所絕不相信的。“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説，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築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國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線與國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世界的上帝，可以説全由他們看重人道觀念而來。入道觀念的核心是家族不是個人。因此中國文化裏的家族觀念，並不是把中國人的心胸狹窄了、閉塞了，乃是把中國人的心胸開放了、寬大了。
中國的家族觀念，更有一個特徵，是“父子觀”之重要性更超過了“夫婦觀”。夫婦結合，本於雙方之愛情，可合亦可離。父母子女，則是自然生命之緜延。由人生融人了大自然，中國人所謂“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線緜延上認識。因此中國人看夫婦締結之家庭，尚非終極目標。家庭締結之終極目標應該是父母子女之永恆聯羼，使人生緜延不絕。短生命融入於長生命，家族傳襲，幾乎是中國人的宗教安慰。中國古史上的王朝，便是由家族傳襄。夏朝王統，傳襲了四百多年，商王統傳襲了五六百年。夏朝王統是父子相傳的，商朝王統是兄弟相及的。父子相傳便是後世之所謂“孝”，兄弟相及便是後世之所謂“弟”。孝是時間性的“人道之直通”，弟是空間性的“人道之橫通”。孝弟之心便是人道之“核心”，可以從此推擴直通百世，橫通萬物。中國人這種内心精神，早已由夏、商時代萌育胚胎了。
再説到调王統，即便算到春秋末年爲止，亦已傳襲了五百年。而且中國古史襄，一個家族有四五百年以上歷史的，也並不限於王室。最著的像孔子的家世，孔子的祖上本是床國贵族，自他的五世祖，由宋避難，遷到魯國。雖到孔子時，家世略略衰微了，但其傳統是還可指述清楚的。自孔家遷魯以前，他的家世，可以直溯到_國的一位君主愍公，再由那位君主直溯到味國的始封，這是在上都明白記載著的。由宋國的始封便可直溯到商代，因爲宋國第一世微子，便是商代末一世紂王的庶兄。如此我們便可直從孔子追溯到商湯。不僅如此，我們還可從商湯上推，直到與夏代開國約略相等的時間，這是在史記的商本紀裏明白記載，而且有近代出土的甲骨文可做旁證的。如此説來，孔子的家世，豈不很清楚已有一千五百年的緜延嗎？自孔子到現在，孔家傳統不絕，此已爲舉世所知，這無怪乎孔子要提倡孝道，要看重家族觀念。但孔子卻並不抱狹義的民族觀和國家觀，孔子講政治常是尊周，羨慕周公。孔子作春秋，敍述當時歷史，也以魯國爲主。這正可證明我所説，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並不把中國人的心胸狹窄了，閉塞了。正因中國人由家族觀念過渡到人道觀念，因此把狹義的民族觀念與國家觀念榑而超脫解放了。
中國古代除卻孔家而外，尚有很多緜歷很古的家族。如晉國世卿范氏，他們自己説，自慮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這亦緜延到千五百年以上，與孔家相彷彿，且更過之。其他春秋列國，如齊爲太公之後，魯爲周公之後，都已緜歷有五六百年以上。一個家族，枝葉扶疏，天子諸侯下面，還有公卿大夫，從大家族演出小家族，一樣的各自緜延數百年。不僅如此，那時的百工、技藝、商賈，亦都食於官府，以職爲氏，世代傅襲，那亦便是各各有其數百年以上的家世了。無怪中國人對於歷史觀念，很早便發達得如此清楚，這亦應與家族傳襄有相互關係的。而且家族與家族間，又因長時期互通婚姻之故，而亦親密聯繫如一家，此如姬、姜兩姓之在周代，至少是有此觀感的。
