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远的,在这样的小书里不讲了,让我们且从春秋讲起。
人类对宇宙,对人生,有一个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便是“生和死”的问题。这是凡能用思想的人首先会遇到的问题。这一问题,上接宇宙论,下接人生论,是宇宙、人生紧密接触紧密联系着的问题。不仅是其他一切问题之开始,也将是其他一切问题之归宿。中国人对此问题,抱何意见呢?当然这有很远的渊源。但在春秋时代,中国人对此问题,已有很成熟的态度了。
让我举两人为例:一是郑国的子产,一是鲁国的叔孙豹。
在鲁昭公七年,子产赴晋,晋赵景子问他:听说郑国常闹伯有鬼出现的事,伯有已死八年了,难道还能有鬼吗?子产道:能。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 伯有字 。三世执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左传》昭公七年 )
这是中国人对于死生鬼神一个传统的想法,在子产口里,明白地道出了。
首先我们该注意的是子产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那几句。中国人在那时,似乎已不信人生以前先有个灵魂,所以说人生始化曰“魄”,魄指形体。既生魄,阳曰“魂”,可见是有了肉体才有灵魂的。灵魂只是指此肉体之一切作用神气而言。这一观点,显然与世界人类思想史上其他几个文化民族,同时或先或后,对此问题的看法与想法截然不同。中国人在此时,已摆弃了灵魂观,对人生不作灵、肉分异的二元看法。因此中国在此后,对宗教,对哲学中之形而上学,都不能有很大发展。中国人用思想,似乎很早便不喜作深一层的揣测,而宁愿即就事物现象的表现上作一种如实的描写。这是中国心灵在宇宙观、人生观上之更近于近代的科学精神处。
“魄”是生理,“魂”是心理。人生以后,若在物质上、精神上处境好,使用厚,他的身体和心灵,便会比别人的强些,故说“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心灵强的,他精神作用便精明精爽。 爽即是明。 精明之极,便成神灵了。 神明犹今说神灵。 可见“神明”在当时指生前言,不指死后言。
人到衰老而死,他的生理作用停止了,他的心理作用也完毕了。然则何以有鬼的呢?正为生理作用并未衰老,骤然横死, 即强死 那时犹有余劲未歇,于是遂有鬼的现象。那些余劲,也不能历久不散,所以赵景子要问何以伯有死了八年之久还能有鬼出现呢?据子产的想法,这是可能的。因为伯有生前的魂魄蓄势太厚,所以死后余劲可以历久不散。然则某一人的心理作用,在其生前极伟大极超特的,在其死后可以成为神明,也是理所当然。不是子产的思想,直到现在,我们还提到它吗?这是中国古代人对于鬼神的想法,直到现在,还成为中国一般人的观点。我们只举子产来作一代表。至于此一说法是否准确,只有待将来新科学之发现作考验。
子产惟其抱有这一见解,因此把人之生前和其死后的问题看轻了,而更看重在人之生命之实际过程中。换言之,即是更看重了人生论,而忽略了宇宙论。因此子产另有一句名言,他说:
天道远,人道迩。( 《左传》昭公十八年 )
中国人爱讲人道,不爱讲天道。爱讲切近的,不爱讲渺远的。非切实有据,中国人宁愿存而不论,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
郑子产发表他对于讨论伯有鬼出现的一番话,正当孔子十七岁的青年时期,我们应该注意郑子产这番话对于此后孔子思想之影响。
其次要说的是鲁国的叔孙豹。
人生问题中最大的,还是一个人死问题。人死问题便从人生论转人宇宙论,这已不属“人”而属“天”。死生之际,便是天人之际。人人都不愿有死,人人都想不朽、永生,逃避此死的一关,这是世界人类思想史上最古最早共同遇到、共同要想法解决的问题。叔孙穆子对此曾发表了他极名贵的三不朽论,直到现在,还成为中国人的传统信仰。
在鲁襄公二十四年, 在前引子产事十四年。 鲁叔孙穆子如晋,晋范宣子问他:“如何是不朽?”穆子未对,宣子说:“我范家远祖经历虞、夏、商、周四代直到此刻,禄位未辍,是否算得不朽?”穆子说:“那是家族的世禄,非人生的不朽。”
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
这一节对话,正可为上引子产的一节话作旁证。正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已不信人之生前和死后有一灵魂存在,故他们想象不朽,早不从“灵魂不灭”上打算。范宣子以家世传袭食禄不綴为不朽,叔孙穆子则以在社会人群中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只能不朽在此人生圈子之内,不能逃离此人生圈子,在另一世界中获得不朽。依照西方宗教观念,人该活在上帝的心里。依照中国思想,如叔孙穆子所启示,人该活在其他人的心里。立德、立功、立言,便使其人在后代人心里永远保存出现,这即是其人之复活,即是其人之不朽。因此中国人思想里,只有一个世界,即人生界。并没有两个世界,如西方人所想象,在宗教里有上帝和天堂,在哲学中之形上学里,有精神界或抽象的价值世界之存在。我们必须把握住中国古人相传的这一观点,我们才能了解此下中国思想史之特殊发展及其特殊成就。
叔孙穆子这一番话,正当孔子三岁的婴孩期,这对孔子思想,无疑的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