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西方思想，大体可分三系：一为宗教。二为科学。三为哲学。此三系思想，均以探讨真理为目标。所谓真理，则可有两种看法：一认真理为超越而外在，绝对而自存。一认真理即内在于人生，而仅为人生中之普遍与共同的。此二看法，各有是处。天地万物，本先人类而有。天地万物有天地万物之理，其时尚无人类，则谓此等真理超越外在，独立自存，自无可议。迨既有人类之后，便有内在于人生界之真理，络续发现。此仅指其在人生界有普遍性，共同性，决非亦超越人生而外在。然此二项真理，亦非全相隔绝，抑且互有关涉。人生本从宇宙界来，本在天地万物中，故人生真理中必处处涵有宇宙真理，亦必处处被限制于宇宙真理中而不能违反与逃避。然就人生论人生，则人生本身。亦必有其内在之真理。此二项真理之分别，本极明显。然人类思想往往从此分别上发生种种偏差与歧误。

宗教家认为有一万善之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遂认为人生界种种真理，皆由上帝而来。故宗教真理乃为超越而外在者。科学家不认有此上帝，然抹杀人类与万物之大区别，以为天地万物之理已包括尽人生之理，因此，于天地万物自然真理之外不再认有人生真理之存在。则科学真理亦为超越而外在者。宇宙界若无人类，此上帝之理，万物自然之理，依然存在。则此项真理，根本不因人类之有无而有无，人生之变动而变动。由此观念而产生一种向外觅理之态度。宗教与科学所探究之真理虽不同，此一向外寻觅之态度，则为两者之所同。

西方哲学派别尤繁，然或则导源于宗教，或则依傍于科学。我们暂可归纳之为两大干：一主理性。一主经验。若主理性，试问理性何自来？必谓其属诸先天。又问理性与人类之关系，则谓理性乃绝对而自存。此即其渊源宗教之证。其主经验者，都认经验由个人与外界天地万物之接触因应而来，则经验所得即天地万物外在自然之理。此则不得不依傍科学。然则西方哲学，大体亦向外觅理，其在态度上，仍与宗教、科学一致。

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主离开人生界而向外觅理，而认真理即内在于人生界之本身，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共同者而言。此可谓之向内觅理。因此对超越外在之理颇多忽略。不仅宗教、科学不发达。即哲学亦然。若以西方哲学绳律中国思想，纵谓中国并未有纯正哲学，亦非苛论。

然真理确有此两面，一属自然，一属人文。前者须超越人生，向外觅之，后者须即就人生本身，向内觅之。并当求其界限，明审其交互之相通流，乃始得真理之大全。

如论宗教，固有一至善创世之上帝否？据科学言，似此非真理。然宗教信仰，实于人生界有作用，有贡献。故宗教真理，纵谓于自然界非真理，而于人生界则不得谓其全非真理。换言之，宗教所信仰者纵非真理。而宗教信仰之本身，则确有真理寓乎其中。宗教所信仰属宇宙界，属超越外在，而宗教信仰之本身，则属人生界，系普遍内在共同内在之一种人文心理。此种心理之有用而不可毁弃，本身即成为人生界一真理，可不因科学界所发现之自然真理而推翻。

再言科学，其所发现者固属真理，然不属人生。原子弹可以大量杀人，此乃自然真理。然人文真理中并无应该大量杀人之理。不得因科学界发明原子弹，遂认为杀人须大量杀，而奉之为人生真理之新发现，此理甚显。可见科学发现尽是真理，而非即人生真理。至少科学真理包括不尽人生真理，则无可疑难。

然则人类既不能无条件信仰宗教所建立之“体”，亦不能无条件运使科学所发现之“用”。故宗教、科学皆有真理，而不得谓其各得真理之全。

依次再言哲学。西方哲学，本意应译“爱智”。然理智仅占人类心知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则仅由理智所获得之人生真理，亦属人生真理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可知。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之最重要点，则在仁智兼尽。智属哲学范围，仁则不属于哲学范围。因智是理智，而仁则属于情感。尽可有主张以情感为重之哲学，而情感本身则不成为哲学。然情感纵非哲学，却不得谓非人生。毋宁谓其在人生界之重要，乃更甚于理智。人生真理应向人生求，不应向哲学求。则西方哲学之属于纯理智纯思辨者，仍不能得真理之全可知。即综合西方宗教、科学、哲学三系思想之大全，而仍不能得人类所欲探求之真理之全亦可知。