因此我們要考量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不僅要注意他時間縣延的直通方面（孝），還應該注意他空間展擴的橫通方面（弟）。橫通直通便把整個人類織成一片。因此中國人很輕易由“家族觀”而過渡到“世界觀”。上面説過，中國古代是一個封建社會，而這個封建，照理論上説，應該由夏朝時代早已存在。“封建社會，與“家族制度，，是不可分析的兩件事，宜乎中國古代人的家族觀念要有他根深柢固的淵源了。
但我們切莫誤會，以爲封建制度可以造成家族観念。當知制度多從觀念產生，卻未必能規定觀念。我們要討論中國古代人的家族觀念，還應向内觐察到中國古代的“家族道德，舆“家族情感，。不能單從外面看，單從當時的封建形式，便武斷中國古代人的家族観念，以諝只在封土受爵等等世襲權益上。
要考察到中國古代人的家族道德與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詳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詩經和一部左傳。詩經保留了當時人的内心情感，左傳則保留了當時人的具體生活。詩經三百首裏，極多關涉到家族情感與家族道德方面的，無論父子、兄弟、夫婦，一切家族哀、樂、變、常之情，莫不忠誠惻怛，溫柔敦厚。惟有此類内心情感與真實道德，始可以維繫中國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數百年以及一千數百年以上之久。儻我們要懷疑到詩經裏的情感之真僞，則不妨以左傳裏所記載當時一般家族生活之實際狀況做比較，做證驗。詩經和左傳，大體是西周下及東周與春秋時代的，我們由此可以上推夏、商時代。他們應該早有像詩經裏的家族情感與家族道德，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忠誠惻怛，溫柔敦厚。這便是中國民族人道觀念之胚胎，這便是中國現實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儻不懂得這些，將永不會懂得中國文化。
上面一章裏已説過，中國文化是發生在黃河流域的寒冷空氣裏的。讓我們想像中國文化之產生，應該是勞作之餘在屋内之深思下而產生的。這一個家庭集體的勞作與其屋内深思，對於注重家庭情感之一點，亦應有深切的關係罷。
以下要約略説到一些中國古代人的生活狀況。第一要説的是“農耕”與“游牧”生活之消漲。在中國古代，農耕與游牧兩種生活方式，共同存在。搛古史傳説，神農部族是一個農業部族，黃帝部族則是一個游牧部族。他們的居地，神農部族較在西偏。當時中原的西偏，恰當所謂黃土區，適宜於農事的發展。黃帝部族較在東偏。當時中原的東偏，已是沼澤地帶，如左蒋裏的逢澤，在今開封；穆天子傳裏的漸澤，在今宛陵，詩經裏的甫草，與周官職方及爾雅裏的圃田澤，在今中牟，亦即左傳裏的原圃；满貢裏的滎波，及左傳裏的滎澤，在今滎澤；左傳裏的制田，在今新鄭；戰國策裏的沙海，在今開封，穆太子傳裏的大沼，在今宛陵，都在黃帝部族居地之附近。這些沼澤，直到西周及春秋時代，依然還是著名的狩獵地。在黃帝時代，這一地帶，一定尚在漁獵游牧的生活方式下。史記説黃啼：“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衞”。可見他是一個武裝移動的游牧部族。大抵中國古代在大地面上。一定是農耕與佃漁游牧各種生活方式同時並在的，但稍後姬、姜兩部族便一樣成爲農耕部族了。或許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有漸漸由西部黃土地區向東部沼澤地區而發展的趨勢。