我们必明得此上所述，才可回头来认识中国思想对人类探究真理之独特贡献与其价值之应有分际。中国思想乃主就人生内在之普遍共同部分之真理而推扩融通及于宇宙界自然界。故中国思想不能形成为宗教。若谓中国有宗教，此可谓之“人文教”。因其信仰中心仍在人文界，而不在宇宙界。人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中国人文教之信仰中心。由此推扩融通到宇宙界，则尽性可以知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可以尽物性而赞天地之化育。尽物性赞化育，须有事于格物穷理，此已侵入科学范围。中国非无科学，然中国人之“格物穷理”，则仍主依随于人文中心之基点而出发，仍回复到人文中心所蕲向为归宿。虽不明白否认有一绝对超越人生而外在之自然真理，然就人文真理言，则必求此自然真理之与人文真理相会通相合一，而始奉之为真理。故在西方，宗教与科学，为超越人生而自在之两对垒，在中国，则为紧贴人生而添上之两翅翼。在中国思想中，常抱天人交通、天人合一之观念。而此宗教之“天”与科学之“天”，在中国思想中亦可交流、可合一，而未见其有严格之划分与冲突。

中国人之探究人生内在真理，乃即就人生全体而如实以求。故情感、理智，自始即平等重视。毋宁于人情更重视。故人情、物理、天心，在中国思想中，常求能一以贯之，成为三位之一体。西方则以宗教识天心，科学研物理，哲学则仍侧重在天心、物理上而忽略了人情。如是则成为以个人面对外界，即面对宇宙之局面。其视人群亦如天地万物然。毋宁谓是识得天，识得物，乃始识得人。中国思想则其视人也特重，毋宁谓是识得人乃始可以识得天、识得物。在西方观点，其对此外界，见仁见智，或为宗教的，或为科学的。其转入哲学，则常为一种个人主义之二元论，其症结即在此。中国思想，则认为天地中有万物，万物中有人类，人类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为人类之中心，人类不啻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我之与人群与物与天，则寻本而言，浑然一体，既非相对，亦非绝对。最大者在最外围，最小者占最中心。天地虽大，中心在我。然此决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乃由分离个人与天、物、人群相对立而产生。然亦决非抹杀个人，因每一个人，皆各自成为天、物、人群之中心。个人乃包裹于天、物、人群之中，而为其运转之枢纽。中心虽小，却能运转得此大全体。再深入一层言之，则所谓中心者，实不能成一体，因其不能无四围而单有一中心之独立存在。故就体言，四围是实，中心是虚。就用言，四围运转，中心可以依然静定。中心运转，四围必随之而全体运转。此为中国思想之大道观。此所谓“道”，亦可说是中国人之宗教观，亦可说是中国人之自然科学观，亦即中国人之人生哲学。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较近似于西方之宗教者如墨子。天志要人爱，人不该不爱。天志要人兼爱，要人爱无差等，人便该兼爱，便该无分别无差等底爱。宇宙中究有此天，天究有此志否，此属理智问题。须向外寻觅，向外探讨。在中国思想界反对墨子，则直截从人情上反对。人既不是天，人心亦究不是天志，强要把天志来压迫人心，人心不堪。我哪能把别人父亲真当作自己父亲看？宇宙中纵有此理，其奈人心之实无此情何？而且人情所求，亦实在须得一人间之爱。天之爱人，一律平等无差别相。为子者须得父爱，为妻者须得夫爱，若全没有了这些，而仅得一天爱，天爱仅可谓是一种理之爱，而非人情之爱，将仍为人情所不堪。故中国人虽亦崇敬墨子之人格，而到底不能接受墨子之理论与教诲。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较近似于西方之科学自然观者，如庄老道家。科学真理中无爰，自然现象中亦无爱。庄老言人生亦然。“鱼相忘于江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鱼类固无情乎？天地固不仁乎？此仍属理智问题，仍须向外寻索，向外研讨。但究竟人类相处，该不该如鱼之相忘，如天地之不仁，此则属诸人类之本身问题，毋宁更属于人类本身所自有之情感问题。中国人反对庄老，亦直截从人情上反对，谓其“知有天不知有人”。人便须有情。仁，人心也。人心有仁，便不必深论天心之仁与不仁。仁者爱人。我便该无失其本心。