商部族的開始，亦在東方沼澤地帶，但據殷墟甲文，他們定都安陽的時代，農業顯已成爲主要的生產了。甲文襄有“黍、稷、稻、麥、蠶、桑”諸字，又有用黍醸造的“酒”字，有耕種用的“耒、耜”諸字。雖則那時也有盛大的漁獵與畜牧，這些僅成爲一種副業，或貴族和王室娛樂而已。那時不僅黃河北岸，安陽一帶，已進入耕稼社會，即河南商邱，今歸德附近，商代故國所在，也已渐漸進人爲耕稼的社會了。這裏可以看出從黃帝下來直到商代，下游，東方沼澤地帶，正在漸漸地轉入農耕事業了。這裏是否與大禹治水的故事有關，現在無法詳知，但現存的詩經商頌裏，明明説到大禹治水，使民得安居耕作，則可見禹的故事，不僅限於西方夏部族，即東方商部族裏，也一致尊奉的了。因此我們不妨設想，中國古代東方平原沼澤地帶的農耕事業，或是隨著夏王朝之勢力東伸而渐漸傳播的。
但我們莫錯想爲古代中國，已有了阡陌相連，農田相接，雞犬之聲相聞的境界。這須直到戰國時代，在齊、魏境内始有的景況。古時的農耕區域，只如海洋中的島嶼，沙漠裏的沃洲，一塊塊隔絕分散，在曠大的地面上。又如下棋般，開始是零零落落幾顆子，下在棋盤的各處，互不連接，渐渐愈下愈密，遂造成整片的局勢。中國古代的農耕事業，直到春秋時代，還是東一塊，西一塊，没有下成整片，依然是耕作舆游牧兩種社會到處錯雜相間。這一層要求我們轉移目光説到西周的封建形態上。周代的封建，本是一種集團的武裝移民，一面墾殖，一面屯戍。一隊隊的西方人，周部族及其親附部族，也有貴族，也有平民，由中央鎬京選定了一個軍事據點而兼可耕作自給的地面，派他們遷徙去駐紮下來。内部核心，築著堅固的城圈，外圍簇聚著許多耕地。更遠的外圍，再築一帶防禦用的或斷或連的土牆，這叫做封疆。封疆之内，是他們的國土，封疆之外，則依然是茫茫一片荒地，儘有草澤、森林、山陵、原陸，卻如孤島外的大海，沃洲外的沙漠，並不爲封疆以内的人們所注意。那些分散各地的封疆區域，相互間也常通聲息，對周天子中央王室，亦常有往來。這襄便需要不斷的道路工程之修整。周王室便憑藉著這幾條通路，和幾十處農業自給的軍事據點，來維繫他當時整個天下之統治。商代的封建制度，不啻是張羅著一個嚴密的軍事要塞網。在此網的内外，亦有許多原來存在的農耕區域，亦逐渐採取同樣的規模，取得周天子之承許，各各劃定封疆，保留其封疆以内之處理自由灌。西周以來的封建，便以這種點和線條的姿態而存在。
若論廣大地面上，還有不少停滞在游牧而兼狩獵爲生的社會，他們爲封建武力所驅迫，只能遠遠的退居於較爲高瘠的，或較爲低濕的，山邱地帶或湖澤地帶，過他們較原始的生活。他們没有城郭、宮室、宗廟、社稷、衣冠、車馬，一切農耕社會所有的文物制度。他們既没有這些，他們也不能遵奉屑天子所定下的各種禮樂儀文。他們亦時或向周天子，或其踞地附近的大諸侯進貢，甚至互通婚姻，但以不在整個封建制度之内，因此當時人觀念中，不認他們爲諸夏，而只當是四裔，“裔”便是邊外之意。所謂蠻、夷、戎、狄，只是在各個農業封疆之外圍的。我們只要明白得此種情形，始知蠻、夷、戎、狄並不是指一種或幾種異族盤踞在中國之内地。他們有許多一樣是中國人，一樣是諸夏，而且全錯雜夾居在中國諸侯間。只因他們的生活，即他們的文化較原始，較野蠻，並不像當時諸夏般，進步到同一的水準而已。一到周室中央勢力崩潰，諸侯相互間失其聯繫，又各有内亂，則此分錯雜居在各封建中間的蠻、夷、戎、狄，自然也要乘機竊發。春秋時代之四夷交侵，並非全是外國異族向内侵入，有些是中國内部秩序之失卻平衡而引起的紛擾。
我們再進一層來稍稍敍述當時封建諸侯封疆以内的大體情形，這些便是將來秦、漢時代新中國的胚胎。通常的城圈，大概不過方五里左右的大小。裏面的貴族，掌握著政治、經濟、武力、文化各項大權，“宗廟”是他們一切的中心。最尊的宗廟，祭奉他們的始遷祖，即始封此土的第一代。根據對此始祖血統上的親疏，而定其政治上地位之高下，及其應得經濟權益之多少。這始遷祖的直屬嫡支長子，世襄爲此城的君主。依次而有的各個分支，則爲卿、大夫、士，有其各分支的家廟。臨祭同一廟宇的同宗，常是出征同一旗幟的同族。同宗是指同一廟宇同一神。“宗”字是一座廟與一個神。同族是指同一隊伍作戰。“族”字是一面旗與一支箭。一切貴族子弟，皆是武裝的戰士。戰車甲胄藏在宗廟，臨時分發。出戰和凱旋，都要到廟裏虔祭。有職掌一切禮器、樂譜、祈禱、文件，以及天文、曆法、占卜、醫藥種種世襲的專官，都附屬於宗廟，成爲一個貴族家庭特有的學術集圑。其他尚有社稷、宮室、倉廩、府庫諸建築，以及一批爲這城圈裏的貴族所特用的各種工商人，亦皆世襲其事，住在爲他們所指定的區域裏。其次便是平民的陋巷，和指定的市場。
城外的土地，可以分爲“耕地”與“非耕地”兩種。耕地由貴族依血統親疏分割，各自領到分土後，再分割與各自的農民。大體均等劃分，每一農戶，以壯丁成年者爲單位，領耕地百畝，繳什一之税，年老和死亡退還。這是一種均等授田制，即所謂“井田”。耕地以外，則爲非耕地，又分山林、池塘、牧場等等，大體由貴族自己派人管轄，不再分給。尋常農民不得擅入伐木、捕魚、獵獸、弋禽，違者以盜賊論。貴族在特定的節令，施行大圍獵或大捕魚等，其直屬農民亦得相隨參加，藉以練習作戰或供娛樂。漁獵所得，貴族以祭享的名義使用外，亦頗賜賫農民，各霑餘潤。那些農民亦各築土功，聚賓居。有小至十室爲邑的，也有百家以上的。照周初制度，最大的封國，不過方百里。大抵離城郊五六十里以外，便是此封國的邊疆，在此則另有一套防禦建築，只是寬寬的，高高的，堆成土堤岸，上面多栽樹木，作爲疆界，擇交通要口則設關守護。這是一個國和一個文化社會。外面便是游牧社會戎狄出没遷徙之所。
上述的封建制度，直到春秋時代，依然還在進展。各個封國自己漲破了他原來方百里方七十里的封疆，像蜜蜂分房般，更向四圍近旁展伸。西周時代是天子封建諸侯，春秋時代則變成諸侯封建大夫。春秋時代的大諸侯，他也如西周天子般的王畿千里，由他們分封的大夫，則如西周天子的畿内諸侯一樣。如此各諸侯封疆日擴，農耕社會及城郭文化的區域日闢，游牧部落以前散漫雜居在平原草澤地帶的，現在漸渐驅迫漸漸榨緊而退入山岳地帶。直到戰國，大强國只有九個乃至七個，七國加宋與中山爲九。他們還沿襲西周乃至春秋以來封疆的舊觀念，在相互國境上，各自築成幾條長圍牆。而在他們的内部，幾乎到了雞犬相聞，農田相接的規模。游牧部族逐步退避，才慢慢變成“内中國而外四夷”的局面。將來秦始皇帝統一六國，把北方三國秦、趙、燕的向北圍牆連接起來，便成中國史上之所謂萬里長城。其在中國内部的一切圍牆，則全都撤毁。而一切游牧部落逗留在長城以外的，同時也成立了一個匈奴國，與長城内農耕社會城郭文化相對抗。這幾乎又是上古黃帝、神農東西相抵的形勢，只不過現在是換成南北相抗而已。
若論匈奴部族之祖先，史記上説他是夏后氏之苗裔，又説他原是上古史上的山戎、玁狁、葷粥，以及春秋時代的赤狄、白狄之類。並非由其種族血統與中國人不同，實因其生活文化上與中國人差異，因此而判劃兩分，這是未必不可信靠的。我們很難説匈奴族的遠祖，定舆中國華夏系的遠祖中間没有血統上的關係。只因後代人不懂古代的生活和觀念，因而反覺太史公的話離奇了。