依照中国人的思想态度，似乎太平易，太简单，便走不上西方哲学路子。西方哲学界总是要讲一个理，而此理还是该向外寻索，向外研讨。西方哲学界如不全依宗教、科学的路走，则必另走上一条名辨逻辑之路，由名辨逻辑的客观条例、客观律令来探求真理。然观念本从实际人生而有，名字亦从实际人生而起。而西方哲学界，则必教人先把此观念与名字从实际人生中抽离而独立，为之规定名义，确立界说。于是再从此许多有确定名义与界说之观念中曲折错综地引生出一套理论。结果这一套理论，却远离了实际人生而独立自在，如是始成为哲学。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近似此一派者，则如名家惠施。此种由名辨逻辑所得之真理，其可靠性究如何？依然仍得由名辨逻辑向外寻索。而中国思想界，则依然只直截从人心之平易处，即人情之实感处，来反对此派之言辨，谓其“足以服人之口，不足以服人之心”。西方哲学界偏重此种名辨逻辑者，则若谓你的口说既无法辨了，你心上便不该不服。这正因西方哲学乃纯理智纯思辨的，哲学对象超越而外在，为纯客观的，无感情的。而因此中国思想遂亦终不能有像西方般的纯正哲学精神。

有些处，中国思想很近似于西方哲学中之理性主义。但有些处，又很近似于西方哲学中之经验主义。在西方哲学上，此两派自成一对立。但在中国则无此对立。有些处，中国思想很近于西方哲学中之唯心论，但也有些处又很近似于唯物论。在西方，唯心、唯物，又成一对立，在中国则仍无此对立。有些处，中国思想很近似于西方哲学中之个人主义。但有些处又很近似于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西方，此两派仍然有一对立，但在中国则仍然无此对立。故以西方哲学之规范来绳律中国，衡量中国，则中国思想实似太简单太平易，还未发展成熟，不能剖析精微。在中国不像有严格纯正的哲学家与哲学思想。但尽可说中国无哲学，中国又何至于无思想呢？在人类思想中，可以有如西方般的哲学思想，却不能说西方哲学思想乃人类思想之唯一准绳，与唯一规矩！

有人说，中国思想无条理，无系统，无组织。其实只要真成为一种思想，便不会无条理，无系统，无组织。又有人说，中国思想无进展，无变化。此无异于说在中国，则只有某一时期人能思想，此外各时期的中国人，便不再能有思想，此亦属武断。若果中国人能继续有思想，便在其思想体系上不会无进展，不会无变化。又有人说中国思想定于一尊，无派别，无分歧。其实思想本身决然会生派别与分歧。即使定于一尊，但定于一尊之后，仍会有派别分歧。

若说中国思想，太平易，太简单，则试问如何在此平易简单之中，又能有条理，有组织，有系统，有进展，有变化，有派别，有分歧呢？只要它真能有条理，有组织，有系统，有进展变化，有派别分歧，则此种思想还是不平易，不简单。

我们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之分歧。此始成为中国的思想史。我们不能说西方思想已获得了宇宙人生真理之大全，同样不能说中国思想对此宇宙人生之真理则全无所获；亦不能说中国思想对宇宙人生真理之所获，已全部包括在西方思想之所获之中。如是始可确定中国思想史在世界人类思想史中之地位与价值。

今天的世界问题，最主要者，还是一思想问题。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唯心与唯物，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处处矛盾，处处冲突。但在中国思想史里，则并不见有此种矛盾与冲突之存在。今天的中国人，不认自己有思想，勉强要外面接受一思想，来在自己内部制造冲突。于是有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然试问今天的中国，果能真实认识了解中国之旧思想者又有几人？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又果何尝有所谓新旧之冲突？所谓冲突者，其实只是接受了西方思想一外貌。接受了西方思想外貌上所最易显见之一冲突性，而自求冲突。于是认为非冲突即是无思想，于是有“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之口号。颓波所趋，遂有今天中共之所谓“搞通思想”。其实彼辈所谓搞通思想者，骨子里即为反对思想。彼辈误认冲突矛盾为思想之本质。果如是，则思想搞通，即成不通。故革命完成之后，势必继之以清算。思想真搞通了，即成为无思想，于是将重造冲突，重求搞通。如是则搞通复搞通，清算复清算。永远是一个搞不通与算不清的不了之局，而民生憔悴亦将永无宁日。此无他，一则认为人生真理超越人生而外在，再则认为思想本身不能无冲突，无矛盾。遂以此超越人生以外的冲突与矛盾之真理观来强安之于实际人生中，来创造出实际人生中之冲突矛盾，以求符于其所谓之真理。若专就西方思想史之演变言，则亦未尝无一些客观事实可资为证成。但若回就中国思想史看，则殊不见得此种思想之现实性与必然性。故我认为研究中国思想史，不仅对于中国今天的思想界可得一反省，一启示。实于近代西方思想之冲突矛盾获不得解决处，可有一番意外之贡献与调和。至于我言信否，则请先平心静气地读完了我这一部《中国思想史》后再讨论！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