現在再要説到封建崩潰後之新社會。封建社會在春秋時代繼續發展，同時也即繼續走上了崩潰的路子。封建社會是各有封疆的，各各關閉在各自的格子裏面。上面説到諸侯們各自漲破了他們的格子，如蜜蜂分房般各自分封，此種形勢雖可説是封建形勢之繼續發展，其實也即是封建形勢之開始崩潰。尤其是幾個本來建立在外圍的諸侯，如南方的楚，在今湖北北部；西方的秦，在今陝西東部；北方的晉，在今山西南部；東方的濟，在今山東東北部，他們處境特別優越，他們的封疆可以無限展擴。更如魔國，專心兼併漢水流域的姬姓封國，大爲春秋時代諸夏所不滿，因此相互擯之爲蠻夷。其他如則西併諸戎，晉則北併諸狄，齊則東併諸夷，楚亦併南方諸蠻，只爲他們侵佔的是游牧部族的疆土，而並非封建諸侯，因此較不爲當時國際道義所指摘。他們擴地日大，未必一一分封子弟宗族，而往往暫時派一大夫去管理。這樣一來，郡縣的新國家，便逐渐形成，其姿態與性質，與舊的封建國家絕然不同。到時，七個乃至九個大强國，幾乎全是郡縣的新國家了。所以到秦始皇帝統一，只要不再封建，全國便成一郡縣系統。
諸侯、卿、大夫貴族階級的勢力，各自漲破封建格子，向外發展，這是歷史上記載得很明顯的。
而同時平民社會，農耕村落的勢力，亦同樣的漲破封建格子，向外伸展。此餍較不顯著，然其影響之大，或者猶在前一事實之上。農民授田百畝，這是他的格子。井田地區以外的非耕地，包括山林藪澤廣大地面，乃貴族私有的禁地，並不在授受分配之列，一般農民不得享用。但農民社會到底也要漲破他原有的格子。那時的封建律令，禁不住農民們私自走進貴族的禁地，即“非耕地”去，燒炭伐木，捕魚獵獸，尋找他們的新生活。這一種趨勢，在春秋中葉已逐漸見端，尤其在土狹人稠，田畝不敷分配的國家如鄭如晉，最先出現。那種憑藉貴族禁地作新生活的農民，在貴族眼光中看來，是犯法的盜賊。所以那時的盜賊，是不在城市而在薮澤的。封疆外戎狄的劫掠，逐步少了，封疆内盜賊的攘竊，卻逐步的多了。直到貴族階級感到禁無可禁，只好讓一步開放禁地，無論樹木鳥獸，都允許農民捕捉斬伐，只在播出變賣經過禁戒線的時候，貴族向他們抽收相當於地租般的一筆額定的款項。這一種游離耕地的新生活，遂漸漸成爲新世界中自由的新工人與新商人。而此種抽收，本來是帶有懲罰意思的，如孟子書裏的所謂“征商”的“征”字，便是這個來源了。直到漢代，一般見解仍以農業爲法定的本業，而看非農業的工商雜業爲一種不法事業，稱爲“姦利”，其淵源正自封建社會而來。戰國時代的“廢井田開阡陌封疆”，也是漲破封建格子之一例，此下再有詳説。
農民漲破井田格子，而侵入貴族禁地，找尋新生活，便漸漸有工商職業之產生。同時相隨於國家規模擴大，而戰爭規模同時擴大，車戰漸變爲步兵戰，軍隊以貴族爲主體的漸變成以平民爲主體。大量農民開始服兵役，有因軍功而成爲新貴族的。如此農民漸渐轉化成工人、商人與軍人，農民經濟繁榮，學術亦流到平民社會，遂成秦、漢以下士、農、工、商、兵的新社會。大抵在東方採較自由的態度，工商事業活潑，因而游士激增，社會知識與文化一般水準易於提高，此以齊國爲代表。西方則比較接近統制的態度，厲行兵農配合，積極獎勵耕戰，壓抑工商自由，因而社會私家經濟不活潑，知識文化一般水準較低，游士亦少，此以秦國爲代表。秦國游士皆由東方去。最後西方武力戰勝東方，但東方文化亦戰勝西方。漢代仍有“東方出相西方出將”的情形，那已完全是平民社會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